陈俊杰：揭批“低调俱乐部”式公知

【1942年12月，汪精卫与东条英机会面】

抗日战争前夕以汪精卫为精神领袖的“低调俱乐部”一步一步走向卖国之路，中美贸易战前夕中国的升级版“低调俱乐部”的论调、倾向与之何等相似？

一、抗日战争前夕“低调俱乐部”式公知的由来

1932年“一·二八”上海保卫战胜利后，周佛海在南京西流湾8号造了一幢花园洋房并在花坊下造了一个大地下室。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顾祝同、朱绍良、梅思平、陶希圣、罗君强、胡适、陈布雷、陈立夫、张君劢等常来此躲避空袭，顺便常常讨论时局，都对中日战争前景持“战必大败”的悲观情绪。胡适为这里的这个非正式的组织起了个名字“低调俱乐部”，以表示其成员们对当时盛行的“歇斯底里的风气”（指当时国民党主战派及民众的抗战热情）的不满。周佛海在抗战初期曾就为何主和申述了理由：中国现如今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组织的要素，没有一种能与日本比拟，战必败。后来胡适被迫抛弃和平幻想：“和比战难百倍”。他赴美展开国民外交，成了另一条战线上的抗战分子。抗日战争爆发后低调俱乐部成员一度四散，部分成员又集合到“艺文研究会”里。

 “低调俱乐部”主张和平救国，以“低调”区别于那些唱抗战高调的人。周佛海说：“共产党、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日是倒蒋唯一手段。他们因为要倒蒋，所以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战争。蒋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调子压服反对他的人，而这些人就利用蒋先生自己的高调，逼著蒋先生钻牛角。调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钻越深。当抗战到底的调子高唱入云时，谁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调，故主张和平的这一个小集团自我标榜为“低调俱乐部”。

汪精卫没直接参加“低调俱乐部”的活动，却是这个组织的灵魂，无形中形成了以汪精卫为中心的“和平运动”。“低调俱乐部”批评主战派说：“蒋委员长等主战的结果，一个是丢，一个是烧，丢不了也烧不焦的地方，都给了共产党的游击队。共产党以游击战争回避对敌作战，人称‘游而不击’，他们是想借抗战保全实力，待国军消耗光了，他们就可颠覆政府”。汪精卫则说：“主战有主战的道理，不过，主战的目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国家能独立生存下去。如果能达此目的，与日本言和也不失为一种手段。一味主张焦土抗战的、唱高调的应该再坦诚一点，要说老实话。依我看来，日军占领区日益扩大，重要海港与交通路线大多丧失，财政又日益匮乏，在战祸中喘息着的四万万国民，沉沦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为尽早结束战争，我曾多次向蒋委员长进言，要打开谈判的大门”。在绝大多数人的眼中，近代中国固然屡遭列强欺凌、侮辱，千年荣耀损失殆尽，却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百多年的风云变幻中隐现着无数英雄豪杰，一扫之前万马齐喑究可哀的阴霾。殊不知一个英雄是喜剧，十个豪杰是悲剧，更别提近代中国这些人并不是什么英雄豪杰，而是一群目无余子、心雄万夫、信奉“当今之世，如欲治平天下谁我其谁”的救世主。近代以来中国纷乱不已，主要原因并非国力不济，而是这帮救世主们为贯彻自己的强国信念互相征伐所导致。而这群“救世主”里有一位最为极端，最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就是卖国者汪精卫。汪精卫是一个卖国者这是没有疑议的事，然而历史的诡异之处却在于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为其辩护，为其惋惜者层出不穷，这其中包括胡适先生。究其原因，无非是汪精卫投日之前是当时中国风评最好的政治人物，其投日初衷也算是“忧国忧民”的缘故。然而，这一切真的只是汪精卫表象罢了，他与近代中国其他有“救世主”情结的人物本质上并无二致。在他们的心中，真正在乎的永远只是自我的满足，自我的价值实现罢了。汪精卫出走之后立即要求日本彻底轰炸重庆，这里可有半点把“人民”放在心中的影子？在南京明知日本对他纯属利用，和平全无希望，他依旧恋栈不去，一意孤行成立伪政府，这里可有半点把“国家”放在心中的样子？说来说去，汪精卫这样的“救世主”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不管他们打的是什么旗号。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救世主”们迟早会原形毕露。

胡适是“精英”们众口一词称赞的“自由主义”领军人物，改革开放初期西风最劲时，胡适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偶像，温润如玉翩翩君子 ，简直是“民国大师”形象的完美化身。然而，随着越来越多资料的披露，他的近乎“汉奸”的形象又浮出水面：主张对日和谈，支持放弃东三省，参加低调俱乐部，去美国搜罗博士学位……从主观意愿上来说，胡适从来没有想过当汉奸、出卖国家，也从来没有想过做坏事、损人利己。甚至，他一直想做好事，想为国做贡献。但这更突出了事的可怕—想做好事都做成这样了，哪天他想卖国害人，那岂不……其实，胡适是集合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愚蠢幼稚与虚伪于一身的人物。单纯批胡适远远不够，我们要找到他想法的根源，要批判他代表的那个群体。为什么胡适长期主张不抵抗？日军侵略东三省，他告张学良不要反抗；常凯申放弃东三省他专门写文章说做的太好了，谁要抗战谁就是愚蠢，谁因为这个骂委员长他跟谁急；华北对日作战，他痛心疾首，不要打架不要打架！反复电报常凯申要求不要打……胡博士这么做是想为国家好的，是有理由的，根据就是他自己的一套“战争论”。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不同，胡适根据自己几十年的亲身经历，认为两个人打架是因为有仇恨，那么推而广之，两个国家打仗也是因为有仇恨。日本打俄国，打我们，那一定是因为恨俄国、恨我们。然而，我们并没有招惹他，所以这一定是有误会，可能是他们把清朝或什么时候的仇恨算到了我们身上。因此，面对日军侵略，我们万万不能反抗。一旦反抗，本来没有仇也要变得有仇了，本来仇恨不大会加深仇恨。所以，我们一定要和谈，要劝说日本人坐下来，要与他们心平气和地讲道理。只要大家冷静下来，把道理讲清了，日军自然会撤退，我们大家自然还能亲亲爱爱地做朋友，岂不美哉。后来，日军继续侵略，中国已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此时的胡博士转而支持抵抗，但他绝不认为自己之前的想法是错的。他的观点是，这全部都怨那些抗日的人，本来只是两国的误会，本来中日没什么仇恨，本来能求助国联，让他们联系中日领导坐下来和和气气地把事讲清楚，现在就因为这些抗日分子，中日之间真的有了血仇，那就只好打了。这次新披露的文件也能佐证这一点，胡适拒绝汪伪政府的邀请，还劝汪精卫不要“曲线”，“现在主和是亡国”。但他仍然坚持“以前主战是误国”，现在不能和平解决是因为死人太多了，仇恨太深了。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是嘴硬，是虚伪，是胡博士好面子不愿承认错误。但我觉得真不是，胡博士真的是这么认为的。在读胡适文集时我甚至能感受到他厚厚的镜片之后那双真诚善良的眼睛，以及看到军民抗日消息时痛心疾首忧国忧民的表情。（参见《胡适文集》第十一卷）1936年胡适的一篇文章反复强调“仇恨”是主导中日关系的因素，所以他当驻美大使后不急着筹款争取美国援助，因为他觉得那都没用，反而会加深中日仇恨。他要把美国拉进战争，必须让美国人恨日本人。所以他才到处演讲说日本人有多坏，当然，也“顺便”搜罗几十个博士学位。他甚至觉得自己兢兢业业为国献身，多跑几个地方，多演讲几次，就能多让几个美国人恨日本人；只要恨的人足够多了，他们自然会支持打日本。胡博士这套“仇恨战争论”，认识水平近乎三岁孩子。他真的不是坏，而是单纯的蠢。胡适这种知识分子到今天还有很多，而且，我觉得西方的“白左”应该会非常喜欢胡适。2001年科索沃问题闹得正凶，某西方电视台举办了一个讨论会，嘉宾是一个塞尔维亚人，一个阿尔巴尼亚人（双方正在冲突）与一个和平学家（和平学在西方是一个学科）。在冲突双方针锋相对地发言之后，轮到和平学家了。他真诚地建议，打仗是不好的，你们应该放下过往，尊重彼此的不同，宽容对方、爱对方。只要有宽容与爱心就不会有战争与痛苦。这俩对立方此时竟然不约而同地对视了一眼，然后用关爱智障的眼神看向和平学家。齐泽克曾经引用并分析了这个案例，他将这个和平学家称为“善良而无知的”。但其实，无知的善良根本就不是善良，反而可能是灾难。看过通吃岛原来那篇“胡适为什么反对马克思”的话就会知道，造成胡适这种思想的真正原因是他的成长经历。他从小到大都在相对优渥的环境中，从来没有真正接触了解过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状况。白左们也是如此。他们对现实的了解，全部来源于书本、数据与自己相近阶层的人。所以，在他们眼里，冲突大都来源于仇恨，而仇恨常常又是源自文化差异或偶然误会，这些都是能通过“心平气和的谈判”用宽容与爱解决的。胡适反对抗日是因为他无知的善良，而这种思想的根源是阶层固化与学术界的象牙塔化。现在批如果仅仅是批他这个人或批各种实质上的误国卖国行为都是不够的，只有透过现象找到根源才能有效防止“胡适型知识分子”抑或“白左知识分子”在中国的沉渣泛起。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全国抗战的呼声不断高涨，身为卧底的周佛海却随同汪精卫组织“低调俱乐部”，与抗日唱反调，鼓吹“战必败，和未必大乱”的投降主义言论。暗中还与日本侵略者勾结，谋求所谓的“和平”。周佛海曾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早年留学日本，是旅日代表。他曾是中共一大代表、党的创始人之一与中共一大的代理书记。“一大”后，他脱党而去，成为蒋介石的亲信与国民党内的“状元中委”。抗战期间，他又叛蒋投日，成为汪伪政权的“股肱之臣”。在抗战胜利之时，他摇身一变，由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变成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朝秦暮楚，的确值得后人玩味与深思。1897年5月，周佛海出身于湖南省沅陵县凉水井乡。周佛海出世不久，其父病故，家境败落。年幼的周佛海在乡塾接受启蒙教育，后考入沅陵县高等小学堂。后东渡日本留学。1920年暑假，离别故土三年的周佛海决定回沅陵省亲，并与陈独秀组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作为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代表旅日支部参加一大，并成为中共一大的代理书记。1924年回国后，任国民党宣传部秘书，同年9月脱离中国共产党。脱党后，周佛海逐渐蜕化为国民党右派分子，成为国民党右派营垒中的干将与蒋介石的心腹。周佛海以右派分子戴季陶为“榜样”，积极开展反共宣传。深得蒋介石的赏识与重用，负责为蒋介石起草讲话与命令等。成为蒋介石身边的“文胆”之一，颇得蒋的宠信，而周佛海的地位也节节高升。蒋介石先后建立两大特务组织——“清白团”与“复兴社”，即后来的中统与军统组织。周佛海身兼两个大特务组织负责人，成为蒋介石最亲信的大红人。1935年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民众训练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出任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兼第五组组长，国民党中央宣传副部长、代理部长等职。组织“低调俱乐部”，与抗日唱反调，鼓吹“战必败，和未必大乱”的投降主义言论。1938年，汪精卫趁蒋介石发表抗日讲话时逃离重庆，飞抵昆明，周佛海受戴笠秘密指派，随汪精卫及汪的老婆、亲信等人乘坐欧亚航空公司的一架专机，逃到越南河内。汪精卫的伪中央政权成立时，伪政府中的各院，部，会的汉奸要员，都是在周佛海笔下提名产生的，伪政府实际上是周佛海炮制而成，周佛海对此十分得意。在形式上，周佛海地位仅次于汪精卫与陈公博，但由于周佛海直接掌握汪伪政权的外交、金融、财政、军事、物资与特务大权，并且直接掌握一支装备精良、训练严格的伪税警团，因而其在汪伪政权中是一个握有实权的人物。日本投降后解散南京伪政府，周佛海在得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立即向蒋介石拍急电，表示他控制的一万多人的武装能以“完整的上海奉给中央”，并向蒋介石表忠心。蒋介石接电报后，极为高兴，立即以个人名义嘉奖周佛海。1946年，国民党公审汉奸，首先受到审判并被处以死刑的是伪立法院副院长缪斌。接着，陈公博、梅思平、褚民谊、林柏生、陈璧君等汉奸被审判，分别被判以死刑、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但周佛海逍遥法外，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质问当局为何在大小汉奸受到审判时，“独头等汉奸周佛海不知其何以久无消息？迫于压力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审判周佛海。周佛海于1946年被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判处死刑，1947年经蒋介石签署特赦，改判无期徒刑。1948年，周佛海因心脏病猝然死于狱中。

抗日战争前夕与汪精卫一样持悲观看法的颇不乏人，特别是长城战役之后，日本加紧在华北五省搞自治运动前后，晋系的徐永昌便说：“中国今天不但不能出个岳飞，可惜连个秦桧也没有。”盖当时以口号高唱抗日者多，但以实际行动及作法配合中央抗日者少，宋哲元等北方地方军系若不是为日本统战所软化便是为了抗日而急于依苏亲共的张学良，至于西南军系如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等将领，更甚至拿着日本私下供给的经费与武器而在高唱“倒蒋抗日”。

彼时中国内部各派各怀鬼胎，根本就没有抗日的准备与把握，有的也只是为“求败而战者”的抗日高调(阎锡山语)。举目望去，全国皆是“对抗日的实地工作，不能踏实去做，却日日时时在喊叫抗日”(徐永昌日记指责张学良语)，这种情形，看在那些自认较能了解国家真正情况的人，自是着急万分，这种事实，自然会让对国家有责任感的高级知识分子与深知国家底蕴的人不能不悲观了。这方面的人物除了对全局看得较清楚的汪精卫之外，还应包括孔祥熙、王世杰、顾维钧、王宠惠、魏道明以及先前之阎锡山(民二十一年时，阎曾说中国经不起日本几点钟之攻击云云)，以及后来的胡适之、何应钦、程潜、陈布雷等。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期间，上海、平津社会上也有更多的主张立即对日开战的，主要的是主和派所说的“激烈青年、腐化官僚、将死老人”，他们多数是“见鲜浅浮、偏激、执拗、诞妄，较之义和团时代并不进步”(徐永昌日记)的民族主义狂热分子。相对于主张中国应有抗日准备、却不急于求战的，确实是较能理性看待问题，较能知己知彼的老成持重的。卢沟桥事变之后，国人对中日关系之主和主战，更形分歧，即使已面临与日军短兵相接之宋哲元二十九军本身，也分为主和与主战两派。中央方面，在德使陶德曼转来愿调解中日纠纷时，除蒋中正、李宗仁等较主战外，多数国内要人均主张不可放弃和平一途，其中自然以汪精卫及其追随者周佛海为最凸显。特别是在对日军事上，宋哲元自信能守北平三个月，但不到三天北平即失守，刘汝明守张家口，既拒绝汤恩伯之中央军入援察哈尔，但当闻日军已到怀来时，便以“弹尽援绝”为藉口放弃张家口。保定之迅速沦陷如出一辙。平汉路正面二十九军自成一系，既不愿中央军早些入援其防区，又不准中央军预做防御工事，日军一到，又嫌中央军来得太慢，所以第一战区行营主任徐永昌便说，我军失败之原因在于不少领袖对日抗战表面积极，内心消极，打仗时每个将领都已留后手，一经接战，前方自相惊扰，紊乱不听指挥，而后方则到处都是溃军伤兵，缺乏医药收留，败兵扰民则如土匪下山。

目睹此一情况，担任指挥者流泪者有之，大哭者有之。连在前线的卫立煌也说：“以如此军队如此配备，皆不足以守此阵线，如此败退，如此何了。”而早在长城战役中担任旅长的郑洞国将军事后也在回忆录中说，在日军机械化猛烈的火力下，他也只有在望远镜中，看着他的士兵们一排接一排地在战斗中白白牺牲，一个个倒下。而在抗战中担任督战官的一位曹将军事后也说：所谓八年抗战者，国军没有好的装备，士兵们连吃饭都吃不饱，而所以还能与日军对抗者，无不是一级压一级，硬逼着士兵一个个用性命冒锋镝，作牺牲而换来的“悲惨胜利”。八年抗战大多数的战役中，平均中国人十个换日本人一个，中国人不值钱。

中国正式决定积极备战并抗战是在1937年8月7日南京的“国防会议”，主和的意见在会议中已被某些人士指为“汉奸”，而参谋本部估算武器与弹药则仅够6个月之需，开战后军费平均每月至少缺乏两千多万元之数。然而在昂扬的抗日情绪下，这些问题并未获得重视。在这种情势下，主张不可放弃和平交涉的和平派仍认为应坚持“为结束战争而抗战，不是为扩大战争而抗战”。也因为如此，他们其中不少人经常交换促和意见及和平交涉之方案之考量。主和派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在“匡过补阙”，称主张积极抗日的太高调。汪精卫等眼见中国战局日坏而支持议和的军政大员愈来愈少，对时局也就愈来愈悲观，因而对一向高调主战者“暴跳如雷”，大骂反对和平交涉的“幼稚”、“误国”甚至于反责为“汉奸”之外也别无他法可图。武汉失守后日本提出议和条件中居然以蒋委员长下台为前提，主和派望而却步，汪与蒋之间已无互信，距离愈来愈远。汪、周等人最后竟不得不走进日本的圈套，“曲线救国”是可悲也是可怜。

“低调俱乐部”骨干之一胡适真的很低调吗？鲁迅对胡适的辱骂，比如“毒蛇”、“出卖廉耻”、“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这些都不是空穴来风的，胡适确实做过不被国人认同的事。比如他大赞“二十一条”，这是袁世凯政府跟日本签订的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即便如此，胡适还是维护“二十一条”，还鼓吹伪满洲国，参加低调俱乐部。胡适在知识与文学理论上确实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也不能否认他这些大方向上犯的错误，鲁迅骂他是有根源可寻的。但我们却很少能找到胡适反击鲁迅辱骂的章句，他是不是在用“唯沉默是最高的蔑视”反抗鲁迅？鲁迅生前胡适确实未曾冲突，但鲁迅死后胡适给胡雪岩的信中直言不讳：“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狺狺”二字是用来形容狗叫的，而鲁迅生前觉得骂别人的最高境界就是骂人是狗，胡适通过这种形式回击鲁迅，因为死人没法反击了。《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是这样骂死王朗的：一条断脊之犬，还敢在我军面前狺狺狂吠，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这里的狺狺是什么意思还用解释吗？胡适就是在嘲讽已死的鲁迅是“一条狗狂吠”。

二、中美贸易战的“低调俱乐部”式公知盲点

中美贸易战打到疫期，不管从舆论、从微信、网络上看还是从各方的采访来看，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中国经济学家看衰中国，美国经济学家看衰美国。中国经济学家在媒体上一片唱衰：“完啦！遭啦！大难啊！我们糟糕了，一塌糊涂！”；你采访美国经济学家其实也跟这种人一样，“完啦！遭啦！特朗普把美国折腾成这样，美国将来出大麻烦了！”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双方都唱衰自身。都是经济学者，都是专家学者，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双方对自身的缺点都了若指掌，双方对对方的缺点都有所不知。都知道自身一大堆缺点与毛病，中国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的缺点与毛病知道的太多了，美国经济学家也一样。但对对方的毛病知道的不多。那么中美贸易战期间，中国与美国的优势分别在哪里？

中国的优势，第一，制造业优势；第二，市场优势；第三，开放优势。美国的优势是什么呢？第一，科技优势；第二，货币优势，美元；第三，军力优势，不行就打。这是美国的优势。制造业方面，美国长期占世界工业制造的20%以上；日本在高峰时期，大约在1995年1996年，接近美国，占到世界工业制造20%，然后下滑；德国制造业不错，但量太小，长期在世界制造业10%以下；中国2009年与美国达到同一比重，各占世界制造业18%，然后上升，美国下降。中国制造业2016已占世界制造业比重25%，世界第一。这种制造业的优势，任何国家难以取代，而且中国还在上升。现在美国高层有一句口头禅：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理工科人才。中国是首个年度专利申请数量突破百万的国家，占全球专利申请总量近40%，比美国、日本、韩国加起来还多。美国国家科学院的学报讲，44%的中国大学生主修自然科学与工程学，美国只有16%，考虑到中国人口是美国人口的4倍。美国人选修什么呢？法律，金融，医学，因为工资待遇高。按照美方统计，中国本科生每年毕业600万个工程师，即使90%作废也能剩60万。

奥巴马要返回制造业，特朗普要返回制造业，领导拼命号召，人在哪里？工程师在哪里？蓝领工人在哪里？白领技术人员在哪里？曹总在美国搞玻璃厂，雇佣的工人都是四五十岁，实际上四十岁极少，大部分是50岁60岁的，谁给你当工人啊？谁干啊？没人干，非常困难！美国今天面临的问题是他想返回制造业，他回得去吗？人在哪里？单靠政府号召就回去啦？政府号召我就选修工程学啦？我不想学，工程、建筑，没人学的，这是美国今天很大的问题。

美国刁难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华为、中兴、三一重工、联想，都受到刁难。中国安抚美国企业在华的投资，我们开放，你要投资，来啊，我们继续欢迎，我们继续开放，包括金融领域，我们都是继续开放。美国收紧开放程度，反移民法。特朗普讲了，几乎每一个中国学生都是间谍。中国扩大开放程度，他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我们在改革开放。在这个方面我们与美国是完全相反的，这就决定了在贸易战中中方的中长期优势。最近中国股市低迷，大家唱衰，都觉得不好。中国经济学者大量看到的都是中国近期，美国经济学者唱衰美国，他们大量的看到的都是美国经济的中长期，双方视点不一样。中长期对美国非常不利，近期给我们造成了意外的困难，所以感觉这坎儿好像都过不去了一样，其实双方都难。

特朗普46年生，简单的把过去美日经济对决拿过来用在今天与中国的经济对决，80年代末美日经济对决，一个《广场协议》把日本打趴下了，日本直到今天都恢复不了。但特朗普是40后，美国的交班很怪异，60后交班给40后，奥巴马是61年的，特朗普是46年的，他都能完成交班，60后交给了40后，40后上来了，然后拿出对付日本的那一套对付中国，完全不行！80年代末，美日经济对决是产品之间对决，双方都有独立于对方的完整的产业链。美日汽车，干起来了，日本汽车有完整的产业链，全在日本生产；美国汽车完整的产业链，全在美国生产，计算机、电器都是这样，各自都有较为完整的产业链。

全球化经济发展到今天，美中经济对决不是产品的对决，不是汽车产品的对决，不是计算机产品的对决，是撕裂的产业链，这与美日对决完全不一样，40后至今还没有明白这个问题，他觉得关键还是产品。他划分的非常细，中国的几千种产品，其中大量的都是中间产品，不是最终产品。中间产品进入美国，他们还要加工升值，这就影响极大了。因为产业链密切的上下游关系，决定了并非谁掌握了高端技术谁就掌握了一切，掌握中低端的也并非那么容易取代，只是赚取的利润不高而已，我们承认，中低端赚取的利润不如高端，但也不能忽略中低端的优势。美国回不来了，美国想要回到中低端，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已回不去了，工程师在哪里啊？蓝领，白领在哪里啊？没人啦！这些事都由中国人干了。

那好，找一个替代中国的，有中国这个规模吗？有中国这个质量吗？有中国这个创新能力吗？没有！讲美国的高端优势，我们顶礼膜拜，但我们中低端也有优势的，我们正在往高端走，但我们手中也不是一张牌都没有，他们难以替代。产业链的撕裂除了两败俱伤，已无法形成传统意义上的对立格局，传统美日对决，你必须要签广场协议，你不签就完蛋，只好这样，日元升值，最后一塌糊涂，今天你试试看？今天是产业链的撕裂，两败俱伤，对中兴的制裁非常典型，美国制裁中兴，高端芯片卡我们了，芯片卡住了，中兴老总说我们行将休克，大家听了非常震惊，中兴，中国第二大电信设备供应商，世界第四大电信设备供应商，被美国卡了一个芯片就休克啦！大家觉得，为什么我们的经济学家唱衰中国？因为美国太厉害了。一个芯片把中国搞住了，中国就完了。你知道这是产业链吗？中国完了，美国也完了。你看高通怎么办？高通2017年的营业额，红色部分是中国，橙色部分是韩国，美国看这个缝儿，就一条细缝儿，跟人的眼睛眯了条缝一样，高通在美国没有什么销售。2017年高通全球销售营收223亿美元，中国市场占150亿美元，占2/3，比例还在一直上升，而在美国本土，高通营收微乎其微。把中兴制裁，不买美国芯片，高通同时也完了，这就是产业链的特色。

 

特朗普懂这个吗？美国人爱讲，特朗普30年没有任何的教育了，各种培训班他都没进过，我们现在就是培训班，他在这里慢慢接受教育。特朗普的一个大麻烦就是他30年没有接受过任何的培训教育，他一个40后，还停留在过去产品对决那一套，他知道今天是产业链吗？他今天给美国带来了大麻烦。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市场，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生产国。2017年中兴出货4600多万部，超过一半使用高通芯片，中兴休克，高通深受重创！2015年中国政府对高通开出9.75亿美元的罚单，高通十分配合，第一时间交纳，马上就把钱交上来了，并且对国产手机生产厂商专利费打6.5折，失去中国市场是高通无法接受的，这是今天的产业链，这是今天形成的共生关系，这种关系是无法斩断的。

美国深陷经济全球化陷阱，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冲突无法化解，企业的税收大量在海外了，企业的就业在海外了，然后国家还得保护他，国家花了高额的费用，不管是战争还是和平，去保护他，给企业带来这种困境，给国家带来这种困境，所以美国今天的优势正在被化解，他的科技优势、货币优势、军力优势正在被化解，而且不是被人化解，是他们自身把优势化解了。克林顿的高级军事顾问泰森曾讲：美国高科技行业能否抵住中国的挑战，并不取决于美国能否成功地遏制中国的进步，而取决于美国自身保持与支持美国公司创新能力。迄今为止，政府政策措施主要集中在支持煤炭开采、钢铁生产等传统行业，而非创新。特朗普是个老派人物，希望煤炭重新开采，钢铁重新生产，黑烟重新冒起来，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浓烟滚滚，他钟情于传统的工业，拿传统工业与中国竞争！反移民政策严重损害美国科技创新，你到加州硅谷看看，中国移民、印度移民、以色列移民、东欧移民，大量在硅谷。特朗普反移民，你反的是什么？反人才。

再看今天的城市，中国也一样，深圳最活跃，深圳科技创新能力最强，美国很担心深圳未来30年，40年取代加州的硅谷成为全世界研发创新中心。为什么呢？深圳五湖四海，深圳移民。上海这一轮为什么落后了？上海移民很难啊，所以他就落后了。当然，深圳现在移民也有问题，深圳现在移民也不容易了。就是一个地区啊，中国有句话叫做“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人必须得流动，才会有创新。特朗普反对流动，美国就是传统的，宗教的，白人的美国。你能阻断人才流动，阻断直接损害美国科技创新。沃顿商学院经济学家哈里森讲：我们现在在做的不是支持新兴行业而是在救助衰退行业。企业界都对政府的政策不满意，特朗普胃口太大，想干的事儿很多，有点志大才疏，什么事儿都不想干。

宣布国内减税。这做的是不错，企业开心，但政府本来就没钱，这一减税，政府更没钱了。宣布重返月球。美国阿波罗计划之后，废弃了，为什么？因为没钱，登月太花钱了，不登月了。特朗普宣布，重返月球，又得花钱，大幅增加军费，筹划太空部队，军费增加到创纪录的7160亿，军费在美国之后的九个国家，从中国到第10名九个国家加起来总和还没有7160亿多。极大的增加军费，继续严厉制裁俄罗斯，签署美台军舰互停，美台交往法案，恨不得与中国打起来。提出退出伊核条约，又军事威胁伊朗，伊朗又跟美国干了起来。搞全面贸易战，跟各国都过不去。然后2018还大兴基本建设。其实核心就一句话：钱在哪里？打仗要钱，建设也要钱，你有钱吗？美国著名的风险投资者凯西说了一句话：在军费问题上特朗普表现太过愚蠢，只能使得美国政府在破产道路上加速前进。他说：他到哪里去筹措美元？如今俄罗斯与中国已不再购买美国国债，外国投资者也在寻机抛售，假设特朗普成功连任，第二季任期结束，美国政府为财政赤字支付的利息每年就近万亿美元。每年为美国政府贷款支付的利息将近万亿美元，你怎么办？特朗普已债务飙升。特朗普接手了一个不是特别好的摊子，他要在摊子上有所作为，要想把债务压下去非常难。美国的债务一直控制在原来可控的水平，这时基本相当于他的国民经济总量，美国债务现在已超过了国民经济总量，就是说他现在全年的国民经济生产还不够还债的。但这个债务以前是没有这么高的，1776年美国建国，到1980年里根上台，美国全部的多少届政府，两百多年，美国政府债务不到一万亿美元，财政状况还是不错的。但1980年到2008年从里根到奥巴马债务十万亿，为什么？因为其间有2002年阿富汗战争、2003年伊拉克战争，美国债务开始飙升。2008年，奥巴马上台，到2016年特朗普胜选，债务20万亿，超过美国国民生产总值（17万亿），这是对今天的美国来说债务非常严重的，压力巨大的一件事。特朗普发誓要把债务减下来，但现在这个趋势，到特朗普第一任期结束，债务要达到25万亿，彼得·席夫，美国经济学家中唯一一位准确预测了2008金融危机，以房贷引起的金融危机。他说：可能加剧下一场金融危机的大问题是，美国人实际上已身无分文。都在借钱。美国国家债务飙升为什么这么高呢？他的问题是中国的贸易盈余高吗？这不是问题，美国人不存款，美国69%的人存款在1000美元以内，1000美元合人民币不到7000块，放在中国，全家存款不到7000人民币，这不是开玩笑吗！美国就开玩笑，美国40%的人没有存款，69%的人存款在1000美元以下，他们是不喜欢储蓄的。这意味着什么？美国各大银行没有人去存钱，银行没钱，财政问题由此而来。

中国人都存钱，赚点钱就要存起来，中国人储蓄意味着什么？这个储蓄极大的支持了政府，而且我们相信银行不会倒闭的，所以我们没有说经济风险，股市低迷就跑去银行挤兑，我们一挤兑，银行也会够呛。我们没有挤兑，相信政府银行永远不会垮台，有政府的信用担保，银行是一定会还回我钱的。

美国人则是稍有风吹草动就挤兑，本身也没多少钱，都欠债。所以美国现在的大问题，他们国家除了发国债没有别的渠道，从民间收集不到钱，大家不往银行里交钱，69%存款都在1000美元以下，很多美国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的大问题在这。美国不储蓄，中国高储蓄，中国你看指标不漂亮，政府还在那干，为什么？因为政府有民间储蓄，有非常丰厚的资金在银行里。美国怎么办？美国就靠借贷，但借贷要还利息，而这个利息极高，我们的银行储蓄利息很低。

美国现在面临大麻烦，从短期来看中美贸易战结局必然是两败俱伤，长期看，贸易战不但将倒逼两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而且通过一段时间的较量，反而有助于双方找到新的平衡点。中美关系一定能找到新的平衡点，重新平衡。中国的产业链就是平衡点，就是双方的国际分工，就是交叉在一起。最安全的是什么？就是跟对手最紧密的混在一起，你也掰不开我，我也掰不开你。美国好莱坞大片《教父》里的黑手党老大的父亲被杀后讲了一句话：你能给对手最大的震撼是什么？就是能与对手平静地坐在一起喝咖啡。这是对对手最大的震撼，他与我是杀父之仇，我与他坐在一起喝咖啡，他也知道我，我也知道他。我们今天与绝对不是与美国分开，你干你的，我干我的，然后我们就开始冷战，绝对不是这样，我们更要与美国混在一起。有人讲现在问金教授能不能到美国投资，我说到美国投资很好，只要你能进得去，你就干！就怕你进不去，他的限制很严。我们就跟他混在一起，最安全。中国要认清自己的真实地位，坚持扩大改革开放，积极主动与国际接轨，加大对国际产业链的深度嵌入，努力培植扩大内需，最终谁也奈何我们不得。中国介入国际产业链，嵌入越深我们越安全。而且我们现在内需明显提升，中美贸易战如果在2006、2007年发生，对我们的伤害比今天要大。2006年我们的进出口贸易占国民经济总量的63%，今天只占33%，比例大大下降了，因为内需提升了。贸易战在今天对我们也有影响，但不会有2007年时那么大。

中美贸易战让国内公知一篇哀嚎，不管是理论界还是企业界或民间、股市，这种状况以前也出现过。抗日战争前夕国内舆论一片哀嚎：打不过日本，不能打！彼时中国成立的“低调俱乐部”都是中国一流的学者，中国最聪明的大脑聚集在一起，从不抵抗一步一步走向卖国求荣。蒋介石跟共产党在一起讲抗战，高调，吹牛皮，说共产党吹牛皮，老蒋也跟着吹，抗战？抗的过吗？打得过日本人吗？所以他们是低调，包括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都低调，不愿跟着别人一起“唱高调”，别吹，根本打不过。这与我们今天是何其类似！现在中国的公知讲的都是中国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组织的要素没有一种能与美国比，贸易战中国肯定失败。这两者有什么差别？历史在惊人地重复。回顾当年的“低调俱乐部”，除了胡适与陈布雷，其他全部变成了汉奸。陈布雷，蒋介石的文胆，离不开蒋介石，他跟着蒋介石。胡适，老蒋救了他，没有老蒋，抗战一开，胡适也到南京去了，跟着汪精卫走了。蒋介石任命胡适为无任所大使，没有固定的任所，全世界游说，宣传国民政府抗战，胡适拿着老蒋的外交口径去各国宣传国民政府要抗战，等他念了一圈儿回来，汪精卫已成汉奸了，那伙人都成了汉奸了，胡适幸免于难，成了中国大学者之一。好多人喜欢说胡适不得了，但没有老蒋救他，他就完了。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讲：战争的伟力最深厚之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老蒋说要抗战，胡适吃饭时问他：你说要抗战，抗多久？老蒋回他：六个月！为什么是六个月？因为国民党兵工署向老蒋报告，南方北方所有的枪炮弹能供师以上单位打三个月。三个月之后枪炮弹都没有了，老蒋能说抗六个月也算可以了。老蒋只看到了武器的统计数字，而毛泽东讲《论持久战》，毛泽东看到了民众，战争的伟力最深厚之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中国今天不也是这样的吗？中美贸易战最深厚的根源是外汇储备吗？是美国国债吗？是贸易盈余吗？是广大民众！

什么样的民众？华为的任正非，以及他们这批企业家。43岁创业，1987年以27000元集资创建华为，2015年华为全年营收利润110亿美元，2016年，华为国内纳税700亿，海外纳税200亿，将华为发展成了震惊世界的科技王国，震惊了美国人，堵截华为。任正非说：阿富汗战乱时，我去看望过员工；利比亚开战前两天，我就在利比亚，我飞到伊拉克不到两天，利比亚就开战了，我若贪生怕死，何来让你们去英勇奋斗！什么叫企业家精神？什么叫中国企业家精神？这是我们过去以往理论能凸显的吗？中国发展道路没有理论能凸显，中国企业家的这种性格，这种人格，这种创业的耐受性，没有人能超越。2019年美军攻击叙利亚时任正非还在贝鲁特淡定地喝咖啡，这就是中国企业家的精神。

任正非讲过一句话：“除了胜利，我们已无路可走”。这句话超越了我们现在所有的经济理论，这就是今天中美博弈我方的优势，就是毛泽东讲的话：战争的伟力最深厚之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中国社会，中国人这种勤劳勇敢，这种创新能力无可替代，这是中国应对美国发动的贸易战的最大一笔资本。

华为的任正非，1987年以27000元集资创建华为，2015年全年营收利润110亿美元，2016年华为国内纳税700亿，海外纳税300亿，变成一个震惊世界的科技王国，今天把美国人吓得要死，堵截华为。波士登的高德康，1976年八台缝纫机起家，为了完成上海进货，骑自行车往返，驼着布料来回200多公里，下大雨，把布料衣服包得好好的，自己浇成落汤鸡一样。有一次自行车爆胎，他扛着衣服要上公交，被人嫌弃一身汗臭，满身泥泞，然后被推下了车。小裁缝的大梦想，这不是民众？吉利的李书福，只有高中毕业，干汽车很困难，很多人说，你懂汽车吗？你知道汽车是工业社会的皇冠吗？当年收购沃尔沃，中外媒体都丑化李书福，画的样子很丑，一个蛇要把象吞了，再看看今天的吉利吧！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你看中国人这种耐受性，这种创造性，这是经济学家能总结出来的吗？这是股市能计算出来的吗？我们今天的学者在讲什么？中等收入陷阱、马尔萨斯人口陷井、金德尔伯格陷阱……学者告诉我们企业家全是陷阱，寸步难行，太危险了。你看看任正非、高德康、李书福这些人怎么回答的？都是问题，愁死你了，干才是答案，做才是最终的目的。阿富汗战乱时，任正非去看望过员工。利比亚开战前两天，他还在利比亚，任正非说：“我若贪生怕死，何来让你去英勇奋斗？”经济理论能解释吗？

知识不是力量，只有能执行的知识才有力量。灰心丧气发牢骚、讲坏话也是知识，但形不成力量。最有知识的成立了“低调俱乐部”，但有力量吗？人人都是普通的，人人都可能做非凡之事。从任正非到高德康，哪个不是普通的？普通的农民，普通的工人，他们都做出了非凡之事。再谦卑的骨子里也流淌着江河，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真相之后依然选择热爱生活。

 

三、当代中国版“低调俱乐部”式公知何以自贱？

2018年3月23日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正式签署对华贸易备忘录。特朗普当场宣布将对从中国进口的6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就此打响了中美贸易战的第一枪。3天后，胡锡进先生发了一条微博：“仗还没有真正开打，双方在擂鼓布阵，就有人主张割地求和了。没出息。”随后，某公知在这条微博下评论道：“希望打仗有出息？还是希望和平有出息？”这个评论让一向颇受争议的胡锡进都气笑了，他直接正面硬怼道：“用投降换和平没出息，在遭到入侵时敢于迎战，以战止战有出息。”虽然胡锡进“以战止战”的说法如同一加一等于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但在当时依然赢得了很多人的高度认可，相反，某公知“希望打仗有出息？还是希望和平有出息”的说法则引来一片嘲笑之声。竟然有人能将投降偷换概念成“希望和平”，在佩服之余，不得不说这些人的脑回路真够清奇的，竟能将投降说得那么清新脱俗。话说，如果投降等于“希望和平”的话，那秦桧与汪精卫岂不都成了“和平爱好者”？

公知“爱好和平”是众所周知的，可惜傻子都知道，公知要的和平绝非真正意义上的和平，而是靠摇尾乞怜换来的虚假的和平，而且这种和平往往是要付出“割地赔款”的代价的。真正的和平从来不是靠屈膝投降就能得到的。当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与张学良奉行“不抵抗”政策，表面上确实换来了“和平”，但这样的“和平”能长久吗？这样的退让能让日本鬼子收手吗？答案显然是不可能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得陇望蜀，中国一步步退，直至退无可退。

2019年网上流传《中国到了200年来的重要关口，我焦虑得睡不着……》的“奇文”，有人竟为中国的未来“焦虑得睡不着”，赤子之心跃然纸上，多么让人感动啊！但看了文章却发现，这哪是什么赤子之心，分明是狼子野心。此文作者回顾了苏联与日本惨输给日本的历史，言外之意无非是说历史上与美国作对的都没有好下场，很显然，这位作者在暗示中美贸易战中国如果“一意孤行”极有可能会步苏联与日本的后尘，如此，难怪会“焦虑得睡不着”了。不得不说，这位作者的历史知识是有片面性的，为什么就不想想抗美援朝战争与越南战争呢？这么一想岂不是就能舒舒服服的睡一觉了？当然，那位先生未必真不知道抗美援朝战争与越南战争的历史，只是选择性忽视掉了而已。论据是为论点服务的，如果都说美国是如何输的，还怎么得出中美贸易战我们必须投降的结论呢？该文充斥着投降的味道，妙就妙在，这位作者几乎通篇没有提到投降两个字，就算说了，也不忘了贴心的给投降加个双引号。我不知道这位作者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大概是因为直接说投降比较麻烦吧，就像汪精卫当年也是用了“曲线救国”为自己的投降打掩护一样，现在的公知也要为他们的投降论调涂脂抹粉一番。比如，某公知将投降偷换成“希望和平”，又比如，这位作者将投降偷换成“务实”。

最近关于中美贸易战，民间的声音一边是主战派，一边是求和派或“投降派”。我脑海中忽然回到了当年李鸿章与翁同龢的争论。翁同龢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指责李鸿章，大意是说，“你怎么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朝廷给你那么多钱，建立强大的北洋水师，必须打！”李鸿章则比较务实，反问翁：“你知道我们主力舰的航速、射程与日本的差距吗？”翁同龢是“道德治国”的典型代表，对工具参数没有概念，日本军舰一分钟打3炮，我们一分钟打1炮，打慢点不就是了。为了说明投降的必要性，这位先生以甲午海战前李鸿章与翁同龢的争论为例，试图证明在中美贸易战中“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民间的主战派是多么的无知与错误。甲午战争早已尘埃落定，洋务运动的最大成果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但这位先生没有将甲午战争的失利归因于李鸿章，而是归罪于主战的翁同龢。一褒一贬，这位作者的立场已一目了然了。听话听音，这位作者显然是想说中美贸易战必须听这位作者那样的“务实的声音”，而不应该民间“主战的声音”，否则甲午海战就是“榜样”，赤裸裸的恐吓啊！有必要纠正的是，这位先生说甲午海战中日本军舰射速比中国军舰快确实是事实，但这位先生是否知道当时中国军舰比日本军舰的大炮的口径更大、射程更远呢？这明显是双方互有优势才对啊。那么，到底谁才“对工具参数没有概念”呢？实话实说，我对李鸿章与翁同龢到底谁对谁错根本没有兴趣，我有兴趣的是这位作者为何要将主战的翁同龢的“道德治国”打上双引号，看来这位作者大概也知道投降论调是见不得人的的下三滥吧。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金灿荣曾戏言：当代中国的公知们用自己的刻薄与浅薄掩护了中国的战略崛起，美国的情报部门一定是恨死他们了！自特朗普上台以来，中美关系的弦也越绷越紧。随着特朗普将疫情甩锅给“武汉病毒”，中国最亲美的观点是：贸易战都是中国不兑现WTO承诺的原因，谈崩了是中国毁诺，都是中国的责任。有一大帮（这些自由知识分子认为自己能代表大多数中国人）中国人希望贸易战中国打输。因为有一帮中国人希望中国输，中国是失道寡助，亲戚畔之，贸易战中国必输。不同的立场导致不同观点，没必要上纲上线，也没必要平白无故的生气，首先还是要把性质分清楚。按Chairman Mao说的，搞统一战线工作，要“团结-批评-团结”。首先，中华民族还是要搞好自己的团结。

“亲美派”有两类人，一类人是屁股已坐在美国人一边，衷心希望美国好中国完蛋。这类人推上有不少，国内不多。这类人中的太多人已移民美国或西方国家。他们离开后，希望中国越差越好，越差越能体现自己离开决策的正确，在留在国内的人面前更有优越感。对这类人，他们已是从国籍到内心都是美国人了，站在美国立场理所当然。比如之前在飞扬军事论坛活跃的一个党史作家，在国内时还故作公允，跑出去之后的恶毒，简直耸人听闻。比如，他主张全世界所有国家联合起来彻底覆灭ZG，说中国人是禽兽脑残。说华为是人类公敌，华为不死，全球难安。”那些从身体到精神上都投奔美国的人的恶毒是正常人完全无法想象的，这种论调我们就当是狗吠吧，既不用听也不用理，看他们能坚持叫多久。反正他们也放弃了与自己母国的任何联系，中国的每一次挫折在他们眼里都是他们英明决策的一个证明。买股票踏空了，不免也会期待股市崩盘。在中国也有一小部分人身在中国没移民，也移不出去，但以美国人自居，自认为自己是美国利益的代表，这种人只能说是“傻”了。对这种人，理他们是多余，我们只需做好自己的事，证明他们的决策是错的。另一类人的屁股还是坐在中国一边，希望中国好。这里面包括很多美籍华人，他们即使入了美籍但还是希望中国好的。绝大部分亲美派都是这一类，他们相信美国的宣传，觉得美国是真心的对中国好。他们也会担心美国的强大，担心中国打不赢，还不如早点妥协。他们认为，因为美国本质上还是对中国好的，即使妥协，也不会太过分。妥协对中国是更好的选择。这个稍微有点天真，但并不奇怪，也不应过于苛责。一个国家的本质与真实意图并不是那么容易看清楚的，抗战时的“低调俱乐部”里也不都是汉奸。

我们现在回看历史都会觉得中日关系从甲午战争开始就是日本步步蚕食中国，如果有人现在认为日本在二十世纪初的国家战略是中日友好，日本会真诚的帮助中国复兴强大。日本的目标是中日两国并立在东方共存共荣，我们现在肯定觉得这个人是神经病，傻白甜，日本人这么明显的野心都看不出来。但这如同事后诸葛亮，当时的中国人并没有能预测历史的水晶球。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那时的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是不可能这么直接了当的。

甲午战争后日本割走台湾澎湖，赔款2亿两，日本的野心已昭然若揭。但以大学问家梁启超的智慧，一开始也没看出来。在辛亥革命前后梁是真心相信日本会帮助中国复兴强大，日本会接受中日两国并立东方。他觉得日本人可爱可敬，日本爱中助中。二十一条曝光之后，他觉察了日本之凶，但没有觉察日本之毒。直到1920年左右他才认识到日本的真相与可怖之处，在对日本的立场上随之而有了转变。举这样的例子并非认为美国对中国会像当年日本对中国一样，只是说一个国家的本质与意图不是那么容易看出来的。在本世纪初，很多梁启超这样的人都认为日本是诚心诚意的帮助中国，希望中国复兴，并立为东方两柱石。很多人的日中友好的幻想，直到七七事变时才破灭。梁是聪明人，日本甲午把中国打得这么惨。割走台湾澎湖，赔款2亿两。这种情况下，在辛亥前后，梁启超都能相信日本真心是对中国好的，中日友好共存共荣。改革开放以来美国与中国和平相处了将近四十年，刚刚有点贸易战技术战。现在国内又有公知认为贸易战是美国真心为了中国好，如果对照当年的“低调俱乐部”也不是那么不好理解。

梁启超下野后，日本人为了利用他的政治剩余价值，随之不惜动员官军商民，全力服务帮助梁启超。按梁的原话“虽孝子慈孙之事其父祖，不能过也。” 梁苦思之下，幡然醒悟。日本为啥对他这么好，还不是因为他有政治剩余价值，能做为分裂中国的筹码。想清楚了之后，梁“毛骨俱悚，不寒而战。”礼下于人，必有所求，对你好的不一定是喜欢你，而往往是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的。以甲午战争中国失败之惨，以梁启超之英明，也要花二十年才能认清日本的真面目。现在有些国人对美国有好感，为美国说话，不足为奇，也没必要过于苛责。

特朗普上台对中国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他噼里啪啦一阵乱打，暴露了美国的本质与意图，让国人清醒自知，也促进了国人的团结。遏制中国并非是特朗普自己的观点，而是美国上下的共识。完全不能抱有侥幸心理，认为特朗普下台就能解决中美争端问题。纽约时报算是最反对特朗普的媒体了吧。纽时的专栏作家弗里德曼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内容是“特朗普这样的总统，是中国应得的报应。”弗里德曼是特朗普的持续批评者，同时也是全球化的倡导者。但他在对中国的态度与特朗普没什么不一致的。民主党也在批评特朗普对中国不够强硬。纽约时报的一个专栏作家用“窥探、盗窃、绑架、欺骗、污染、破坏、FB、核扩散与霸凌”来形容中国，美国朝野上下对中国的敌意是跨越两党甚至跨越阶层的。

刚打关税战时，中国的亲美派还在说贸易谈判破裂中国责任很大，美国追求平等贸易无可厚非。但在美国在没有任何理由，违背自由贸易原则发动对华为的封锁时，这些人也找不出为美国辩护的有力论据了。财新的一个专栏作家就是一个例子。这个作家是比较喜欢美国的，喜欢到发说美国不好的微博内心都会感到不安。但即使这样的亲美派，都无法支持特朗普封杀华为供应链的做法，都为之愤怒不已。如果其他的美国政治家，会说很多冠冕堂皇的话，把遏制你的做法藏在后面。这种伪装是让很多人丧失警惕的。特朗普的真小人的极限施压，却让绝大多数的中国人认清现实，团结起来。而这种团结对中国是非常难得的。

特朗普的策略是极限施压，关税战技术战，挥着大棒一顿乱打，打疼了中国，顺道也打了几下美国的盟友。民主党的策略是什么呢？是联合盟友然后温水煮青蛙。TPP就是一个例子，美国让利给盟友，联合盟友一起对付中国。美国发动的贸易战对中国而言更危险的是什么？温水煮青蛙，麻木不仁坐以待毙。

抗日战争时期蒋百里曾说：“中国不怕鲸吞而怕蚕食。” 温水煮青蛙是最危险的。如果日本在七七事变前，采用了918事变策划者石原莞尔的国家战略，我们可能永远也收不回东北了。石原的策略是什么呢？拿下东北后，用20-30年消化，在这个期间，维护与中国的关系，不要进攻华北，不要得罪美国。我们应该庆幸二战时日本的统治者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实力。如果真的日本停留于918后的成果，二战不站队，不进攻华北华东，慢慢一步步蚕食中国更危险。

特朗普所作所为第一让国人团结，第二让国人清醒。对华贸易开出的不平等条约让国人看到美国的霸道，而对华为的封锁让国人意识到自己技术与实力的不足。梁启超说他自己对日本态度转变有几个节点。袁氏称帝后觉日人可恶，二十一条后觉日人可恨。华为事件也让很多中国人看清了美国的本质。所以，特朗普的极限施压让国人清醒，让国人团结。Chairman Mao 曾经对日本访华代表团说过这样一段话：“你们是我们的先生，我们要感谢你们。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 特朗普对中国的极限施压，也起到了这个效果。特朗普所作所为对中国的第三个好处是这些做法无可挽回的伤害了美国的软实力。这次对华为的无理由禁运摧毁了全球对市场经济、自由贸易、多边协议与国家间的信任。这些是美国一直维护坚持的，也是美国最重要的软实力。关税升升降降很正常，达成协议之后关税随时能取消，但这种软实力与信任的恢复是非常难的。全球化建立在各个国家之间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每个国家都默认上游企业在商业合理的基础上会向自己供货。特朗普把这种对上游供应链的信任作为一个贸易谈判的筹码来使用，简直是不择手段了。商业上这种策略没啥问题，双方失去信任大不了老死不相往来，互相之间不做生意了。国家之间这么玩，后果将相当严重。最后的结果是每个大国都不敢完全相信全球供应链了，都要自己搞一套备胎防止卡脖子。特朗普能对华为这么玩，把华为做为与中国贸易谈判的筹码，未来对欧洲或日本，也难保不用类似的手段。

一战开打前英国外交大臣格雷曾说：“整个欧洲的灯火正在熄灭。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将不会再看到它们被重新点燃。”特朗普的行为也许会让全球化的灯火在全世界熄灭，这也许就是特朗普的本意，也是支持特朗普的激进选民们希望看到的。然而，退潮了才知道是谁在裸泳。真正在全球化浪潮中真正获得最大好处的是中国还是美国，也只有在全球化退潮后才知道了。面对当代中国的升级版“低调俱乐部”公知言论，我们看看就行了，没必要生气，也没必要太理会。他们也许只是一时没有看清楚。中美之间一定要经过一场斗争，斗争的目的不是打败美国，而是让美国给中国留出发展空间，彼时的中国公知还是要用脚投票的。

四、“低调俱乐部”式公知战“疫”的前途

从1938年武汉战役到2020年武汉战“疫”，中国公知的应对进步否？

毛主席有句名言：“中国人是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这才是对待战争与和平辩证的态度。反观某些公知战争还没开打呢，就开始哭哭啼啼找出各种不能打的借口，与民国时期的“低调俱乐部”何其相像？只是，民国时期的投降派至少还知道投降论调见不得人而选择了“低调”，哪像今天某些公知那样宣扬投降还宣扬的理直气壮趾高气昂？坦白说，真的是活久见。

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为政治服务的，如果和平方式能达到目的，那确实是能不战争就不战争，但如果敌人才喊两嗓子吓唬吓唬你，你就恨不得马上跪地求饶，那你是不是有点太低估自己的同胞了？

中华文明是惟一延续五千年没有断绝的文明，能延续至今显然不是靠投降投出来的，而是打出来、拼出来的。每到历史关头，总会有英雄站出来带着民众负重前行，他们从不服软，更不服输，这些人才是中华民族的脊梁，而不是那些屈膝投降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软骨头。现在每年“九·一八”恐怕都会有公知“反思”：如果当初蒋介石与张学良没有不抵抗，那还会有后来日本鬼子的全面侵华吗？历史无法假设，但起码我们知道了，“九·一八”那样靠“不抵抗“换来的苟且偷安绝不是真正的和平。投降任何时候都是没有出路的，正如民族英雄杨靖宇直逼灵魂的一问：“老乡，中国人要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

抗日战争期间，“低调俱乐部”一边躲避轰炸一边预言“我们肯定打不赢”、“对抗战感到悲观”，还“讽刺那些坚定要与鬼子干到底的‘爱国贼’”。很难想象，如果说当时的中国人都效仿低调俱乐部，那么抗战会是怎样一种走向。历史已证明：面对着强大的侵略者，只要中华民族团结一心浴血奋战，终将获得胜利！是不是觉得很耳熟？没错，此次中西方舆论战是关乎价值观生死的“搏命战”，西方必须全力以赴，不会手下留情。这时却又有一些国内的“知名人士”面对西方舆论对中国的诸多抹黑时呼吁大家保持“冷静”。如果有人对西方的抹黑反驳，他们说这叫做“民粹”；如果西方舆论提出“中国哪里哪里没做对”，他们立刻开始“反思”；当西方舆论嘲笑中国疫情处置不力时，他们跟着叫好。当西方舆论开始造势，说如果它们好不了，中国经济就要完蛋时，他们立刻点赞。

 

可明明也是西方，在这种情况下依然对华为动手，对此他们却视而不见。当中国的网友看着西方国家因为自己作死闹成这样，理所当然吐槽时，他们说：你们的良心呢？可他们却对西方国家为了争抢物资暴露的海盗行径视而不见，也忽视了我们国家目前已援助了超过100多个国家！到底是谁，真正想要帮助世界控制疫情？清者自清。平心而论，我自己也不是一个愿看到排外情绪高涨的人，因为我知道这对国家发展不利。但就算我呼吁大家冷静，也是让大家就事论事，该吐槽的没问题，不该吐槽的别扩大化。但这些“知名人士”说出民粹甚至“义和团”的话语后，性质就完全不同了。因为他们的话语其实是在否定自己的同胞，将同胞视为不可救药的乌合之众。本质上还是那一套“西方没有错”的论调，在10多年前的公知鸡汤中屡见不鲜。但在这次西方破釜沉舟的舆论战之下，遭遇攻击的可不仅仅是名流嘴里的“民粹”，而是全体中国人，甚至包括海外华人，以及肤色相同的亚裔。如果我们能赢得这次舆论战，让全世界看到中国价值观的力量，那么在有生之年，也许大家走在国外时，都能更有自信地昂首挺胸。一旦失败……被激起仇恨的外国民众，可不会因为你说过几句好话，就把你视为自己人。醒醒吧，当代中国“低调俱乐部”的“精英”们，浪子回头为时不晚。

尽管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选择在中国人准备欢欢喜喜过大年时候，以来势极猛的态势发起突袭，但经过一个多月轰轰烈烈的抗疫人民战争，中国将在不久的将来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新冠病毒，这已没有什么人——包括那些最喜欢唱衰中国的人在内——怀疑了。回想起来，这真是一幅非常戏剧性的画面：一个多月之前，中国是还一块“洼地”，被许多国家，尤其是美国视为“疫区”，纷纷颁布了严厉限制中国人入境的措施，滞留在这些国家的中国人中，有很多人仅仅因为“形象”就会受到歧视。还有一些曾为英国、日本殖民地的地区，则借机落井下石，搞一些禁止口罩出境之类令人啼笑皆非的小动作。也就是刚刚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中国却已艰难同时潇洒地完成转身，从“洼地”变成了“高地”——我们已把猖獗一时的新冠病毒包围在武汉。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不仅击溃了新冠病毒，也击溃了以某“作家”为首席吹鼓手的新版“低调俱乐部”对抗疫斗争的干扰与阻挠。中国变得更加团结了，中国人民对自己的社会主义传统更有信心了，中国的抗疫队伍也得到了锻炼，被证明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一流队伍！与新冠病毒在中国逐渐被消灭的状况相反，在中国遭到迎头痛击的疫情，开始在东亚、在中东、在南欧、在北美，总之在世界越来越多地区攻城略地，泛滥成灾。更令人担忧的是，与在中国受到重兵围剿不同，新冠病毒在很多国家并没有受到强有力的抵抗，有的政府甚至采取鸵鸟政策，寄希望于让病毒自生自灭。很自然，已取得初步胜利的中国成了21世纪人类抵抗新冠病毒的中流砥柱——向其他国家的人民捐赠物资，分享自己宝贵的经验，派出了富有经验的志愿专家团队！好莱坞喜欢在自己电影（比如《独立日》）中把美国塑造成人类拯救者的形象——从外星人、不明生物、丧尸的入侵中拯救人类，但这些都是想象与虚构。可这一次，从新冠病毒的入侵中拯救人类，这是中国正在做的大事！

与这样一副威武雄壮的画面极不和谐的是，中国国内竟有人跳将出来，带着满满的道德优越感，要中国向世界道歉！一位是著名主持人阿丘，还有一位“六神磊磊”，都是主动拿屎盆子朝中国自己头上扣。如果仅仅只有他们两位，那当然不值得写文章回应，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这种在“世界”面前诚惶诚恐，“我们很卑贱”的心态，其实在相当一部分精英心中都存在，他们的心态与论点都很有代表性，与民国版“低调俱乐部”异曲同工，这就有必要警惕了。比较中美两国的精英，在各自国家遭遇意外不幸后的反应是很有意思的。美国的精英总是习惯性地把对自己的攻击当成是对人类的攻击，俨然以人类代表自居，把自保行动说成是保卫人类的行动。但中国的精英（不是全部）则总是习惯性地、下意识地，把自己遭受的不幸当成是给“人类”增添了麻烦，甚至当成自己的罪孽。这是一种什么心态？这是一种自甘贱民的心态，或说是一种奴婢的心态。贱民或奴婢是没有主体意识的，他们甚至会把自己的存在本身都视为一种累赘或麻烦。打个比方。一个“完美”的奴婢，如果摔断了一条腿，他不会抱怨主人没有给自己提供安全的工作条件，而是对主人充满歉疚，觉得再也不能为主人效劳了。受了伤，反而被他看成是自己的罪过。阿丘、六神以及赞同他们的精英，在“世界”（他们往往把“西方”称为世界）面前，其基本的心态，就是这种贱民心态、奴婢心态。正是在这种贱民心态的支配下，才会在中国正站在人类前面抵抗新冠病毒，成为抗击新冠病毒的堡垒时，极不合时宜又极为“自信”地要求中国向“世界”道歉！如果他们在内心深处承认中国是这个世界中拥有全部权利的平等一员的话，难道不应该为中国首先开始抵抗新冠病毒而自豪吗？在这场“全球化”战“疫”中，中国客观上在领导全世界的抗疫斗争，但一部分中国精英仍然觉得以奴婢事人才有安全感。由此看来，证明文化自信仍然是中国崛起的短板之一，中国有必要尽快对“低调俱乐部”式公知清理门户。

（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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