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作了新概括，实现了基本经济制度由单一所有制制度向包括分配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内的体系化制度转变的突破。
在构成基本经济制度的三项内容和层次中，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是整个经济制度的基础，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性质的总体格局；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结构是所有制结构的利益实现，决定了共富共享的总体格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决定了市场与政府双重调节的总体格局。
这一新概括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原理的坚持和发展，也体现了新时代我国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治理的经济制度要求，我们必须科学把握和积极贯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新概括，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体系化。
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是整个经济制度的基础，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性质的总体格局
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和不断探索，最终找到了通过建立先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钥匙，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基础性的经济制度，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对整个社会制度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具有决定性作用，因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强调通过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革命从而实现社会制度的变革。
新中国建立以后，根据经典社会主义关于所有制的理论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单一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开启了独立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踏上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征程，国民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也为其后的改革开放准备了较为充分的物质技术条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认真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中所有制关系的经验和教训，逐步开始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进行调整，开启了通过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开放的进程也是对所有制结构关系进行调整的过程。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为被长期禁锢的个体经济发展扫除了政治障碍。党的十二大提出：坚持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和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方针，多种经济形式主要包括农村和城镇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我国经济的基础制度，决不允许破坏。
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应以公有制为主体，对于城乡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都要继续鼓励它们发展。公有制本身也有多种形式。私营经济是公有经济必要和有益的补充。中外合资企业、合作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必要和有益的补充。
党的十四大提出：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不同经济成分还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
党的十五大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科学论断，具有里程碑意义。
党的十七大除继续强调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外，补充了“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新内容。
党的十八大提出：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特别是关于“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的论断，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理论的创造性发展，是又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理论成果。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基本经济制度与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等13项制度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体系的基础性制度，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资料所有制更加成熟定型。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探索作为根本经济制度的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重点发展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同时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健全支持非公经济发展的法治环境和政策体系。要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重点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完善农村家庭经营与集体统一经营相结合的基本经营制度。
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结构是所有制结构的利益实现，决定了共富共享的总体格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是“人口多、底子薄”的经济社会状况，新时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依然是我国经济社会的基本特点。我们需要通过探索更加灵活有效的分配制度，激发广大人民潜能和创造性，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更加丰富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和生态财富来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是由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按劳分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支柱，是公有制经济的消费品分配形式，是公有制在分配关系上的实现。
简要回顾党带领人民艰苦探索的历程，也就不难理解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的实践必然性和理论必然性。
党的十三大提出要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实行多种分配方式。按劳分配为主体与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相适应，体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关系和社会主义劳动性质的客观要求；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相适应，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关系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
党的十四大又提出，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运用包括市场在内的各种调节手段，既鼓励先进，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也在赋予“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以新的实践成果和新的理论内涵。
党的十五大强调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
党的十六大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丰富和发展了分配制度，赋予了分配制度崭新的内容，比如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规范分配秩序、合理调节过高收入，扩大中等收入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水平等等。
党的十七大对“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作出重大调整，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既体现了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认识的不断深化，又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对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创新和发展。
党的十八大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内容，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上升到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高度。第一次明确提出“两个同步”和再次强调“两个提高”——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两个同步”和“两个提高”赋予了分配制度动态发展的特征，不仅具有顶层设计的制度规定性，也具有政策层面的指导性和操作性，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根本要求，就是共享发展，共同富裕。
党的十九大在三个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内容，要完善按要素（产权）分配的体制机制，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提倡勤劳守法致富，扩大中等收入人群，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把收入分配纳入法治轨道；通过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增加居民收入。
经过近30年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日趋成熟定型。《决定》把“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分配制度的“四梁八柱”已经成熟定型，必须长期坚持。具体包括：
按劳分配和按要素贡献分配相结合的初次分配制度。多劳多得、保护劳动所得，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社会主义分配的基本原则，是尊重劳动、劳动光荣的具体体现，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体现；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按贡献分配则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创新驱动发展理念的要求，体现了新技术革命发展的新要求，特别是把数据作为生产要素，体现了大数据时代数据对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作用。
国民收入再分配制度。再分配主要是国家利用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主要手段对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分配关系进行调节，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体现，是共享发展的具体体现。
第三次分配制度。《决定》在党的文献中首次提出“第三次分配”的概念，是对分配制度的重要发展。通过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发挥第三次分配在社会救助、扶弱济困方面的重要作用，实现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科学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科学、规范、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能够激发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共同创造美好生活。鼓励勤劳致富，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把收入分配制度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
这种立体化的分配制度体系为我国始终沿着科学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实现共享共富目标提供了强大的制度保障。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决定了市场与政府双重调节的总体格局
从本源来观察，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在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和发展条件下，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可以具有决定性的反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探索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创造，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没有现成答案可寻。
恩格斯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同样道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不断完善，也应当从中国经济实践中去寻找答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由此开启了运用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的大幕，踏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探索和实践探索之路；
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范畴，进而提出了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的论断，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大论断，阐明了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
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本身不具有社会制度的规定性，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可以融合；
党的十五大提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要坚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作出我国已基本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判断和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部署，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开辟了新的道路。
党的十八大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建设实践，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具体实践的新要求，提出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党的十九大再一次强调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国家制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体系，包括高标准市场体系、公平竞争、产权保护、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消费者权益保护、资本市场、发展先进制造业振兴实体经济、振兴乡村和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等制度，以及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其中，均须更好地发挥市场在一般经济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制度。
总之，在构成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三项内容和层次中，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是整个经济制度的基础，决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性质的总体格局；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结构是所有制结构的利益实现，决定了共富共享的总体格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决定了市场与政府双重调节的总体格局。
这一新概括是新中国70周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结晶，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原理的坚持和发展，也体现了新时代我国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治理的经济制度要求，我们必须科学把握和积极贯彻。
作者：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首席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学部主席团成员，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王朝科，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前线》2020年第5期，原标题“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新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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