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龙安志作为一名律师从美国来到中国，在中国工作生活30多年，他先后撰写出版30多部书籍，论述中国经济改革、亚洲金融和可持续发展，成为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见证者和经济改革的参与者。他不仅是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政治经济学家，还是一位深谙中国文化的导演，可以说是一位实打实的“中国通”。
疫情期间，龙安志先后居住在美国、中国，感受这场疫情给两国社会带来的变化。对此，他有怎样的思考与感悟？面对当前部分西方政客与媒体对中国污名化的行为，他又持怎样的观点？今年春节前夕，龙安志和家人一同飞回美国，准备和在美国读书的儿子团聚。本来计划在美国待十几天就回来工作的他，却怎么也没有想到，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形势的迅速升级，这一计划只能一拖再拖。
龙安志：“其实我在春节的时候就到了美国，因为二儿子在洛杉矶读大学，家里就想在春节一起聚聚。所以我在1月24日到了美国，基本上2月份我在美国。”
正是留在美国的这段时间，让龙安志有机会了解到美国人民在疫情初期的真实想法。龙安志说，当中国已经对新冠病毒严阵以待时，美国民众显然还并不重视，甚至认为中国的隔离措施有些“过了”，这让他感到十分震惊。
龙安志：“说实话他们认为这是中国的问题，不会到美国，不会到别的地方。他们以为没有飞机，就会完全隔离出来。我离开美国回中国前一两天，我在旧金山的硅谷跟一些美国最顶级的科技专家吃饭，他们就感觉这个疫情不是一个事儿，就是一个感冒，感冒就感冒吧，传就传无所谓，不用那么多隔离。中国不应该隔离的，应该是大家都可以互相见面，这样对大家的情绪好。我就傻了，我说你们应该是社会里最懂的，但其实你们根本不懂，而且完全是从一个个人、自我的思维方式来考虑问题。我不管美国有多大科技（实力），就是这种态度来说，（防控疫情）那就没戏。”
一个是体制，一个是文化
3月初，龙安志回到了中国，并按照要求配合隔离。他说，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武汉地区暴发后，让他首先想到的是2003年非典。他曾经经历过那段时期，因此深信中国政府有经验、中国人民有决心、有能力解决这次危机。事实上，中国也确实做到了。他认为，中国能够在短时间内控制住疫情，离不开中国政府对疫情的信息公开，以及自上而下高效协调的动员机制。
龙安志：“因为在中国是各方面掌握的信息判断决定我们就是要隔离，全国要隔离，基本上从上到下大家都（是）合作的。而且这个系统从上到下都通了，信息都通了。这事情是因为通了，（所以）做个决定，能够落实到底，落实到每一户，每一个胡同里，每一个村子里，这是体制的功能和体制的效率。这个系统是很有中国特色的。”
此外，龙安志还深切感受到，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民这种克服疫情危机的能力也反映了一贯的“大家”精神。
龙安志：“除了系统以外是一个文化，很多的措施不只是考虑我自己的，是考虑大家的，考虑每个人。很多的做法不只是（考虑）中国是考虑全世界，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我觉得从这方面来说，这是一个文化。所以你不能就考虑很单面的一个，你必须看到考虑是多方面的。一个是体制，一个是文化，那就能够逐步把疫情控制到一个能控制的范围内。”
龙安志说，当全球性灾难来临时，总是可以看出不同文明面对恐惧的不同心态。以美国为例，对疫情的反应很快就呈现出了政治化色彩，对疫情的防控增添意识形态的立场，再加上全国上下缺乏协调，民众自我意识强，这些都使得美国疫情难以得到快速控制。龙安志：“比如说在美国，在这个时候我不管是哪个党，都应该团结来解决大问题，都不是，都是把疫情的事情在美国马上政治化，你戴口罩、不戴口罩都代表你是靠哪个党或者哪个思维方式、意识形态。而且体制也不是一个很协调的机制，也不是一个完整的机制。各州有各州的决定，各城市有各城市的决定，各医院也有各医院的决定，所以没有协调。从这方面来说，他们没有一个统一的声音。第二是很多人不管别人，就认为这是我的自由，我可以去玩，可以跟朋友聚一聚的，从这方面来说很多的问题突然能看的很清楚，水落石出。”如今，全球抗疫尚未成功，中国却被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尽管中国的方法和经验已得到世卫组织和联合国的充分认可，但仍有人发表诸如“中国病毒”等言论，企图煽动种族歧视和排外情绪。对于西方某些政客和媒体的不实言论，龙安志说，很多海外的媒体报道是比较偏见的，可能有这几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西方的媒体这几年不了解中国的情况，然后按照他们的意识形态来报道中国的事情。有的时候根本不了解，也不去调查。当然，西方的媒体都根据他们的政府来走，但是这个事情很混乱的，因为媒体也不了解疫情的重要性。在中国防疫最为紧张之际，中国的许多做法还被西方舆论批评为侵犯“人权”，不够民主。纵观这一次各国防疫，“人权”在被标榜的西方国家是否得到了应有的保障？中国又到底有没有侵犯“人权”？
谈到这个问题，龙安志认为，什么是人权的问题值得思考。
龙安志：“你看这个问题，中国是所有人要隔离，所有的生命都有价值，不管你有钱、没有钱，都是平等的。我知道在武汉有些90多岁的老人家也被救了。但是西方是什么观点？有钱的人可以治病，没有钱的人对不起你回家。有的国家觉得，年轻人以后可以提供给我们的经济更多（力量），赚更多的钱，缴更多的税。我觉得这事情很奇怪的，我们打了很大的一个问号，什么是价值观点？”
国家有边界，病毒无国界。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战役”当中，没有一个人可以独善其身。当下，龙安志最担心的还是各国疫情是否能得到有效的控制，他呼吁世界各国真正携起手来，团结一心，专注科学抗疫，放下无谓的声讨。
龙安志：“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得团结，交流科学的问题。不要谈谁对谁错。当然各个国家当地的国情是不一样的，文化是不一样。所以（要思考）每个地方怎样把积累的经验能够利用，能够解决问题。”
采访尾声，龙安志坦言，在中国生活了30多年，他见证了中国许多次改革，也了解中国的潜力。面对危机或挑战时，中国政府精心领导，中国人民众志成城。他相信，这次疫情过后，中国一定会迎来在医疗、卫生等领域的新的经济发展机会。
龙安志：“我觉得下一步在中国会更多的投资在医疗、卫生方面。社会和企业很多方面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但是反过来说这些事情都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模式，所以我觉得我们得了解中国的字，‘危机’有两个部分，一个字是危险，一个就是机会。我们脱离这次危险，会有更好的机会。”
（来源：“中央广电总台中国之声”微信公号，总台央广记者：马欢，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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