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9日，中共中共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革军委副主席。
同日，中革军委根据两河口会议决议确立的战略方针，遵循会议决议中的第二项内容，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战役目标极为明确：“我一、四方面军根据目前战略方针，以运动战消灭敌人的手段，北取甘南为根据地，以达赤化川陕甘之目的。”
这个战役计划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的名义正式发布。
在懋功地区的红军部队，按松潘战役计划设定的时间表，于当天开始了集结行动。
6月30日，张国焘和由李富春、刘伯承、李维汉、林伯渠等人组成的中央慰问团，离开两河口，前往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驻地杂谷脑。
决议形成了，计划下达了，部队开始行动了，张国焘不仅同意还联署了命令。战略分歧似乎解决了，争论似乎不存在了，矛盾，也弥合了？
然而，下面的故事将告诉我们，曲折，才刚刚开始。
两河口会议确定北出陕甘的战略方针以后，为实现北出陕甘战略方针的《松潘战役计划》，随之开始付诸实施。然而，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实施，就遇上了很大的麻烦。
这又是为什么呢？
实际上，在《松潘战役计划》下达的一个多月以前，刚刚进入岷江流域的红四方面军主力就已经一度攻占过平武，并且试图夺取松潘，而且几乎就拿下了这座对红军北出陕甘至关重要的城池！——当时，松潘只有敌六十一师一个团的正规军和千余人的民团……
但是，蒋介石对松潘战略位置的重要性，也是非常清楚的：
该县地广人稀，而居民多为潘夷，北界甘、青两省，西连西康，为川西门户，……匪据之，可进退自如，且为朱毛西窜之理想根据地。
因此，蒋介石在4月间就急令在甘南的精锐主力胡宗南部，火速占领松潘。5月20日，当红四方面军5个团沿岷江两岸向松潘发起攻击，攻占了松潘东南可以覆瞰制全城的塔子山制高点，取得有利态势的关键时候，敌军的援兵到了，又从红军手中夺回了塔子山。
红四方面军首攻松潘（1935年5月中、下旬）
由于当时这个时候的张国焘等红四方面军领导人还没有明确肯定的战略定向，加上岷江峡谷地区道路崎岖，塌方不断，部队运动和筹粮非常困难，红军攻势难以为继，被迫步步南撤。迄至《松潘战役计划》下达时，敌我双方的战线，已经南移到了镇江关以南地区。无形之中，敌军已取得了部分先手。
于是，新的《松潘战役计划》，也就不得不考虑避开地形狭窄难以展开兵力的岷江峡谷，采取从其他方向迂回，多路绕攻松潘的方案。
红军总部于仓促匆忙间制定的《松潘战役计划》，准备兵分三路，合击松潘。
已在茂县地区集结的四方面军8个团编为右路军，3个团组成右支队，由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指挥，沿黑水河下游向上游机动，经黑水、芦花、毛尔盖，向松潘攻击前进；右支队3个团则经松平沟、红土沟、小姓沟，向松潘攻击前进。
已在岷江两岸的红四方面军8个团的部队组成岷江支队，由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指挥，箝制和吸引胡宗南部南向，并控制沿江的渡桥及渡船。完成任务后从原地渡江，转向岷江西岸，在右路军之后跟进。
已在理塘和鹧鸪山北麓下马塘地区集结的红四方面军10个团编为中路军，由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指挥，经马塘、壤口、墨洼、洞垭，从松潘西北的黄胜关，居高临下，绕攻松潘。
已陆续集结于卓克基、马尔康地区的红一方面军主力和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一部，编为左路军，由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指挥，经卓克基、大藏寺或壤口、嗄曲河、色既坝，经两河口与中路军会合，居高临下，绕攻松潘。
依照战役计划，红军参战部队7月上旬的集结地域为：右路军集结于芦花，其中右支队集结于红土坡；中路军集结于上壤口；左路军集结于箭步塘。完成集结后，各军均向松潘西北攻击前进。
《松潘战役计划》的右路军进军路线（指挥员：陈昌浩）
《松潘战役计划》中的右支队军路线（指挥员：王树声）
《松潘战役》中中路军进军路线（指挥员：徐向前）
《松潘战役》中左路军进军路线（指挥员：林彪 聂荣臻）
《松潘战役》中指定的各路进军路线
《松潘战役》中指定的各军预定集结位置
实际上，仅仅是战役开始的这个集结行动，就遇上了很大的困难，实施过程中又不得不反复地改动和调整。
左路军中的红一军团最先遇到困难。
《松潘战役计划》下达的当天，林彪根据实际情况率左路军红一军团二师改走壤口，到达康猫寺、马塘，而后即向红军总司令朱德和率领左路军主力跟进的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通报情况：
“由康猫寺到上壤口系二百里草地，无房舍……判断由此路向松潘以北迂回大概系草地，且路太远。近来天下雨，草地能否徒涉，前途极无把握，给养亦必极困难。……陈、朱已率六团及五团之一个营向上、中、下壤口侦察前进”。
林彪根据这些情况，对左路军松潘战役的部署作出了调整建议：“一方面[军]（缺二师）到康猫寺、马塘以后之行动，须根据六团行动的结果而定，或准六团路线进，或从四、五团路跟进”。
6月30日，红六团及五团一个营组成的侦察支队由红二师师长陈光、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指挥，并携带电台，并开始向上壤口地区探路前进。7月1日，在中壤口与上壤口之间地域遭到阿坝土官杨俊扎西千余藏骑武装的拦截，藏骑武装熟悉地形，机动力强，红军部队缺乏与骑兵作战的经验，作战失利而且损失很大，陈光也身负重伤，被迫原路退回。
左路军陈、朱支队向草地探路及受挫撤回
7月2日，已经得悉了侦察支队失利信息的林彪再次提出建议：
“经阿坝、壤口两路向松潘西北前进，湾[弯]路太多，恐难期与中、右同时配合，且受河流、水塘、给养、宿营之困难太大，且甚至找不着响[向]导，故不宜与[干]多派去”，“我判断毛儿盖无胡敌，或无其大部的兵力。”
林彪这两天的两个建议中的判断都相当准确，这时毛尔盖的确没有胡宗南的大部兵力。
中革军委根据陈朱支队作战失利的信息和林彪建议，迅速调整了原计划中左、中两路部队的进军路线，指挥北上部队从黑水地区直趋毛儿盖。7月
3日，朱总司令致电林彪、聂荣臻：
“同意林二日十八时来电意见及部署，但进毛儿盖应严锁消息”，“已严催四方面军速集六个团于松平沟，便与中路协作（红土坡已为我攻克）。”
中革军委根据林彪建议调整的左路军进行路线
在松潘战役计划中，以四方面军部队为主力的右路军和中路军，也于6月29日或6月30日开始行动。
红四方面军部队组成的右路军和右支队在战役发起时的有利态势
在此之前，四方面军的部分先头部队，本已先期占领了松坪沟和黑水河下游部分地区等出发阵地，整体上已经处于有利的态势。
然而，一个意料之外的情况，在四方面军高层出现了。
6月30日，张国焘从两河口启程返回杂谷垴，同行的还有李维汉、李富春、刘伯承、林伯渠等人组成的中央慰问团。7月2日，他们抵达距杂谷垴20里处的关口红军大学驻地，但张国焘将中央慰问团留在了关口，自已却先行一步，于当晚21时前赶回杂谷脑。
次日，中央慰问团到达杂谷垴后，受到了驻扎此间的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热烈欢迎，而此时张国焘已离开杂谷垴，经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驻地薜城继续赶往徐向前、陈昌浩的住地东门外。当日午饭后，中央慰问团成员李富春、刘伯承也启程前往东门外，去看望徐向前、陈昌浩和红四方面军总兵站部部长吴先恩。
张国焘和中央代表团从两河口前往杂谷垴和东门外
东门外——一个被刻意无视了的关键性地名
据陈昌浩回忆，张国焘在东门外见到与他和徐向前等人后，大讲中央红军的困难情形，
“好的东西一点没谈，谈的都是攻击中央特别是攻击毛主席的东西，把遵义会议之前的错误领导和遵义会议之后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混为一谈。”
在两河口开会期间，张国焘拿到了红军政治部于6月10日创刊的《前进报》，上面刊登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的文章，《番民工作的几个问题》。在这篇文章中，凯丰引用列宁的话，对张国焘领导川陕省委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提出了批评。这本来是一篇探讨性的理论文章，中央当时还并未对西北联邦政府问题进行过讨论。张国焘却以此为由，对根本还没看到报纸的四方面军和川陕省委高级干部散布不满情绪和刻意挑拨，在这些干部中造成了“中央不信任四方面军”的印象……
7月5日，张国焘在东门外召集了红四方面军和川陕省委的高级干部会议，史称“杂谷垴会议”，但会议实际上是在距杂谷垴以东80里外的东门外召开的。东门外又名东门寨，因地处古灞州城东门之外而得名，现为汶川县“羌人谷”旅游区，
在这次会议上，已赶到东门外的中央慰问团李富春、刘伯承等人，受到了不明真相的红四方面军干部的质问，双方之间的关系，再没有懋功会师时的亲密了……。
这次会议使红四方面军和川陕省委的部分领导对中共中央产生了误解。会议之前，战略上的意见分歧还仅存在于在张国焘个人与中共中央之间，而经张国焘在杂谷脑会议上发难之后，这些意见分歧很快就在红四方面军内部滋生和蔓延。
7月3日，中革军委已经从两河口出发，向芦花前进；7月6日，翻越了长坂雪山，到达黑水河上游东岸的马河坝，而本应赶赴马塘、芦花与中央军委会合并担任中路军指挥员的徐向前，却因为这场风波的缘故，于同日与担任右路军指挥员的陈昌浩一起，赶往了茂县……（也就是说：徐向前在东门外会议后并没有前往芦花（松潘战役计划指定的他的指挥位置），而是背道而驰，和陈昌浩一起去了右路军）
7月7日，张国焘与李富春、刘伯承一起，从东门外返回了杂谷垴，准备随即赶往芦花与中央会合。
后方出现了不和谐，前方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张国焘从两河口回到杂谷垴的当晚21时（7月2日），曾与徐向前、陈昌浩一起致电军委，对战役前景表现出很强的信心：
“打胡主力准备由芦花、黑水进，但兵多运动不便，亦展不开，进攻最好由四方面军任之”，“一方面军可以占阿坝一带，创造后方，暂休息补充，作四方面军预备队”，“马塘路上必要时只能出一支队助攻”。
然而，事实证明，张徐陈的这个战役预估，实在过于乐观了。
7月上旬，右路军红四方面军部队的行动，也遭遇了很大困难，黑水河沿线直到7月底仍未完全打通与控制。因为人烟稀少和民族隔阂，部队沿途筹粮极为困难。岷江峡谷地形复杂，道路崎岖，部队运动困难异常。沿岷江西岸北攻松潘的部队，必须乘船才能渡过叠溪海子，从松平沟进占红土坡向小姓沟攻击的部队，要翻越一座后来被人称为“红军棚子”的雪山，“一天只能过一团”……
红四方面军右路军部队在石碉楼受阻，未能实现东西打通黑水河流域的任务
《松潘战役计划》调整后东西对进打通黑水河流域的计划被迟滞，直至7月16日才接通
可就在前方进展不顺利的同时，红军内部又出现了新的分歧。
7月6日李富春于凌晨1时在东门外致电中央：
朱、周、王、毛：
张国焘来此见徐、陈，大家意见均以总指挥迅速行动，坚决打胡为急图，尤关心于统一组织问题，商说明白具体意见，则为建议充实总司令部，徐、陈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为副总司令，陈为总政委。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我以此事重大，先望考虑。立复。
李富春向中央报告东门外会议向中央要官的情况
中央刚刚开会制定了新的战略计划，前方部队已在行军和战斗中，张国焘却“尤关心统一组织问题”，提出最高军事指挥机构的人员调整，主张将原红四方面军三位最高领导人中的两位，总指挥和政委都升格“充实”到红军总司令部，并且拟任红军副总司令和红军总政委。
而随后发生的事情，表明张国焘的这个突然提议，才仅仅是其多个步骤中的起始一步。
而就在同一天，正在指挥前线作战的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正望眼欲穿地等待红四方面军主力从黑水河下游往上游进展的消息，并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向张徐陈发了催促电报：
张、徐、陈：
石碉楼如未打开，望尽先开五个团经马塘到芦花，万勿迁延，误时机。龙坝侧击石碉楼部队，亦望速派，俾易得手。
石碉楼：黑水河下游的一个险峻要隘
石碉楼，位于黑水河下游北岸的一个藏族村寨，是黑水河沿线的重要交通隘口。茂县方向的红四方面军主力，通过此地才能迅速向上游的芦花地区开进完成集结。朱德周恩来因红四方面军主力从下游向上游进展困难，正考虑要派其他部队由马塘翻越长坂山到芦花，从黑水河上游向下游攻击，东西对进，尽快打通这条至关重要的黑水河沿线道路。
7月7日，朱德总司令电告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并转陈朱支队和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告知红四方面军五个团尚在石碉楼以南，敌军胡宗南部有两个团在毛儿盖，红一军团不宜突进，并作出了东西对进，打通黑水河沿线的具体部署：
“三军团九号起决以两个团带工兵、炸药向石碉楼攻击，以协同四方面军五个团迅速打开此路，”。
然而，就在第二天，川陕省委又给中央发去了一份口气颇为咄咄逼人的电报：
党中央：
（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西北联邦政府，是在两大主力未会合以前适应客观环境的需要成立起来的。在理论上、在组织上都是正确的，事实上现在已团结了广大的群众在联邦政府的旗帜下而斗争。最近看到前进报上凯丰同志对联邦政府的批评，据云并未经过组织局正式计划，这一批评，我们是认为不正确的。……
这样的意见突然出现在两河口会议刚刚开过，战略性的决议刚刚颁布的时刻，是一个很不和谐的音符。
前方遇到困难，后方出现争执。原先看似弥合与消解了的分歧和矛盾，又重新浮出水面了。
就在同一天中午，张国焘电告军委，石碉楼已经打下。朱德总司令随即于当晚致电李先念、彭德怀、杨尚昆并转陈光刘亚楼林彪聂荣臻：
张主席本午电：石碉楼已攻开，惟大兴河坝之两炮楼和瓦布梁子尚未打下。……
三军团主力今日如抵芦花，明九日应急向石碉楼前进，以便协助四方面军五个团迅速解决两炮楼及瓦布梁子之敌。如未抵芦花，明日应先以一个团带工兵[连]循八十八师所走小路、先开芦花．赶往石碉楼执行上述任务。（地图取消）
……
随后，朱德、周恩来又联名致电张国焘：
……石碉楼既下，请电徐、陈，河东部队应迅速抽调，并应即打通孟董沟到色耳古道路，以便能从多方面进兵。……
然而，张国焘的电报，却与实际情况有很大出入，红四方面军岷江东岸的主力部队，这时还没有到达石碉楼，石碉楼附近的藏族土司武装仍在顽抗。红四方面军前卫部队因缺少支援，仍然没能打通这条道路。
但是，这时负责战役总体指挥的朱德和周恩来，并不知道张的这则电报存在问题，仍于7月
9日通知张国焘：
三军团主力明日向石碉楼进，请将天云所部五个团攻下石碉楼后的部署及与番民有无交涉情形(电告）。
错误的信息，对本已延误的战役进程更是雪上加霜。
前方出了差错，后方的矛盾却在继续发酵
7月9日，一份川陕省委七人联署电报，再次发给了党中央，口气更加咄咄逼人：
党中央：
依据目前情况，省委有下列建议：为统一指挥，迅速行动，进攻敌人起见，必须加强总司令部。向前同志任副总司令，昌浩同志任总政委，恩来同志任参谋长。军委设主席一人，仍由朱德同志兼任，下设常委，决定军事策略问题。请中央政治局速决速行。并希立复。
在张国焘蛊惑下川陕省委七人联署向中央要官电（下级为上级点名要官，开了中共党史的先例）
川陕省委的这份电报，作为下级组织对上级明确提出最高军事领导人职务的安排指定，并且用毫无商讨余地的口气要求“请中央政治局速决速行，并希立复。”，这在迄今为止的中共历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一例！
在这样的时刻，用这样口气提出意见，无疑是极为反常的。
后方矛盾在激化，而前方的军情却刻不容缓。
7月10日凌晨，朱德仍根据张国焘昨日通报石雕楼已攻下的情况，命令红三军团：
“三军团今十日起彭、杨应率一个团及工兵连，速向石碉楼开进，协助三十军所率五个团，打开大行河坝之炮楼，特别要修补沿途桥路，接迎四方面军北上。”（地图取消）
此时，红一军团和红三十军的先头部队，已到达毛儿盖，与敌中央军胡宗南部发生激战。因毛儿盖守军为敌中央军精锐，火力炽盛，红军缺乏攻坚武器，短时间难以攻克。于是，红一军团先头部队红四团绕过毛儿盖敌军阵地，翻越腊子山，向位于松毛大道的卡龙攻击前进。
而张国焘于7月
10日中午致电朱周毛王张，告知：
“经马塘七五团沿黑水进，于十三日可到芦花；其余河东之三十，二、二三、二七○团及二七七团，共六个团，则沿黑水于十六日可到芦花；”
张国焘报告的这个态势表明，红四方面军岷江东岸黑水河下游的主力部队，进展仍然迟缓。
中革军委朱毛周三人于当日复电，对张国焘的延宕行为，含蓄地给予了批评：
分路迅速北上原则，早经确定，后勿[忽]延迟致无后续部队跟进，切盼如来电所指各部真能速调速进，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
……
7月11日，朱德通知林彪聂荣臻：
“在毛尔盖之敌未解决前，四方面军主力必须十三日后始能开始到芦花。……二、四两团决不宜突入受夹击，暴企图，应速派队与该两团联络。如处境不利，应即折回。”
至此，已进至毛儿盖地区的红一方面军和红三十军先头部队，也不得不放慢了进展的速度。
同日，张国焘也感到红四方面军主力在黑水河下游地区的延宕给整个战役带来了不利影响，向朱周回电，委婉地做出解释：
“各路挤在芦花一处，红土坡不能使用多兵，黑水交通阻隔，致主力不能如期集结。……现意图补救。”
当时从岷江东岸地区去小姓沟攻击松潘，有两条道路，一是经松坪沟翻越红军棚子到红土坡，一条是从慈坝附近沿卡龙沟经红扎沿小姓河攻进。但这两条路线，都存在着道路崎岖、藏族土司武装袭扰和筹粮就粮困难的情况。
朱德周恩来于次日再次致电张国焘，催促河东部队的行动：
“彭今日率十一团及工兵开维古，已令飞速架桥与徐打通，并打沿途番兵。河东部队请即抽调。
7月13日，朱德电告林彪聂荣臻：
“预计中路军先头部队十九日后始能到达毛儿盖。”
同日晚间，朱德致电周纯全转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
“彭德怀率十一团今晨确实抵围古，未见对河有我四方面军部队。……望徐总指挥火速派队开围古联络，并多送大绳索去，以便速加[架]浮桥，打通此路，免致胡敌强[抢]着先机，处我不利。”
7月14日，沿黑水河两岸开进的一四方面军部队，终于在维古会合了。徐向前对此有过回忆：
维谷渡口的索桥遭敌人破坏，大家只能隔河相望。那里水流甚急，水声很大，双方说话听不大清楚。我见对岸有个身材粗壮、头戴斗笠的人，走路不慌不忙，估计是彭军团长。……两岸的同志，十分高兴，互相喊话、招手、致意。第二天早晨，我从维谷赶到亦念（今名红岩）附近，找到一条绳索，坐在竹筐里滑过河去，与彭德怀同志会见。……
7月16日，张国焘徐向前等四方面军领导人，到达上芦花与中央领导人会合。
由于红军各部集结前进的速度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限制和影响，造成红军各部队之间未能密切配合，整个战役集结行动未能按时完成，松潘战役也未能按计划进行。
与红军方面内部纷争和进展缓慢相对照的是，同期的敌军已基本完成松潘的防御部署和兵力集结：胡宗南于六月下旬率其司令部抵达松潘后，其后续部队也源源开到布防，胡敌大部云集松潘，筑工自固，堡垒工事业已构成，敌军已占先机之利
松潘战役计划，实际上已经处于停滞僵持状态。
松潘战役陷入僵局——敌我双方在牟尼沟、亚果隆洼一带对峙
恶劣的外部条件，也极大地增加了红军作战的难度。晚清以后的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对这一片地域有过现代测绘手段的勘测，出版的略图也非常粗疏，难以为作战所用（展示当年的民国版地图）。红军只能靠侦察和询问当地居民来了解情况，而这片地区是少数民族地区，民族隔阂加上语言不通，使侦察结果与实际情况往往出入很大。加之地形复杂，道路崎岖，也使得红军各部未能按计划达成相互配合。
所以，直到7月中旬红一军团部队和红四方面军红三十军先头部队已进至毛儿盖、卡龙村、卡龙岗、牦牛沟（牟尼沟）地区与胡宗南所部展开了长时间的拉锯战，而沿黑水河谷开进的红四方面军主力，却仍然迟迟无法与红一方面军部队形成配合。
两大方面军会合后，军委的战役指挥系统，只能直接指挥红一方面军和一部分红四方面军部队，与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没有直接联络，只能通过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进行指挥。
而张国焘对中央意图贯彻不力的态度以及他个人对中央的权力要求，有意无意地延宕红四方面军主力的行动，就对战役指挥形成了事实上的掣肘。
而且，自川陕省委7月
9日给中央发出那份要求调整红军总司令部人选的“建议”电报后，张国焘本人还在
7月
10日、
11日的电报中，几次以部队行动不能统一的为由，向中央提出“宜速统一指挥”、“宜速统一前敌指挥”等暗示性的要求，与川陕省委的电报形成呼应，向中央施加压力。
7月16日，张国焘赶到芦花与中共中央会合，尚在黑水河下游的陈昌浩又单独署名，向中共中央再次提出“统一指挥”的要求。而两天后政治局常委会议在芦花召开时，正赶往芦花的他，又通过张国焘、徐向前转电朱德，更直接向中央表明了要求调整军委领导人选的意图：
……职意仍请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中政局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决行。……
陈昌浩单独署名直接为张国焘索要军委主席地位电
当时任中革军委主席是朱德总司令，这份电报，指名点姓地要朱总司令为张国焘让出位置来。
到这个时候，张国焘意图获取红军最高军事指挥权、架空中央政治局的军事领导，以便自己“独断决行”的意图，已经明白无误地表露出来。
在红一、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到达芦花后，中央为解决内部出现的各种问题，于7月
18日在芦花官寨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博古、毛泽东、周恩来、张国焘、朱德、王稼祥、邓发、凯丰、徐向前等人。
会议重点讨论了张国焘提出的“组织问题”。
张闻天首先提出人事安排的初步方案：
军委设总司令，国焘同志任总政治委员，军委的总负责者。军委下设小军委（军委常委），过去是四人，现增为五人，陈昌浩同志参加进来，主要负责的还是国焘同志。恩来同志调到中央常委工作，但国焘同志尚未熟悉前，恩来暂时帮助之。关于总政治部本是稼祥主任，因病实际上是博古，现决定博古主任。
徐向前、陈昌浩为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和政委
张国焘提出，要提拔新干部，有的“可到军委”。
毛泽东说，提拔干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集中这么多人到军委，下面也需要人。目前必须抓紧战区的工作，迅速打击敌人。至于一、四方面军分成几路，还在考虑中。
会议经讨论，通过张闻天所提方案，
这次组织调整，提升了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的军事领导地位，是中共中央出于团结的目的，对张国焘做出的又一次重大让步，
会后的当天，中革军委以朱周张王名义发布任命通知：
各兵团首长：
奉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同志任总政治委员。待电全体知照。
军委主席朱、周、张、王
就在这些通知和任命发布的同时，中革军委也制定了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重新决定了战役的兵力区分和部署。同时也明确承认了第一阶段作战不顺利的原因：
根据前一战役计划，关于作战纲领的实施，由于我军调动未能高度迅速，及地理、气候、番民关系，致先遣部队与后续部队相隔过远，各方面的配合亦尚未完全协调，……
松潘战役流产的系列电报
7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官寨再一次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国焘、陈昌浩、周恩来、朱德、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博古、凯丰、邓发、李（不详，疑似李富春）、徐向前、刘伯承等人。（徐向前回忆录中将“李”明确写为李富春）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红四方面军的工作问题”。张国焘首先在会上作了关于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和通南巴两个苏区对敌斗争情况及反“围剿”战略方针的汇报，徐向前发言汇报了红四方面军部队的基本情况，陈昌浩扼要介绍了红四方面军的政治工作情况。
会议的第二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分别发言，一方面肯定了红四方面军在创建根据地、扩大红军力量、多次打败敌人“围剿”的成绩，对红军的扩大和巩固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另一方面也指出了红四方面军部队目前存在的不足和错误
张闻天总结说：揭示过去工作的弱点是为了总结经验。在新的环境下创造新苏区是当前的中心任务。
从两次芦花会议的表面上看，似乎分歧再一次消除了，矛盾再一次弥合了。
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一股暗流，还继续在两个方面军之间涌动着。
来源：双石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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