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玉明：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批评？

这篇文章是因看方方日记想到的一个话题——我写文章，其实不喜欢蹭热点，因为热点是速朽的；我是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没有什么想法就歇着。

不过，本文虽然是因受方方日记的启发而写，但其实与方方日记没多大关系。话题也比较枯燥，一般的读者可以不看了。——我写文章，主要是为了整理、澄清自己的一些想法，与其说是写给别人看的，不如说是写给自己看的。所以我不太关心阅读量、粉丝数之类；有人看当然挺好，没人看也无所谓。不靠这个吃饭，不需要迎合读者；喜欢嘛欢迎留下，不喜欢嘛欢迎取关。

 

方方日记里谈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怎么看待批评。

用方方自己的话说：“我们一直在讨论，文学是不是只能写歌颂文章，只能写喜剧，只能写社会的光明面。……尽管42年业已过去，时间却并没有给出答案。我们的文学似乎又重新回到了这些问题上。”

这个问题，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

说简单，是因为，从来没有谁说，文学只能写歌颂文章，只能写光明面。是方方自己非要把二者对立起来，仿佛一个作家要么只能写光明，要么只能写黑暗——当然，在方方心中，写黑暗比写光明高尚得多、有价值得多。

这个社会本来就是丰富多彩、参差百态的，看到光明就写光明，看到黑暗就写黑暗，实事求是嘛。当然，有些人非要戴上有色眼镜，对光明或者黑暗选择性地视而不见，那就无法可想了。

说复杂，如何看待批评的价值，批评是不是比歌颂更好，是否应该以批评为荣，知识分子的天职是不是批评，这确实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下面我分成几部分来谈谈这个话题。 

1、两种批评：建设性的批评VS破坏性的批评

根据批评的动机，我们可以大致把批评分为两类：建设性的批评与破坏性的批评（在这里，建设与破坏没有褒贬之分）——这个分类当然是不精确的，很多批评可能介于二者之间；而且动机是主观的，有时不太好评判。

我前些日子写了一篇文章《“暗黑界”的大神：杜甫与鲁迅》，其实谈的就是两类批评者的区别。杜甫忧国忧民，志在“致君尧舜”；他的所有批评，包括对皇帝的批评，目的都是为了让李唐王朝变得更好。

而鲁迅生逢末世，他面对的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政府。所以他的批评，不是为了让政府变得更好，而是为了唤醒大众，推动革命，建立一个新政府。

杜甫与鲁迅，都是伟大的作家、伟大的批评者；只是时代的不同，赋予了他们不同的使命。

我们当下的批评者，恐怕是两类人都有。有的人是善意的帮忙，希望促进我们的党政机关改正缺点、改进作风，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有的人则对现行体制怀有很浓的敌意，他们把美国或英国等当成精神上的祖国，希望对现行体制来一场大革命。前一类人肯定是绝大多数；后一类人港岛特别多，内地恐怕也不少。

我是改良主义者，在当下，我只赞成建设性的批评。因此，在我看来，不是什么东西都是可以批评的——批评是有政治底线的，批评不能破坏这个社会大多数人的共识，不能违背我们的“最大公约数”。这个底线，我觉得至少有两个，一个是党的领导，一个是国家统一。西方有西方的政治正确，我们有我们的政治正确。为什么会有这些政治正确？因为一旦突破了，就可能给整个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

当然，底线之外，批评还要不违法，要实事求是，要标准统一、逻辑自洽等。这些不多谈了。 

2、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批评？

有些人受西方价值观影响，觉得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批评，以为批评越多越好、越激烈越好。

我们不能说这种观念不对，但是西方对知识分子的这种看法，离不开他们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

西方的基督教文化相信人性本恶，人是有原罪的。受基督教文化和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传统影响，西方的体制强调公民自己对自己负责，重视地方自治；他们的媒体、学者对政府抱有深深的警惕。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相应地，责任也是有限的。政府与知识分子之间的这种偏于对立的关系，与他们的治理模式是相匹配的，激烈的批评也不会对他们的体制构成威胁。

而中国的文化传统与西方有极大区别。在儒家文化中，统治者应该是道德的表率，“作之君，作之师”，乃至“作之亲”；尧舜禹、汤文武这种圣贤才是帝王的楷模。比如《尧典》里说尧“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峻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儒家文化中的知识分子，不是批评者，而是治理者。“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是我们的文化，是我们对知识分子的期许。

因此，我们文化传统中，对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想象，统治者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与西方文化是截然不同的。我们的这种文化传统，与我们几千年来的中央集权模式是相匹配的——如果每个知识分子都天然不信任统治者，那中央集权是无从建立、无法长期维持的。

在我们的文化中，知识分子当然也可以批评，但这种批评应该是善意的、建设性的；批评本身不是目的，实现善治才是目的。

“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批评”，这种观念是舶来品，是生长于西方文化、适应西方治理模式的价值观；它是否适合中国当下的治理模式？我觉得是值得商榷的。

作为一种现代的中央集权模式，我们的现行体制，最大的优势是效率，是能集中力量办大事。而效率来自哪里？来自上下一体、令行禁止。这种体制，需要中央有极大的权威和公信力。如果批评不受节制，势必会损害体制的权威和公信力，从而也必将损害效率。

因此，当我们看到，我们的体制创造了无数人间奇迹的时候，比如我们在很短时间内修了世界上最长的高速公路、高铁，我们可以在十天建起火神山医院，我们可以一面让武汉封城、一面让各省帮扶湖北从而控制住疫情……我们也要明白，“正面宣传为主”也是这种体制的题中应有之义。

很多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我们不可能只要事物的一面而不要另一面。就像古时有个笑话：有个姑娘要嫁人，有两家人来提亲。东家的男子长得丑但家里富，西家的男子长得帅但家里穷。父母就问姑娘想嫁给哪个，姑娘说：“最好两个都嫁。”父母大吃一惊：“这是为什么？”姑娘说：“我想在东家吃饭，在西家睡觉。”做这种美梦的人还真不少。

我认为，现行体制固然也有不少需要完善的地方，但总体上是适应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国情的，总体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自媒体的涌现，让普通人都有了表达的机会，这会大大弥补中央集权体制在信息搜集与传递方面的劣势，另一方面又会增大西方体制民粹主义的危险。此消彼长，我们的制度优势以后会更加明显。

当然，即便如此，可能还是会有不少人说，我就是不喜欢我们的文化，我就是喜欢西方的文化。对文化的偏好涉及审美问题，也无所谓对错，无需说服。幸好现在是地球村时代，只要有点能耐，大家都可以用脚投票。就算没法像乔木老师一样去美国生活，还有很多国家可以去嘛，印度、菲律宾、墨西哥，都有西方式的自由。 

3、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

上面说的，不是要否定批评的价值，而是说制度、文化是一个整体性的东西，简单地拿出其中一个方面来嫁接，很容易产生水土不服、南橘北枳的效果。

我们的知识分子当然也要敢于批评，反映老百姓的呼声，揭露腐败，弘扬正气。领导人说，我们党要容得下尖锐的批评。但批评应该是积极的、建设性的。

有些问题，可能群众有意见，但限于目前条件，一时难以解决；比如环保，我们现在还不大可能达到发达国家的标准；比如扶贫，我们的标准也不可能太高。如果针对此类问题，故意煽动老百姓的情绪，挑动与政府的对立，可能就不是好事。

中国的知识分子，除了建设性的批评外，其实还有更重要的历史使命。

中国近几十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的综合国力已经跃居世界老二。但是，我们在世界上的话语权还远远无法与我们的国际地位相匹配；我们的硬实力上来了，但软实力没跟上。很多时候，我们有理说不出，舆论上经常被动挨打。同样一件事，美国做了没人敢说三道四；但如果中国做了，一帮人就跳出来指指点点。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戎是军事，放在当下就是硬实力；祀在古时是祭祀，放在当下，就是软实力，是意识形态，是文化自信，是国家话语权。争夺国家话语权，绝非几家外宣媒体所能担负得了，需要中国知识界的集体努力，尤其需要人文社科界的理论创新。在这方面，我们的差距太大了，要做的工作太多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任务太艰巨了。

我们对待西方文化，鸦片战争之前是妄自尊大，把西方人视为夷狄；鸦片战争之后，被西方打怕了，很多人对西方文化就变成了妄自菲薄，有些人跪久了爬都爬不起来。妄自尊大和妄自菲薄都是要不得的。

好在，现在国际形势在朝对我们有利的方向发展。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正在遭遇挑战，西方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政治哲学已显现疲态。我们在有生之年，可能就会见证西方文明的衰亡——这种衰亡，不见得是以一战、二战这种大规模战争的形式，但很可能，以后欧美诸国都将被宗教矛盾、种族冲突、无穷无尽的暴力事件所困扰，山巅之城将不复是安居的乐土、人类的灯塔。

历史没有终结。时代已变，20世纪最重要的那些政治哲学家，比如马克斯·韦伯、哈耶克、波普尔、柏林、罗尔斯、诺齐克等，他们的理论还能解释当下和今后的历史进程吗？西方的没落是否意味着东方的兴起？东方（中国、印度、日本等）能否提供另一套可供人类选择的价值体系和制度安排？这些是值得思考的重大课题。

早在上世纪70年代（那时中国还在闹文革），英国历史学家阿·汤因比就说，“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

当今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有责任、也有可能另辟蹊径，在文化上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为人类的未来提供中国方案。如果我们能基于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创造出一套新的话语体系，如胡紫薇女士所言，“输出价值观”，那将是中国大国崛起、民族复兴的文化象征。

诚如领导人所言，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现在，正是一个有机会产生思想巨子、文化巨人的时代。只是不知道我们的知识分子准备好了没有。 

 

（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老陈杂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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