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后，“战时文艺”成为一时之盛，在国统区和解放区，都有出现了一些关于战时文艺的政策、观念和代表性作家作品。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延安，关于武装斗争与文艺工作，毛主席提出了“我们要文武两方面都来”的要求，第一次把文艺的力量与武装的力量同等对待。此后更是借助丁玲的创作转型的故事，提出了“笔部队”的概念。而王实味，则成为了战时文艺思想的反面典型。当下正在进行的抗“疫”文艺也具有战时文艺的品格，必须服从于、服务于全民抗击疫情的大局。
一
“战时文艺”概念大致与抗战文艺概念重合，从理论上讲，从1928年的皇姑屯事件就开始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则是一个重大转机。事变强烈刺激了一切爱国的文艺家，开始进行理性的大规模的文艺抗战。
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为标志，左翼文艺界在电影、音乐、戏剧方面的创作，也不乏抗战文艺的经典之作。在东北抗联、在从东北到上海的萧红、萧军、段木蕻良等的时事题材文学作品中，都不难看到抗战的情绪和事实。
1933年(中华民国二十二年)3月至5月的发生于今天河北滦平县境内的长城保卫战，成为世界战争史上的经典战例。取材于此的电影《风云儿女》及其主题歌曲《义勇军进行曲》作为抗战文艺的杰出成果，当时即引起巨大反响，并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成为中华民族不畏强暴、不怕牺牲、不甘落后，在追求民族独立和解放，实现民族复兴伟大斗争征程中最具感召力的音乐作品之一。
1936年，在毛主席同志的推动下，丁玲、成仿吾、李伯钊等34人发起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最早的抗战文艺团体，甚至比1937年7月7日以卢沟桥事变为标志的全面抗战爆发早一年多。由此，中国新文艺的主流由反帝反封转换为抗日救亡为主流的抗战文艺。
在这一阶段中，无论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还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广大的文艺工作者组织起各种团体从事文艺救亡活动，提出了许多新的文艺理论，更加注意文艺的大众性和创造性，从而既发挥了动员民众抗日的作用，又获得了自身的新发展[1]。
1936年11月22日的协会成立大会上，毛主席同志提出了“我们要文武两方面都来”[2]的要求。这是文化艺术工作者也是抗日战争中武装力量之外的另一支有生力量的明确表述。
“文武两方面都来”，以及后来的“两手抓”，是我党70多年发展历程中积累下来宝贵思想财富之一，这种为了迫切的现实斗争需要而进行的文学艺术创作活动——毛主席直接将之表述为“革命的功利主义”，就成为了“战时文艺”的灵魂，从文艺政策、文艺创作、文艺组织到文艺活动，无不围绕这个革命的“功利”来进行。
丁玲是从反帝反封建的现实主义转型到抗战文艺上来的典型代表。她由“亭子间的文学”青年转型为抗日前线的文艺战士的故事，深深感染了毛主席。
毛主席把抗战文艺工作形象地比作“笔部队”，认为“笔杆子”的能力非常大，可以发挥武装力量不能达到的神奇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文艺协会在保安成立后，作家丁玲被推选为中国文协主任，并带领文协干部直接上了前线，体验生活，积极创作，积极践行“抗战文艺为抗战服务”的理念。
毛主席非常欣赏丁玲同志的才华和真心用文艺为抗战服务的文学追求，专门撰写了著名的《临江仙·给丁玲同志》用电报发到前线聂荣臻司令部，嘱转给丁玲同志。词曰：
“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3]
这首词是写给青年作家丁玲的，也是说给全国所有进步文艺工作者的，是我党重视武装斗争也重视文艺斗争的宝贵经验。
而作为“文学研究会”的核心人物之一茅盾，同样认为“战时文艺”“还是现实主义的”。早在1931年的“九一八”、1932 年的上海“一二八”抗战起，茅盾就确立了“文艺服务于抗战”的自觉意识。1937 年七七事变后，“从七月八日以来”，他和“全国民众每天都在盼望我军给敌人一个迎头痛击”。他参与主持创办抗战刊物《呐喊》发刊词则旗帜鲜明提出了“文艺必须为抗战服务的口号”。这成为了来自文艺界内部的响应战时需要的创作转型。
战时文艺必须服务于、服从于抗战大局的思想，是当时进步文艺界的共识，也催生了一大批抗战文艺的优秀作家和经典作品。作为抗战歌谣之一的“街头诗”是典型的战时文艺。1938年的8月，在延安解放区，诗人田间发起了“街头诗运动”，并身体力行创作了大量的街头诗。
田间认为，诗人首先应该是一个战士，然后才是一个诗人。他的诗歌的理论和实践都显示出明确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功利主义的精神。这与当时诗坛上许多为了诗歌艺术而消弱了甚至脱离了现实斗争需要的诗人迥然不同。所谓含蓄、优雅、隽永、清丽之类的诗，在田间这里完全不见踪影。他在《诗，我的诗啊》中这样写到：
“诗，强烈的节拍，战斗的生命，／是属于民众和祖国。[4]”
他的代表作《假使我们不去打仗》只有短短五六行，全诗如下：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看，／这是奴隶！”
简短直白的表达，快速铿锵的节奏，的确很有感染力和启发意义。
闻一多在评论这首街头诗代表作时说：
“这里没有弦外之音，没有余音绕梁三日的余韵，没有半音，没有任何噱头，只是一句句朴质的话，简短而沉重，打入你耳中，打在你心上。”
又说：
“它只是一篇沉着的鼓声，鼓舞你爱，鼓舞你恨，鼓舞你活着，用最高限度的热与力活着，在这大地上。”[5]
从此诗人田间，被人们称为“鼓点诗人”。
二
为了更好地培养文艺人才，用战时文艺思想武装文艺战士、打造文艺队伍，推出更多优秀抗战文艺作品，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鲁迅艺术学院。
1938年4月，毛主席亲临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说：
“艺术——戏剧、音乐、美术、文学是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最有力的武器；艺术工作者——这是对于目前抗战不可缺少的力量。”
事实证明，鲁艺不仅培养了大批茅盾、冼星海、艾青、何其芳、华君武、孙犁、穆青、贺敬之、王昆、于蓝等抗战文艺人才，还为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文艺创作提供了基本的创作队伍、规范和审美标准。这种带有“战时”色彩的文艺思想成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明显特征，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6]。
今天回顾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个三十年的文艺思想，的确有明显的战时文艺色彩。抗战结束后，没有及时地把战时文艺理论转变为战后文艺理论，具体地说，没有处理好歌颂和暴露、为工农兵服务和提高读者审美能力之间的辩证关系，这是一个至今依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话题。
纵观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文艺作品，每一次重要会议的召开，每一个重大政策的颁行，每一项关乎国计民生的社会变革，每一个典型人物的出现，都会涌现出一大批前来“助力”的文艺作品。
带着战时文艺思想印记的当代文学人物画廊是一个超级豪华的阵容，例如：
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曲波的《林海雪原》、杨沫的《青春之歌》、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赵树理的《三里湾》、玛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冯德英的《苦菜花》等。老舍则以《龙须沟》这部话剧反映党领导下北京南城一条脏乱差的贫民社区的改造为缩影，歌颂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百废待兴，人心向党的历史时刻。
1978年之后，随着越来越多西方人文主义、现代主义文艺思想的强势进入，和长期的和平宁静的现实生活，以“革命的功利主义”为特征的战时文艺思想逐渐退出主流，成为远去的背影。只有在重大社会问题发生，比如改革开放初期当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此后出现的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等等，最近的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爆发，都曾引起各种文艺形式主题创作的热潮，让人们依稀可见“战时文艺”的芳踪。
一方面是文艺规律的内在驱动，另一方面是迫切的现实斗争的需要，第三方面是悠久的文化传统，“战时文艺”其实从未走远。
战时文艺旗帜鲜明的倡导文艺的革命功利主义[7]。抗战文艺并不排斥功利主义，毛主席则把这个功利直接定义为“革命的功利主义”，“非功利”的文艺创作者和读者一直存在，在有些历史时期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繁荣、昌盛的态势。这是抗“疫”文艺在出现之初被排斥、贬低的根本原因。
这些把“加油鼓劲”当作第一追求的文学艺术不可避免有些直白、浅显，因为温文尔雅、含蓄隽永、低回缠绵的文艺与雷厉风行、干脆果断的战时工作节奏，格格不入。
在疫情发展最严重的阶段，为了防止交叉感染和跨地区传播实行的封路、封村、封社区，不太文雅的标语口号成为了战疫诗歌的创作素材，有些则直接把墙上的口号搬到了诗歌当中，这些成为被“不少亭子间的队伍”调侃、嘲笑的软肋。
也有简单朴素，极富感染力的佳作。比如，在疫情最严重的武汉，钟南山一句话胜过千言万语。他说：
“武汉本来就是一座很英雄的城市，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很英雄的国家”。
一句话点燃了全国人民的抗疫热情。一个网友则说：
“请告诉孩子，／成为钟南山那样的人，／就是读书的终极目的……”
另一个网友说，
“哪有什么白衣天使，／不过是一群孩子换了一身衣服。／我亲爱的孩子们，／你们要好好的，／妈妈在家里等你，／回来吃顿团圆饭！”
身患渐冻症依然坚持奋战抗疫第一线的武汉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则把自己的肺腑之言直接吐露于纸上，瞬间让无数人泪目：
“我必须跑得更快，／才能跑赢时间；／我必须跑得更快，／才能从病毒手里抢回更多的病人。／同时，我很内疚，／我也许是个好医生，／但我不是个好丈夫。／我愿用渐冻的生命，／与千千万万白衣卫士一起，／托起信心与希望。”[8]
这也许是张定宇同志此生唯一的一首诗，毫无疑问这是一首“鼓点诗”。
96岁的黄永玉先生，也在抗疫的第一时间创作了美术作品《支援武汉》（图一）《中国人活得有气势》（图二）；80岁的著名画家廖开明创作了《赞抗疫卫士》（图三）用简单、朴素的画风直白表达全国一盘棋驰援武汉疫情重灾区的体制优势和战胜疫情的必胜信心。
图一，支援武汉，黄永玉作
图二，赞抗疫生命卫士，廖开明作
图三，中国人活得有气势，黄永玉作
罗列抗疫文艺的优秀作品是一项浩繁的工程，包括那些不方便用文字呈现的民间艺术，剪纸、皮影、泥塑、曲艺、书法等，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发起的抗击疫情剪纸艺术创作征稿活动，半个月内收到了近万件剪纸艺术作品。
这些剪纸艺术作品努力把独具特色的剪纸艺术与抗击疫情的现实需要巧妙结合，艺术性与思想性、战斗性融为一体。这些也许还存在某些艺术上的不足的文艺作品，与多年以前抗日战争期间的抗战文艺作品一样，发挥着无法替代的巨大的精神力量。
那是一首首自带鼓点的诗，震撼着自己，感染着别人；那是一粒粒从枪膛里射出的子弹，而不是像挤牙膏一样挤出来的艺术品；那是含着热泪的剪纸，承载深情的演唱。
随着疫情“可防可控”真的成为了现实，恐慌和焦虑的社会心理开始趋于平稳，包括各级宣传、文联、文化部门的积极介入和引导，抗“疫”文艺开始走向正规，艺术品位和社会反响都有了明显的提升，“文质兼美”的抗“疫”文艺在2月中旬迎来了真正的创作高潮。
随着抗疫文艺各种出版物的搜集整理、编辑出版和修饰完善，抗“疫”文艺必将成为当代中国人精神图谱里一道靓丽的风景。
三
2020年12月底，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发生发展，尤其是2月21日中央开会议，研究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部署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之后，全文化宣传有关机构迅速响应，掀起了用文艺助力抗“疫”的高潮，这是一种“新街头诗运动”。
运动的主战场不在“街头”而是“网络”，网络成为了新时代的“街头”。经营多年的基层组织发挥巨大作用，各级作协、文联组织领导下的会员们和普通的与文学艺术完全“隔行”的爱好者，成为了这次文艺创作的主力军。
有意思的是，基层民众的创作，至少在热情、声势和数量上，占了绝对的优势。而那些资深的文艺家，那些三四十年来风生水起炙手可热的文坛风云人物，却显得有些迟钝和颟顸。
这些普通人的诗歌创作，朗诵诗、散文诗、打油诗、仿古典诗词，尽管都有“急就章”的嫌疑，看上去有点简单粗暴，艺术上缺少精雕细琢，但是真挚的情感和表达的欲望，充溢于在字里行间的支持抗疫的热忱，是每一个读者都能感受得到的。
正如中国人民抗击新冠病毒疫情是一场人民战争，这种为抗疫而进行的创作，带有明显“战时文艺”特点。
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延安的抗战文艺队伍存在着“亭子间的队伍”和“山上的队伍”一样，正在进行中的战“疫”文艺也存在着两种类型。
一种是信守个人主义、坚持批评立场的自由主义文艺家，他们喜欢寻找抗“疫”过程中的失误和不足，习惯性地挖掘负面现象背后的体制原因，执着地相信揭露和批判同样会促进抗“疫”战争的健康进行。他们足不出户却能写“封城日记”，他们国难当头却“心情复杂无法下笔”，他们把为避免传染实施的“封城”比附为集中营，他们把个人利益的损失放大到了民族国家整体利益之上（“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显然，这是“亭子间的队伍”。
更多的人属于“山上的队伍”，他们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坚持为抗疫战争鼓舞士气、讴歌英雄、振奋精神、温暖人心，他们相信“共克时艰”是大疫当前文艺工作者压倒一切的使命和担当。
如何看待这两支队伍？1942年底，毛主席第二次到鲁迅艺术学院的时候说
“我们的两支文艺队伍，……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要好好地团结起来，进行创作、演出。”
“我不懂文艺，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器，创作好像厨子做菜一样，有的人作料放得好，菜就好吃。[9]”
文艺是武器的观念，与强调文艺的革命功利主义一样，都是对文艺的教化功能的放大和强化。文艺的认知、教化、审美三大功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所侧重，但是无法忽略或者偏废。
毛主席所言“创作好像厨子做菜一样，有的人佐料放得好，菜就好吃”，“佐料”显然指的是文艺的艺术性，而且文艺的艺术性是为文艺的教化功能服务的，优秀的艺术作品首先从艺术上感染人，才能在思想上启发人功能上改变人。
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则继承、发扬了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指出：
“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文艺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离开了人的社会性、阶级性而追求所谓的为艺术而艺术、为人性而艺术，不过是资产阶级文艺家用来麻醉人民的迷药。
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标榜文艺的人性标准，甚至刻意抓取、放大某些局部片面的负面现象以获取较好的传播效果的文艺创作，本质上是一种消极对抗。
抗日战争期间，毛主席把这一类人比喻为“亭子间的队伍”，因为这些作家艺术家多数来自国统区，较少了解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念。解放区的作家艺术家则是“山上的队伍”，是已经或者初步掌握了抗战文艺观念的进步的文艺工作者。但是两个队伍之间并不存在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而是经常会出现一些交叉和互换。同样的情况在1942年的延安发生过，也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在伟大的民族解放与独立的斗争中，文学家艺术家理所当然要成为一个文艺战士，用自己的笔作武器，投身于文艺的战场。他说：
“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
这就是毛主席著名的“效果标准”。
如果说丁玲是这个“效果标准”的正面代表，王实味则是反面的。
1942年3月开始，马列著作翻译家、中央研究院中国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员王实味在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等媒体上，发表了一系列诸如《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等批评时政的杂文，对当时延安边区可能真实存在的个别负面现象给出了失之偏颇的批评。身为中央研究院特别研究员的王实味在《野百合》中的思想观点，在党内引起了很大的混乱，并且还得到许多来延安不久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同情。毛主席从报上看过《野百合花》后，托胡乔木转告王实味：
“这篇文章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主义的观点和冷嘲暗箭的方法。……文章中充满了对领导者的敌意，并有挑起一般同志鸣鼓而攻之的情绪，只要是党员，这是不能容许的。”[10]
为了消除王实味系列文章的不良影响，使延安整风走上正轨，中央研究院从5月27日起，以“党的民主与纪律”为题，召开全院座谈会。但是王实味固执己见坚持错误路线，无法接受用“效果标准”评价文艺的创作要求，不肯改变以揭露和批判为主的创作习惯——尽管这种写作客观上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也不肯有所改变。当年10月，中央开除了他的党籍。
不难看出，不论抗战文艺还是抗“疫”文艺，都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根脉的支撑，它从以现实主义为主流的中国文艺的历史传统中走来，也符合所有文艺创作的内在规律。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滥觞于《诗经》，历经先秦诸子、汉魏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一直到今天，从未中断。脱离了现实需求的诗歌创作是不能得到普遍的认可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观念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市场，清人程廷祚所言“汉儒言诗，不过美刺二端。”(《诗论十三再论刺诗》)白居易所说“文章合为事而作，歌诗合为时而作”的理念更是深入人心。
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更是把文学创作的使命绑定于宣传科学与民主思想、推进中国传统社会的现代化转型，甚至特定的历史时期，“文学革命”变成了“革命文学”。这个传统传承几千年到如今不曾有丝毫的衰减。
顺应时代呼唤，响应人民需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最大功利。延安时期的田间们用成功的创作，践行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功利主义的完美结合。抗“疫”战争中的抗“疫”文艺也是如此。诗人不必避讳自己急切的“功利”考虑，写诗就是要为抗击疫情付出一分来自文艺的努力，是宣传鼓动，是感激和赞美，是时代和人民的歌者。
战时文艺能够从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走出，与迫切的现实斗争需求紧密结合，形成蔚为壮观的革命的功利主义文艺高潮，与广泛的群众性和鲜明的时效性是密不可分的。抗战时期，无数爱国的文艺家怀抱着一腔保家卫国、反抗侵略的热忱，积极从事文艺活动和文艺创作，社团、剧团、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形成抗战文艺的壮丽风景，就是因为这种文艺回应了时代的呼唤，感应了人民群众的关切，形成了创作与接受的良性互动。抗疫文艺也是如此。
2020年2月23日，习近平召集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再一次强调了“正面宣传为主”的观点。他说：
“要运用多种形式在国际舆论场及时发声，讲好中国抗疫故事，及时揭露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诬蔑抹黑、造谣生事的言行，为疫情防控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还说，
“要广泛宣传一线医务工作者、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公安干警、基层干部、志愿者等的感人事迹，在全社会激发正能量、弘扬真善美，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总之，战时文艺是对有悠久历史的现实主义文艺传统的极端化，是特定历史时期为重大现实斗争服务的文艺形态。强调教化功能，弱化认知和审美功能，特别重视传播效果，是它的主要特点。抗战文艺、抗疫文艺，形形色色的为时代和人民的创作，概莫能外。
对当下的很多中国人来说，承平日久，西风东渐，这些宝贵的历史文化基因并没有彻底消失，只要有合适的气候和土壤，必定还会破土而出、蔚为壮观。毛主席在延安专门提出的文艺评价的“效果”标准、“革命的功利主义”概念都值得我们研究学习传承发扬。
说抗“疫”文艺是一种战时文艺，但她并不排斥文艺的认知和审美功能。好的文艺必定是既能配合急切的现实斗争，也能保持较高的艺术品位，包含丰富深邃的思想内涵，成为长久流传的经典，成为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宝库中熠熠生辉的稀世珍品，她的优势、局限和成败得失的经验，都必将成为不断探索前行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一部分，成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试金石和测试盒。
我们理所当然要坚持党领导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方针，旗帜鲜明允许丰富多彩的文艺思潮、流派和艺术手法的创新，但是毫无疑问要坚持一个前提，那就是继承延安时期抗战文艺优良传统，坚持文艺创作要服务于服从于抗疫战争的大局、实现主观意愿与实际效果有机统一的基本原则。
注 释：
[1] 郭沫若 : 《抗战以来的文艺思潮 ———纪念“文协”成立五周年》, 《抗战文艺》“文协成 ) 立五周年纪念特刊”,1943 年 3 月 27 日。
[2] 1936年11月22日毛主席在陕北保安的《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根据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三十日《红色中华》刊印。
[3] 《毛主席诗词鉴赏》，徐四海著，2005年，云南人民出版社。
[4] 《中国现代文学编 诗歌卷》，王富仁主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10
[5] 本文原载于1943年11月13日《生活导报周年纪念文集》
[6] 这个观点程光炜《毛主席与当代文艺》有专门论述。复旦大学陈思和认为，《讲话》受战时文艺心理的影响，把文学艺术纳入军事斗争的轨道，并成为革命机器的一部分（《鸡鸣风雨》学林出版社）；北京大学陈晓明也持相同观点，比如他在《守望剩余的文学性》一书中说：“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文化取得领导权，所有的文化艺术都变成人民大众的，但又都不是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也就是说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7] 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革命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革命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革命功利主义者。例如,某种作品,只为少数人所偏爱,而为多数人所不需要,甚至对多数人有害,硬要拿来上市,拿来向群众宣传,以求其个人的或狭隘集团的功利,还要责备群众的革命功利主义,这就不但侮辱群众,也太无自知之明了。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要做到文艺“为人民”,必须以革命的革命功利主义态度对待文艺创作,即文艺家必须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使自己的作品能够真正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
[8] 引自“丽钧作文”公号，“湘语文”搜集整理。
[9] 《毛主席称鲁迅为“现代中国的圣人”自认“圣人的学生”》，引自2015年10月18日人民网。
[10] 原发《整风参考资料 论王实味的思想意识》 作者: 范文澜 罗迈 温济泽 张如心 艾青，1943年新华书店出版，转引自国学数典网站。
（作者单位：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来源：昆仑策网，图片由作者提供，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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