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发展并不必然呈现西方不亮东方亮的规律，看到美国及其领导的自由主义世界体系的困境，并不意味着中国面前已是坦途。中国按照自己意愿构建的伟大蓝图是否能够实现，还需要接受时间的检验。而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正面临着一个十字路口，我们决定如何协调与既有的自由主义世界体系的关系至关重要。

美国仍然有其强大的一面，但其神话正在破灭，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美国自由主义价值理念的三大基石的松动。（图源：网络）

 

我们依旧生活在一个自由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而美国依旧是这一体系的领头羊（“灯塔”）。美国仍然有其强大的一面，但其神话正在破灭，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美国自由主义价值理念的三大基石的松动。“美国灯塔”不再闪亮，这是世界真正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处于这一十字路口的中国将何去何从，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命题。

自由主义世界体系的雏形

 

我们今天仍旧生活在一个自由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接受自由主义这个概念，自文艺复兴特别是启蒙运动以来，历经两次工业革命，直到如今的信息革命，世界演进的方向总体上符合自由主义所倡导的理念。比如，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至关重要的改革开放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中国对自由主义的众多元素不断进行选择、接受的过程。虽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往往是把“糖衣”吃进去，把“炮弹”吐出去，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确实接受了一些自由主义的价值原则。那么这个自由主义的世界体系是怎么形成的呢？

实际上，自由主义的价值体系已经在过去200年的历史中极大程度上塑造了这个世界。自由主义秩序最初源自英国。英国的自由主义实践首先是政治上的，贵族与国王的博弈和妥协催生了《大宪章》，英国在世界上最早实行议会制度以约束君权。后来孟德斯鸠和约翰·洛克基于英国的政治实践提出了自由主义的政治学说，即有限政府和权力分立。不过此时，英国在经济上是实践重商主义的，也就是国家主义，这多少是一种悖论。

从18世纪晚期开始，英国开始在经济上构建自由秩序，即自由贸易。在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英国的工商业者推动建立了减免关税、促进资本自由流动的（国家）低干预经济模式，实现了工业化大生产、投资扩大再生产，以及以海外贸易获取市场和原料，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自由贸易条件的成熟。伴随着启蒙时代以来思想巨匠们的政治、经济设想得到实践，英国先是构建了一个自由的国内秩序，并藉此释放出巨大生产力，成为工业革命时期的世界霸主。后来伴随着贸易扩张，英国把其国内的这种秩序推广到国际上，形成了一个初步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但是英国并没有建立一个完全的自由主义秩序。当时体现出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初步的全球化、自由贸易和金本位制度下的资本流动都是经济层面上的。在国际政治层面，无论是与当时的欧洲其他列强的角力，还是在殖民地以暴力弹压当地势力，英国的规则中都保留了很多丛林法则。丛林法则一方面体现为当时的欧洲仍然接受传统的现实主义政治；另一方面体现为大英帝国由于要捍卫其殖民体系，故而也绝不可能在殖民地实践自由秩序。

但即便是这样一个部分的自由主义秩序，后来也遭受了严重冲击。在经济领域，以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遭到了福利国家、凯恩斯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冲击。在政治领域，英国本来就没有建立起完整的自由主义秩序，只是与其他列强开展必要的合作，本质上还是均势政治。均势政治被一战的爆发证明不可持续。随后，时任美国总统的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十四点原则”，倡导公开外交、推动设立“国联”（美国本身由于议会未通过而未能参加）、航海自由、民族自决等一系列自由主义的国际新规则、新制度。

客观上，代表自由主义思想的威尔逊主义当时并没有成功改造欧洲的均势政治，直到法西斯主义势力发动二战，均势政治才彻底破产。但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威尔逊主义所倡导的自由主义价值确实被新兴的国际政治大国美国所继承。二战期间和之后，美国主导的《大西洋宪章》、布雷顿森林体系、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关贸总协定（GATT）等战后国际秩序、国际机构都直接体现了自由主义的规则。

自由主义世界体系的最终建立

自由秩序的全面建立要等到二战以后，是一种同时覆盖经济和政治领域的世界治理模式。在经济领域，贸易自由化的进程相对顺遂。美国通过主导设立关贸总协定（GATT）和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及参与多个区域性自由贸易组织，基本就打造了全球自由贸易系统。相比之下，资本自由化则经历了一些波折。最初，为了维持金融稳定，布雷顿森林体系对资本的自由流动实施了严格的管制。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跟美元挂钩，客观上约束了资本的自由流动。当然，这种约束仅仅是针对资本账户，经常账户也就是贸易账户是可以自由流动的，所以总体上仍能够配合自由贸易的需求。

重要的变化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稳定美元价格的需求消失，推动了整个金融体系全面的开放。这一变化的直接效应就是在跨北大西洋联盟的政治框架下，跨国投资激增，出现产业转移，培植起跨国生产网络。从这个角度讲，美国把自由国际体系在当初英国构建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不仅是在经济领域实现了更大范围更稳固的自由秩序，而且是在依托政治领域的自由秩序来实现的，这就跟大英帝国时期基于现实主义的均势外交和殖民体系存在根本不同。

 

2019年7月8日，李巍教授做客IPP沙龙，图为讲座现场

 

美国打造的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秩序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强调以联合国为中心的集体安全。至少在原则上自由主义的世界政治秩序不是霸权决定论，而是依据联合国的决议行事，必要的时候，由联合国出面充当世界警察。

第二，以民族自决推进去殖民化运动。公允地讲，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非殖民化运动绝不仅仅是因为殖民地国家自身的独立斗争，而是因为美国作为世界的老大，否定了殖民主义，以至于英、法这些老牌殖民国家纷纷退出自己的殖民地，放手让其独立。典型事件是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第二次中东战争）。当时英法为夺得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与以色列联合，对埃及发动军事行动。美国暂搁置意识形态分歧，与苏联一起对英、法施压，并且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来限制对英、法的贷款，导致英镑巨幅波动，用一场货币战争迫使欧洲势力最终退出苏伊士运河。去殖民化对于在世界范围内巩固一个主权独立的体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是国际关系史上重要的进步。

第三，推动建立现代文明社会所仰赖的国际制度。文明社会与丛林世界相对，凡事靠制度来规范，于是就出现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即二战后美国所领导的，同时覆盖政治、经济领域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总的来说，由英国最先构建的自由体系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受到冲击，英国自己也从世界霸主的位置上滑落下来。但是该体系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基本规则得到了美国的继承。更为重要的是，美国进一步巩固和发扬了世界范围内的自由主义秩序，藉由二战后主导各种制度的建设，美国最终构建了覆盖政治、经济领域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这一国际秩序之下先后发生了第三波民主浪潮、中国的改革开放、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等标志性事件或历史进程，最终使得自由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了巅峰。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习总书记提出中国正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概念之后，媒体圈、学术圈有很多人写文章来论证。这类文章往往是从寻找标志性事件或节点的思路来展开论述。然而客观地讲，这并不是一个很有力的角度。世界范围内，恐怕很难说眼下有什么事件或节点对世界格局的影响力可以比得上两次世界大战的始末、冷战的始末、中国决定改革开放、苏联解体，甚至都没有一个事件可以比得上“9·11事件”。

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一个更加精确的切入角。如果我们摆脱具体事件和节点的思维束缚，从大趋势的角度来看，完全可以不夸张地说，如今的世界确实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过去的200多年总体上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或者自由主义价值体系领导世界、塑造世界的时代。然而这一体系今天正在遭遇各种各样现实问题的冲击，而且其力度是前所未有的。

在世界向着自由主义的方向演进的过程中，我们一直把美国当作可以学习的楷模，或者至少是可以参照的标杆。但是今天我们会发现这个楷模自身正在遭遇一场严重的病变。受到影响的当然不仅仅是美国本身，当“自由世界的灯塔”变得暗淡，整个人类都感觉到了方向上的混乱。站在中国人的视角，以前我们的方向很明确，我们要对计划经济做改革，虽然不是全面私有化；我们要推进民主，虽然不见得全盘接受美式民主体制。甚至包括我们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但令其施行高度自治也透露出一重用意，即我们要学习不同社会制度下的治理技术，并最终使得我们的治理过渡到一个理想的、有序的状态。但是今天我们眼见“灯塔”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可以说是从三个最基础的方面撼动了美国“自由灯塔”的地位。

 

自由主义基石的撼动

美国作为自由主义体系的“灯塔”，主要是仰赖三大基石：

在制度层面上，美国依靠的是其自由民主体制以及自由市场经济；在实力层面，美国拥有强大的工业、金融、军力；在精神层面是基督教新教文明（Protestantism）。要特别指出的是，无论是在当初构建和扩张自由主义体系，还是在如今自由主义体系出现动摇和萎缩，这三大基石都是相互支持，相互影响，同步发生作用的。

然而很不幸的是，如今美国社会愈演愈烈的三大分化使得以上三大基石都出现了松动。它们分别是自由市场带来的经济分化，主要表现为地域分化和阶级分化；自由移民带来的种族分化，导致了新教伦理的衰落；以及自由信仰带来的价值分化，因此在死刑、同性恋婚姻、 控枪、 社会福利和税收等一系列问题上进一步撕裂社会。

自由市场带来了经济的发展，但过度自由的市场带来了经济的分化。追求效率的自由市场上资本必然流向效率更高的地方，当这种流动还仅限于国内的时候，政府尚可以通过税收和补贴来平衡局面，劳动力也可以通过在境内的自由流动来完成与产业聚集相适应的配置。但是当资本可以自由地在国际间流动时，政府对于将资本大量转移至海外（尤其一些避税天堂）的企业征税难度明显提升。

而资本转移导致产业转移，久而久之形成规模化的产业空心化后，对于已经消失的产业，补贴都无从谈起。与此同时，国际间劳动力迁移的壁垒很高，不可能像资本一样自由地去来。遭遇产业空心化之后，对于被转移产业原本布局的地区来说，结果大半是区域性的衰落，而这些地区的居民大多很难成功转型，其经济地位的显著下滑必然诱发阶级分化。

比如美国曾经的汽车之城底特律在制造业大量转移至其他国家的背景下，人口已经从巅峰时期的200万陡降至如今的70万，且市民平均收入也明显下降，城市残破的情景可想而知。而底特律只是美国五大湖流域原本在工业时代繁荣城市沦为“锈带”的一个缩影。

当然，也不是没有人从资本流动中获益。首先是那些将资产配置到更高效率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管理层、大股东们明显受益；其次是借助美国的国际金融优势在国际资本市场上驰骋的金融业者在（除去金融危机刚发生的短暂时段之外）绝大多数时候充分受益。当金融业者通过操纵杠杆在虚拟经济中大赚快钱，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来说，无可厚非，但是从国家的整体福利来看，却造成了危机。因为受益的地区非常集中，结果表现为地区分化；受益的人群的比重太低，结果必然是阶级分化。

以上两种分化结合起来，突出表现为美国中产阶级的衰退。美国中产阶级的规模已经从高峰时期的约70%一路下跌到略低于50%，并且这一趋势还在继续。严重的地区分化和阶级分化的后果绝不仅仅是经济性的，它必然传递到公民的政治生活中来，再辅以如今越发凸显的自由移民的种族分化，最终还会加剧自由信仰的分化。换而言之，自由市场经济推进到一定程度，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就会出现经济逻辑和政治逻辑的背离。

自由移民是对自由主义精神的实践，但是大量的自由移民却导致了作为美国立国精神支柱之一的新教伦理的衰落。自由移民的种族分化概念的提出可以归功于美国当代颇有争议的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9·11事件”之后，亨廷顿撰写出版了《我们是谁？》(Who are we?)一书，针对美国的移民问题阐发观点，与其之前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样，引起激烈争议。不管是否接受亨廷顿的观点，我们必须承认他所指出的一系列有关美国移民现象的问题不仅是客观的，而且如今正在变得越来越突出。

公允地讲，在移民问题上，美国的主流价值观确实是很自由主义的。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逐渐取消了对第三世界国家和非白人族裔移民的配额，再加上从南部边境不断涌入的非法移民逐渐取得合法身份，越来越多的少数族裔（有色人种）正在获得参与政治的权利，并且显示出在这一领域浓厚的兴趣。所以我们看到，在州层面上，很多州的议员是少数族裔；进而在联邦层面上，尤其是众议院，有大量的少数族裔议员。

这其实也符合自由主义政治的逻辑，因为少数族裔多处在美国社会的底层，需要通过参与民主政治，影响公共政策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最初白人精英垄断了政治参与，少数族裔也缺乏相关政治意识，后来随着20世纪60年代起的平权运动，少数族裔越来越多地到参与到政治事务中，甚至近年来展现出过于积极的热情。

实际上，很高的政治参与度绝不是一件好事情。我在造访美国密歇根州的民主党总部时，负责人表示他们正在努力地鼓动民众去投票。但从政治学的道理来说，人民积极踊跃的投票并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情。投票是有成本的，愿意花成本来投票，那就意味着其对现有的公共政策很不满意，或者说非常期望在付出投票成本之后能得到相应的回报。人民的满意度低，对公共政策的分歧度高，投票率才会高。反过来说，投票率达到一定高度，恰恰说明政治生态不好。

对于这种所有人都关心政治、参与政治，甚至是不通过制度化渠道而直接采取行动参与政治的情况，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Countries）一书用了一个概念，“（广义的）普力夺社会（praetorian society）”，意思是说整个社会高度政治化，每一个人都不再专注于自己的专业了，都想玩政治了。

结合美国今天高度政治化的社会气候来看，自由的移民所带来的不光是人口结构的变化，而是种族分化，说到底是不同种族间的信仰危机。以拉丁裔为代表的、低教育和低收入水平的少数族裔希望藉由参与政治来提升其享受国家福利的水平。而这种认识与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强调的那种保守自由价值、崇尚小政府、依靠个人努力而非扩大公共开支来实现幸福的新教精神相左。这是对美国立国之本的精神内核的严重冲击，影响之大，令整个美国为之困惑。

不同族群因信仰不同产生的分化，必然表现为民众在各种涉及价值判断的事务上存在严重分歧，再加上面提到的自由市场带来的地域分化和阶层分化在超越族群的维度发挥影响，承袭自由主义观念的信仰自由已经在美国社会呈现出严重的价值分化。

如今在美国，凡是涉及价值判断的重大问题都会激起美国社会的尖锐分歧。死刑、同性恋婚姻、控枪、社会福利以及税收等等，这些议题每每挑动美国最为敏感的神经，在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掀起激烈的斗争。而斗争中最为明显的特点就是政治人物以党派划线——民主、共和两党的议员只是基于党派立场、基于选举利益做出选择，而不是基于公共精神。

因此可以说，美国民主的质量已经大大降低。曾经那个哪怕是败选者都要发表败选演说，表示要捐弃前嫌，基于公共精神共同为全体美国人民的利益谨慎决策的政治氛围已经消散，取而代之的是总统鼓噪民粹、议员选边站队、民众盲目参与的局面。而这一切的背后是美国举国上下深深的焦虑——美国“灯塔”不亮了。

 

美国——“自由世界的灯塔”——变得暗淡，整个人类都感觉到了方向上的混乱。（图源：网络）

 

自由世界秩序的困境

 

经济分化、种族分化、价值分化撼动了自由主义的基石，美国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危机和焦虑。然后这种危机和焦虑迅速地传到了全世界，呈现出全球范围内自由经济秩序的危机和自由政治秩序的困境。

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可以说是一种内嵌式的自由主义，依循的是凯恩斯主义的经济逻辑，即在国际上尽量推动自由贸易，在国内于必要的时候通过扩大政府支出（其中相当部分用于社会福利支出）以刺激经济，并且建立福利体系以保护受到自由贸易冲击的社会群体。然而如今，国际间的自由贸易遭遇了班农主义（其本质为重商主义）的对抗，发达国家国内着眼于社会福利政策的“伟大社会”计划遭遇了欧债危机的教训，极大地压缩了扩大政府支出的空间。

其实对于“伟大社会”计划最终必然以危机收场的命运，很多经济学家早有预判。于是他们在美国提出新自由主义，形成华盛顿共识，强调金融开放、私有化、去监管化、拆散福利国家体系等等。但是短短十几年后，依循华盛顿共识决策的国家就在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中领略到了开放而监管薄弱的金融体系有多危险，而私有化、拆散福利国家体系则在很多国家和地区激发了类似社会主义革命的群众运动。因此新自由主义经济也在很大程度上破产了。总而言之，无论是经典的自由主义还是改良的自由主义，就经济秩序而言，都没有找到切实可行的出路。

与此同时，自由政治秩序的困境也在世界范围内浮现出来。就国内政治秩序而言，政治威权主义和强人政治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复兴。俄罗斯那样的传统威权政体依然稳固；曾经遍及东亚、南美、东欧的“第三波民主化”却在退潮；甚至在美国、法国这样的传统自由主义国家也出现了“占领华尔街”和“黄背心”运动，从而折射出多个国家国内的政治威权主义复兴和整个世界对于选举政治的厌倦。

 

在国际上，世人目睹了俄罗斯用军事干预的手段将克里米亚重新纳入版图而整个自由世界无能为力。以英国脱欧和美国退出各类国际组织（如TPP和巴黎气候协定）的反面示范更加剧了世人对于自由主义价值是否可以延续的怀疑。至于中国这个崛起中的大国与守成大国美国间的竞争，美国国内已经做出论断——接触战略失败，权力政治回归。

 

冷静寻找中国的出路

暗淡的灯塔不再为世界照亮通往自由主义彼岸的方向，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整个世界再次步入十字路口，中国亦未能独善其身，那么中国该做些什么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先对中国自身的情况，尤其是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处境及与世界体系其他部分的关系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认识。

 

坦率地说，至少在以下方面，中国还没有展现出领导既有的国际体系乃至重建一个全新的国际体系的素质。从内部视角来看，中国过去几十年所依赖的“强国家+自由市场”模式存在内在冲突。国家驱动市场化改革，从中取得经济利益以反作用于国家体制的建设；更强的国家体制又可以动员更多的资源来推进市场化。这一循环的确成就了中国过往几十年的发展，但是缺乏约束的国家（政府）终有一日会强大到敢于向自由市场说不，甚至侵蚀市场的自由。单靠之前那样摸石头过河，恐怕已经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下一步怎么走，还很有待明确。

 

从外部视角来看，相较于美国的自由主义叙事，目前中国故事还没有提供足够的替代性，中国道路还没有被世界其他国家所真正接受。而且这些国家的反应也并非全无道理，比如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在国际关系中也并没有表现出“霸权的仁慈”姿态，中国有时候也很粗暴。从中国竞争对手的视角看，中国在多个方面还没有超过美国。高端创新、金融体系、国际号召力等等，中国与美国的实力还有一段明显的差距，更何况中国经济的发展步伐已经呈现放缓趋势。

世界的发展并不必然呈现西方不亮东方亮的规律，看到美国及其领导的自由主义世界体系的困境，并不意味着中国面前已是坦途。中国按照自己意愿构建的伟大蓝图是否能够实现，还需要接受时间的检验。而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正面临着一个十字路口，我们决定如何协调与既有的自由主义世界体系的关系至关重要。理论上，至少有以下三种路径值得认真分析：

第一，做自由主义世界体系的维护者。就具体措施而言，这条路径要求中国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标准进行自我改革，比如彻底改革国企、全面开放金融，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以及积极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但更为重要和长远的着眼点在于中国需在自身定位和心理预期上做出调整，以更加积极的角色去引领全球化进程。这意味着不仅仅是在中国目前乐意接受的领域持续扩大开放，也意味着在那些中国目前并不乐于开放的领域比如数字领域同样实现更大的开放；而且实质上还要求中国为世界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为更多棘手的国际事务提供资金和方案。

第二，做自由主义世界体系的颠覆者。采取这种路径，客观上等于主动与美国脱钩，与西方争夺世界的领导权。这样做的风险不言而喻，但作为一种选择，至少其在理论上确实存在，而且眼下也不乏拥护者。从理性出发，该路径的关键是在前提上认定当前的自由主义国际体系难以为继，且无法改造，中国确实有另起炉灶的必要。相应地，中国在宣传上需要极力讲述中国故事，特别是突出其中与西方不同的价值观念；在实践上则要努力构建以中国为中心的全新世界体系，以实际行动向全世界传递一个信息：“美国灯塔”不亮了，而中国正在为世界的未来提供另一种可能。

第三，做自由主义世界体系的完善者。这种路径同时强调当前世界体系延续有其合理性、改革有其必要性。而改革的前提是承认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都有制度短板，而对此的态度不仅是相互尊重差异，而且是相互督促改进。就具体措施而言，中国要避免与美、欧、日脱钩；不做模式输出，不搞制度竞争；要努力增加既有国际体系的制度资产，并且愿意为此付出成本，比如维护和强化WTO，在必要的时候以放弃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待遇为交换；切实坚持多边主义政治，避免和纠正大国（尤其是美国）的双边政治和权力政治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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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张骏，本文系李巍教授2019年11月在IPP沙龙上的演讲内容（全文），内容经本人审核。李巍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专聘研究员；来源：“IPP评论”—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官方微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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