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非洲是未来多极世界中非常重要的一极，即使那个雄心壮志的“俄罗斯梦”最终失败了，能够看到最终全人类从长久以来的西方统治中得到解放，那亦是当之无愧的成功！”
在索契举办的首届俄非首脑峰会（图片来源：IC photo）
俄罗斯将“重返非洲”。10月23日-24日，首届俄罗斯-非洲峰会在索契举行，由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现任非盟轮值主席的埃及总统塞西共同担任本次峰会的联合主席。
俄总统普京在峰会闭幕时称，峰会为俄非关系翻开了新一页，多家国际媒体也就此发文认为此次峰会将会成为俄罗斯对非洲政策的转折点。双方在会议期间签署价值约125亿美元的协议，近日俄罗斯又在非洲追加了100亿美元的经济建设投资。
如今，越来越多的大国将目光投向非洲，俄罗斯的“入场”意味着什么，是否如西方媒体所说是普京的“野心”？俄罗斯和非洲曾经的殖民者国家是否会产生冲突？非洲要在21世纪取得腾飞，当务之急是什么？
观察者网专访了俄罗斯政治学者、哲学家、被誉为“普京智囊”的亚历山大·杜金教授。杜金教授从世界多极化趋势与非洲“深度去殖民化”的角度畅谈了俄罗斯的“雄心”和非洲的未来之路。
观察者网：这次俄罗斯-非洲峰会的背景是什么？有人说，21世纪将会是“非洲的世纪”，您认为，非洲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建设目前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杜金：首先，我们有必要定义这个世界秩序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发生巨大转变的时代，这种转变也会很大程度上影响非洲人民。
我们正在见证单极世界时代的终结和多极化（多中心）世界秩序的到来。这一进程的参与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将是围绕着广阔的地理空间组织起来的“文明”。每一个这样的“极点”都会吸引许多国家，只有通过这种方式，通过文明的融合，多中心的世界秩序才能够真正形成。
到目前为止，涌现出的这些文明的“极点”如下：
1、西方国家（未来可能形成两个独立的中心——美国和欧盟）正在逐渐形成一个越来越清晰的集团。
2、 在其战略潜能、自然资源、领土疆域和政治传统基础上强化了主权的俄罗斯，正在成为欧亚大陆区域国家和人民的一个具有吸引力的中心。
3、中国，世界上最成功的经济体，正在跨越相邻领土疆界散播其影响力（主要是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之下）。
在这三个（或者说三个半）“极点”的带动下，多级世界已经实质上形成了。此外，印度、伊斯兰世界、南美洲和非洲也在围绕各自的文明形成潜在的“极点”。
在多极化的世界中，非洲若不团结一致，形成独立的一极，就会被整合进另一个政治势力的轨道之中，在另一个框架中继续作为“殖民地”存在下去。
在新兴的多极化进程背景之下，非洲必须走向广泛的联合——这才是非洲未来真正的载体。为了实现这种联合，建立和维护非洲文明的主要维度，形成一个非洲/泛非洲的主张就显得很有必要。
从非洲整体的角度，促进非洲经济结构、金融机构和交通网络走向统一的实体项目已经形成。其中最重要的项目是两条跨非洲铁路线的建设——连接南非到埃及，和连接索马里与西非——这两条铁路线的修筑创造了一个广泛连接的“交通十字”。要求建立统一货币和一个泛非洲的劳动力分配模式的主张已经被反复提出。类似这样的努力可以被视作是另一个类似于北美自贸区、欧盟和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或者欧亚一体化设想的联合体模式。某种程度上讲，伊斯兰合作组织和东盟也可以算是可以借鉴的形式。
理论上说，这些项目在一个单极化的世界中也可以存在和操作，如果是这样，我们讨论的就是那些由西方建立的区域规则、条例、标准和方法如何被其他国家接纳。但是多极世界中面临一个不同的问题：我们需要尊重每一个独立的文明并且在他们各自历史、传统和身份认同的基础上确立他们的原创准则。
这些准则无需继承甚至考虑西方的标准——意识形态、文化、道德、政治、经济……换句话说，多极主义可以允许在西方标准的一旁，存在大量的非西方思想、社会体系和政治体系。
多极世界的原则植根于这些不同文明各自独特的文化和历史路径。因此，“非洲主张”应该在这样的背景下处于核心地位，否则，任何形式的融合将会成为三心二意和自相矛盾的。
对于今天的非洲来说，它的机遇和挑战一样突出。
一方面，非洲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地区，缺乏最基本的生存资料：糟糕的条件造成了日渐高涨的移民潮，目的地是欧洲和世界其他富庶的地区。
另一方面，非洲拥有难以估量的自然财富和人力资源，它还有尚未被发现的社会与文化机遇。当源自于欧洲殖民的贫困在政治意义上或多或少地被消除（绝大多数非洲国家都已经实现了独立），非洲在认识水平、文化、社会和教育等方面依然面临巨大的挑战。
但是，阻碍非洲发展的最大问题在于非洲依然在用西方的眼睛看待自己——这是来自殖民者的凝视，这使得非洲大陆的所有问题都变得更加尖锐。非洲一直无法真正获得自主，也许正是因为它不知道应该去追寻什么，更不必谈能够得偿所愿了。
因此，非洲的“深度去殖民化”迫在眉睫。
观察者网：您能否具体谈一谈“深度去殖民化”这个概念？
杜金：20世纪，非洲各国虽然在政治上都获得了独立，但是新生的非洲各国政权并没有获得完全的自由：大多数国家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和科技资源上依然对他们的前殖民国家保持深度的依赖。非洲人民在某些方面依然在通过西方的视角审视自己——无论是试图模仿西方还是直接前往西方（后者造成了如今不断增长的移民潮）。
有一些人也试图反其道而行之，但首先他们所遵循的准则就是由西方所制定的，这些准则的制定期初就是为了将殖民者的意识框架应用于非洲的政治体制。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一些非洲国家的政治改革始终还是在复制西欧的政治概念，诸如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国家主义。
所有现代非洲国家的政治谱系都可以向上追溯到西欧：只有这样下一步才可以顺理成章地过渡到这些国家的独立。因此，为了摆脱这种基于西欧的架构，非洲国家急需要一种独立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政治思想：这就意味着一场政治思想的深度去殖民化的必要性。
这也同样适用于社会的其它领域——经济、文化、教育等等。非洲必须建立（或者说回到）他们自己的身份认同，为了未来的道路，一个真正由自己创造的真正的非洲道路而打下基础。
在一个多极化的世界，整合后的非洲将会有能力与其他各极根据自己的需求建立关系。而这种交往的决定性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是一种自由的意志，应该是在权衡利弊的独立评估以及在每一个具体的案例中根据跨文化交互的价值而做出的决定。
在某种意义上，未来的非洲大陆无需天生具有某种属性——亲西方或是反西方、亲中国或是反中国、亲俄罗斯或是反俄罗斯、亲伊斯兰或是反伊斯兰等等。但是，很明显非洲人民无法彻底逃离殖民主义给他们带来的创伤，他们与西方的关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会很痛苦。从后殖民惯性中解放出来是重中之重，深度去殖民的努力越大，非洲离西方也就越远。结果，即使全新的意识形态、文化、文明和经济的水平会不断进步，非洲去殖民化的努力依然会保留很长时间。
观察者网：在这个过程中，您认为俄罗斯将会在非洲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很多西方媒体对于这次俄罗斯的“重返非洲”采取了比较负面的报道，BBC把这场峰会形容成“俄罗斯重新进入非洲，试图复兴前苏联时代的影响力并且将会与中国展开利益的竞争”，而华盛顿邮报用了美国影响力在非洲不断下降之际“侵略性地寻求交易和安全关系”这样的表述，您对此作何评价？
杜金：这是旧殖民势力看到自己长达几个世纪的统治走向终结时的正常反应。当非洲把俄罗斯当做助力和启发，而不是西方的帝国主义者时，他们妒火中烧——实际上，无论是在殖民时代还是本质上仍然是殖民属性的后殖民时代，他们的信用在非洲已经破产。中俄两国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把非洲当做自己的“殖民地”。
中国为当前的非洲带来了可供借鉴的经济模式，与此同时，中国实际上不寻求公然对非洲施加意识形态的影响力，这使得非洲国家可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和北京建立理性而务实的关系。
俄罗斯从来都不是一个殖民势力，苏联时期的政策是支持社会主义反对殖民制度，这种支持或多或少是基于一种无私的、意识形态驱使的支援（团结）。这种立场反映出的不仅是苏联作为国际共产主义领导者的视角，而且是出于一种支持弱小民族和被压迫者的道德自觉，这些是俄罗斯整体社会的一个特征。
当代俄罗斯，虽然倾向于从政治现实主义出发采取行动，但依然保持了俄罗斯民族的这个特征。这一要素显示出俄罗斯目前在非洲的角色是多极化的一种表现形式：目的在于帮助非洲成为独立的一极，和一个原生的文明。现代俄罗斯没有被传统西方意识形态所左右——既非自由主义、也非社会主义和国家主义。
如今的俄罗斯已经去意识形态了，反之今天的西方正在努力地将自由主义当做普世价值推广。俄罗斯支持一个超越单一意识形态的多元的世界秩序，在这个秩序中每个民族都有权选择自己的文化、主张和未来。西方坚持把自由主义的普遍性当作实现霸权的新的工具，因此他们指责俄罗斯，因为俄罗斯坚决反对他们以全球主义为表现形式的新帝国主义。
事实上，俄罗斯来到非洲并非代表着一种意识形态，而是作为非洲的伙伴和朋友，我们的帮助是不设前提的。这使得西方疯狂，因为中俄的这种无条件帮助削弱了西方资本的新霸权主义策略。我们应该用实际行动和真诚合作的成果来反驳他们西方的指控。
我认为中俄可以用一种非常积极的方式展开合作。中国在金融、投资和基础建设领域有非常强的实力。而这些领域恰恰是俄罗斯比较薄弱的方面。但是俄罗斯在武器、安保体系和能源、一些技术领域实力非常强，因此在以上的这些领域中俄可以开展合作但也不会成为竞争对手。
观察者网：在本次峰会的宣言中，安全议题诸如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强化社交媒体的规范、加强对非政府组织（NGO）的管理和防止地区军备竞赛等被强调。您认为俄罗斯在长期的反恐斗争中有哪些经验值得借鉴和推广？
杜金：与恐怖主义的斗争（一般来说这些恐怖组织都直接或间接由美国或是欧盟支持）是俄罗斯的强项。在叙利亚、在消灭极端组织ISIS的战斗中，都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这一点。
俄罗斯打击恐怖主义的战斗一贯是实在、透明、不含糊。我们在与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斗争中总结出的经验显示，当我们切断了他们经济和组织援助，它们的威胁就大大减弱了。因此，一旦我们减弱美国与欧洲在非洲的存在，将会从积极的方面削弱非洲活跃的那些恐怖组织。对那些西方代理人也是一样的道理——诸如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支持恐怖主义的穆斯林国家。
但是，我们也需要修订一下恐怖主义的理论基础。煽动恐怖主义意识形态的并非极端伊斯兰一家，还有某些极端形式的自由主义，也应被视为暴力极端主义的簇拥者。自由主义和极端自由主义NGO（它们中的大多数有类似乔治·索罗斯这样的幕后金主）在颜色革命中扮演的角色已经是众所周知、不言自明了，而这些所谓的革命给人们带来的是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
因此，我们应该好好研究和论证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中的那些暴力极端主义倾向，才能向人们揭示出某些形式的自由主义在全世界犯下的罪行。
观察者网：一些媒体把这次盛大的峰会和之后一系列的有关俄非合作形容成“普京的野心”，您如何看待这种形容？此外，您如何看待非洲的未来，在当前的世界局势和秩序之下要实现非洲的发展目标，应该如何做？
杜金：在世界多极化兴起的背景下，泛非洲整合的进程需要走一条超越现代西方经典意识形态的道路。
很明显，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自由主义不适用。自由主义建立在个体自主的广泛准则之上，这种准则在全球主义时代和“人权”至上的意识形态中已经成为了衡量一切的标准。自由主义把现代西方社会当做唯一可行的社会模式，并且把这种价值观强加在所有人类之上。自由主义不承认任何个人主义之外的价值取向，并且相信唯一可行的文明只有现代西方一家，它们把一切其他文明都定义为“后进”的或者是“误入歧途”的文明。自由主义拒绝任何与他们不同的文明自我认同，其中也包括非洲。因此自由主义只会摧毁“非洲主张”：它既无法“破”，更无法“立”。
在二十世纪，社会主义被认为是最适合成为非洲联盟基础的意识形态。结合了来自苏联的军事力量和地缘政治影响力，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经济实力，社会主义成为了西方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外的另一个选项。然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对于大多数非洲社会来说并不相容——当时的非洲既无工业化基础也没有工业无产阶级。即使是今天，非洲的社会主义也不具备内在和外来的先决条件。社会主义的中国不对外输出意识形态，而且中国自身也在逐渐回归儒家文化的传统。如此一来，社会主义必然不会被非洲接纳成为未来的答案。
至于国家主义，它无法在逻辑上成为联盟的基础，因为国家主义理论本身就是建立在一种排外的思想之上的——它人为夸大地把国家和民族加以区分和排斥。可以说，国家主义是区域融合的反面。
论证这三种主要的西方意识形态不适合作为非洲联盟的基础并非是批判性的保守主义，而是一种建设性的倡议，希望非洲能够超越欧洲政治思想的框架而迎来一个新的时代。要实现这个目标，不仅要回望过去，寻找失落的社会传统，更要面向未来，超越现代性的边界追寻一种不受束缚的创造性梦想——“非洲梦”。这是非洲必须努力达成的目标，只有这样，它才能获得幸福、繁荣和新生。俄罗斯希望的，是成为这个大陆最紧密和最可靠的同盟。
至于普京个人，我认为普京所关心的主要是世界多极化问题。非洲是重要的一极，你可以说这是“野心”，但这是褒义的。俄罗斯的“野心”是打破西方的单极世界、自由主义霸权和帮助非洲完成最后一轮的深度去殖民化。普京的梦想是实现“俄罗斯梦”——看到一个繁荣的俄罗斯屹立在和平、自由和公正的世界里。
我认为，非洲是未来多极世界中非常重要的一极，即使那个雄心壮志的“俄罗斯梦”最终失败了，能够看到最终全人类从长久以来的西方统治中得到解放，那亦是当之无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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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翻译/观察者网 戴苏越；来源：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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