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弃的钢铁工厂，Youngstown，俄亥俄州】

一个和尚挑水喝，二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这是一个在中国家喻户晓的故事。那么，为何三个和尚会没水喝呢？又如何才能使三个和尚有水喝呢？目前，我们说美国制造不行了，事实上并不是美国技术不行了，创新不行了，资本不行了，而是美国人不行了，而人不行了，其根本原因又是因为制度不行了。

什么是西方模式？西方模式就是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这是通往自由与繁荣国度的必由之路，而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讲，现代化就是西方化，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但是，这只是一个神话。这是因为事实上西方模式不仅仅只有一种模式，而是处于两种模式不断交替与循环之中，一种是自由放任式的资本主义模式，一种是福利资本主义模式。所谓自由放任式资本主义也可以称之为“自由模式”，它强调机会均等。而福利资本主义模式也可以称之为“民主模式”，它强调结果均等。前者代表了少数富人与资本的利益，主张自由放任，结果往往导致社会不平等的加剧与经济危机。后者代表了多数选民的利益，主张政府干预，结果又往往导致经济发展的“滞胀”。而目前这两种模式在西方都已经走不通了，同样，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讲，现代化也不再等于西方化。

卡尔·波兰尼在《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一书中指出以市场为中心代替以传统社会为中心是人类政治与经济模式的一次巨变，也是当代政治与经济起源的标志。但是，从一开始市场社会就包含了两种对立的力量，即自由放任的动向以扩张市场，以及反向而生的保护主义与针对市场的抗衡力量，前者力图将经济从社会中脱离出来并主导社会，后者则力图让经济服务于社会，两种力量对抗主导了西方社会的发展。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发表可以说是西方社会结构的第一次转型，其特征就是以市场中心说代替社会中心说，其核心论点就是认为人类社会应该服从于自律性市场，对此就如同后来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认为的那样，如果一个社会没有经济增长，那是因为没有为经济创新提供刺激。而西方世界的兴起应该归于制度革命，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正是这样一个有效率的组织造成了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反之如果社会没有刺激个人去从事引起经济增长的那些活动，便会导致停滞状态。

但是，开始于19世纪后半期，西方国家制度出现了从以市场主导回归以社会主导的第二次转型，标志就是福利国家的出现。福利国家的萌芽出现于德国，德国建设福利国家的主导性制度安排是发展社会保险，这一模式史称“俾斯麦福利国家”。接着20世纪30年代，受到凯恩斯主义的影响，美国政府在大萧条时期力推新政，建立了美国式的福利国家。1942年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况胶着之际就发表了《贝弗里奇报告》，并在二战结束后的第二年推出《国民保险法》和《国民健康服务法案》，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和全民公费医疗制度。由此，大西洋两岸形成了以公共财政为主导的福利国家，史称“凯恩斯福利国家”。二战后出现的20年大发展与大繁荣，迄今令美国与西方人恋恋不舍，认为那是民主与繁荣的天堂。但是，好景不长，其原因在于美国与西方社会又陷入了民主的陷阱。哈耶克认为所谓民主的陷阱是基于这样一种错误的认识，即既然政府是当选的多数人的代表所控制，所以再对政府权力进行其它任何监督便是没有必要的。但是，殊不知不受限制的民主与不受限制的专权相比好不到哪里去。所以，正是这种不受限制的民主，而不是民主，才是西方社会今天的问题所在。所以，无论是米塞斯，哈耶克，还是后来的米尔顿·弗里德曼，詹姆斯·布坎南都认为所谓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从19世纪下半期随着福利国家的产生，在西方就已经开始走向衰退，这是西方文明的悲剧，西方文明的复兴显然有赖于自由主义市场竞争理念与体制的复活和重建。

上世纪七十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标志西方政治与经济的第三次转型和向市场主导体制的再次回归。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无疑是希望通过制度革命，以拯救资本主义。但是，结果无论是英国的撒切尔主义还是美国的里根主义都失败了。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和批判也应声而起。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以“新自由主义终结了吗？”为题发表文章，他写道：“新自由主义不再讨人喜爱了，在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发展中国家相互竞争，但胜负已定，那些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没能赢得增长大奖。” 他指出，“自由市场这套说辞一直在被有选择地运用--当符合某些特殊利益时就拥抱，不符合时就不提。”“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学说不过就是一套服务于某种特殊利益的政治教条，它从来没有得到过经济理论的支持。”

30多年前，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充满乐观主义情怀，将其《自由选择》一书最后一章的标题定为“潮流在转变”。因为当时人们普遍的信念正在从计划经济转向信仰市场经济。但是，30多年后人们发现西方社会的潮流又要转变了，这就是民粹主义的兴起，它标志新自由主义的终结与一个时代的结束。法国19世纪思想家托克维尔曾经说到：有多少道德体系和政治体系经历了被发现，被遗忘，被重新发现，被再次忘却，过不了多久又被发现这一连续过程，而每一次被发现都给世界带来魅力和惊奇，好像它们是全新的，充满了智慧。之所以如此，并不是由于人类精神的多产，而是由于人类的无知。这种情况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附录一】新华社消息：

美国制造业萎缩加剧，企业信心持续下降

 

美国供应管理学会10月1日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9月份美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大幅下滑至47.8，创下2009年6月以来最低水平，显示美国制造业萎缩加剧。

这也是美国制造业PMI连续两个月下滑，8月份指数为49.1。PMI数据通过对采购经理的月度调查汇总而来，反映未来经济变化趋势；50是荣枯线，低于50意味着经济活动处于收缩状态。

供应管理学会制造业调查委员会主席蒂莫西·菲奥尔表示，美国企业信心持续下降，制造业PMI连续两个月收缩，且9月份的收缩速度比8月份更快。

数据显示，在被调查的18个制造业行业中，仅3个行业在9月份的经济活动出现扩张，其余均出现萎缩。参与调查的多个行业对加征关税造成的伤害表示忧虑。

最新公布的制造业数据进一步加剧了市场对美国经济的担忧。1日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道琼斯指数跌幅为1.28%，标普500指数跌幅为1.23%，纳斯达克指数跌幅为1.13%。

利空经济数据还助推市场避险情绪上涨，作为避险资产的黄金受到追捧，当天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主力合约收于每盎司1489美元，涨幅达1.09%。

【附录二】腾讯证券：

美国ISM制造业数据确实很差，但不意味着经济衰退即将到来

 

腾讯证券10月3日讯，据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制造业活动陷入了低迷状态。那么，这种低迷状态到底有多严重，是否足以摧毁美国经济？

一言以蔽之，不会。经济学家表示，只有在制造业滑坡变得更加严重并影响到经济的其他组成部分时，才会引发十多年来的第一次经济衰退。

据美国供应管理协会（ISM）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备受关注的ISM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下跌至自2009年中期“大衰退”时期结束以来的最低水平。企业高管们表示，制造业收缩的原因是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以及国际紧张形势升级。

“现在的形势不好。”华尔街投行Raymond James的首席经济学家斯科特-布朗(Scott Brown)说道。“月度（制造业）数据中有一些噪音，但趋势很糟糕，这与国际紧张形势正在产生更大影响的坊间证据相一致。”

在制造业数据公布后，美国股市遭遇重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和标普500指数周二早盘一度上涨，但随后抹平涨幅，收盘大跌。而在周三的交易中，各大基准股指进一步大幅下跌。

这项数据确实令人担忧。多名制造业高管都向美国供应管理协会表示，国际紧张形势提高了供应成本，扰乱了公司业务。

“经济似乎正在走软。”一位高管向美国供应管理协会说道。

“我们看到销售订单正在减少，因此我们订购产品的需求也有所下降。另外，我们还裁减了10%的劳动力。“一家塑料和橡胶制造商的高管说道。

经济学家表示，制造业的低迷凸显了国际紧张形势对美国经济造成的损害。美国制造商倾向于严重依赖发展中国家制造的原材料或部分制成品，而且它们的销售很大一部分来自出口。

“酝酿中的国际紧张形势很明显是制造业疲软的罪魁祸首。”AllianceBernstein的资深美国经济学家埃里克-维诺格莱德（Eric Winograd）说道.。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有着跟他一样的看法。

导致制造业表现疲软的另一个临时性因素则是，通用汽车（NYSE:GM）的工人正在举行罢工，此次罢工已经进入第三个星期。大约4.8万名通用汽车工人参与了罢工，多达20万名零部件供应商的工人也受到了影响。

尽管如此，仍有理由对美国经济保持谨慎乐观的立场。

首先，从欧洲和亚洲的调查报告来看，制造业的下滑已经触底。国际紧张形势已经逐步缓和，通用汽车的工人罢工活动可能很快就会结束。另外，为了促进经济增长，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央行都在调低利率。

与此同时，在强劲的消费者支出和数十年以来最强劲的劳动力市场的推动之下，服务业仍在稳步增长，而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在美国经济中占据的比重更大。

服务型公司的大部分销售额都来自美国，受全球经济的影响则比较小。另外，大多数美国人都在银行、零售商和医院等服务型公司工作。现在，美国劳动力人口中只有8.5%的人在制造业工作，这一比例创下了历史最低水平。

美国供应管理协会的数据反映了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这种差异，其服务业指数在8月份达到了56.4，而且经济学家预测9月份只会略有下降。最新的服务业数据将于周四发布。

金融顾问公司Plante Moran Financial Advisors的首席投资官吉姆-贝尔德(Jim Baird)表示：“就目前而言，制造业疲软对整体经济的溢出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限的，但经济低迷持续的时间越长，对情绪、支出和整体经济的影响就会越大。”（星云）

（正文作者：鲍盛钢，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本科国际政治硕士、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比较政治学硕士，任教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政治研究中心，后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国际关系；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来稿】，附录转自人民日报、腾讯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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