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花养鱼打太极，逛个公园晒下太阳，如此休闲安逸的生活，正是耄耋之年的日常。可在计算机领域却有这样一位老人，即便已是80岁高龄，却仍不遗余力地辗转各地，为中国IT核心技术的发展发声。
他就是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曾凭借着联想式汉卡和联想微机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并被中国计算机学会授予终身成就奖的倪光南。
倪光南的日常很忙，尤其是进入9月后。从上海到宁波，再经无锡转苏州，从世界智能大会到工业互联网长三角一体化论坛，再到第十二届信息安全漏洞分析与风险评估大会……都有这个title为“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的老人的身影。
他马不停蹄地为各地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出谋划策，同时从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到物联网、5G等高新技术领域，补充学习新知识也是倪光南的工作。倪光南认为，这些引领中国向前发展的新产业、新领域，都绕不开一个共同话题——自主创新。
忙碌的工作、生活节奏，倪光南一坚持就是二十多年。经济观察报记者提出面访请求时，他感到为难，“最近都要在外出差，开会或企业研讨，几乎没有在北京的时间。”直到深夜不被打扰时，电话那头的他才讲述起了当年的故事。
筑梦者
因出生在那个炮火纷飞的抗战年代，倪光南打小就怀有一个强国梦。17岁那年，他考入南京工学院，接触了无线电技术，后在1961年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后文统称计算所）工作。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外对大型计算机采取禁运策略。“倪光南告诉记者，我国正是为研发制造自己的大型计算机，才成立了计算所专门进行相关技术的综合性研究。
20世纪60年代，计算所推出了中国自己设计的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119，而倪光南便在这一研发团队中。也是从这时起，他走上了计算机技术领域的创新之路。
由于当时的计算机只能处理拉丁语系文字信息，倪光南意识到，这给中国计算机向民用级别普及带来很大的难度，“中国人要想灵活使用计算机来处理信息，就要让计算机能处理汉字才行”，于是他带领团队开始专注于汉字信息处理的研究及成果转化。
倪光南先主导开发了中国第一台汉字显示器，随后带领研究组在1979年，于计算所的111大型计算机上开发出了一套基于图形处理原理的汉字系统——“汉字信息处理实验系统”，使之既能够处理汉字，同时实现了汉字的“联想式”输入。
自主创新为倪光南赢得了更多“走出去”看世界的机会。1981年，加拿大国家研究院副院长参观计算所时，看过倪光南发明的汉字处理系统展示后大为惊喜，随后便邀请倪光南前往加拿大进行访问研究。
“这是一次让我开阔眼界的转折点。”倪光南如是说，那两年让他直观的看到了西方高技术企业的发展优势。“当时我们国内还用8位微处理器芯片时，加拿大的高技术企业却都用上32位的了。”
出国访问让倪光南看待的差距不止于此。他在访问之前的薪资，加上津贴一个月也就六七十块钱，但他在国外能够拿到数千加元，“收入上有很大的提高，我算了一下官方汇率得有72倍。”
种种对比后，倪光南更坚持了那个念头——在一些先进设备的技术支撑下，“一定要回到国内来做自主创新”。他告诉记者，在出国之前，我国的汉字信息处理能够做的只是实验系统，并且需要通过大型计算机来做实验仿真，“像个篮球场那么大的机器来处理，太不实用了。”在海外看到了更加先进的应用软件技术后，倪光南决定做更小更实用的汉字信息处理微机。
创业经
考虑到改革开放初期，国内订购高技术的软硬件器材，周期长且麻烦，于是在海外访问结束之前，倪光南自己花了几千加元采买了几套关键硬件，并带回国来，与团队动手开发起汉字微机样机。
倪光南渴望做中国自己研制的汉字微机，而彼时的中国市场上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不易采购，为此，他自掏几千加元买了与团队一起，开发出了第二项汉字处理产品——LX-80的联想汉字微机。
回国后的倪光南发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已传遍大江南北，同时科技部也进一步落实提出了“科学技术面向国民经济的主战场”，“号召大院大所办企业，转化科技成果。”他认为，对科技成果转化重视起来，既符合当时国家的需要，也利于发展自己的技术团队，“产学研相结合，是推进产业化进程的必要阶段”。
尽管那时的中关村远未热闹，但“已经有几家高新技术公司产生”。倪光南告诉记者，像北大方正、清华紫光、清华同方都是在当时的背景下成立的，而计算所也成立了一家名为“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以下简称“计算所公司”）”的全民所有制企业，这便是后来联想集团的前身。
“35个人，启动资金130万元，500平方米的办公用地，就是计算所公司的所有。”倪光南以“总工程师”的身份，带着自己的团队和联想式汉卡方面的技术成果加入计算所公司。
1985年5月，适用于PC机的第一型联想式汉卡一经成功开发，也顺利应用普及。让倪光南深以为傲的是，联想式汉卡的自主研发，推动了计算机在我国的民用领域普及，更推动了联想公司的从无到有。
倪光南说，“把科技知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走产学研相结合的‘技工贸’道路”是当时中关村非常流行的口号，他认为产学研相结合具有中国特色，“科研人员带着成果‘下海’创业，更有助于实现成果转化，解决产业化等问题。”
然而，联想在1996年提出了优先发展销售贸易，后做加工生产的“贸工技”策略，将技术研发的优先级降低，这让坚持“技工贸”的倪光南无法理解，这便是广为人知的“柳倪之争”。
最终，倪光南无奈离场。面对记者，谈及此事，他仍会叹气。离开了计算所公司，重返计算所研究员的位置上，倪光南仍坚持一件事——自主创新，他认为从自主知识产权转化为产品，进而实现产业化的产学研式的发展，才是中国未来的高新技术企业要走的一条路。
幸福感
“我们不想被卡住脖子，唯一的出路就是凭借自主创新突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倪光南说。
倪光南即便退居二线，却始终觉得使命仍在，特别是从各种技术来看，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都与中国拉开了距离，“无论是软件方面，还是操作系统、芯片等，中国制造在当时存在短板。”倪光南回忆。
倪光南深知，当企业逐步成为我国创新主体单位过程中，技术能力会比较弱，而发扬产学研相结合，“大院大所办企业带动科技成果转化，就在帮助我国进入一个企业成为创新主体的过程。”他认为，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取巧的可能。
不过，此前在计算所公司的创业经历，让倪光南有所感触，“知识产权创造更应该有价值体现，例如给科研人员以股权配比，提升其话语权，进一步鼓励科研人员坚持科技创新，做产学研相结合等路径。”他认为联想的发展便是前车之鉴，应该更多注重知识产权，赋予企业内部的高新科技人才更多的激励，避免企业发展的导向偏移。
在计算机领域创新了大半生的倪光南，希望后来人更懂得抓住机遇和挑战，坚持科技自主创新。去年，79岁的他开始录制网络公开课，将自己对互联网核心技术的发展理解和思考对外分享。
“过去这些年，我们在信息技术领域最大的一个经验教训，就是如今我最大的目标，即尽职尽能地帮助那些高新技术公司做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从自身实践“中国创造”，到鼓励更多人去坚持自主创新，通过技术突围实现强国目标，倪光南觉得当下即使忙，却也充满幸福感。
在采访中，倪光南反复强调，作为计算机领域的一份子，应该充分理解一句话，“关键核心技术必须靠自己自主创新来解决，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他掷地有声，鼓励不断培养创新人才，努力实现高新技术自主可控，”不能依赖外国能够提供给你、卖给你、换给你，防止被人卡住脖子”。
过去几十年的经验表明，这也是中国高技术公司要吸取的教训。倪光南表示，华为的了不起之处在于，它不仅持续推进核心技术的研发，当有人试图卡住它脖子时，“它的备胎计划做得很好”，此外，倪光南对其模式也表示认同，“它予以科技人才更多的话语权和价值认同。”
倪光南告诉记者，“作为一家科技公司，一旦不以研发为中心，就如同失去了灵魂。”他说，科研人员发挥的作用，既是在将技术成果转化为具有竞争力的科技产品，更重要的是，他们代表着国家的科技竞争力水平。
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倪光南说，最大的幸福感是能成为计算机领域创新的一份子，尽管角色有变化，
【“从起初的研究人员变成创业成员，又从一线科技创新人员变成二线上支持企业创新的研究员，但我的使命没多大差别。”】
电话那头，倪光南说，大半辈子的自主创新过程的确有艰辛，但能亲自见证中国计算机IT产业的发展，心中尤其幸福。
【本文原载“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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