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布泊上空升腾的蘑菇云背后的峥嵘岁月 | 70年 · 那些人

 

 

 

 70年·那些人

70年砥砺奋进，70年同心筑梦，70年，中国人用勤劳和智慧，让中华大地旧貌换新颜。

54所成立于1952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电信技术研究所，是我国军事电子技术研发的摇篮。建所以来，她初心不改，栉风沐雨，砥砺前行，伴随着新中国一路成长，攻克无数科研难关，不畏困难为国争光，敢于拼搏为国造重器，沉淀了雄厚的科研实力，也沉淀了以创新、奋进和奉献为主色调的企业精神和企业文化。

本号特别开辟“70年 · 那些人”专栏，讲述那些峥嵘岁月里，不畏艰险、不计个人得失、为国家强盛、为军队强大默默耕耘、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传奇故事的54所科研工作者的故事。

听葛叔平的后代讲述父辈的故事

罗布泊上空升腾的蘑菇云背后的峥嵘岁月 

追忆“两弹一星”元勋葛叔平及中国第一次核试验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抚今忆昔，回溯“两弹一星”研发背后的点滴故事，还原尘封许久的历史遗存，那些特殊的日子，那些特殊的人物将永远被铭记。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武装的国家。当喜讯传遍千家万户，在河北石家庄，一群为核试验成功贡献了青春岁月的人，他们相拥着喜极而泣，他们就是我国“两弹一星”研发科研团队。在这些国防科研领域专家中，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四研究所的葛叔平高级工程师，就是“两弹一星”元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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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个月研发出核试验遥控遥测系统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相关讯息，很多内容都是对爆炸现场等内容的描写，关于核试验控制系统研发以及起爆前的“内幕”揭秘，国人都知之甚少。随着国家解密，55年后的今天，当葛叔平家人及老同事们回忆起往事来，当年那些细节才逐一面世。

1963年初，我国核试验的遥控遥测任务下达到了葛叔平当时所在的国防科委第十研究院第十九研究所（是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四研究所前身的一部分），他和同事李振魁一起去北京接受了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面对当时美国、苏联等有核国家对我国严密的技术封锁，国内没有任何核试验遥控遥测资料可参考和借鉴的情况下，国防科委要求在一年内完成任务。今年已86岁高龄的李振魁回忆道：“我和葛主任当时就向国防科委立下了军令状：保证完成任务！” 回来后，十九所抽调精兵强将专门成立了遥控遥测研究室，代号十二室，葛叔平任主任。

研制开始后，葛叔平亲自挂帅，组织研讨总体方案，他每周都要亲自向科委副主任张爱萍上将汇报进展情况。经过反复思考、论证，最终提出了分频制遥控方案。他带领研究室全体人员废寝忘食、夜以继日进行着实验。今年83岁的李雄飞曾是十二室科研人员之一，说起当时的工作状态依然感慨万千，“我们研究室全体人员加班加点是常态，大家经常一干就到了凌晨一两点。国家当时是三年困难时期，国力有限，我们几乎是饿着肚子搞控制系统，那时候，夜晚加班同志能吃上一碗面条就觉得格外幸福。就是在这种状态下，没人叫苦，没人喊累，反而是凝心聚力一起干事。”“人心齐，泰山移”，中国科研人员凭着这股拼劲啃下了核试验控制系统研发中的一块块硬骨头。

葛叔平长子葛元仁告诉记者：“遥控遥测设备研制之初，周恩来总理曾亲自批准并授权父亲，可以直接申请和使用紧缺的国家外汇来购买国外先进仪器和设备，用于开展研发工作。但是，父亲精打细算，凡是能用国内产品替代的，一律用国产货，不动用外汇去购买外国产品。等到整个系统安装完成，为国家节省下几十万美元。”当时有些人觉得他呆板木讷，不懂用国家给的钱给研究所增添新设备，他却任人评说，不争辩不解释，只顾埋头搞科研。

多年后，葛叔平暮年之际与家人聊天时，才揭晓了当年不用外汇买仪器设备的缘由，他说，当时国家经济贫弱，人们生活困苦，外汇资源很宝贵，其他行业领域用外汇的地方也很多，作为科研工作者，如果能用自身智慧为国家节省资金，也是在为国家做贡献。而且，我们国内生产的设备通过改进提高后也不比国外差多少，既然都能用，为什么非要买国外产品呢？父亲告诉儿女，很多时候，一个人的爱国情怀不单体现在语言上，更应付诸于行动中。那一刻，家人深刻感受到老人对国家的爱之深、情之切。

就是在这种艰苦条件下，葛叔平带领着他的研发团队，只用了7个月的时间，就成功研制出了核试验遥控遥测系统，圆满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的艰巨任务。当遥控系统安装到寂寥空旷的罗布泊，以扇面形分布在以原子弹爆炸点为中心的几十公里范围内时，所有参与者内心都充满喜悦。夜晚，皓月的余晖倾泻到设备上，折射出凄冷却迷人的清光，这时，人们都无比热切盼望着，核试验启动时刻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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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战11个小时排除原子弹爆炸前的故障

1964年10月初，离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在试验基地，人们愈加忙碌，紧张的氛围弥漫于基地上空。

核试验整个遥控遥测系统由主控站和多个被控站组成，葛叔平负责主控站，他的助手樊子麟和另外两名同事负责被控站，被控站全部分布在罗布泊的无人区中。总控站是整个核试验成败的关键组成，相当于人体的神经中枢。葛叔平作为遥控系统技术总指导，为了全面了解设备安装和调试情况，确保核试验时万无一失。他除了检测好总控站，还会每天前往各个被控站检查，戈壁滩上的道路崎岖不平，樊子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布满鹅卵石的路被车轮搓轧得像波浪一样，我们称之为搓板路，在车上颠得人心都要跳出来。可葛主任每天要坐着吉普车在搓板路上奔波，车在大沙漠上一跑大半天，很多年轻人都被颠得受不了，下车都头晕，可葛主任没事，下车就开始工作。”他后来告诉孩子们，支撑他坚持下去的动力，是顽强的革命意志，是保证核试验百分百成功的坚定信仰。

基地所有人都众志成城，共待原子弹爆炸的激动时刻。“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与樊子麟第一次见面，就拉着他的手说：“我的‘邱姑娘’（原子弹代号）很年轻，还不成熟，交给你控制和测量，我要她的血压、心跳、脉动！这些数据都正常了，我才能控制爆炸呢。”葛叔平主任一直亲自保管着总控制台的钥匙，从不离身，就怕设备一经他人之手出现损坏的情况。“试验场地位于戈壁滩，天气冷，葛主任就把自己的毛线衣脱下来盖在机器上。”可以说，基地每个人都像呵护新生命一样对待核试验中的机器设备，不敢有丝毫闪失。

但即使这样，原子弹起爆前夕，还是出了段“小插曲”。人们已对系统进行了多次联调，一次出现了被控站接不到主控站信号的情况。经初步分析、判断，是主控站的问题。但是大家认真检查了各自负责的设备，都没发现异样。原子弹爆炸在即，故障始终未解，大家心急如焚。就在人们茫然不知所措时，葛叔平主任亲自对设备展开了每一条线路、每一个元器件的地毯式排查，从下午三点一直到第二天凌晨两点，整整11个小时后，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原来由于不断开机、停机的震动，使得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小铁屑扎穿了导线外皮，造成短路，导致信号发不出去。症结寻到后，故障立刻被排除，问题随之迎刃而解。

首次核试验圆满成功，举国欢庆。负责核试验任务的张爱萍上将召开核试验委员会大会，决定当场给两家单位记功。他提议第一家给开飞机穿过蘑菇云的驾驶员和5人测量小组。第二家他只提条件，那就是“关系全局，成绩突出”，让委员们推荐。几十位专家几乎异口同声：“给遥控！”

于是，以国防部的名义，给国防科委第十研究院第十九研究所十二室记集体一等功，葛叔平荣立个人一等功，樊子麟荣立个人二等功，彭光华、叶良发、蒋文修都记个人三等功。樊子麟在文章中写道：“这是至高荣誉，无上荣光，是全所的成绩。更令人自豪的是，中国人从此有了自己的原子弹，毛主席提出的‘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的话很快都实现了。”但参加任务的同志们胜利归来后，却严守保密纪律，只对热切等待的同事和领导们说：“核爆炸成功了。”

就连葛叔平的家人，也不知道他的功绩，“从1963年夏天到1964年5月，全家人都未见过父亲的面，就连春节，父亲也未归家。而他离家时，只对妻子说，要去新疆执行任务。去多久，什么任务，他只字未提。”直到首次核试验成功后，长子葛元仁去同学家玩，同学父亲告诉他，“你们家有喜事了。”他联想到自己看到《人民日报》上刊登的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新闻，懵懂地猜测喜事应该和核试验、父亲有关。直到父亲离休后，当年这个谜才彻底解开。家人说，这就是父亲这一代科研工作者的品格，国家利益至上永远是他们心中不变的理念和信仰。

第一次核试验成功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为功臣代表设宴庆贺，葛叔平也接到了请柬，但是他没有去。这份请柬就静静地躺在家中书柜里。时隔多年，说起未参加庆功宴的原因，他说，当时高空、地下核试验即将开始，作为遥控遥测系统的技术总负责人，他必须要到现场准备新的测控工作，那时人已经在外地，所以没能参加。问他是否心存遗憾，他说“没有”，在他心里，祖国的需要比什么都重要。

从1965年起，葛叔平又两次前往青藏高原，为空中核武器爆炸试验的遥控遥测工作做准备，选择测控设备的安放地点。这次，他又实地参加了空中核试验的测控，而且是准氢弹爆炸试验。随他参加这次任务的同事崔国义回忆：“我们经过两天两夜的行程，列车到达西宁车站，第二天十几辆小车组成车队前往基地，基地坐落在海拔3000多米高的青藏高原上。车队沿山路蜿蜒前行，一到目的地，葛主任因长途跋涉加高原缺氧导致呼吸困难，身体极度虚弱，同事们多次劝他休息两天，但他不同意，坚持马上开展联试工作。” 1987年全国科技大会上，因其在这次核试验中的卓越功绩，他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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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遥控系统，让卫星落地点小于100米误差

除了一次次在核试验的“战场”上大显身手外，葛叔平还参与了某返回型卫星和“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监测和回收工作。某返回型卫星回收当天，他和助手们守在电话旁彻夜未眠，直到获知卫星已平安回收的消息后，众人才回去睡觉。这次卫星成功回收，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根据第一次卫星回收的测控数据，葛叔平团队对卫星遥控系统进行了改进，等到另一颗卫星回收时，卫星落地点距理论计算中心只有不到100米的误差，达到了当时国际先进水平。这是让老一辈遥控研制人员一直引以为豪的事情。国防科工委针对葛叔平团队在卫星发射及回收过程中所做出的突出贡献，授予他们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葛叔平一生先后参与了一百多项重大尖端军事工程的研制工作，获得了26项科研成果，两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填补了不少军事科研的空白，享有国务院特殊贡献津贴。他的一生都围绕着国防科研事业奋斗着，无怨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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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科研精神作为“家风”传承下去

葛叔平工人出身，完全靠自学和党的培养成为国家高级技术专家，他就像一株翠竹，坚韧顽强、品格高洁。工作中永远认真严谨、一丝不苟。生活上始终低调平淡、知足常乐。

当年和他一起参与核试验工作的同事崔国义，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葛主任对待工作的精益求精态度，他要求每个环节都不能有丝毫纰漏。十二室的年轻科研工作者对他既尊重又害怕，生怕自己疏忽出了差错，会挨批评。但他在工作以外又很平易近人，愿意听取年轻人的建议，只要是对工作有益的意见，他都会接受。”崔国义说：“与葛主任一起工作的日子终身难忘，他的作风和精神，滋养了我的一生。”

葛书平一辈子钟情国防科研事业，75岁高龄时，国家有关部委发给他一摞文件，向他征询意见。他就把自己关在书房里，耗费几天时间，工工整整写出了意见和建议，然后按照要求，以“机要”文件邮寄出去。至于写的什么内容，他严格按照征询方要求，一个字也不透露给其他人。他说：“按照国家要求办事，是国防科研工作者必须遵循的原则。”

他在家庭生活中，也用科研精神要求孩子们，教育他们做事要认真，学会坚持到底，不断超越自我。他有三个儿子，有两位都是高级工程师，一位是经济师，他们在职业选择上受父亲的影响很大。

作为国内遥控遥测、电子通信工程领域的学术带头人，他在离休后，出门办事可享配车待遇，他却从不使用。葛元仁一次回家探亲，给父母买了很多土特产，希望父亲能要辆车去火车站接站，遭到了父亲的拒绝。他说，“车是用来给老干部办公事用的，不是给家属办私事的。”

子女们都知道，“父亲在工作、生活中，始终是个讲原则和规矩的人。因为他的工作有保密制度，所以，我们兄弟的成长记忆中，很长时间不知道父亲从事什么工作，不知道他每次出差去了哪儿，更不知道每一个年节父亲能不能按时回家。生活中，父亲给我们传递的生活理念就是不要奢望他人的帮助，要靠自我奋斗赢得未来。”他的这种家风传承，影响了儿孙人生观、价值观，让他们懂得，成功没有捷径，唯有靠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创造。

如今，葛叔平老人已经故去，但家人们每每提及他将一生奉献给祖国国防科研事业的光辉历程，都感觉无比自豪。三个儿子都说：“正是有了众多像父亲一样的科研工作者，他们无悔付出、甘于奉献，才铸就了‘两弹一星精神’，夯实了祖国国防科研事业的坚实基础，他们的故事不该湮灭在历史长河中，而应被人民铭记。” 

内容来自河北工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