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夏日偶感：“阿Sir”？还是“香港警察”？

 

        “称呼，本质上是一种命名权，而命名权的本质，是一种秩序安排权，或者说叫统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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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香港的“全民撑警日”， 大批香港市民站出来，表达了支持警察止暴制乱、恢复社会秩序的共同心声。 

非常好，早就应该这样了，这才有利于香港的繁荣稳定。 

不过，今天我主要谈另外一个问题。 许多内地主流媒体，也表达了对香港警察的支持，这同样是应该的。 

但是，他们一口一个“阿Sir”、“Madam”，却令我感到很不舒服。就像你看到一位美女，各方面都完美无缺，但她嫣然一笑，你却看到她牙缝里嵌着一片韭菜叶子，简直是要多扫兴就多扫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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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呢？ 

举个例子。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期间，被日军占领的地区，老百姓迫于鬼子的压力，都要称鬼子为“太君”。太君的含义是什么呢？ 

原来，日语中“大人”一词的发音，与汉语的“太君”相近，中国人说“太君”，鬼子听起来就是“大人”。 

在日军占领时间比较长的一些地区，一些为虎作伥的伪警察、伪军官等也被称为“太君”。 

抗日战争胜利了，日本鬼子被赶回老家了，“太君”作为一种标示着耻辱记忆的称呼，当然也就被废止了。 

我们能继续称警察和军官为“太君”吗？当然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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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太君”一样，“阿Sir”、“Madam”，也是一种带有耻辱记忆和殖民色彩的称呼。 

“Sir”在英语中的含义包括“长官”、“阁下”等，约略近似于“大人”。在殖民时代初期，这个称呼专属于英国殖民者，因此在殖民地的等级体系中，这也是一个“高等”的称呼。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高等”的称呼，逐渐“下沉”给“高等华人”，包括警察。 

印度在中国的网络媒体中，被戏称为“红头阿三”，这就是因为印度的锡克教徒曾经被英国殖民者大量启用到上海英租界和香港当巡捕，他们用红布包头，也被尊称为“阿Sir”。但印度毕竟也是殖民地，而且似乎更穷，难免被国人蔑视，久而久之，也就变成含有鄙夷色彩的“阿三”了。 

香港回归后，本来也应该去殖民化，废止这种带有殖民色彩的称呼，但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这项必须进行的工作却并没有进行，所以对警察称“阿Sir”的习惯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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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背景下，香港本地媒体或香港市民称警察为“阿Sir”，也可以理解，但内地的官媒或主流媒体跟风这么喊，就很不妥当了。 毫无疑问，这是对殖民文化的一种的谄媚，是一种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现。 

在中国，无论是古典传统还是革命传统，都非常重视“正名”。孔子对弟子子路说过“必也正名乎”，并阐发了一番“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的道理。 

毛主席当年在井冈山建军伊始，就废止旧军队的“长官、马夫、伙夫”一类的称呼，而代之“指挥员、战斗员、炊事员”等称呼，称呼变化的本质是代表了一种平等的人际关系。

称呼，本质上是一种命名权，而命名权的本质，是一种秩序安排权，或者说叫统治权。 

如前所述，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在香港进行去殖民化的工作，这或可解读为照顾香港的现实，但绝不能解读为对殖民统治和殖民秩序的承认。而内地主流媒体沿用殖民时代的“阿Sir”称呼，则无异传递了一种暗示，这种暗示恰恰就是对殖民秩序正当性的承认。 

为什么不用明白易懂的汉语普通话的表达方式“支持香港警察”呢？这样含义就清楚了——

我们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警察维护香港秩序，但绝不意味着我们对回归前的殖民统治和殖民秩序正当性的任何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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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强辩道，“警察”这个词还是从日本传过来的呢，你应该用“衙役”。 

这就是满满都恶意了。其实，不光是警察，还有很多词汇，比如干部、卫生、参观等等，不胜枚举，都是从日本传到中国的，没有这些词汇，就没有现代汉语。 

但这些词汇，如鲁迅先生所言，是“拿来”为我所用的，是近代以来中国向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学习的结果，其本身并不包含承认殖民秩序的含义。 

并且，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革命的洗礼，这次词汇已经成为现代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了，所以它们是“中国的”，并非“日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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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主流媒体大书“阿Sir”，而不是“香港警察”，并且为此洋洋自得，不以为误，这似乎意味着，在文化上需要进去去殖民化工作的，并不仅仅是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