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云辉：比港独更危险的是土地向美元资本集中

 

  

在美元控制了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的情况下，农村土地流转和农民土地向资本集中，本质上是农村集体土地通过“土地确权”和“土地流转”向国际资本集中、向美元资本集中。

 

美国黑石基金以及其它海外资本在中国悄然开展的购买农村土地行动应该引起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

 

美国政府控制下的世界银行为什么极力主张中国“土地确权”和土地流转?为什么日本和台湾等亚洲农业成功的国家和地区都不允许城市资本下乡、反对土地向资本集中、更不允许土地向国际资本集中?为什么美国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通过立法严禁境外资本租赁美国的农业土地而中国却放任外资在中国圈地?土地流转和资本下乡难道真的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增加农民收入吗?这是中国政府和国内专家迄今没有明确回答的问题。然而，美元资本正借助中国农村“土地确权”和土地流转的机会，即将敲响中国社会崩溃的丧钟。

 

中国经济体系已经深深陷入在由美国设计并由美元主导的全球经济金融秩序之中。因此，我们需要从“中国-美国”和“美元-人民币”的互动框架中思考中国农业问题，评估农村改革的政策后果。

 

美国已经控制中国互联网和信息技术，我们可以把这部分美元资本称之为美元的“网络空军”;同时，美国已经控制了中国金融领域的基础货币发行权、汇率定价权和资产定价权(详见笔者《谁掌控了中国经济的顶层权力?》)，这部分美元资本可以称之为美元的“金融海军”;那些潜伏在中国境内并企图大量收购农村土地的美元资本可以称之为美元的“产业陆军”。肢解中国版图是美国二战以来的长期国家战略。苏联解体之后，美国的进攻目标已经锁定中国。中国已经开始重视来自于美国战略东移所形成的正面军事压力，但是，中国并没有发现和重视以下事实：美国资本的“网络空军”、“金融海军”和“产业陆军”已经包抄了中国军队的经济后方。这才是中国最隐蔽的危险、也是最大的危险。

 

 

目前，中国外汇储备达到3.66万亿美元，超过了日本、欧元区、沙特和瑞士这四大外汇储备国的总和。同时，央行9月末外汇占款余额是25.3万亿人民币，几乎可以等同于25万亿人民币基础货币的发行数量。换句话说，如果扣除外汇占款所形成的基础货币，那么，中国基础货币的发行量接近于0;如果以4倍的货币乘数计算，扣除外汇占款所形成的流动性，中国M2数量也接近于0。这说明：美联储已经控制了中国央行、美元已经控制了人民币、美国已经控制了中国的货币主权。如果说美国海军可以在太平洋上封锁中国的能源供给的话，那么，美国资本在中国经济领域潜伏的“金融海军”已经控制了中国经济体的血液和呼吸。这是中国“流动性困境”的真正根源。明朝的衰败和晚清的瓦解与白银主导下中国货币主权之丧失存在着直接的关系。当代中国是否会重蹈明末与晚清的覆辙?历史早已给出了答案!

今天，中国货币主权的再度丢失正结合着农村“二次土改”，演绎着新的毁灭性的故事。在美元控制了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的情况下，农村土地流转和农民土地向资本集中，本质上是农村集体土地通过“土地确权”和“土地流转”向国际资本集中、向美元资本集中。

 

自有文字记载的夏朝开始，中国农村土地的分享程度和独占程度，始终决定着社会的繁荣与危机、决定着政权的稳固与瓦解。中国共产党是通过“打土豪、分田地”政策，把集中在地主手中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赢得最广大农民的支持，建立了苏区政权并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

 

解放后，随着土改的全面完成，中央领导发现：尽管农村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到家庭，但是，由于农村不同家庭存在男女性别的差异和劳动能力的差异，土地还是向劳动力多的家庭集中，从而产生新的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更重要的是，城市工商业主和资本家在粮食和棉花收购过程中，利用个体农民之间的内部竞争和无序状态，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形成城乡之间的对立和资本家与农民之间的两极分化。因此，中央在东北和山西开始试点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农村合作社和高级社等农村生产组织，形成了“土地集体所有制—农民合作组织”相配套的新型农村经济制度。中央以点带面在全国推广了这项制度。这一农业制度的历史性创新后来为城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工业领域全民所有制的建立、为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农业基础。可以说，新中国领导人制定的土地制度和农民生产组织制度是中国推动工业化的立足点，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至今的最重要基石。

 

土地承包制是一场使农村、农业和农民“去组织化”的改革。当初并没有估计到这场改革会导致现在中国农村重新碎片化、乡村治理黑社会化、农民丧失农产品议价能力等后果;没有想到由此产生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三农问题”;更没有想到这场“去组织化的农村改革”会导致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基层经济组织的全面解散和基层政治组织的全面瘫痪，使边疆的基层成为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宗教组织等病毒大面积扩散的温床。新疆分裂主义的火焰已经烧到了天安门金水桥旁，遗憾的是，并没有人从新疆农村“去组织化”之改革的角度进行反思和提出对策。如果10年之后新疆、西藏成为第二个车臣，那么，这项“农村改革成果”应该如何评估?

 

 

值得庆幸的是，这场“去组织化”的农村改革仅仅敲碎了农民合作组织，而没有打碎土地集体所有制。

 

随着农村“去组织化”改革所产生的问题日益严重，中国农村面临两个选择：

 

第一、在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重建农村合作组织(如农业集体企业、农民合作社、农民协会和农民金融组织等)，从而，在市场经济体制里，重新构建“土地集体所有制—农民合作组织”这一经济制度。

 

第二、在土地承包制打碎了农民合作组织的废墟上，进一步把农民对土地的承包权转变为可交易的收益权和所有权(即“土地确权”)，彻底瓦解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然后，通过土地确权和土地流转，让农民土地向产业资本集中、向美元资本集中，完成农民与土地的彻底分离，让产业资本及其隐藏在背后的美元资本重新组织和控制中国农村经济和农业生产，以未来国内外大资本推动的土地集中经营代替改革之前集体所有制前提下的土地集中经营。

 

所谓“土地确权”的本质就是土地私有化，它类似于城市集体所有制企业按照职工人数平均分配“资产券”的性质，也类似于前苏联按照全体公民人数平均分配全民所有制企业“资产券”的做法，最终为货币持有者廉价收购“资产券”、实现“资产券”集中和形成寡头垄断提供便利。按理说，在土地集体所有制下，“土地确权”应该是把土地权属明确到集体组织，而不是把土地“确权”到集体组织当中的劳动者个人。个体农民从集体手中承包的土地只有劳动的权利，没有转包的权利，更没有转包收租的权力。如果土地转包可以收租，那么，这项租金本应该归属于土地的集体组织，而不是个人。农民放弃承包地，集体应该收回，并无偿地由其他承包人进行耕种。农民承包者个人收取转包租金没有法理依据，同时也增加了多承包、多种地农民的现实负担。如果弃地农民成为剥削者，种地农民成为被剥削者，那么，这种制度怎么可能鼓励留守农村种地的农民多种地、种好地?

如果种地的农民承接那些放弃耕种的集体土地还要支付“转包租金”即地租，那么，这说明农村所谓的“农民土地承包”已经事实上变质为“农民土地私有”了。目前推行的“土地确权”就是通过法律形式，把当初的“农民土地承包”合法地转变为“农民土地私有”，以达到彻底瓦解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目的;同时，通过农村土地确权，为土地进入流通市场并向资本集中创造了条件。中国农村的“二次土改”完全是前苏联叶利钦推行的私有化和“休克疗法”在中国农村的翻版，甚至连指导改革的导师都是一样的：世界银行和接受了美国经济理论洗脑的本土经济杀手。

 

从目前国务院积极推动土地确权和土地流转的舆论导向上看，中国农村改革正在选择第二个模式。如果这样，本届政府将为美元资本大规模赎买农民手中的土地、完成几亿农民与土地的彻底分离、制造数以亿万的失业大军和城乡流民、实现美元资本对中国农业产业的深度控制、完成美元纸片与中国土地资源的转换，扫清制度障碍和交易障碍。如果美元的“网络空军”、“金融海军”和“产业陆军”分别占领了中国的脑袋、钱袋和米袋，那么，美国对中国已经不战而胜。

 

其实，以提高土地产出效率和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土地流转的理由是不成立的。统计表明，与劳动集约化经营相比，资本集约化经营并不会提高土地的单位产量;此外，在资本完成土地赎买之后，货币持有者把纸币转变为土地，农民把土地换成了纸币。在纸币信用体系里，土地一定升值，而纸币一定贬值，农民最终将成为真正的无产者。中国社会一旦完成土地向资本的集中，一旦形成几亿的无产者和流民，中国社会必然重演解体的悲剧。

 

为了维护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中国政府应该悬崖勒马，停止集体所有制的承包地向农民个人进行所谓的“确权”，停止农村土地流转，坚守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这一制度底线。

 

中国农民、农业和农村的现实出路应该是：

 

(1)改变农业财政补贴模式，把财政补贴从“国家财政——>农民个人”模式转变为“国家财政——>农村集体组织”模式，引导农民回到组织，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

 

(2)在完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依照建设“社会主义有组织的市场经济制度”之精神，重建农村合作组织和农村集体企业，恢复土地集体所有与农民合作组织之间相互匹配的农村经济制度;

 

(3)以国家资本为主导，建设和完善农村科技服务网、农资供应物流网、农产品采购网和农村金融服务网，大量吸纳农村青年和大学生在农业保障体系中就业，提高中国农业的后援保障能力，同时提高全社会的就业水平，以此推动中国农业的现代化。这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选择，也是保证中国农业产业稳定与发展的现实出路。

 

（作者：余云辉，中材国际独立董事、厦门大学金融系客座教授；来源：乌有之乡。2018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