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诚意，《走向自主创新：寻求中国力量的源泉》一书得以在停印十几年后再版。十几年的时间不算短，书中涉及的工业领域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本书书名所体现的主题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够反映中国的发展所必须坚持的方向——走向自主创新。也正是因为这个主题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所以本书才有再版的需要。
十几年前本书初版时，中国经济已经开启一场史诗般的高增长。当时，以制订《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为契机，在政府内部和社会上发生了一场政策辩论，其焦点是中国的技术进步应不应该从依靠引进转向自主创新。本书收录的几个工业研究报告参与了那场辩论。虽然2006年年初中央正式提出自主创新方针可以被看作这场辩论的高潮，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即使这样的政治方针也没有解决所有的认识问题，所以不仅政府的政策始终没有脱离摇摆状态，而且在实践中也始终存在不少“假冒”的现象。今天，这场辩论终于迎来了结局——美国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和技术战已经使中国社会对于自主创新的必要性形成压倒性的共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结局不是因为中国方面的“正面提倡”，而是因为美国方面的“负面教育”。直到2018年“中兴事件”发生之后，还有学界人士企图在概念上以“开放创新”代替“自主创新”，没想到2019年的“华为事件”会这么快地断了他们的“后路”。
毕竟时间已经过去十几年，在本书再版之际，有必要概括一下本书涉及的这些工业后来的发展状况，以帮助读者了解那个阶段与今天的联系。下面按照汽车、大飞机、电信标准、柴油机油泵油嘴和VCD/DVD的顺序略加介绍。
在汽车工业报告完成之后，自主开发企业在2004-2007年经历了一个高成长阶段，自主品牌乘用车的市场份额从11%迅速上升到41%。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9年，中国汽车工业的产销量超过美国，从此保持着世界第一的地位。但是，从2008年起，自主品牌乘用车的市场份额停止了上升趋势，在此后超过10年的时间里一直在40%的水平上下波动。有若干因素使中国汽车工业陷入这种总量增长但格局不变的“均衡”状态，但最大的因素还是合资模式的持续。今天，中国汽车工业面临着两大变化：第一，中国政府已经承诺将全面开放汽车工业，包括取消对外资持股比例的限制。2014年，这项政策还在酝酿期就引起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公开反对。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害怕这项政策的恰恰是那些依赖合资的大企业，而不是从一出生就必须与外国品牌竞争的自主开发企业。因此，全面开放也是使中国汽车工业最终摆脱合资模式的契机。第二，汽车工业正在出现新的技术革命，表现在新能源、网联、共享和自动驾驶等几个方面。凡是积极参与这场变革的企业——无论是“在位者”还是“造车新势力”——都是凭借自主开发企业积累的能力。因此，仅从简短概括中也可以看到一个鲜明的结论：近20年的自主创新运动造就了中国汽车工业进入新时代的能力，因为它决定了中国汽车工业参与新技术革命的可能性，也将决定中国汽车工业在市场全面开放后的命运。
在大飞机报告完成之后，作者本人参加了国务院批准的大型飞机方案论证委员会及其在2006年7月至2007年2月期间的论证工作。2007年2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批准大型飞机正式立项（这个项目同时包括大型军用运输机和大型民用客机的开发）；2008年5月，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国商飞）在上海成立。作为项目的成果，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下属的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研制的大型军用运输机运20，于2013年1月26日实现首飞，现在已经列装部队；由中国商飞开发的大型民用客机C919，于2015年11月2日下线，并于2017年5月5日实现首飞，目前处于多架次试飞和适航取证阶段。虽然民用客机的开发还需要克服一系列的困难，但无非是个时间问题，只要坚持下去就会获得最后成功。
当研究电信标准时，围绕着中国推出的第一个移动通信标准TD-SCDMA（简称TD）还存在许多争论。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国政府的立场是相当坚定的。为等待TD的发展，中国政府推迟了公布3G标准的时间。2008年，中国开始建设TD试验网。2009年1月，中国政府正式向中国移动颁发了TD业务的经营许可，使中国开发的第一个移动通信标准进入商业化运营。正如所有的新技术一样，TD在商业化过程中的确表现出一些技术问题，并且随着3G向4G（TD-LTE）演进也没有在市场上存在多长时间。自由市场派人士曾经为此攻击政府采用TD的决定，但中国就是凭借TD才开始参与通信标准的制定，才在手机芯片上获得突破，而且还发展起来一些被用于5G的核心技术。因此，TD-SCDMA是中国在通信技术领域跻身世界前沿的必要一步——没有在3G标准上的突破，就没有今天在5G上的领先。
虽然柴油机油泵油嘴是一个很小的工业领域，但本书收录的案例研究以它来说明中国工业面临的两条道路选择。选择自主开发的无锡油泵油嘴研究所后来在产业化道路上困难重重，似乎没有能够在市场上产生多大的影响，但选择合资道路的无锡威孚却反映出当时正在来临的一场风波，即2005年外资收购中国骨干企业的高潮。当时许多骨干企业如徐工、厦工、沈阳鼓风机、陕西鼓风机、沈阳机床、杭州齿轮箱等，都在国企改制的过程中面临着被地方政府廉价卖给外资的境地，无锡威孚只是其中之一。作者卷入了那场辩论，并与许多人士一道为遏制那场收购潮出了力。于是，通过那个小案例所揭示的主题——中国工业必须走自主开发道路——被更大的历史事件所证明。
本书研究过的VCD/DVD工业实际上已经消失，但那个历史篇章对于中国电子产品工业的发展是重要的。一些中国企业经过那个产品阶段成长起来，并把它们的能力带到下一个产品阶段；台湾芯片企业联发科（MTK）也是经过DVD阶段才进入手机市场的，成了后来“山寨”手机的推手；历经VCD/DVD、MP3/MP4、“山寨”手机、平板电脑等产品，以深圳为中心的珠三角地区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电子产品制造集群；也是在被VCD阶段成就的“步步高”（企业名称）的基础上，产生了OPPO和VIVO两个智能手机的知名品牌。如果将来有人能对这个过程进行深入研究，将大大加深我们对于工业演进的理解。
从上述简要的概括可以看出，无论工业怎样随时间变化，那些在市场竞争中制胜的行动原则都没有变。作者在本书绪言中概括出本书的5个主题：
（1）由于技术能力是组织内生的，所以技术引进永远不能代替自主创新；
（2）自主创新与学习外国技术知识是互补关系，不是对立关系；
（3）中国市场是一种宝贵的战略性资源，为自主创新提供了无限的机会；
（4）通过自主创新发展出来的技术能力是企业、工业和国家竞争力的主要源泉；
（5）由于“抱负水平”决定了技术学习的强度，所以走向自主创新需要远见、勇气和坚定的政治意志（这个主题曾经被有些人批评为好像只要有抱负和勇气就能创新。且不说这种批评对原意的歪曲，只要问一下今天中国面对美国发动的贸易战和技术战应该怎么做，即可辨明是非）。
十几年过去了，这些主题没有过时，只有认识还不够的地方。因为这些主题为未来的理论发展提供了一个基础，所以本书及其即将出版的续集（《新火》）仍然可以被当作工业史来读。
也许以后的年轻人很难相信，中国曾经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有那么多的人相信技术进步可以通过“拿来主义”实现，而用不着自主开发。当然，这种思维的流行不仅与学界的“胆怯”有关，也与跨国公司的“大众教育”有关。大约在2005-2006年的某一天，作者应邀参加了一个论坛。在论坛的嘉宾讨论环节，主持人向当时微软（中国）的负责人提出一个问题：“中国什么时候能有像微软那样的企业？”那位负责人煞有介事地纠正主持人说：“中国已经有啦，因为微软就是中国企业。”为了攫取中国市场，当时几乎所有的跨国公司都自称中国企业。今天，在微软按照美国政府的行政命令对华为“断供”之际，再回想一下这些言论，不禁令人莞尔。这个插曲说明，一个民族要想进步，就要汲取自己从经历中获得的教训。对于包括工业史在内的学术研究来说，其社会功能之一就是使民族的记忆历久弥新，时时提醒我们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正确的。如果本书的再版能够对保持民族记忆略有贡献的话，作者将倍感荣幸。
2019年6月23日
（作者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来源：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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