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后的国际秩序既非指单纯走向美国与中国、或者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固定对峙的“新冷战”，也非变成开放性完全倒退、被保护主义和排外主义支配的世界。今后的世界走向可能是，根据价值观、规则和利害关系的不同，人、物、财、数据跨越国境移动的自由度也随之呈现不同。
日本《呼声》月刊6月号一期刊登政策智库PHP研究所代表金子将史的文章《“新现实”与有志向的现实主义》。文章认为，世界范围内的“新现实”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陷入内忧外患，力量转移正在引发大国博弈，但今后的世界不会走向“新冷战”，各国将从实用角度对社会开放性进行重新调整。文章编译如下：
时代潮流发生了很大变化。想必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直到不久前还理所当然地存在的国际秩序似乎蒸发了一样，失去了真实性。新的国际秩序还在形成过程中。
在这样的时代，不应该追逐眼前的变化，重要的是把握全局。政策智库PHP研究所成立“PHP新世界秩序研究会”，就当前国际秩序重组的本质和日本应该采取的对策进行了思考。笔者希望参考研究会成果，就新的国际秩序进行展望。
内忧外患的冷战后国际秩序
首先，我们先确认一下冷战后美国等发达国家主流的国际秩序观。简单来说，这是一种以重视自由贸易等为前提的国际秩序观点。以苏联解体后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单极力量为背景，或者从广义上说，以日美欧西方发达国家压倒性的力量为背景，这一国际秩序得以超越西方范围在全世界广泛推广。更多人、物、财、信息实现跨境往来的全球化，使世界逐渐朝着这一秩序的方向统一。
然而，这种走势如今已经失去现实意味。国际力量的变化使发达国家压倒性的优势逐渐瓦解。更多关于这一现有秩序的危机感，则来自于发达国家内部对其提出异议的声音出现高涨。在作为“旗手”的欧洲和美国，民粹主义如燎原之火蔓延，排外主义和本国第一主义势头不断增长。
特别是在这一秩序的领导者美国国内，主张“美国第一”的特朗普政府上台；一直以来与美国携手推动全球化和市场自由化的英国，则公投决定脱离欧盟，给欧洲统一造成沉痛打击。这些都使现有国际秩序的危机严重加剧，使自由主义视角下的国际秩序处于内忧外患状态。
力量转移的进展和全球化的反论
导致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动摇的国际政治因素是力量重心从发达国家向新兴国家转移，这一国际秩序的支配力不是来自其普遍性，而是来自美国的霸权和日美欧的力量优势。
力量转移经常在霸权国和挑战国之间引发严重紧张。如何管理力量转移带来的不确定性是21世纪前半期的国际政治焦点。但更麻烦的是，全球化、相互依存、开放性取得进展，但导致了某种类似“反论”情况的产生。
全球化给以新兴国家为主的许多国家带来了财富。但是，在发达国家，由于开放性和相互依存的发展，越来越多人感觉在身份、就业和生活等方面都受到了威胁，这导致了民粹主义和本国第一主义崛起。特别是人员流动容易引起敏感反应，很多欧美民粹主义与反移民情绪密切相关。
对经济相互依存性进行政治利用的地缘经济倾向也较为显著。典型例子是，美国以美元力量为背景频繁发动经济制裁。在欧美，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社会开放性被利用，从而助涨了力量转移。
对于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形成的多边国际制度，不少人将之视为“只会制约本国行动和主权的、令人讨厌的存在”，因为它们涵盖了各种领域，且功能不断强化。特别是在走向统一的欧洲，布鲁塞尔无视人和主权决定事情的做法引发不满，反欧盟情绪逐渐高涨。英国围绕脱欧持续陷入混乱，也不过是这种形势下一个明显例子而已。在美国，人们原本对国际机构的怀疑情绪就根深蒂固，特朗普政府直接质疑联合国和世贸组织等国际机构的实效，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巴黎协定》，还对同盟体系抱以冷淡态度。
新兴国家乘着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东风不断崛起，结果是引发了力量转移。
科技创新带来的新现实
科技的发展可能也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形成了意料不到的逆风。“IT化”使美国在经济和信息领域的霸权再次确立。信息和知识自由流通被认为有利于促进自由主义的普及。基本来说，科技的发展一直被设想为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是和谐关系。
但是，人工智能（AI）、机器人、大数据、自动化技术等新兴技术和数字经济化带来的“第四次产业革命”，并不一定对发达国家有利。在无现金化等领域，新兴国家一下子达到了最先进水平，甚至赶超发达国家。它们的创新可能使美国失去在军事领域的优势。
“力量由发达国家向新兴国家转变”“相互依存开放性和反论”等“新现实”有力地相互作用，向美国的霸权及其支撑的自由主义发起猛烈挑战。创新也可能导致力量转移加快。而力量的相对下降也则引发了美国的警惕。
避免过度反应
如果眼光只被大国之间的对立结构和外在威胁所吸引，可能看不清本质。日本等发达国家现在必须做的是，重新审视自己的实力，明确要保护什么、以什么为目标。在新的力量结构中，应提出可以尽可能保护经济活动自由的国际秩序构想。重新调整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创造新的国际和国内关系。
今后，在很多领域，不管体制是否相同，人、物、财都会跨越国境持续移动，因此构筑双赢关系是可能的。这一点与冷战时代不同，当时东西阵营处于对峙状态，彼此几乎没有接触。“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证明，如果遵守共同的规则，即使体制不同，也可以建立起高质量的自由贸易区。
奉行自由经济理论的国家首先应该警惕的是，不要因过度防御反应而丧失活力，陷入单纯保护既得利益的状态。最好尽可能减少投资限制和出口限制等。在数据社会化和新兴技术领域，不应该只是谴责别人，而是应该最优先重视提高自己的创新能力。
比较有利于避免反应过度的是，发达国家就瓦解自由主义秩序的动向形成共同的认识，团结应对问题。
“有志向的现实主义”
今后的国际秩序既非指单纯走向美国与中国、或者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固定对峙的“新冷战”，也非变成开放性完全倒退、被保护主义和排外主义支配的世界。今后的世界走向可能是，根据价值观、规则和利害关系的不同，人、物、财、数据跨越国境移动的自由度也随之呈现不同。
发达国家今后应将开放性作为基础，但如果开放性社会自身的存在都岌岌可危，那一切都无从谈起。因此，也有必要注意开放性的成本，从实用角度进行重新调整。这不仅局限于与新兴国家的关系，移民等跨境流动问题也很容易引发社会政治影响。不应该仅从经济合理性角度推进开放，而必须充分考虑到社会影响。必须找出开放性负面影响与其优点之间的平衡。
日本无法持续做一个与国际条件毫无关系地自由运转的国家。日本不应该迟至事后才承认“新现实”，而是应该重新思考应该成为什么样的国家，找出在现实制约下可能实现的国际秩序形式，日本应该追求“有志向的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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