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中国机床消费总额为299亿美元，为世界第一大国。进口数量为152亿美元，而中低端的出口金额为117亿美元。而在低、中档数控机床国产化率达到80%和60%。而在高档数控机床只有6%。
滴血的机床！不得不说，机床作为万机之母，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国家一直亏欠着她。改革开放40年，就机床行业来看，投入数量不过区区数百亿人民币。中国机床行业虽然渡过了哺乳期，但仍处于需要国家从战略高度悉心照料的青少年成长期。但国家层面只做了缩手缩脚的有限投入，在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也走了一些自伤筋骨的弯路，让这个代表国家工业水平、国防工业基石、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行业，逐步成为一个营养不良的产业。
老无所依
济南铸锻所4月份正式破产，寿年63岁。
当年曾经是机械工业部的一类研究所，创出了无数辉煌。早在1959年铸锻所就编制完成了中国第一套铸锻机械方面的国家标准，使这个行业第一次有了国家标准。它也是诸多行业发展的发动机，曾经为小鸭集团公司研制的滚焊机，用于生产滚筒洗衣机电机钢板外壳，完全替代了意大利进口设备；90年代初，铸锻所受鲁光灯具厂委托，研制了中国第一台数控折弯机。还有第一台液压传动剪板机、第一台模锻型磨擦压力机、第一台数控激光切割机、第一台数控激光焊接机等。几十多年来，济南铸锻所创造了太多的国内第一，是业界重要的顶梁柱。
解放前来自于河北交河县、献县一带的小资本业主在济南开办的工厂，成为济南市铸造业形成和发展的工业基础，这些力量是济南发展重工业的生力军，可以认为是济南重工业之母。而济南，当年机床制造王牌基地，从一机床到五机床，从车床、内外圆磨床到锻压机床，是显赫一时的机床集群。而随着铸锻所欠债无数，失血过多，安静倒下，如今几乎只剩下二机床孤家寡人。除了机床之外，济南的洗衣机、轻骑、棉纺等制造业也都是响当当的，高校人才资源济济，旅游资源也不少，加上四通八达的省会通衢地位，济南手里那么多的制造好牌，怎么就会打的稀烂？
济南铸锻所可以说是培养私企老板的摇篮，从铸造、锻造到清理设备。这些大批的大小老板，基本上是原来单位的技术或者销售。大家不断跳槽后成立一个个小公司，大肆挖走原单位的客户。新陈代谢能力不足，铸锻所只能像一颗老树，日渐枯萎，最终倒下。
2018年机床工具行业规上企业主营业务收入7151亿元，而企业将近6000家，这意味着平均每家产值在亿元。2001-2006年机床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变化不大，都在2000多家左右。而在2007年暴涨至4000多家，增幅高达78%。而最近六年稳定在5000多家。作为定义设备行业的精度、速度和效率的母机行业，自身却畸形地产生了一大堆土豆企业。
而在更小的领域，例如电火花加工EDM领域，整个市场不过几十亿的产值，有300多家公司，整合行业超过1个亿的企业，不超过4家。这种遍地开花的行业，相互降价，极大地削弱了整体行业的盈利能力，和研发力量。
这次倒下的锻铸所，在机械部98年撤销之后就归到国机集团，2009还成功改制。虽然背后有大山，但却照倒不误。看上去是否归到大央企，其实一点不重要。现在大连机床已经并入到通用技术集团，而沈阳机床的并购方案，也在进行之中。这种做法完全不符合国际上机床走专而精的路线。未来的路究竟如何，迷雾之中尚无确切答案。最近一段时间，尤其是近一年来，由于资金、市场等困难，许多企业纷纷被国企“拥抱”。这种像转手包袱一样地托管，恐怕只会拖延病情，无法真正解决问题。其实如果能够真的能够释放企业家精神，让地方国企回归市场机制，恐怕远比收归央企托管要强。
那些失去活力的院所，老无所依。而机床行业，同样是老无所依。
被打断的腰
新中国的机床几乎是从零开始起步的。作为中国重工业发展的母机，一切都是从规划开始。1952年中央重工业部确立了一个著名的专业分工思路，对中国机床行业的发展影响巨大。“化万能修配厂为专能机床厂、全国专能联合再成为万能机床”体现了一种系统化布局的思想，按照全国一盘棋的专业攻关精神，确立了18个机床厂的分工与发展。这就是后来的“机床十八罗汉”。当时的规划带有很强的指令色彩：一个罗汉只有一个规定动作，一个机床企业只能做一种机床。这在当时起到了资源集约的效果。 “十八罗汉”也因此成为中国机械工业的看家花旦，而机床也被请进中南海受领导检阅，一时间成为“国民机器”。
图1：1957年一机部直属机床厂
至此，我国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机床工业体系。布局清楚，相互不交叉，充分在一穷二白、有限资源的情况下，集中力量做了大事。
更重要的是，除了重点骨干企业群体外，还建设了众多的技术研发机构。这是支撑18罗汉的脊梁，是中国机床的腰部。
在当时全行业有8个综合性研究院所，形成“七所一院”的综合性专业技术研发机构（称为“一类所”）；更厉害的是，还有37个专业研究所与企业设计部门，形成了机床工具行业的科研开发体系的第二道护城墙（称为“二类所”）。
图2：两级护腰支撑机床大罗汉
当时最为著名的三个硬核，成为18罗汉硬朗的腰部，为机床行业强筋壮骨的作用。那就是从1956年的金属切削机床研究所（后来北京机床所）），负责8个方向的综合性技术中心；同年成立的大连组合机床所，研究设计高精度组合机床和自动化生产线；三年后，广州机床研究所成立负责配套的造型设计、液压、密封等基础技术。到了1985年，机床行业有37个专业研究所全部建齐。
一个足球队虽然只有11个人，但却是一个精心设计、运行良好的最令人着迷的运转机制。球队的腰部，成为球队胜负的关键，中场发动机的好坏直接决定了前锋的突破能力。可以说，有了这些运转良好的腰部，中国的机床行业的发展，起到了尖刀性的突破。
然而在1999年一刀切的院所转制，国家计委的242个院所随之下放。他们像麻袋里的土豆一样，被呼啦地甩出去滚满一地，四处滚动，各由生死。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这些院所随机向地方产业经济随机靠拢。
改制的一声号令，广州机床研究所直接被进入国机集团， 2011年09月改制更名为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如今成为专业的密封研究与生产单位。
在略作挣扎和抵抗之后，2000年大连组合机床研究所也在直接行政干预下，整体强制并进入大连机床集团。主要技术骨干随即大面积“逃散”，机床院所主力静悄悄地融化。随着如今大连机床的破产，这个曾经机床王牌院所的存在，已经变得不那么真实了。只有阅读历史档案的时候，才能依稀感受到它当时轰隆隆的脉搏。
而最早、最具规模的北京机床研究所，同样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从一开始就参加机械部组织的多项行业技术攻关，如高精度精密机床行业攻关、第二汽车厂制造设备的攻关、数控技术及装备的攻关等，试制了中国首台卧式加工中心。北京机床所在行业中引起最大的争论是，它与日本发那科之间的关系。1980年，北京机床研究所通过许可证转让的方式从日本发那科（FANUC）公司引进数控系统技术，随后从“六五”（1981-1985）开始，国家连续组织了几个五年计划的数控技术攻关。1992年二者成立合资公司。它在推广发那科数控系统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有人甚至慨叹这个合资项目几乎断送了中国的数控系统产业。2011年底，北京机床所整体加入通用技术集团，沉下水面。
二十年后，火速改制当年寄出去的账单，终于回来了。这个时候，中国机床行业就像被打断了的腰，只能拖着前进了。许多机床老总在谈到当年的一类所和二类所的时候，非常留恋。就像“有困难找警察”，机床企业那个时候，如果有工艺问题，都可以去找大连所和北京机床所。
在中国，大学、研究所等都变成盈利机构了，与企业争利。他们就像是一个科研小商人，也斤斤计较地算着小帐。
而昔日名扬天下的十八罗汉，听上去更像是一个江湖上的传说。机床的专机战略性和通机的市场性被混为一谈，市场布局乱了套，整体战略上的设想也几乎没有。重型机床企业就是典型例子。五坐标联动数控龙门铣床，生产的厂家也几十家。位于西南边陲的昆明机床厂，花巨资建造了一座崭新的拥有200吨吊车的重型厂房，进军大型数控龙门镗铣，且不说制造问题，产品运输也多是一个极大的问题。虽然是上市公司，也经不起折腾。2018年5月黯然失色，昆明机床成为为云南A股企业中第一个退市企业。
大敌当前，家底孱弱，却依然乱成一锅粥。
谈到国家的支持
国家对机床行业不是没有支持，2009年启动的04专项是最令行业振奋的兴业之举。然而04专项实践十年，成果有一点，问题一大框。除了资金强度不足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资金使用效率太差。600个课题，一把胡椒面撒下去；而且一个课题还要几家来分，“同心协力拿课题、同床异梦做科研”，各自为政完全没有协同效应。而限制条款太多，几乎又走向了“科研”的偏锋。这种专项本身带有强烈的“科技部属性”，一开始发指南时就要求指标、申请专利、发表论文、培养人才等，后来甚至还加上了科技报告等。每次课题申请搞了那么多考核指标，最后不过都是一堆论文废纸、若干无用的静态指标（实验室的指标跟工程应用的指标差别不止一个量级），行业的共性技术依然遥遥无期。实际上，这种本来扶持行业工程化的项目，目标只需一个：能不能实地应用、能否规模化使用。其他的考核指标，直接切掉才好。值得庆幸的是，转机的端倪也在出现，上海交大在临港的创新中心，致力于汽车关键部件加工的机床产线的工程化验证。一开始就得到诸多汽车厂的参与，直接提供型材，真机真刀地切下去。这才是一条可值得期待的转化之路。
国外给予机床行业，既有直截了当的财政支持，也有多元化的政策体系。美国国防部曾经补贴给格里森滚齿机2亿美元，并且协助格里森私有化以掩护财务做账。美国一方面结合汽车、轴承的生产需求，另一方面将电子、计算机技术等融合，双向促进，使得美国机床不仅可以提供高性能机床，也可以为中小企业提供经济型机床（如法道、哈斯）——这类机床在中国市场同样非常有竞争力。
除了资金之外，更重要的是，还有大量非常细致的政策保护和法律保障。日本1956年就有《机械工业振兴法案》，机床名列首位！提供96亿低息贷款。在后来的20年，连续进行了四次修订，不断完善法规的保护。除此之外，还有《机电法》、《机信法》，从法律层面引导发展，造就了日本成为机床最强国之一。
1976年前的十年中，日本政府直接对机床的基础科研贷款5亿日元，不计效益硬砸坑。这一段时间正是日本机床腾飞的黄金时代，1982年彻底超过美国。美国随后反击的时候，也是跟当下特朗普的做法一样，外部四处干涉各个国家的贸易协定，对内则是多种资金渠道扶持非盈利研发机构，零利润地为企业提供服务，最后美国机床也迅速复苏。
欧洲情况也一样。在德国，也有类似保护法案，如果建立研发中心，德联邦直接给研发中心补贴30%。而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无一不是靠政府贷款、国内购买等非市场经济手段，使得两个国家的机床产业直接上位。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支持的方式也常多元化。行业出现危机的时候进行国家补贴、工人工资补助等；为基础研究机构提供资金但这些机构都是非营利组织，以便更好地为机床企业提供技术支撑。扶持一个行业是需要一套复杂的组合拳，这也考验着政策推手的细密性。简单地、条框化地使用资金，只能使有限的资源大打折扣。
营养不良的母机
中国机床行业，在高端几乎是完全失守，低端国内混战，中端交锋。
中国机床工业的总产出始终占世界总产出的四分之一左右。2012年中国金属加工机床消费市场的增长速度由2011年的32.9%断崖式跌落至-2.1%，衰退一直持续了5年左右，直到2017年才出现恢复性增长。
2017年，我国机床出口总额32.8亿美元，同比增长11.3%；机床进口总额87.4亿美元，同比增长16.3%。尽管机床进口总额有所上升，但进口机床占国内机床市场总规模的比重从2012年的41%下降至2017年的29%，表明国内企业正在努力向高端技术、替代进口方向发展，逐步降低我国对国外高端机床的依赖。
机床这个市场环境恶劣，行业市场很小，自然很难得到GDP至上的视。即使机床强国之如德国日本，机床行业占GDP也不过0.2-0.3%。然而德日美都拿这个当宝贝，含起来都怕化了。
这是国之重器！一个国家工业强国的标志是什么，第一就看机床！机床是一切制造的精度、速度和效率的量尺。然而，中国机床行业，一直就处于边缘位置。就各种产业政策、资金扶持而言，机床行业就是冷板凳选手：置之一边，少闻少问。
不管是功能部件和主机，中国现在都有不少的技术底蕴，有着经年的科技积累，行业“基础共性技术短板突出”的现象是显著的，而产品的工艺性验证同样也是长期缺失的。国外企业产品研制与工艺验证投入比例一般在1:5甚至1:10，而试验面积与制造面积之比在1:0.5-1:1左右。国内传统老牌机床企业的通病：盈利能力不强，缺乏实验验证能力和条件，“做得出”样机，但无法通过工艺性验证进行完善，最终难以进入高端市场。再加上高档数控机床研发是“高投入、低产出”，企业不堪重负，长期陷于“可靠性低——难以形成规模性应用——不能通过规模性应用提高产品可靠性”的低端锁定。
机床有通用性的一面，但也有战略性的一面。简单地靠市场机制、靠兼并和归堆，绝不是机床的发展之道。而放到社会资金解决也不太现实，因为机床行业周期性明显，差不多五年一个周期，1年半好三年半坏。投资机构最怕的就是这种行业。靠简单的社会投资和回报率，是不可能解决这种投资巨大、回报慢而且呈现周期性颠簸的产业。
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让这样的高端产业（尽管极小）生死自负。发达的工业国家都采用了非常复杂的政策组合手段，全方位地助推了机床的发展。
而那些把机床简单地归到市场中去的想法，真是糟透了的格局。
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用户群。2002年就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机床消费国，中国机床市场消费额在世界机床消费总额中的占比曾一度达到近40%，至今继续保持在1/3左右的水平。在高端领域，由于差距悬殊，国产机床基本上还不具备市场竞争能力。而中端市场领域一直是国产机床与进口机床争夺的主战场，也是我们曾经濒临全面失守的领域，争夺这一领域的市场份额，是多数机床企业长期以来的主攻方向。
然而，天质本高端的机床母机行业，在中国一直营养不良。这其中，反而是四处觅食的民营企业，为这个行业增添了一抹令人期望的暖色。像大连光洋不仅仅发力高端五轴机床，而且在控制系统、转台、力矩电机等精密零部件，取得了令人欣喜的进展。机床行业要发展，必须要有健康的零部件产业。其实这是整个中国制造业暴露来的问题：只迷信最后的大机器的集成，为一个个首台套欢呼，而忽略基部零部件的突破，是万万做不好中国的装备制造业。
小记
机床是需要分类管理。它既包含了战略级别的专用机床和关键部件；也包含了通用机床。通用机床自然可以放开市场竞争，但战略机床绝不可以放到市场中去。就像支持5G一样，旗帜鲜明地为这类机床撑腰。而那被折损了的共性技术腰部，必须“连”起来。这是通向高端制造跨不过的槛儿。
拯救中国的战略机床吧。
【林雪萍，南山工业书院发起人，北京联讯动力咨询公司总经理。衷心致谢烟台环球机床附件集团有限公司景国丰先生以及其他的老兵给出的有启发的建议。本文原载于微信公众号“知识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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