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日本经济产业省宣布，从4日开始，向韩方出口3种半导体产业原材料前，日本企业必须向日本政府申请批准。同时日本政府还准备将韩国从“白色国家”清单中删除，意味着取消韩方进口日本产品所获优待。
这次事件是二战期间遭强征的韩国劳工向日本企业索赔案所引起，韩国法院裁决3家日本企业应就二战期间强征韩国劳工作出赔偿，而日本则认定，依据《日韩请求权协定》，这类索赔问题已经解决。这是又一起因政治争端而引发的经济制裁事件。
“白色国家”指日方从国家安全方面认定的友好国家，现有包括美国和英国在内的超过20个国家被日本列入“白色国家”。
这次受日本出口管制的产品分别为氟聚酰亚胺、抗蚀剂和高纯度氟化氢，是智能手机、芯片等产业中的重要原材料，日本企业的产量占全球产量大约70%至90%。
半导体工业是韩国主要产业，是韩国经济的命脉，预期将受到日方出口限制严重影响，日本打击韩国半导体产业无异于是对韩国发起一场战争。
全球产业链的高端是什么？自然是智能手机，而智能手机的核心是什么？自然是高端芯片，而制造高端芯片的核心又是什么？是新材料，在这个产业链中，日本掌握氟聚酰亚胺、抗蚀剂和高纯度氟化氢技术就等于站在产业链最顶端，哪怕像韩国这样的高端芯片制造大国，依然会受到日本这样生产制造新材料国家的制约。
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当今这个经济高度全球化、产业高度全球化时代，无论哪个国家都不可能掌握一个产业中所有零部件、所有材料的生产，而当今世界上许多看似很小众的一些产品和技术，都可能处于被某个国家或某个企业的垄断状态，由此使得每个零件都可能卡住一个巨大产业链条的脖子，当掌握这个零配件技术和生产的国家因国家利益和政治利益的需要以这一技术和产品对敌对国家实施制裁和禁运的时候，这个巨大产业链就可能瞬间崩溃，这就是当今经济全球化、产业全球化、产品全球化所具有的极端脆弱性，所存在的巨大风险。
美国对中国中兴公司的禁运就凸显了这种脆弱性和风险。中兴公司已经是全球第四大通讯设备制造商，应该具有很强的抵御风险的能力，但当美国对产自美国公司的零部件对中兴实施禁运的时候，中兴立即被美国一剑封喉，只得接受美国的巨额罚单，并接受美国政府派驻中兴的监审官。
随后，美国又如法炮制对中国华为实施打击，由于华为早有防范而使得美国对华为的偷袭没有得逞，但任正非仍然表示，美国对华为的禁运将使华为的营业额在未来两年受到极大影响，可能减少300亿美元。任正非还表示，华为在芯片、操作系统等重大关键技术领域已经做好了应对准备，但并没有实现对每个零部件的自主生产，也没有做到有其它国家其它公司产品替代，仍然受到影响。任正非说的其实就是像三星等韩国大公司当前所面对的日本制裁一样，韩国或者说三星不可能掌控智能手机和高端芯片中的每一个环节、每一项技术、每一个零配件，在成千上万个零配件组成的智能手机中，任何一个虽然很小众并被别的国家控制的零配件和材料如果受到了别国的禁运，都将造成灾难性影响甚至是毁灭性打击。
这就形成了当今世界经济中的一个悖论：我们既需要全球化，又害怕全球化，哪怕是像中国这样全球唯一拥有全产业链的国家，哪怕是像美国这样掌握着强大科技霸权的国家，哪怕是韩国这样在智能手机、高端芯片方面拥有强大实力的国家，一旦受到敌国的禁运，其产业、产品大厦将瞬间倒塌。在经济、产业和产品高度全球化的今天，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避免这种风险。
问题的另一面是，当日本制裁韩国的时候，韩国有没有反击手段？韩国生产的智能手机和高端芯片，日本可以向美国购买，而日本生产的氟聚酰亚胺、抗蚀剂和高纯度氟化氢处于全球垄断地位，韩国无法向其它国家购买。当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中国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只能对美国发起贸易反击，如果美国根本不惧怕中国的反击，则美国胜，如果中国对美国的反击是致命的，则美国会受到重大损失，如美国的农业，美国高科技产业失去庞大的中国市场等等。当美国对中国华为、大疆、海康威视、超算实施禁运的时候，中国处于完全被动的局面，但如果这些企业不惧美国的禁运，则美国的禁运将会导致美国企业受到反噬，反而促使中国集中力量发展该领域的高科技和高端产业，使美国的强势企业受到内伤。那么当韩国受到日本制裁的时候有反击能力吗？从目前看，韩国并没有这个能力，韩国很可能会像中国中兴屈服于美国一样在日本的制裁面前屈服。
马克思将经济与政治结合在一起称为政治经济学，这是无比正确的。现在我们的经济学家只讲经济，将经济与政治割裂开来，结果你会发现，离开了政治的经济学都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理论障碍，从美国使用高科技制裁中国中兴和华为，从日本以其某个具备垄断支配地位的技术和产品对韩国实施制裁，我们会发现，经济、产业和产品全球化在这一刻被国家利益和政治利益所摧毁。
随着科技和信息的迅猛发展，经济、产业和产品全球化的趋势还会更加明显，全世界各国既高度依存又互相敌视，这使得全球经济链、贸易链、产业链、科技链在政治需要的时候都会变成一种战争武器，它不需要打击整个产业链，而只需要打击一个国家一个企业产业链条中最薄弱的那个环节，就可以整个摧毁一个国家的经济甚至政治，迫使一个国家或一家企业投降。
现在我们需要研究的是，如何在这种高度全球化的时代使本国本企业的全球化风险降到最低，即使如华为、三星这样的大企业都无法做到产品的每个环节都能够控制，那么就需要研究哪些是可能通过本国、其它友好国家替代而不受影响，对那些完全没有替代的产品或零配件或新材料就必须立足自我解决，摆脱被人一剑封喉的状况出现。
然而像韩国这样只有几千万人的国家要想摆脱这种被人控制的局面几乎不可能。中国具有这种能力，也有这种可能，关键是我们如何去理解全球化，如何去理解自主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建立新的政治经济理论，这种新的政治经济理论是一种基于全球化又打破全球化的政治经济理论，是一种基于垄断又反垄断的政治经济理论，这必然要求突破现在所有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理论体系，寻求思维方式和政治思想的突破。
基于全球化与打破全球化，垄断与反垄断，政治与经济，这些对立统一体中有哪些内在规律需要我们深入研究，正如中国与美国，日本与韩国，既对立又统一，既相互斗争又相互需要，这正如战争与和平始终伴随人类前行一样，全球化与打破全球化必然成为当代最重大的政治经济理论问题。
欧洲一体化进程为什么突然停滞甚至开始倒退？这其实也是全球化与打破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案例，中日韩自贸区对中日韩来说，都十分需要，但日本突然制裁韩国，又显示这种经济贸易问题面临着政治挑战，如果打不破政治僵局，日韩将无法形成利益共同体，中日韩就无法打破政治壁垒，就无法构筑起统一的利益共同体，也就无法达成中日韩自贸协定。
中美之间的问题看似经济问题，贸易问题，科技问题，但实质都是政治问题，经济、贸易、科技都只是手段和武器，唯有政治问题才是根本，离开了这个根本去看中美关系，必然陷入困境，我们最需要找到的是中美关系的政治边界，然后再谈贸易和科技问题。
日韩关系当前出现的问题实质是当前国际政治的一种表现，与中美关系遇到的问题没有什么两样，即然是政治问题，就必然需要从政治层面解决，如果不能从政治层面解决，最终必然会导致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经济体系崩溃，最后国际政治体系崩溃，战争也会随之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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