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本文以“《当前美国经济：繁荣下的风险》”为题今天刊发于《第一财经日报》客户端（链接：https://www.yicai.com/news/100187174.html），基本上全文刊发，这里贴出原稿全文。 主要判断： 从美国经济周期运行的规律来看，从2009年以来持续近10年的经济“反弹+增长”必定正日益逼近转入萧条的拐点；进一步深入分析美国宏观经济貌似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表象，可以看到其中水分不少，且存在一系列重大风险。 面对良好的经济数据，正常操作应该是收紧货币、财政政策，以便为下一轮危机到来拓宽“稳增长”的操作空间；但面对一季度貌似良好的美国经济数据，从特朗普、彭斯这样的决策层，到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这样的政府经济核心“高参”，美国政府头面人物反而不断喊话，要求美联储降息，甚至重启量化宽松，只能表明他们内心对美国经济形势底气不足，希望通过景气时期放松货币政策的饮鸩止渴式操作，人为推迟经济萧条和金融危机到来，最好是推迟到明年美国总统大选尘埃落地、特朗普实现连任之后。如果届时未能避免大选年爆发经济金融危机，他们现在的不断喊话，也是提前将美联储放到了届时的“背锅侠”地位上。 进一步从更长时空背景上考察，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周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自从19世纪产业革命以来，美国宏观经济运行始终不能摆脱这一基本特征，每次朝野上下、社会舆论广泛宣称“永久摆脱危机”之后不久就会爆发危机。而且，在二战之前，两次危机之间的时间间隔基本上都不超过10年；即使在二战之后国民经济宏观管理发展到了空前发达地步的情况下，连续的经济扩张期也很少达到120个月。 经济运行长周期视角来看，长期的繁荣必须立足于革命性的科技进步之上，1990年代以IT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具有充分的开创性，也确实渗透了国民经济几乎所有部门，发挥了国民经济“倍增器”的作用；而现在美国出现了能与那时的IT技术相比的开创性新技术革命吗？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不仅如此，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后，美国经济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量化宽松等非常规货币政策方才走出谷底，货币政策远未回归正常，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更是空前膨胀，而且根本没有经历货币政策那样的回归正常化（如加息和缩表），未来一旦经济萧条和金融危机重临，美国宏观调控的空间将比次贷危机爆发时要局促许多。
另外，随附一篇短文随感：《贸易战与青霉素皮试》 美方宣布向中国对美出口加征关税，中方表态将反制，但未当即宣布反制措施，国内外议论甚多。 其实，这没什么不好理解。在这场贸易战中，特朗普的关税措施完全不考虑对美国经济的副作用，中国反制时要充分考虑对中国经济副作用最小化。好比特朗普大夫给病人打青霉素之前压根不做皮试，中国大夫打青霉素之前要做皮试。
一季度经济年化增长率3.2%，而欧元区同比增幅仅有1.2%； 4月份非农就业增长26.3万人，大大超过华尔街预期的19万人，失业率从3月的3.8%下降到3.6%，为1969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标普500指数今年以来上涨16.5%以上，纳指今年以来上涨21%以上，而明晟公司数据显示，剔除美国股市之后的全球股市同期涨幅为12%。 ……一、历史回顾 面对这些貌似火爆的经济数据，相当一部分市场参与者和美国政府人士对美国经济的预期空前良好，认为美国经济还能维持长久的景气。然而，从美国经济周期运行的规律来看，从2009年以来持续近10年的经济“反弹+增长”必定正日益逼近转入萧条的拐点；进一步深入分析美国宏观经济貌似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表象，可以看到其中水分不少，且存在一系列重大风险，美国政府头面人物、包括特朗普自己在经济数据貌似良好时违反经济常规地不断要求降息，甚至要求重启量化宽松，实际上就是他们缺乏底气的表现。 当前美国经济增长的水分主要体现在GDP、就业和股市回升上面。从GDP构成来看，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很大一部分来自季度贸易收支的改善和库存增长，而这种贸易收支改善、库存增长，又源于此前企业为应对贸易战而加快进货囤货，到了一季度加快进货告一段落。因此，这样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从就业来看，当前美国失业率下降到了将近50年来的最低水平，但这个统计数据无论是分母还是分子都有水分。统计的就业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零工，而非原来统计口径中的全职工作，因此人为放大了就业率统计的分子；劳动年龄人口中越来越多的人退出劳动力市场，既没有在工作，也没有在积极求职，劳动力参与率下降到历史性低水平，仅一季度就有约50万人退出劳动力市场，导致就业率统计的分母缩小。这样计算的结果，是就业率上升而失业率下降。但那些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认为现在经济不错，因此离职去接受再教育或培训，希望毕业后获得更高收入就业机会；一旦在他们接受再教育、培训的这两三年间经济陷入萧条，他们毕业进入劳动力市场，只会加大届时劳动力市场的压力。
在美国股市回升方面，去年以来美国股市的上涨，无论是去年9、10月份达到历史最高峰之前的上涨，还是今年一季度以来的反弹，相当一部分都源于2017年末特朗普税改法案之后美国企业海外利润留存回流，这部分巨额回流资金在国内实体经济部门、特别是制造业部门缺乏实际投资机会，只能投入股市，特别是回购自家股票，推动股价上涨。这样的操作，能够抬高这些上市公司高管以股票期权形式发放的薪酬，能够讨好股民，但无助于美国经济长久可持续发展的后劲。
同时，经过次贷危机后连续多年的量化宽松，美国市场上出现了一大批“僵尸企业”，它们没有可持续的收入、利润现金流，只能靠不断地融资，不断“烧钱”维持存在。随着货币政策正常化（即加息），僵尸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上升，股权融资因股市下行压力收紧而日益有被切断之虞，原形毕露大批垮台的风险正与日俱增。而且，这样的僵尸企业中不乏规模巨大、甚至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大型企业，如在许多市场参与者评估下，通用电气这样的百年老店就有可能扮演次贷危机中雷曼兄弟的角色。
“目前没有通胀，经济活动旺盛。现在正是时候，不但不能加息，而且应该考虑降息”[1]——美国副总统彭斯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如此向美联储“喊话”，但这样的主张违反正常经济逻辑。面对良好的经济数据，正常操作应该是收紧货币、财政政策，以便为下一轮危机到来拓宽“稳增长”的操作空间；但面对一季度貌似良好的美国经济数据，从特朗普、彭斯这样的决策层，到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这样的政府经济核心“高参”，美国政府头面人物反而不断喊话，要求美联储降息，甚至重启量化宽松，只能表明他们内心对美国经济形势底气不足，希望通过景气时期放松货币政策的饮鸩止渴式操作，人为推迟经济萧条和金融危机到来，最好是推迟到明年美国总统大选尘埃落地、特朗普实现连任之后。如果届时未能避免大选年爆发经济金融危机，他们现在的不断喊话，也是提前将美联储放到了届时的“背锅侠”地位上。
二、读史明智：美国经济周期与危机
读史可以明智。进一步从更长时空背景上考察，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周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自从19世纪产业革命以来，美国宏观经济运行始终不能摆脱这一基本特征，每次朝野上下、社会舆论广泛宣称“永久摆脱危机”之后不久就会爆发危机。而且，在二战之前，两次危机之间的时间间隔基本上都不超过10年；即使在二战之后国民经济宏观管理发展到了空前发达地步的情况下，连续的经济扩张期也很少达到120个月：
1783年，美国取得对英国的独立战争胜利。1825年，受英国经济危机波及，美国爆发经济危机，由此开启了美国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的历程。当年初直至年中，作为美国支柱产业的棉业还是一派火爆火发，美棉每磅单价从1823年的0.114美元一路猛涨至1825年的0.186美元，1825年末就急转直下，1826年美棉销量降到1820年水平，全美出口额锐减22%，进口额下降12%，1827年美棉单价跌至每磅0.093美元，仅相当于1825年中的一半。 1825—1827年经济危机过去之后约10年，1837年美国爆发了第一场地地道道的“美国制造”的经济危机，其深度、广度远超上一场从英国传染的危机。延至1841—1842年间，又经历了一场中间性危机。 1843年美国工业恢复高涨之后，1847年美国再度经历经济危机，距1837年经济危机爆发10年。这是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场覆盖几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普遍生产过剩危机，也是第一场始于美国、而非英国的经济危机。 1847年美国经历经济危机之后10年，1857年美国再度爆发经济危机，且迅速蔓延至英国、欧洲大陆，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破产浪潮。 1857年经济危机爆发之后9年，1866年5月伦敦交易所金融危机，并迅速扩展蔓延至美国、法国、德国。 1866年危机结束之后不到7年，美国爆发1873年经济危机，第一次打乱了此前周期性危机爆发间隔10年左右的节奏，且延续时间较长，一些重要生产部门直至1870年代末才恢复到危机前的最高水平。 在1873年经济危机之后，美国先后爆发1882年危机（时隔9年）、1890年经济危机（时隔8年），然后以1900年危机（时隔10年）揭开20世纪的帷幕。接下来是1907年危机（时隔7年），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让远离战场的美国大发横财，也避开了原本7—10年就要爆发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但未能逃避1920—1921年经济危机的爆发。在这场危机之后，美国迎来史无前例的繁荣和股市牛市，然后以资本主义史上迄今最深刻、杀伤力最大的1929—1933年危机（时隔8年）而告终。罗斯福“新政”启动之后，美国仍然遭遇了1937—1938年经济危机“特种萧条”侵袭，彻底走出1929—1933年危机影响还是拜第二次世界大战之赐。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至次贷危机爆发之前，美国先后经历了10次经济衰退，平均每次历时10个月左右，1970年代初和1980年代初的两次经济危机期间经济衰退都历时16个月。加上次贷危机，美国在二战之后合计经历了11此经济衰退。在此期间，美国经济周期特点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周期运行的本质特征始终未能消除，每次美国政府和经济学界唱起“持久繁荣”之类高调不久，新的一场经济衰退就不请自来：
在冷战胜利的“红利”和以IT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推动等基础之上，从1991年4月起，美国经济经历了二战之后最长的一轮经济扩张期，历时120个月之久，且出现高经济增长率和高生产率增长率“两高”与低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两低”并存的现象。但“持久繁荣”和“无通胀增长”的歌声未落，美国经济就从2001年4月起进入战后第10次经济衰退。也许是历时8个月的战后第10次经济衰退不够深刻，在这次衰退结束之后，对美国“新经济”、“知识经济”的议论连续数年铺天盖地覆盖了美国内外经济理论刊物和各类新闻媒体，“新经济”消灭了美国通货膨胀和衰退，推动美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长期繁荣”的新时代；……诸如此类的议论频频见诸报端。结果，毁灭性的次贷危机使得这一切热议戛然而止。从2007年12月开始，次贷危机引发的美国经济衰退延续18个月之久，导致美国就业岗位减少730万个，经济产出下降4.1%，美国人资产净值缩水21%，成为1929—1933年大危机以来美国历时最久、程度最深的一次衰退。直至2009年6月之后，美国经济才开始从谷底回升。 从2009年第三季度回升开始的这一轮美国经济扩张期延续将近10年了，美国内外对美国经济“强劲”、持续的正面评价越来越接近1990年代和本世纪初对“新经济”之类的热议了。正是在这样的乐观情绪驱动之下，不少市场参与者全力以赴“all in”（满仓）投入美国股市。问题是从经济运行长周期视角来看，长期的繁荣必须立足于革命性的科技进步之上，1990年代以IT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具有充分的开创性，也确实渗透了国民经济几乎所有部门，发挥了国民经济“倍增器”的作用；而现在美国出现了能与那时的IT技术相比的开创性新技术革命吗？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不仅如此，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后，美国经济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量化宽松等非常规货币政策方才走出谷底，货币政策远未回归正常，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更是空前膨胀，而且根本没有经历货币政策那样的回归正常化（如加息和缩表），未来一旦经济萧条和金融危机重临，美国宏观调控的空间将比次贷危机爆发时要局促许多。 面对这一切，真能相信美国经济还能持久延续眼下的繁荣？ 注 释： [1]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019年5月3日报道，转引自《参考消息》，2019年5月5日，第4版。 （作者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 者授权】，转自“梅新育论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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