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长武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科研规划部编辑四处处长、副研究员
【编者按】周恩来是五四运动的亲历者。他后来多次谈到五四运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五四运动及在此前就已经兴起的新文化运动进行了分析和评价，并基于此对如何正确看待历史文化问题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
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爱国革命运动，是近代中国革命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对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周恩来用“划时代”进行了高度概括。
1949年5月5日，五四运动爆发30周年之际，周恩来在学术界人士座谈会上对五四运动进行了评价：“五四”不是一般的纪念日，它是划时代的。之所以说五四运动是划时代的，主要是因为它拉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帷幕，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在五四运动之前，“中国许多能人智士，无论是改良派也好，革命派也好，都是走的旧民主、旧科学的道路，而‘五四’以后则走上了新民主主义的道路”。
那么，五四运动的划时代意义具体体现在哪里？周恩来从两方面作了阐释和分析。
一是从五四运动开始，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并成为一系列革命运动的领导阶级。周恩来指出，鸦片战争后，诸如太平天国起义、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无论是革命派与改良派，总是追求以资产阶级为领导的民主主义，也就是英国、法国、美国实行的旧民主主义”，但最终都失败了。“历史证明，在中国封建社会基础上，加上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资产阶级受两者的打击而无法发展”，而且“力量很弱，在洋场、商埠中大都是帝国主义的势力，农村中则是封建地主的势力，资产阶级对这两者都没法抵抗，因之不能领导这一革命运动”，所以旧民主主义注定要失败。而五四运动改变了这一状况。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以巨大的声势参与其中，并以自己特有的组织性和坚定的斗争性在其中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开始作为一只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在这之后的革命斗争中，领导者不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同时，五四青年奋斗的道路“解决了知识分子要革命该依靠谁的问题：就是要依靠工人阶级与广大的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军—农民，也就是说，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结合才能发挥力量，这是新民主主义的道路”。
二是五四运动推动了社会主义思潮的蓬勃兴起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为共产党的诞生作了准备。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相比，五四运动发生在俄国十月革命所开创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53年9月23日，周恩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谈到五四运动对文化的影响时，直接引用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那段著名评论：“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接着，周恩来分析说，五四运动之后，“共产党、无产阶级领导了中国的革命”，“文化的主导思想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是文化思想的主导，是文学艺术的方向”。
正是基于这两点，我们才可以说从五四运动开始，中国革命进入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帷幕由此拉开，五四运动的划时代意义也就由此得到彰显。
以五四运动爆发为标志，发端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其第一阶段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化的斗争。新文化运动把攻击的矛头指向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封建主义思想文化，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关于如何认识和评价“打倒孔家店”，周恩来曾多次谈到，这里列举一些。
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连续几次讲到这个问题。1949年5月9日，他在北京大学教授联谊会举行的座谈会上说：“对封建主义文化也要先否定它，再批判地接受它好的东西。比如我们当年喊‘打倒孔家店’，这在当时是必要的，因为那一套封建的东西根基太深，非先来一个‘打倒’不可。先把它从整体上否定，再从里边找出一些好的东西来。毛泽东同志很善于这样做，比如他就常常引用孔子的话。”5月16日，在对南下工作团的讲话中，他再次指出：“当年五四运动反对封建，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认为凡孔子所说的一概打倒，这在当时是需要的，因为当时是封建统治。要冲破黑暗，建设新的社会，需要这种精神。但那时认为旧的、历史上留下来的一切都无用，因此变成了否定一切。须知旧文化也有可用的，可以批判地接受。”7月14日，在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发起人会议上，周恩来又谈到：“基本上要否定旧的东西，不否定旧的哪里有新的，不是‘五四’打倒孔家店哪有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三十年历史？我们应该有这样的精神，不然，就要随波逐流。”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又多次谈到这一问题。1951年9月29日，在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结合思想改造和认识历史文化的问题，周恩来指出，“对于历史知识，我们也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分析历史。五四运动时，我们提出打倒孔家店，那是先要把它摧毁掉，把它否定，以便打出一个新的天下。这在当时是需要的。但是到了今天，我们就不应该这样做了”，“在封建时代，起过一些进步作用，对广大人民有好处的东西，也是应该肯定的”。1957年3月24日，他在杭州群众大会上讲话时又指出：“我们在‘五四’时期提出打倒孔家店是完全应该的，孔家店是要打倒的。可是现在对孔夫子就应该全面评价，对他的一些好的地方，就应该给予肯定。”“有否定，有肯定，这就是辩证法。如果我们当年不对封建家庭加以否定，不闹家庭革命，我们今天也就站不到这个地方了。可是革命成功了，现在就应有新的观念。”1974年4月22日，周恩来在会见日本客人时表示：“我们从五四运动起，就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孔子思想在中国社会已影响了2000多年，批判并肃清这种影响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件大事，并且是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在批孔的同时，还要对历史上改革派的思想进行宣传。”
综合这些论述可见，周恩来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打倒孔家店”作了唯物辩证的评价和分析。
一方面，充分肯定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开展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必要性，以及其对于冲破封建主义思想文化束缚、打击和动摇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掀起中国社会思想解放的潮流，特别是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有利条件等方面所发挥的重要历史作用。周恩来认为，要肯定和发扬五四时期敢于否定和反对旧的事物的勇气和精神。“新的代替旧的是社会发展的规律。要改革社会，就必须有勇气面对旧的，否定旧的。‘五四’时期陈独秀与胡适的不同，主要就在于前者敢于否定旧的，而后者却没有这样的勇气。我们要否定旧的，先把旧的东西孤立起来，缩小其地盘，进而从根本上彻底摧毁它。这样，才能为新东西的发展扫清障碍，开辟宽广的道路”。同时，他还强调，要用历史的眼光看待过去的人和事，不能以后来人的认识水平苛求前人，“我们对于历史要分析。我们在研究历史的时候，也不能把历史事件同今天的情况生硬类比”。
另一方面，勇于承认在新文化运动中确实存在思想方法上的某些不足和缺点，如，存在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偏向，把复杂文化现象进行简单化处理，缺乏进行科学分析和批判的能力，等等。对于新文化运动和“打倒孔家店”，周恩来在充分肯定其必要性和历史意义的前提下，也毫不讳言、一针见血地指出其中发生的绝对化、简单化的倾向。他指出，“总的说，当时的成绩比缺点还是大得多”，但也要承认，当时“也发生过否定一切的偏向，就是没有在否定其基本的东西的同时，批判地接受其好的一面，没有在否定其整体的同时，批判地接受其局部可用的东西”，“到了今天……我们已经有了分析批判的能力和经验，可以避免发生当时那种缺点”。“对旧的东西一概不要，以为旧的都不好，新的全好”，这是“从旧观念到新观念转变初期的一个简单的观点”。
为什么说对旧的、历史的东西不能用绝对化、简单化的方式来处理呢？周恩来从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的角度进行了深刻阐释。从世间万物发展的普遍规律讲，“事物总有根源”，“事物不可能无根而生，浮萍草也是有根的”。具体到人类历史和社会制度的发展来说也是如此。周恩来阐释说，“历史总有个根”，“新社会是从旧社会生长出来的，每一代都是从上一代传下来的”，“历史就是这样发展的，新的东西从母胎里生长出来。没有旧社会中一定的因素就不会产生新社会，这是合乎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他还打了个比方，“推翻旧政权，好像推翻一幢旧房子”，“旧房子里面很多材料还是可以用的”。基于此，周恩来指出，“割断历史来看问题是错误的”，“不能把历史的根源割断”，“不能否定旧的一切”，而要注意分析、区别对待，“旧根源中值得宝贵的传统的东西应该保存下来，把好的东西发扬下去，同时也要批判不好的东西”；“对旧家庭、旧社会制度不好的方面，应该予以否定，但这种否定不是对其中好的、应该保留的而说的。对旧的东西取根本否定或全盘接受的态度，都会使这一社会无法改造”。周恩来的这些阐述体现着历史和辩证思维，蕴含着深刻哲理，但晓畅易懂，娓娓道来，启人思考。
对新文化运动和“打倒孔家店”的分析和评价，本质上必然涉及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自己的历史文化的问题。周恩来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概而言之就是“对旧文化要批判地继承”；“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遗产，应采取严肃的批判态度，排斥其封建的反动的方面，吸取其中带有民主性、革命性的因素”，“要抽取好的，排斥糟粕。不要以为凡是研究古典的书就是复古”。
文化是抽象的，也是具体的，它总是通过一定的具体的事物和人物来体现。因此，要深入了解周恩来对待历史文化的观点和态度，必然要考察他对一些具体的历史事物和人物的观点和态度。这里举几个例子。
比如，关于古代史料。周恩来认为，对史料，首先要注意收集。1959年4月29日，他在全国政协举行的茶话会上就史料收集工作强调指出，“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史料很值得收集”，“现在当然首先要研究现实问题，反映新的情况，但对过去的东西也需要研究，新的东西总是从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过去编的府志、县志，保留了许多有用的史料”，“我们要把自己所掌握的历史遗产贡献出来”，“把知识和经验留给后代”。周恩来还指出，对史料只是收集还不够，还要研究和运用。1949年5月7日，他在《学习毛泽东》的著名讲话中，专门讲了毛泽东读、古书的例子。他说：“毛主席常说，他也是读古书的人。读古书看你会读不会读。毛主席开始很喜欢读古书，现在做文章、讲话常常运用历史经验教训，运用得最熟练。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也就是说，古书不仅要读，而且要会读、善读，从中吸取养分应用到工作中。
再如，关于古代文物。周恩来一直强调注意保护文物，他曾对黄帝陵、莫高窟、北京古观象台、山西侯马东周“奴隶殉葬墓”、湖南马王堆汉墓，以及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贴》等一大批珍贵文物的保护、挖掘、管理等工作作出指示、批示，为我国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同时，他还多次指出：“不能笼统地讲保存文物”，“一定要跟我们的发展结合起来”；“保存古代文物一定要为人民服务，不仅为今天的人民服务，而且要对后代子孙有利”；“应该想一想如何保存，如何才能永远保存下去，这就一定要对其加工改进，使其发扬光大，使我们的民族形式发展起来，在世界艺术的行列中有所贡献。”
又如，关于古代戏曲。周恩来认为，我国古代戏曲遗产极为丰富，像京剧、昆曲、平剧等古代戏曲，深为人民群众喜爱，因此，很有必要对其进行继承并发扬光大。但也要看到，古代戏曲在内容和形式上还存在不少消极和有害的成分，“有为人民爱好的一面，也有维护封建制度的一面”，所以，戏曲要改革，“要看它主要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积极的需要把它保留下来，消极的则需要把它改革或剔除”。
又如，关于“孝道”。1957年3月24日，周恩来在杭州群众大会上谈到青年的学习和生活时，专门讲到辩证看待“孝道”和“家庭革命”的问题。他说，“对‘孝道’要做分析，要辩证地看。当封建社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利用‘孝道’压制青年的时候，我们要推翻封建社会，反对‘孝道’，甚至要进行家庭革命”。但“现在就不同了，封建统治已经被推翻了，我们就不能再笼统地说‘非孝’了。在旧社会，封建家庭束缚我们，我们要反抗；在新社会，家庭不再束缚我们了，老一代曾经哺育我们成长，我们就应该赡养他们”。他后面又进一步总结说：“如果我们当年不对封建家庭加以否定，不闹家庭革命，我们今天也就站不到这个地方了。可是革命成功了，现在就应有新的观念，对家庭要有所肯定。”
还如，关于封建皇帝。封建皇帝作为封建专制主义集权的标识性人物，当然是革命和打倒的对象，但同时也不能简单化看待。1951年9月29日，周恩来在讲到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时指出：“封建王朝里边也有一些有进步作用的东西，有的帝王也做过促进历史发展的事情，我们也不能采取非历史主义的观点一律抹煞。”1957年3月24日，周恩来在杭州群众大会上举了清朝皇帝的例子。他说，“在辛亥革命的时候，要推翻清朝，要彻底否定它”。“现在我们已经推翻清朝几十年了，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了。在这个时候，我们对于清朝的皇帝及其他历史人物也要作一个公平的评价。我们不是常说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吗？对这两条，清朝就有一定的贡献。所以我们现在也要肯定它的好处”，“康熙皇帝对中国发展的功劳，比乾隆皇帝大得多”。
基于以上分析和论述，可以对周恩来强调的对待历史文化“要批判地继承”的要求作进一步阐释和分析，其核心内容包括如下三点：一是要实事求是地严肃地进行分析和鉴别，不能简单化、绝对化；二是要一分为二，吸其精华、弃其糟粕；三是坚持为人民群众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坚持联系实际、古为今用，坚持推陈出新。当然，要做到这三点有一个关键前提，就是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离开了这个前提，就不可能做到这三点，也就不可能科学地对待我们的历史文化。而这些要求也正是今天我们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应该坚持的。
注：
本文所引周恩来的论述皆引自已经公开出版的《周恩来文化文选》《周恩来年谱》《周恩来教育文选》《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周恩来选集》等，为了阅读方便，出处从略。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科研规划部编辑四处处长、副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转自“北京习风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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