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标题借用电影《铁道游击队》主题歌歌词，曾刊发于《社会观察》2011年第12期。现经作者授权，予以重新编发，以飨读者。
2011年，世界各地，尤其是资本主义心脏地带美国和欧洲，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动荡。其实，这并不奇怪。发展的绝对无限性与资源的绝对稀缺性，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国际政治的基本矛盾。面对这样的矛盾，资本主义的解决方式陷入自我否定的尴尬。
一、难以为继的“外围供养中心”模式
近世的全球化本质上是工业资本全球化，处于高势能地位的资本向处于低势能的外围市场扩散，汲取优质资源，获得高额利润，并不断制造新的外围市场，由此不断形成压迫外围市场的新优势。
18世纪以来，资本全球化经历了好几波的发展，也经过了好几波抵制。英国是“资本的母国”（马克思语），也是资本全球化进程的第一源头。资本必须从劳动者身上攫取剩余价值，把劳动力收入压到只能维持基本生存，甚至更低的程度，最后导致劳动力反抗资本。劳动者是国内最基本的消费群体，他们在为资本不断提供利润的同时收入却越来越少，这导致国内消费市场的持续萎缩。这样最初的资本中心国英国便出现了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的对立。19世纪40年代，英国工人阶级严重贫困化，罢工、游行，就是资本压榨与国内消费市场萎缩的直接后果。劳动者的反抗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在国内不可持续。
为此，英国资本只有向外扩张，先从英国登陆到欧洲，从欧洲劳动者身上获得利润来反哺英国，结果，英国国内的上述资本与劳动矛盾又转移至欧洲，造成欧洲的两极分化。欧洲在抵御英国资本冲击的同时，也整体地卷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遭遇国内两极分化的后果。为了摆脱欧洲各国内部两极分化的矛盾，欧洲便在英国的带动下一起向世界扩张，从外围地区获得高额利润回流，这为欧洲资本主义早期发展提供了巨量的原始积累。这样世界分成资本中心和资本外围及由此产生的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中心和外围之间的矛盾是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内的压迫阶级（资本家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工人阶级）矛盾的外移形式。其结果是在资本中心国发展的同时，资本外围国家则整体性地陷入毁灭。
资本从国内向世界扩张的过程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个自由贸易的牧歌似的过程，但实际上则伴随着极其血腥的暴力掠夺。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扩张到了亚洲。1840年、1856年英国对华发动两次鸦片战争，1857年英国镇压印度民族大起义，在这几场战争中，英国征服了中国和印度。此后，中印两国的大量财富就从东方流向了欧洲。这些外来财富使欧洲工人阶级的消费水平大大提高，欧洲的两极分化问题也逐渐缓解。与此相应，从19世纪7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阶级斗争逐渐失去群众基础，出现了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原来被压迫的工人阶级在东方利润的滋养下变成“工人贵族”，坐享高福利。整个欧洲民族摇身一变成了压迫民族，其内部“布朗基”[1]式的革命力量也随之偃旗息鼓。欧洲进入了以和平与发展为特征的“维多利亚时代”，一派歌舞升、，温文尔雅的气氛。
美国的情况同样如此。南北战争后，美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美国国内产生两极分化并且劳资矛盾激化。19世纪下半叶，美国国内工人运动频频发生，比如1884年10月的芝加哥大游行，其规模和影响都超过了今天美国出现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为了缓解国内社会矛盾，与欧洲摆脱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路径一样，美国政府从19世纪末期开始大规模进行海外市场开拓。1898年美国占领夏威夷、古巴和菲律宾，加入欧洲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战争并从东方获得大量的利润回流。20世纪初，美国国内劳资矛盾大幅下降。
然而，资本外围地区如果被剥夺到极点，也会起来反抗。较早的美国独立战争（1776～1783年）和拿破仑战争（1799～1815年），是美利坚和法兰西民族对登陆北美和欧洲大陆的英国资本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抵制[2]。19世纪初的美英战争（1812～1815年）和40年代的欧洲大革命，是资本外围地区对英国资本中心的第二次大规模的抵制。这两次抵制产生了北美洲和欧洲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意识形态。
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出现，又将西方资本剥夺第三世界的全球化进程阻滞了整整半个世纪。苏联解体后，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对西方资本设的篱笆坍塌，东欧全面开放资源、市场、劳动力，再次成为西欧的外围市场，资本全球化波澜又起。可以说苏联解体为资本主义中心国家提供了新的外围市场，美国资本在世界范围所向披靡，以至于美国放弃了实物生产，出现所谓“新经济”，认为只要搞金融、靠新技术和新概念就可以纵横天下了。
资本中心国家在资本外围地区不断榨取剩余价值的后果，是资本在中心国家的少数富人那里节节高攀的同时，世界绝大多数劳动者的收入和消费能力持续下降，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激化，2001年就发生了“9·11”事件和所谓的“恐怖主义”，这是全球化时期资本中心和资本外围矛盾激化的结果。为了压制外围地区对国际资本的反抗，美国开展了近十年的越反越恐的战争。现在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的撤军说明资本中心国家对外围国家控制的失败。再加上新兴市场国家崛起，整个世界呈多极化趋势，这迫使西方资本从外围地区向本国收缩，将资本主义固有危机反转压至本国劳动者：裁员、减薪、削减福利。这又导致国内矛盾激化。目前在西方国家发生的种种“占领”运动，就是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劳动和资本的矛盾激化的结果。
二、“自由竞争”理论陷入尴尬
美国学者安迪·斯特恩在2011年12月1日《华尔街日报》网站发表文章称：“乔布斯(Steve Jobs)和盖茨(Bill Gates)的技术奇迹已经让世界变成了平的。这迫使所有机构都直面世界历史上很明显的第三次经济革命。农业革命是一场持续了大约3,000年的转型，工业革命持续了300年，这次以技术带动的全球化革命将只持续30年左右的时间。没有哪一代人曾经在一生中目睹如此重大的变化。”这样的成绩使得“偏向保守主义、奉行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股东至上的模式在20世纪取得了极大成功。”而到了21世纪，这一模式却逐渐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在每一个国家都需要成为“经济运动队”的年代里，美国队的成绩惨不忍睹：10年间失业高企，30年间中位数工资停滞不前，贸易逆差，中产阶级萎缩，只有最顶层的那1%的人的财富大量增加。[3]
资本主义发展已使自己陷入首鼠两端的困境：先是对本国劳动者的剥削以实现资本增值，结果导致国内革命；为了避免国内革命，资本便向外部扩张，通过外部剥削实现资本增值，以缓和国内矛盾，结果又激化了资本中心与资本外围的矛盾。现在这个模式搞不下去了，资本增值的压力又返回国内，引起国内劳动与资本的反抗。
资本主义想要摆脱目前的危机，仅靠自我调节是走不出困境的，即便再出一个罗斯福也不可能。资本中心国家自身已经没有自我更新的能力了。多年来它们的财富完全是靠外部战争养起来的，以至于在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中军工成了支柱性的部分。古罗马就是这样，罗马人通过战争从地中海沿岸掠夺了大量奴隶和财富，这些财富反使罗马人不劳动，整个寄生和堕落了。结果地中海战争中一朝受挫，罗马就衰落了[4]。今天的资本中心国家也是这样，如果不能在世界找到一个象苏联解体后那样新的外围空间，其衰落的命运是必然的。
那么这个“新的外围空间”在哪里呢？目前看它们已将目标瞄向中东和中国：在中东是为了资源，在中国是为了市场。美国为什么打阿富汗？“反恐”只是名义上的，而实质是为了控制资源丰富的资本外围地区。2002年小布什在《国情咨文》中明确表示：“我们必须以在海外所体现出的决心来加强国内的工作，我们将赢得这场战争，我们将摆脱这场经济衰退。”[5]欧洲打利比亚，其深层次的原因也是欧洲自身遭遇危机，需要大量的外部资源来化解矛盾。另一个就是中国，如果中国倒了，几乎整个亚洲都会成为西方资本的依附性和无障碍市场。与苏联解体后果一样，这就会为西方资本带来新的复苏，为此，2010年欧洲开始向地中海南岸布局，美国也正式提出“重返东亚”。
生存，还是死亡？这对目前的第三世界而言，确实是一个问题。
穷时防贼，富时防匪。中国并不会因为富裕就没有安全问题了，相反，我们更需要保持清醒和警惕，绝不能盲目乐观，以为危机都是别人的。事实上，别人的危机来了，也就意味着你的危机来了。今日资本主义虽然涂抹上了“全球化”的金粉，但是本质上与马克思和列宁时代并没有什么不同，资本主义生存模式就是要不断扩张外围，失去了外围，留给资本主义的就是国内社会革命。资本的世界就是丛林的世界，目前的西方并不会因为我们加入了世贸组织，参与了全球化而就以中国为“伙伴国”。
我们加入世贸组织已有十多年光景，一开始我们并不了解它的规则，和18世纪末的法国一样，以为只要加入资本中心体系，我们就进入文明行列，就可发大财。可事情并非那么简单。1786年法国跟英国签订《伊甸条约》，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自觉“融入全球化”进程，就会受惠于英国工业，就会与英国一样快速发展。但法国没有想到英国资本的势能比较高，产品的附加值比较高，英国工业生产体系处于优势竞争地位，这使法国经济不堪忍受英国资本的冲击，农民失地涌进城市，工人普遍贫困，社会矛盾激化，最后爆发1789年法国大革命。事后看来，法国革命的内在动因就是前面讲的资本外围国家法国对中心国家英国压迫的反抗。
国际斗争的焦点不在劳动权，而在财富的分配权。资本的世界就像两个正反倒置重叠在一起的三角形，倒三角是资本，正三角是劳动力、资源等。资本配额最少的地方是劳动力最多的地方，劳动力最少的地方则是资本配额最多的地方。少数财团占据着资本份额的大部分，而多数人，尤其是提供体力劳动的劳动者和提供原材料的后发国家，在国际资本分配中得到的配额却是很少的。原材料、劳动力和资本交换时总处于弱势。这就是目前南方国家为世界市场提供的劳动量很大而所得甚少的原因。
我们现在总说英国是自由贸易国家，其实它在最早的时候对技术是绝对垄断的。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说过，经济落后的国家不能直接照搬自由贸易原则。落后国家在面临高势能资本冲击的时候，不适度实行国家垄断是要被冲垮的。俾斯麦采取了李斯特的方法，使德国迅速崛起。
美国工业化起步之初，对于本国工业的保护更是毫不含糊。南北战争后，美国在政治上形成了比较集中的中央政府控制权，以高关税为手段强力建立了统一的民族市场。1820年到1902年，美国制造业产品的进口平均关税税率从40%猛增到73%，这远远高于当时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1913年，美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优势地位确立，此时美国的关税税率才大幅下调到44%[6]。
所以，绝对不能盲目相信和崇拜“自由竞争”。当处于资本链下游的时候，任何国家要搞自由竞争，都必将一败涂地[7]。中国的自主发展和稳定才是最重要的事，接受殖民化、走附庸的道路，向西方资本妥协，没有出路。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现在国际市场已经被占得满满的，打进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8]
三、历史正在向马克思和列宁回归
20世纪80年代末冷战结束，西方朝野陶醉在“不战而胜”（尼克松语）[9]的喜悦中。日裔美籍学者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意识形态之争，以西方的自由民主“成为普世性的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而告终。美军在伊拉克陷入僵局之时,福山对“历史终结论”有所反思，这时的福山又认为，稳定有效的理想型自由民主体制的建成，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是一种偶然的运气。[10]
既然是“运气”，那就不会是历史。历史只能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曾以“历史终结论”论走红于西方世界的福山面对今天的历史，显然已失去了解释的能力。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发生后，世界的目光开始注意到马克思和列宁。人们从“占领”运动中体悟到马克思说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11]和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2]的判断。据报道，2011年马克思的《资本论》在德国的销量比2005年增加两倍，是1990年的100倍。马克思塑像又重新回到了德国莱比锡大学的校园[13]。
人们发现，马克思之后的世界资本主义并没有为人类贡献出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列宁之后的世界资本主义更是失去了自我改造的能力。近百年来，它只是在维持既有的存在方式：不断经历着同一种危机，面临着同一种矛盾，用同一种高代价的方式即危机加战争的方式解决矛盾。其间，只有技术更新和危机的重复，而没有存在方式的更新，结果是它对世界的创新速度远赶不上破坏的规模。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批评东方中世纪历史，只有“随意动荡而没有什么发展”，因而是“非历史的历史”。[14]他说古代东方发生的“衰退，并不是真正的衰退，因为在这一切不息的变化中，还没有任何的进展”[15]。当代资本主义的衰退不正是对黑格尔笔下的东方“衰退”特征的复制吗？
列宁曾做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论断，但这不能被庸俗地曲解成资本主义马上就要灭亡了。与理解马克思“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的思想一样，理解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诸如“垂死的”[16]“寄生的”“腐朽的”[17]等概念，应先手从黑格尔的“扬弃”概念入手。发展，本质上是包含“扬弃”的历史运动。若从“扬弃”的视角观察，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论断是相当深刻的。自列宁之后的世界资本主义已失去了自我扬弃（改造）的能力，目前，在世界治理方面，西方国家除了使用拳头，别无所长。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资本主义已没出路。我们做出这样的判断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明天就会迅速灭亡，而是说如果中国不倒，我们很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时限可能就在本世纪前半叶——就会见到美国资本主义的劫数。为了摆脱目前的危机，今后西方必然会把内部的祸水引向资本外围地区。现在西方虽然经济上衰落了，但是军事装备和技术的实力还在。世界最终是靠实力说话的，实力首先是依托装备和技术的军事实力。战争离我们并不远，西方缺的只是一个“理由”。中国国内一旦出现动荡，西方就会对中国下手；如果中国倒下，中国连同它创造的财富就会成为继苏联之后被送到西方餐桌上新一轮等待瓜分的盛宴。我们目前的问题是国内相当一部分人，包括一些知识分子，对自己国家已获巨大成功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缺少自信和自觉，明明自己走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对的，而且已看到了前面的曙光，却一直怀疑自己还不够“普世”。心理上“缴枪”了，真正的危险就会悄然而至！
注 释：
[1] 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1805－1881），马克思的同时代人，法国早期工人运动活动家、革命家，空想社会主义者。1830～1879年组织工人起义，曾多次被捕。1871年巴黎公社选举时他在缺席的情况下当选委员。1879年4月在狱中的布朗基当选法国议会议员。6月出狱。这时他已74岁，前后在狱中度过30多年，有革命囚徒之称。出狱后他仍保持旺盛斗志，继续积极参加工人运动。1881年1月1日逝世。1月5日，近20万人为他送葬。
[2]关于美国独立战争，弗里德里希 • 李斯特说：“一切工业都垄断在祖国的手里，这一点就是美国革命主要原因之一，至于茶税事件只是提供了革命爆发的一个机会。”李斯特通过对美国经济的研究，对当时流行的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提出批评，他说：“美国早期以及比较晚期的经验都证明，当这样的（经济，笔者注）恐慌发生得最频繁、性质最严重、破坏性最大的时候，也正是（美国，笔者注）对英国商业往来限制得最不严的时候。”关于法国遭受英国资本冲击的后果，李斯特是这样描述的：“使法国人大吃一惊的是，他们在英国行销的只是一些时兴货和小工艺品等杂货，这些货物的总值是很有限的，而英国所提供的却都是主要必需品，总值非常巨大，而且英国工业家在价格、质量以及赊销条件各方面所提供的，处处胜过法国的工业家。经过了一个短时期竞争以后，法国工业家已濒于破产之境，法国的制酒商所获甚微，于是法国人想赶紧止住这种恶化现象的演进，取消了这个条约。结果所获得的只是这样一个教训：已经发展起来的工业可以在几年之间一败涂地，已经受到摧残的工业要想用整整一个世代的时间使它恢复却不那样容易。英国的竞争在法国已经引起了对英国货的爱好，习惯既已养成就很难铲除，结果是发生了广泛的、长期继续的走私买卖，一时不容易扑灭。而在条约废止以后，对英国人来说，要他们对伊比利亚半岛的烈性酒重温旧好，却并没有什么困难。”参见[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陈万煦译：《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版，第88、97、68～69页。
[3] [美]安迪·斯特恩（Andy Stern）：《美国需要中国式计划》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12/02/c_122368474.htm。
[4] 恩格斯说：“奴隶制已不再有利，因而灭亡了。但是垂死的奴隶制却留下了它那有毒的刺，即鄙视自由人的生产劳动。于是罗马世界便陷入了绝境：奴隶制在经济上已经不可能了，而自由人的劳动却在道德上受鄙视。前者是已经不能成为社会生产的基本形式，后者是还不能成为这种形式。只有一次彻底革命才能摆脱这种绝境。”［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6～147页。
[5] 《布什2002年国情咨文》，http://wenku.baidu.com/view/a442f9e59b89680203d825d8.html。
1820—1913年工业化国家制造业产品进口的平均关税税率（%）
|
国家/年份
|
1820
|
1875
|
1902
|
1913
|
|
澳大利亚
|
——
|
——
|
6
|
16
|
|
加拿大
|
——
|
——
|
17
|
28
|
|
法国
|
——
|
12-15
|
34
|
20
|
|
德国
|
10
|
4-6
|
25
|
13
|
|
意大利
|
——
|
8-10
|
27
|
18
|
|
丹麦
|
30
|
15-20
|
18
|
14
|
|
瑞典
|
——
|
3-5
|
23
|
20
|
|
美国
|
40
|
40-50
|
73
|
44
|
[6]转引自高梁著：《挺起中国的脊梁：全球化的冲击和中国的战略产业》，石油工业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7] 拿破仑曾深有感触地说：“在世界当前情况下，任何国家要想采用自由贸易原则，必将一败涂地。”转引自［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陈万煦译：《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69页。
[8]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页。
[9] ［美］尼克松著，王观声、郭健哉、李健英等译：《1999：不战而胜》，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
[10]刘杉：《福山——从“历史终结论”到对中国模式的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9月6日。
[1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31～832页。
[12]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30页。
[13] 《欧洲争论资本主义出路 马克思〈资本论〉再畅销》,
http://news.sohu.com/20081121/n260772792.shtml。
[14]［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08页。
[15] ［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09页。
[16] 列宁：“帝国主义是过渡的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843页。
[17] 参见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817页。
（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来源：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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