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革命历史题材的每一次翻拍，都意味着作者在当前的意识形态视野中对历史的一次重新塑造。主旋律电影的市场化运作，的确会给主创人员带来一定程度上的自由。但这种自由却往往只是更深刻地折射出这个时代文化逻辑中的某些特点。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没有几十年来主流话语对革命历史的“去政治化”，就没有建军90周年献礼片的“荒腔走板”。保马推出萧武老师的《建军大业不只是南昌暴动，中国革命不只是打江山》，感谢萧武老师授权。
和《战狼2》不一样，《建军大业》本身是真实发生过的重要历史事件，当然是很容易受到各种质疑的。原因很简单，这个题材每一次重拍，都是基于编导人员对历史事件本身的理解来重现的，这本身就是一种重新叙述历史的事情，也就很容易被理解为带有某种政治意图，反映出编导人员的历史观。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涉及三观的题材。
在这一点上，《建军大业》和《建国大业》、《建党伟业》一样，都是基于现在的政治和社会情况，对严肃历史事件的重现，但其操作方式却是完全商业化的。也因此，这三个片子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社会争议。
编导人员大量使用明星，用数明星的方式来重新叙述历史，商业意图是不言而喻的。麻烦的就在于，这本身也涉及对真实历史事件当中的人物的形象的重新塑造。而这三个事件所涉及的人物比一般历史事件更麻烦的地方又在于，他们当年是历史的当事人，今天他们的后人仍然活跃在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个领域，都是有发言权的。
那么，片中的叶挺等主要人物是否显得过于轻浮，背离了历史事实呢？这个问题存在着两次对历史的重新理解和塑造。
首先是，关于建军这件事本身，官方是有传统的正统叙述的，但这些年来也在不断调整和变化。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关于南昌起义这件事的理解，本身就已经是受到官方正统历史叙述的影响乃至塑造的。所以，我们以为的南昌起义的事实，只是官方叙述中的南昌起义，而不一定是历史真相。
官方正统的历史叙述中，对建军这件事的叙述当然是非常清晰的，即这个过程是由一系列历史事件共同组成的一个结果。这其中不光包括南昌起义，更包括秋收起义、广州起义、黄麻暴动、三湾改编、八七会议、古田会议。而其最终完成则是在井冈山时期，整个共军的宗旨、组织、战略、战术等等细节方面的事情，都是在井冈山时期形成的。当然，四方面军从黄麻暴动到建立鄂豫皖根据地的斗争，也是重要组成部分。罗马都不是一天就建成的，何况是一支军队。
所以，我们之前看到的关于建军过程的叙述中，很重要的一环就是朱毛会师，尤其是在毛时代。为什么文革期间为了宣传林副帅，朱毛会师的宣传画一度被
P成了毛和林副帅会师？原因即在于此，
这个问题涉及究竟是谁参与了亲手缔造人民军队的重要历史问题。
也就是说，在官方正统叙述中，对这支军队的缔造过程的基本框架是，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广州起义余部和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余部在井冈山会师，才是这支军队的起点。这也是传统上百川归海的叙述方式。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和秋收起义是三条支流，汇合后形成了红军。
但传统上的叙述显然是以秋收起义以后毛所率领的秋收起义余部为主线的，因为是他为这支军队订立了一系列新的组织原则、政治原则。正是通过这些原则的改造，才让脱胎于旧军队的这支军队变成了一支真正意义上的新军队，与旧军队区别开来了。
用一个也许不一定恰当的办法简单总结一下，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的农民军为这支军队提供了组织和政治原则，而朱德率领的脱胎于旧军队的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余部，为这支军队提供了基本的战术素养。正所谓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朱毛会师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一个重要的事件。
但毛时代结束之后，从1980年代开始，这个历史叙述开始明显地在被修正，而且，每隔十年一次重大纪念之前，都会出现一批主旋律献礼片，通过这些献礼片重新叙述和塑造党和人民军队的历史。
而在这个重新塑造的过程中，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南昌起义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秋收起义、三湾改编、古田会议和井冈山会师的重要性逐步下降，广州起义则越来越被一笔带过。
值得顺便提一笔的是，这些年来对国民党的历史的叙述也存在这样一个越来越明显的倾向，重军事而轻政治，以蒋为主线，而不是以国民党为主线。
同样的，对TG自己的历史的重新叙述中，这个趋势也是相当明显的，军事越来越重要，而政治越来越淡化。这不仅是对建军过程的叙述是如此，包括这些年来对长征、抗战和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历史的叙述，也都是如此。
但问题又在于，共军之所以为共军，不同于旧军队，能够从小到大、以弱胜强，所依赖的自然不可能是武器装备，而是政治。正如中国革命不仅仅是毛领着一大群生来就神勇无敌的共军将领在群雄并起的时代剪灭群雄，打下了这个江山，而是不可避免的包含着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改造一样。
那么，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大概就能理解这些年来对自身历史的叙述为什么会越来越轻政治、重军事？正是因为今天的政治合法性中，更强调打江山的一面，而甚少强调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改造的一面，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的一面。这当然是因为今天“坐江山”的需要。正如毛时代强调革命的一面较多是因为整个国家仍然处于革命的过程之中，今天强调“打江山”的赫赫武功，艰难险阻，是因为今天已经是“坐江山”的时代。
去掉政治改造，这些故事本身确实很容易变成黑社会火拼、军阀之间火拼。坦白地说，南昌起义还没经历彻底的后来的共军化改造，还是一支旧军队。包括打骂士兵，官兵等级森严，这种现象比比皆是。党员也还不能在部队里公开身份，而是处于保密状态。
而当时的主要将领，也就是负责任的高级将领，如贺龙、叶挺、周士第等，当时的形象远不是后来经过正统叙述改造和神话过的形象，身上旧军人的习气非常浓厚。举个简单的例子，从南昌撤退之后，南下途中，贺龙是坐轿子走的，叶挺还随军带了老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建军大业》对他们的形象并不能算太污蔑，他们在当时的真实状态可能比这个还要糟糕。
原因很简单，当时的形势就是如此。起义领导人中，在政治信念上比较坚定的如朱德、刘伯承等有军事斗争经验的人当时地位比较低，无权参与决策。代表党参与决策的如周恩来、聂荣臻等人，地位是够高了，有权参与决策，但是缺乏军事斗争经验。所以，在汤坑失败之后，他们都脱队走了，反而是之前籍籍无名的朱德和陈毅挺身而出，率领残部转战四方，最后上了井冈山。
但这不意味着编导人员就理解了真实的历史，恰恰相反，他们也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对南昌起义这一历史事件的神话塑造，只不过他们的方式不能为历史当事人的后人所接受而已。
反观历史，至少在1980年代，绝大多数高级将领在回忆历史的时候都还是能够深切体会到，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或小知识分子，是历史进程和革命的熔炉给了他们参与历史大事件的机会。但在那之后，在他们子女的回忆中，父辈的文治武功就越来越神文圣武出自天授了，而不是革命把他们从一个平凡的普通人变成了高级将领。
这自然会带来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他们神文圣武出自天授，并不依赖于毛对军队的政治改造，他们也能打下江山，对历史的理解就变成了《人间正道是沧桑》的模式，都是兄弟，只是机缘不同，分道扬镳了，无所谓是非对错，无所谓正义与否。问题是，如果是这样，南昌起义又怎么好意思叫起义？所谓起义，自然是手握革命的大义名分才能叫起义，既然无所谓是非对错，那自然是一次军事暴动或者倒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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