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堡骏：论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在凤凰涅槃中浴火重生”——学习习近平同志系列讲话有感

【导读和提要】

 

文章第一部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世界观和方法论，说明习近平同志关于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在凤凰涅槃中浴火重生的论断，从总体上肯定国有企业的发展方向，肯定国有经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也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做出的新的理论贡献。

文章第二部分针对中国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思想混乱，具体阐述了如何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首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必须要反对和摒弃历史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一部分用雄辩的事实证明了吴敬琏是以“市场原教旨主义”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吴敬琏从《通往奴役的道路》一书中继承了哈耶克用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妖魔化以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开端的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吴敬琏将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革命领袖描述成为许诺为人民建立地上天国，到头来却以法西斯独裁、奴役、甚至恐怖和杀戮而告终的悲剧式人物。因此，“吴市场”的思想方法是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根本对立的历史唯心主义。弄清楚吴敬琏的历史唯心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思想源流，对于认清吴敬琏所谓市场化改革的本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其次，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必须要反对和摒弃形而上学思想方法。在经济思想史上，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表现得淋漓尽致的当属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蒲鲁东。马克思曾经视蒲鲁东为朋友，然而，鉴于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形而上学思想方法及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主张对工人运动的消极影响，马克思还是不得不痛下决心撰写《哲学的贫困》一书，以清除蒲鲁东错误思想的流毒。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马克思的一个最经典语录是：“要想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的和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马克思对于普鲁东这个以小生产为阶级基础的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名预言，虽然发表于1847年，但是，在此后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发达国家里，在这些国家的经济学者中间却不断地再现和重演！本文在这一部分结合对蒲鲁东经济学形而上学的讨论，阐述了马克思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思想。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整体，因此，变革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关键在于消灭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与此同时，建设社会主义关键也在于建设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但是，无论是消灭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还是建立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对于生产资料所有制都不能片面地理解。因为生产资料所有制不能脱离一定社会生产关系以及反映这种生产关系的具体范畴之外而独立存在。作为社会生产关系的整体，生产资料所有制必须要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各个环节中得到体现和运用。否则，我们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认识，就已经陷入形而上学和法学幻想之中。苏东国家剧变源于对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形而上学和法学幻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果说存在着潜在的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那么这种危险的根源也在于此。

在前两部分解决了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后，本文第三部分进一步具体论证了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怎样在一些重大的认识问题上，在一些改革举措上，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

首先，本文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的积极作用正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政府，是与西方私有制市场经济中的资产阶级政府有本质区别的。习近平同志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政府，是为工人阶级利益而工作的人民政府。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过渡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前期阶段。过渡阶段的根本任务之一就是，要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力量，保证社会主义新型社会生产关系的建立。为此我们的政府必须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我们的政府要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旗帜鲜明地为坚持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而工作，而不能有丝毫的软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府必须一方面要考虑市场经济的通行规则，另一方面更要考虑我们的人民政府如何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对公有制生产资料行使所有者和经营者的权利和义务。我们要批驳以哈耶克—吴敬琏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妖魔化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人民政府的错误理论和错误观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人民政府的职能，理所当然地要包括政府对经济，特别是对国有经济的领导和经营管理。就政府作用的范围和强度而言，要远远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作用。

其次，本文认为必须要为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正名。在社会主义现阶段，除了政府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机构和组织能够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对全体人民公有的生产资料负责。正因为如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在社会主义现阶段坚持还是反对国家所有制，是坚持还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分水岭。在现阶段的中国，坚持国有制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反过来，否定国家所有制就是否定社会主义。

第三，本文强调社会主义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总和，必须要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去具体贯彻落实，否则，如果离开了社会生产过程就必然会背离和否定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文章这一部分还从坚持唯物辩证法角度批判了厉以宁的经济学形而上学思想，以及以此为基础所提出的国有企业改革方案。厉以宁的国有企业改革方案的要害在于，以政府不能有效管理企业为理由，将国有资本的管理权置于，更不能为全民负责的管理者之下。厉以宁将对国有企业行使经营管理的主体从政府降低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各级各类人民政府一定是不代表全体人民利益，是“不作为”或者“乱作为”的政府，那么，谁又能保证在这些所谓的“投资公司” 一定是能够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是“有作为”或者“不乱作为”的机构呢？我们认为，这是一种“从本丢推给彼拉多”的解决方案。按照这种改革方案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国有资本被推来推去，必然最后羊入虎口。国有企业的毁灭是最终结果！这是蒲鲁东经济学形而上学的翻版。“吴市场”、“厉股份”等人的历史唯心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新自由主义的鼻祖哈耶克那里继承来的。改革“精英”不断地重复哈耶克诬蔑共产党为希特勒法西斯，污蔑共产党领袖是好人干坏事的悲剧人物【1】。私有化经济学家污蔑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是自私自利的经济人，污蔑政府行使公共权力是寻租。我们认为，就像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不能一劳永逸地根除我们队伍内部的变节者或叛徒一样，现在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里也不能一劳永逸地根除腐败和腐败分子。我们共产党人要高度重视并且要采取一切积极的措施解决自己队伍内部的腐败问题。在这方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十八大以后所做出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效是有目共睹的。我们要相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能够依靠和发动群众解决我们党自身的腐败问题。同时我们也要揭穿一些西化派经济学家所谓私有化解决腐败问题的谎言。我们共产党内部出现腐败分子，是因为这部分共产党员干部没有经受住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考验，是因为市场经济中这部分共产党员干部，没有经得住金钱和利益的诱惑而背叛了我们党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绝不是能够用私有化和市场化所能解决的问题。当然，对于治理腐败和建设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关系，以及二者之间的主次关系，我们要运用毛泽东同志关于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矛盾的次要方面理论做具体分析。以求得正确处理反对腐败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关系建设之间的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改革开放沿着正确的道路向前发展。

第四，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作为新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有其特殊的本质和自身发展运营的逻辑。必须运用公有制的逻辑去解释和说明社会主义公有制，而不能运用私有制和资本的逻辑去解释和说明社会主义公有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界蔓延，许多经济学家实质上是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逻辑曲解社会主义公有制。我认为，厉以宁和吴敬琏等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解读，可以与陈佩斯在小品《主角与配角》里对新四军主角艺术形象的精彩表演相媲美！因为他们无法超越资产阶级的历史唯心主义和小生产的私有观念，他们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解读就只能是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小资产阶级歪曲。

本文第四部分认为，习近平同志关于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在凤凰涅槃中浴火重生的论述，将辩证法否定之否定规律运用于说明国有企业改革，生动概括了国有企业重新振兴发展的美好前景。为实现国有企业重新振兴发展的美好梦想，我们必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

首先，中国共产党必须要加强自身建设。特别是要加强党的理论和思想建设，要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我们的党，要注意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侵蚀。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的基础上，进一步统一思想、振奋精神，把我们的党建设成为忠实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要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服务的根本宗旨落实到党、党员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的具体工作之中。不断改善和深化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府对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的领导，是搞好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重要的思想保证和组织保证。

其次，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必须要来一次拨乱反正，要高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目前我们必须重视西方新自由主义和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的图谋以及相应的意识形态渗透，要有针对性地拿出切实可行的、有效的措施进行应对。特别是在全日制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政干部学校中，要果断地制止一部分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和渗透的学术精英，向受教育者炫耀和灌输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的错误做法。要注意发挥意识形态阵地作用，要积极引导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政干部学校中的社会科学教师，创造性运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和党的创新理论，对西方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特别是对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进行批判。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实现在坚持、发展和弘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创新理论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

再次，用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教育和武装中国工人阶级，尽快将中国工人阶级锻造成为能够承担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重任的坚强的领导阶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归根到底要依靠中国工人阶级伟大的创造力和贡献。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经过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考验和锻炼以后，已经表现出了更加宽广的胸怀和更加昂扬的斗志，是一个更加成熟的代表时代前进方向的伟大阶级。我们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中国工人阶级一定会为做大做强中国国有企业和振兴国有经济，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历史性贡献。

最后，对现有的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要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辩证的否定观予以改革。运用辩证的否定观分析中国的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不能简单地对其说“不”！它应该是既有对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肯定的理解，同时也有对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否定的理解。从肯定的方面来看，共产党人进行革命和建设，最终极目的就是要实现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要特征的、消灭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消灭阶级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目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的经济形式，是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唯一可能的实现形式。共产党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从根本上动摇对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理想和追求，中国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是中华民族能够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经济脊梁。因此，中国的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从否定的方面来看，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我国目前的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也确实存在某些弊端。由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入，由于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对于思想文化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的准备不足，一部分党员干部，包括一部分中高级领导干部，没有经受住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考验，将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作为个人牟取高额利润和发财致富的手段，有的甚至走向犯罪的深渊。由于小资产阶级和农民思想的长期侵蚀，一部分工作在国有企业的工人，也将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看作是自己取得高额收入成为新富阶层的手段，因而忘记和背叛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远大理想。因此，对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进行改革，必须要破除现在事实上已经存在的国有生产资料和国有资本为利益集团利用进行牟利的利益固化的藩篱，使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成为能够为广大人民群众营造一种自己能够作为所有者参与劳动的新型的社会生产关系。

【正文】

 

习近平同志在参加2014年“两会”上海代表团的审议时提出，“国企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要加强”，“国有企业加强是在深化改革中通过自我完善，在凤凰涅槃中浴火重生”。这是习近平同志在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化新的时代高度，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战略家的胆识和气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出的新目标和新任务。国有企业怎样在深化改革中不断加强，国有企业怎样才能在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中，对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发挥主导作用，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时代课题。按照唯物辩证法的逻辑：“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手段同时产生。”【2】我们相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国有企业改革的战略目标和任务一定能够实现。辩证法的发展观，揭示了发展是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我们必须在根本指导思想上进行拨乱反正，排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历史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干扰，恢复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现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的振兴和发展。

一、 “在凤凰涅槃中浴火重生”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最终目标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把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概括为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并且认为，“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3】。今天，我们是不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关键就在于是否坚持马克思恩格斯按照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所得出的科学结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国有企业加强是在深化改革中通过自我完善，在凤凰涅槃中浴火重生”。首先，习近平同志将国有企业比作凤凰，说明习近平同志以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这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主导方面的肯定。这也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胜的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其次，习近平同志用凤凰涅槃比喻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在改革开放中经受洗礼，用浴火重生比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成以后强大的国有企业。这是习近平同志运用辩证法否定之否定规律对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和最终发展趋势的理论概括。

习近平同志在这里从总体上肯定国有企业的发展方向，肯定国有经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也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做出的新的理论贡献。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或其他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区别就在于，是不是赞成唯物主义历史观，具体说是不是相信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是不是相信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如果我们按照那些“西化”思想严重人的国有企业改革方案，走削弱和最终取消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的道路，那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然会归于失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必将遭受更大的挫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区别于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属性，就在于公有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主体地位，国有经济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中起主导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区别于改革开放前的旧体制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属性，就在于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引进了市场和私有制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发展及其辩证扬弃而产生的新社会，其经济本质上是非商品经济。然而20世纪的社会主义，从列宁和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到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以及毛泽东等中共第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所领导的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主义，都尝试要取消商品货币关系来建设社会主义。但是，这些国家的实践都证明：在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要有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必须积极利用商品和货币关系等，发展商品经济。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发展商品经济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究竟有没有矛盾？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商品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由于没有正确处理好发展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与坚持社会主义的关系，由于在政治上没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在经济上没有坚持和完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关系，而导致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走向了失败。

现在，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不能客观地对待对中国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和所出现的困难和问题，他们过分看重前进中困难和问题而对进一步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丧失信心，主张干脆走改旗易帜滑向资本主义的道路。改旗易帜滑向资本主义的道路是斜路，这是我们全党全社会都取得共识的。相信现在主张搞改旗易帜的人不会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当然，也有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被改革成就而冲昏了头脑，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和市场以及私有制经济具有内在的天然的相容性，是没有矛盾和斗争的直接同一的关系。这是一种不尊重事实而否认矛盾的盲目乐观态度。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都没有否定商品货币关系和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甚至是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在大量地引进商品和货币关系、在大胆地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时候，列宁都一直以十分冷静的态度承认社会主义经济与这些经济关系之中存在着矛盾。社会主义经济和商品货币关系、社会主义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和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是在矛盾斗争中达到对立统一的，而不是和这些经济关系是直接同一的关系。实际上，关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争论从一定意义上看仍然是对这一世纪难题讨论的历史延续。归根到底，在中国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所有制结构中，公有制经济还是不是占主体地位，国有经济还是不是发挥主导作用？这是衡量当代中国经济是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关键。如果在中国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所有制结构中，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那么，当代中国经济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如果在中国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所有制结构中，公有制经济不占主体地位，国有经济不发挥主导作用，那么，当代中国经济就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既然在社会主义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之间存在着数量上的此消彼长、质量上谁影响谁的矛盾和斗争，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就不可避免地要存在着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取代公有制经济而成为主导社会生产关系性质的所有制形式的问题。当然也同样存在着在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各级人民政府的行政力量，为人民经营好公有制的生产资料，使公有制经济的普照之光引领资本主义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为社会主义和为人民服务的可能性和现实道路。

习近平同志关于“深化国企改革是大文章，国有企业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还要加强”，关于“国有企业加强是在深化改革中通过自我完善，在凤凰涅槃中浴火重生”等一系列论述，指明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这条光明的社会主义道路。关于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习近平同志说：“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基本政策已明确，关键是细则。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的经验和教训，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 。改革关键是公开透明”。可见，习近平同志代表我们党明确要求在经济领域的改革要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其目标和任务就是增强国有经济的经济实力。现在问题是怎样使国有企业，按照公有制的逻辑对于中国经济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向前发展，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而不是要如何改掉和消灭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在中外社会主义的敌人，确实是在明里和暗里企图利用我们的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过程，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兜售给我们，以求达到瓦解和消灭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最终在中国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二、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必须在指导思想上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2013年12月3日十八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以“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为题进行集体学习。在主持学习时，习近平同志鲜明地指出：我们党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执政，面对着十分复杂的国内外环境，肩负着繁重的执政使命，如果缺乏理论思维的有力支撑，是难以战胜各种风险和困难的，也是难以不断前进的。他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提高战略思维能力、综合决策能力、驾驭全局能力。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了如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去解读改革开放问题。我认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以后以“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为题进行集体学习，为全党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解读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1、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必须反对历史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目前在对待国有企业的态度问题上确实存在历史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干扰。历史唯心主义思想方法，主要表现在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丧失信心，他们不相信有科学社会主义和其经济特征即社会主义公有制。例如，吴敬琏在《重启改革议程》一书中说：“从人类在20世纪进行的将近100年改造社会的历史大实验中看得很清楚：如同先贤顾准所说，不管立意多么真诚美好，沿着1789（法国大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1917年（十月革命）的道路，能够获得的决不会是人们曾经许诺过的地上天国，而只能是大灾难和大倒退，娜拉出走以后又回到原处。”【4】在这里，吴敬琏不区分1789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后来的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以及1917年的十月革命的不同性质，而是笼而统之地将这些革命都斥之为悲剧式的道路，而且是许诺为人类建立“地上天国”，到头来却必然给人类带来大灾难和大倒退的悲剧式的道路。

对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历史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历史，吴敬琏更是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他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更确切地说给我们带来了顾准所说的‘1789——1871——1917这股潮流’。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我们许多人都认为，问题已经彻底解决，历史的‘周期率’将不再重复。但是，事与愿违，革命取得胜利17年后，中国又卷入‘文化大革命’的内乱中。用顾准的话说，‘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为什么激进的没能带来人民的福利和社会进步，相反却转化成了雅各宾式的或斯大林式的专制主义？顾准的回答是：这一思潮的领导者设定了建立地上天国的终极目标，自认为是‘人民’或‘公意’的化身，因而具有充分的合法性使用一切手段，包括专制独裁、恐怖杀戮等来实现这一目标。”【5】 

从这段引文我们看到，吴敬琏用雅各宾派的独裁专制否定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进步意义，用所谓的“斯大林专制”否定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意义，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否定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以及探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尽管吴敬琏一再声称自己的这些观点是出自先贤顾准，而没有说明有其他的思想渊源。但是，当我们读到西方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哈耶克的著作时，我们就立即明白了事实的真相：吴敬琏对世界历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彻底否定态度，来源于西方极右翼的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理论家哈耶克。哈耶克于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道路》一书被西方经济学界认为是“标志新自由主义创立的宪章”【6】。在这部著作中哈耶克写道：“尚未为人认识的最大悲剧是，在德国，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那些有着良好愿望的人，也就是这个国家被尊奉为楷模的人，如果不是他们创造了的话，至少也准备了这条道路，准备了现在正为他们所憎恨的那些势力。…还很少有人愿意承认，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兴起并不是对于前一个时期社会主义趋势的一种反动，而是那些趋势的必然结果。甚至当共产主义俄国和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内部制度许多令人憎恶特点的相似性已广为人承认的时候，大多数人还不愿看到这个真理。结果，自以为与纳粹主义的荒谬绝伦有天壤之别并真心诚意地憎恶其一切表现的人们，却同时在为一些实现起来就要直接导致可憎的暴政的理想服务。”【7】哈耶克用希特勒法西斯独裁来妖魔化社会主义。这就是先于吴敬琏半个世纪之久的哈耶克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观点！吴敬琏和中外反马克思主义的人一样，他不仅否定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他甚至反对资产阶级的法国大革命。在吴敬琏的观念中，只有打着建立“地上天国”幌子，实际上对人民群众实行法西斯暴政的假共产党和假人民政府，而不存在有真正使人民当家做主的真共产党和真人民政府。吴敬琏如此以历史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看待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在政治结论上自然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人民政府的作用。在他看来，政府的任何作用都是“过度干预”，对于公有制经济和国有企业，也自然是以其所谓的垄断为借口，欲去之而后快。吴敬琏为中国改革设定了两条道路：要么走法制化资本主义，要么走权贵资本主义。他期待的是中国改革走第一条道路。吴敬琏的这种历史唯心主义的改革开放观在中国有很广泛的影响。毋庸讳言，中国是在一个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度里建社会主义的。由于工人阶级队伍没有经过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组织和锻炼，很容易受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在改革开放前，在某些国有和集体企业里，有的工人由于受小资产阶级思想熏染，他们的劳动积极性不高、消极怠工，有的工人对公有财产不爱护、甚至为一己私利破坏共有财产。在改革开放以后，在国有企业面临困难他们被迫下岗再就业时，他们又怨恨共产党和政府。他们不能正确对待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人民政府。他们很容易接受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人总是自私的”等资产阶级的唯心论思想。特别是吴敬琏从资产阶级反动学者哈耶克那里学来的诅咒共产党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言论，其思想根源就在于其历史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哈耶克及其追随者吴敬琏等，从历史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出发，他们不相信在人类社会历史上还有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不相信还有一心一意为人民求解放的共产党人和人民领袖，不相信还有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政府。在他们的眼里，市场经济没有什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分，共产党员都是以追求人民和集体利益为借口，而最终行利己利私之实的经济人，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无一例外地都是希特勒式的暴君，人民政府及其组成人员不过是寻租者的利益集团。在这种唯心主义世界观指导下，这些学者必然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作用，他们坚决反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所规定的“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按照这种历史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的改革开放除了原原本本地复制欧美资本主义制度以外别无他路。事实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所给定的“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是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具体体现，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区别于其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质特征。我们要在改革开放的具体方案和具体行动中进行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同时我们必须批判历史唯心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批判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批判新自由主义关于 “政府也是经济人，是追求以最小投入换取最大化收益的机构和组织”、“最小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的错误观点，批判和肃清“人都是自私的”、“政府官员都是寻租人”等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错误思潮和错误观念。习近平同志在著名的“8·19”讲话中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我们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和高等学校经济学教育教学工作并没有很好地贯彻落实。我们的大学课堂上不是还在讲照本宣科地讲授“新政治经济学”吗？不是还在讲政府不能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吗？不是还在讲政府及其官员是经济人吗？如果政府和共产党的官员都是只会寻租的经济人，那么，中国共产党哪里还有好人了。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推演下去，中央总书记就只会拍卖各省的省委书记、省委书记只会拍卖其所属的各个地市县的地市县委书记，余此类推。事实上，这简直是在掘我们共产党的祖坟！这种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谬论，就在我们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重镇培养党的各级干部的党校、干部学校和培养党的事业接班人的高等学校中津津乐道讲、津津乐道地听、在有关部门和有关领域里津津乐道地贯彻落实。如果我们可以把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意识形态工作比作一个人的头脑和灵魂，可以把我们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比作青少年的青春期，那么，我们就完全有理由作如下的类比判断：青少年在青春期处理不好精神健康问题，可能会出现精神分裂症，就有可能出现跳楼自杀的后果。如果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的意识形态工作做不好，那么，我们同样有可能出现国家和民族患精神分裂症，也有可能出现向苏联东欧国家亡党亡国的灾难性后果！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已经使我们的干部和群众头脑中毒了，甚至快要精神分裂了！在新自由主义的中国信徒那里，政府是经济人，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是寻租者。因此，在政府部门里工作的个别领导干部的腐败堕落不是个案。他们给政府开出的治病良方是将腐败干部和他所在的政府部门一起砍掉。我们的政府领导人接受这个药方以后，为了洗清自己寻租人的耻辱干脆放弃自己所在部门对党和人民应该承担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这是明显是和共产党的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相背离的。

我们要坚信人类社会在资本主义制度以后，必然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我们要坚信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政府以后人类社会必然会迎来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人民政府。我们要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要相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方面能够领导人民用法律和制度清除党、政府和社会机体内的腐败因素，另一方面能够继承和发扬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把我们的党和政府建设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进政党和政府。相信我们的党和政府能够带领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取得新胜利，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2、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必须反对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关于所有制研究的形而上学方法论，古有蒲鲁东，今有科斯、诺斯，还有种种以马克思产权理论阐述者著称的现代经济学家。上世纪90年代，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科斯等人的产权理论在中国经济学界不断地被热炒。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为了抵制这种资产阶级经济学说，撰文论证马克思是有产权理论的经济学家。这一部分经济学家的理论依据就是马克思有关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理论。对于这一部分经济学家的工作我们认为应该做辩证的分析。从积极的意义来看，通过这一部分经济学家的工作，证明了对于产权问题马克思是一位比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有更深刻见解的经济学家。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一部分中国经济学家对科斯等经济学家的理论吹捧的影响。但是，问题的另一面是，由于这一部分经济学家的迎合，也等于代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接受了科斯等人的研究范式。现在我们要问：马克思是否需要有一个产权经济学？马克思究竟有没有一个类似西方产权理论的产权经济学？如果马克思有一个产权经济学，那么他还会有后来几十年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和创作吗？如果马克思在1842-1843年担任“莱茵报”主编时，在对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分析的讨论中就能以产权理论解释清楚当时的问题，那么马克思还会有经过40年的时间研究所取得的《资本论》这样的划时代的研究成就吗？事实上，在马克思看来，财产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马克思在说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时写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8】不仅如此，对财产关系的认识，不能够仅仅停留在对其法律形式的研究。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得到的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9】既然财产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既然财产关系只是哈哈镜中表现出来的生产关系形象，那么，对财产关系的任何深刻的分析都必须远离哈哈镜而还原生产关系的本来面目才能做到。为此，马克思离开法律领域而进入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奋斗了40年。通过这样长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工作，马克思才令人信服地回答了什么是资本主义所有权或所有制。

过去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曾经出现了令人堪忧的后果：在一片改革浪潮中国有资产变成了谋取私利的瓜分对象，国有资产不断流失，新型的社会主义劳动关系不断减少。与此同时，一些非法的甚至是一部分资本主义国家都深恶痛绝的黄、赌、毒的劳动关系又以各种隐蔽的形式或公开的形式出现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就在于，没有从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出发，而是从西方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出发，用错误的产权理论出发指导国有企业改革。从抽象的产权出发，用占有权、使用权、经营权、处置权、转让权等抽象概念议论经济关系和经济效率，这种经济学范式最早见诸于蒲鲁东的著作。比·约·蒲鲁东（1809-1865）是著名的小资产阶级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无政府主义者，他特别重视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研究。蒲鲁东于1840年出版了《什么是所有权？》。在这部著作中,蒲鲁东用新鲜的文体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维护私有制的各种论据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以权力平等为条件，强调人人有权享有自己劳动的产品。他认为一个工人即使得到了工资，也没有实现对全部劳动产品的所有权。他认为，地主和资本家以地租、利息等形式扣留了劳动者的一部分产品，就是侵犯了他们的所有权。因此，他得出“所有权就是盗窃”的结论。马克思指出蒲鲁东这部著作的严重错误和缺陷：“这本书的缺点在它的标题上就已经表现出来了。问题提得非常错误，甚至无法给它一个正确的回答。古代的‘财产关系’在封建的财产关系中没落了，封建的财产关系又在‘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中没落了。这样，历史本身就已经对过去的财产关系进行了批判。蒲鲁东实际上所谈的是现存的现代资产阶级财产。这种财产是什么？——对这一问题，只能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分析来回答，这种批判性分析对财产关系的总和，不是从他们的法律表现上即意志关系来把握，而是从它们的现实形态上即作为生产关系来把握。但是，由于蒲鲁东把这些经济关系的总和同‘财产’‘’ 这个一般的法律概念纠缠在一起，他也就不能超出布里索早在1789年以前在一部类似的著作中用同样的话所作出的回答：‘所有权就是盗窃’。” 马克思继续指出：“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从这里得出结论说，关于‘盗窃’的资产阶级法律概念也适用于资产者本人的诚实的收益。另一方面，由于‘盗窃’作为对于财产的暴力侵犯，是以财产为前提的，所以蒲鲁东就纠缠在连他自己也模糊不清的关于真正资产阶级财产的种种幻想里面。”【10】尽管如此马克思还是肯定了普鲁东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态度和勇气。马克思说：“他的第一部著作《什么是财产？》无疑是他最好的著作。这一著作如果不是由于内容新颖，至少是由于论述旧东西的那种新的和大胆的风格而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在我看来，蒲鲁东的这一著作在风格方面强健的肌肉还算占优势。而且我认为这种风格是这一著作的主要优点。”【11】当然，有鉴于此，马克思曾经邀请蒲鲁东加入到革命队伍里来，但是遭到蒲鲁东的坚决拒绝。蒲鲁东并没有走向共产主义者队伍里来，这主要决定于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蒲鲁东把小私有财产看作是一种“个人占有”。在他看来，个人占有是社会生活的条件，因而是也一种人类天然的“权利”。他主张在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之后还要保留这种“个人占有”。由此 蒲鲁东在激烈地反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同时，他又激烈地反对“共产制”。他认为“共产制”反对“独立性和相称性”，“压制治理上和情感上的自发性、行动和思想的自由。” 蒲鲁东追求的是“第三种社会形式”。这是一种“综合”共产制和私有制的“自由”，也就是使一切人“平衡起来”的小资产阶级私有制。因此，蒲鲁东认为资本主义有好的一方面和坏的一方面，社会主义只要对资本主义坏的一方面加以限制就可以实现了，因此他断言社会主义不必要对资本主义进行彻底的革命，只要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就可以达到目的。 

在随后出版的《贫困的哲学》一书中，蒲鲁东试图要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前一部著作的问题进行解答。然而，由于蒲鲁东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他把所有权或“所有制”看做是从分工、机器等一个系列范畴相并列的位居第八位的一个范畴。对此马克思尖锐地批评道：“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着。因此，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要想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的和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12】 在这里，马克思在这里首先强调了，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代，有不同的所有权关系。例如，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分析，马克思是在对资本主义劳动力的买卖中，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的分析中，在对资本主义在生产过程的分析中具体说明的。再如，对资本主义土地所有权的分析。资本主义地租和封建地租相比较，虽然二者都是以私有权形式表现的地租，但是，资本主义地租和封建地租却表现出不同的生产关系。封建地租是劳动者农民全部剩余劳动的产物，表现的是封建地主和农民的剥削与被剥削的生产关系。而资本主义地租则是劳动者雇佣工人所提供的剩余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是超过农业资本家平均利润的那部分剩余价值，它体现的是农业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共同剥削农业雇佣工人的剥削关系。因此，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对土地所有权及其实现形式——地租的认识，不能用形而上学的静止的观点去认识，不能仅仅停留于一个和“公有权”相对立的“私有权”的表面关系上。事实上，如果从简单的仅仅从“私有权”还是“公有权”的角度来看，我们就只能看到封建土地所有权和资本主义土地所有权的共性，即我们只能看到二者都是私有权。这样我们便看不到，同样都是私有产权的封建土地所有权和资本主义土地所有权的重大区别。因而，也就不能科学地区分作为封建土地私有权实现形式的封建地租和作为资本主义土地私有权实现形式的资本主义地租。资本主义土地私有权及其实现形式的资本主义地租，是伴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的。事实上，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六篇中，马克思就是在前面对剩余价值生产、剩余价值流通和剩余价值在各类资本家之间的分配的分析成果的基础上，具体分析资本主义土地私有权怎样参与剩余价值分配的。可见，对资本主义土地私有权的研究，必须要有对剩余价值生产、流通和分配作为理论基础才成为可能。否则，形而上学地给土地私有权下定义，便无从真正认识资本主义土地私有权的本质。有人从中文所有权和所有制的字面意义之差，来证明所有权不能独立于生产关系的其他范畴如分工等之外而独立存在，而所有制则可以在这些经济范畴之外而独立存在。这是徒劳无益的，因为中文的所有权、所有制、财产都是从德文的Eigentumsrecht或Recht  des  Eigentums，英文的property rights或rights of property，法文的，翻译而来的。例如，蒲鲁东的著作“”，在译作中文版本时，有的译者例如孙署冰把它译作《什么是所有权》，而有的译者则把它译作《什么是所有制》，另外有的译者把它译作《什么是财产》。对于马克思的著作中德文Eigentumsrecht或Recht  des  Eigentums在做中文翻译时，有时被翻译成“所有权”或“所有制”也有时被翻译成“财产关系”或“财产”。在译者对马克思和蒲鲁东的有关著作进行翻译时，德文的Eigentumsrecht或Recht  des  Eigentums，法文的，和英文的property rights或rights of property是互译的。近年来英文版的新制度经济学著作property rights或rights of property普遍被译作“产权”或“财产权”。如果仅仅根据翻译者的翻译而作出判断把所有权、所有制、财产看做是同等意义的范畴还感到证据不足的话，那么，在马克思写于1846年12月28日的一封书信中则有更加明确的说明。马克思说：“最后，所有制形成蒲鲁东先生的体系中的最后一个范畴。在现实世界中，情形恰恰相反：分工和蒲鲁东先生的所有其他范畴是总合起来构成现在称之为所有制的社会关系。”【13】 可见，马克思在这里明确地将所有制看做是不能与反映生产关系内容的其他范畴相并列。最后马克思还强调：“要想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的和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马克思的这一论断正中蒲鲁东的要害。蒲鲁东没有能力科学地认识资本主义所有权关系。他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资本主义所有权的本质，他不肯从辩证法运动的观点去阐述资本主义所有权关系，而只是满足于一个简单的判断：资本主义所有权不合法。马克思虽然曾经认为蒲鲁东批判资本主义所有权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是马克思认为蒲鲁东用形而上学方法阐述资本主义所有权是错误的、有害的，因此对蒲鲁东的这个错误给予了严厉的批判。

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产权学派，虽然在一些细节方面与蒲鲁东的理论有很多不同，但是在将产权或所有权看作是脱离生产过程的经济关系这一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不去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去研究人们在财富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生产关系，而是在此之外抽象地议论财产权及其归属问题。中国的新制度经济学信仰者和宣传者，都用脱离生产过程的产权和交易费用来说明企业的经济效率。还有一部分经济学家从私有者对产权关切的角度，提出国有企业产权明晰度以提高企业效率的企业改革方案。事实上，马克思早就已经指出了随着资本主义股份制企业的产生，由企业所有者直接经营企业的治理结构已经成为过时了的企业制度。马克思说，随着股份公司的成立，“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单纯的货币资本家。”【14】

总结我们对蒲鲁东的所有权理论以及现代产权理论的批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个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是这个社会生产关系的整体。因此，变革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关键在于消灭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而我们共产党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坚持在社会经济主体上建立全新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但是，无论是消灭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还是建立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对于生产资料所有制都不能片面地理解。因为生产资料所有制不能脱离一定社会生产关系以及反映这种生产关系的具体范畴之外而独立存在。作为社会生产关系的整体，生产资料所有制必须要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各个环节中得到体现和运用。否则，我们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认识，就已经陷入形而上学和法学幻想之中。由此我们就能够科学地解释了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已经建立起来了占绝对优势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却没有能够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进行再生产，最终导致了亡党亡国的悲剧。由此启示我们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仅要保证生产资料公有制在数量上占有优势，而且同时还要通过改革保证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在质量上占有优势即要保证社会主义公有制在社会再生产总过程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都能得到贯彻。否则，我们就无法避免前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悲剧在中国的重演。

 

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国有企业改革的几个具体问题

1、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的积极作用正名。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省市人民政府是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起来的，是代表全体人民根本利益新型政权机构。它与西方资产阶级政府具有完全不同性质，也与西方资产阶级政府发挥完全不同的职能和作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是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表，是资本家的政府。恩格斯说“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15】。因此，资产阶级政府的作用归根到底还是为垄断资本和大资产阶级服务的。在我国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作用的讨论中，许多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很深的学术精英有意回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政府的性质，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政府混同于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例如在解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时，有人只讲“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决定作用”，“而不讲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有人虽然也强调“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但是这些人并不清楚：政府究竟发挥多大的作用才算做到了《决议》所说的“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在此我们必须要讲清楚以下要点：首先，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政府作用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是有严重理论分歧的。从对市场经济认识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范式来看，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对资产阶级政府作用认识的理论先后有：以反对封建干预为主要特征的古典经济经济学经济自由主义的政府观，即亚当·斯密的“守夜人”政府理论；以西方资产阶级政府通过政府干预而摆脱1929-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为背景的凯恩斯主义的政府观；还有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的以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微小化政府”政府理论。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由于“守夜人”政府理论和“微小化政府”政府理论是以否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由于其自身的社会基本矛盾会发生周期型经济危机为其理论前提的，因此，这两种政府理论应该是极少有什么科学性的理论。相比之下，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的政府理论，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对资产阶级政府作用的判断具有更多的科学性。借鉴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不同学派的政府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府规模和政府作用，至少我们不应把目标定位于“守夜人”政府理论和“微小化政府”政府理论。按照美国凯恩斯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萨缪尔森的理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由私营经济部门和公营经济部门构成的混合经济。私营经济部门和公营经济部门都是政府宏观干预或调控所覆盖的对象。但是萨缪尔森强调公营经济部门对于政府的宏观调控来说，更具有直接的工具性的调控效果。当然了，我们在借鉴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理论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西方资产阶级政府由于其“资本主义的机器”、“总资本家”的本质，其调控必然不会达到资产阶级所预期的理想效果。2008年以来欧美的经济危机，正在用新的雄辩的历史事实再一次向世人证明马克思的理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由于其社会基本矛盾的作用，不能有效地实现资源配置，更谈不上什么资源的最优配置！大规模的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资源环境危机的持续发展，都证明了私有制市场经济的穷途末路。西方霸权主义大国政府一直试图以对外战争和挑起世界事端，来摆脱和转嫁国内经济危机负担，他们也在一定的限度内达到了目的。然而，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种饮鸩止渴的办法终究会引起世界人民的反对和不断增强的抵抗，不可能成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私有制市场经济要摆脱大规模经济危机的厄运，只有向其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宣战：消灭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然而，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政府，是与西方私有制市场经济中的资产阶级政府有本质区别的。习近平同志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政府，是为工人阶级利益工作的人民政府。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过渡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前期阶段。过渡阶段的根本任务之一就是，要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力量，保证社会主义新型社会生产关系的建立。为此我们的政府必须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我们的政府要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旗帜鲜明地为坚持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而工作，而不能有丝毫的软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府必须一方面要考虑市场经济的通行规则，另一方面更要考虑我们的人民政府如何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对公有制生产资料行使所有者和经营者的权利和义务。因此，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人民政府的职能，理所当然地要包括政府对经济，特别是对国有经济的干预。就其作用的范围和强度而言，要远远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作用。

2、中国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制的最现实的实现形式。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被否定以后产生的一种新型的社会生产关系。但是，社会主义新型的生产关系并不能在一夜之间建立起来。因此，要经过一个较长的过渡时期。当无产阶级在一个国家夺取政权以后，尽管国内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国内的阶级斗争从总的情况来看已经失去了阶级基础。但是，在社会主义新型生产关系真正建立起来和得以巩固之前，被推翻的资产阶级和其他非无产阶级也并不能一下子就转变为无私无畏的工人阶级，因此，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会以不同的形式存在，有时这种斗争还会很激烈。从国际关系来看，由于全世界范围内的资产阶级其阶级力量仍然存在，还会以一种或明或暗的形式与工人阶级及其新生政权进行斗争。国际资本主义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颠覆和演变的图谋从来都不会停止。事实上，20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证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度里建设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任务还是异常艰巨的。在过渡时期里要完成过渡任务，必须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力量来保证社会主义新型生产关系的建立。也正因为如此，生产资料公有制作为一种新型生产关系，还不能以纯粹的形式建立起来，而只能以国家所有制的形式建立起来。就是说，必须要由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机构来代表全体人民行使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可见，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采取国家所有制的形式也是别无选择的，因为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除了无产阶级掌握的国家政权以外再没有什么力量能够代表全体人民行使所有者和经营者的权益。

我们不得不承认如下事实：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以巨大的牺牲为代价领导人民革命而取得的。然而，在夺取政权以后，在向社会主义过渡和以后的发展时期，工人阶级先锋队——共产党要面临更大的考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失败，归根到底都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新型生产关系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并巩固发展下去。而这又是以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由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蜕化变质甚至最后走向反动为前提的。国内外否定社会主义的反动势力无不以各种借口攻击和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特别是攻击和否定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国有企业。认为国有企业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有人以国有企业“垄断”而否定国有企业具有效率；有人以国有企业被“利益集团”所利用而主张取消国有企业。不顾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事实，给国有企业戴上“垄断”的帽子，是企图搞垮国有企业的中外社会主义敌人一贯做法。他们不顾西方大国的跨国公司在世界市场上疯狂的垄断经营，而对中国的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指手画脚。以国有企业资产被少数人利用谋取的私利否定国有企业，这完全是荒谬的逻辑。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要消灭少数人利用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而不劳而获。马克思描述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新型生产关系下，劳动者“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财产。”【16】但是借口有人曾经盗用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资料而用以谋取私利，我们就要废掉生产资料公有制，任何一个有健康头脑的人都不会做出这种愚蠢的选择。现在有一部分人，他们口口声声不反对社会主义公有制，但是他们反对国有制。问题在于，在社会主义现阶段，除了政府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机构和组织能够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对全体人民公有的生产资料负责。正因为如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在社会主义现阶段坚持还是反对国家所有制，是坚持还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分水岭。在现阶段的中国，坚持国有制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反过来，否定国家所有制就是否定社会主义。

3、全民所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总和，如果离开了社会生产过程就必然会背离和否定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前面曾经分析了马克思批判蒲鲁东的所有制或所有权理论时曾经指出：蒲鲁东将所有制或所有权看做是独立于生产关系的单纯权利范畴，因而陷入了形而上学和法学幻想。现在，我们在改革过程中却有意无意的也脱离社会生产关系单纯议论公有制的数量界限问题。例如，我们有的经济学家为了证明我国现阶段公有制已经不占主体地位，用统计数据证明公有制的生产资本占社会总资本的比例已经不足50%；而另外的经济学家则千方百计地用自己所掌握的统计资料处理方法，证明公有制占社会总资本的比例仍高于50%。在这种讨论中，两派经济学家似乎都接受了这样一个大的理论前提：如果公有制的生产资本占社会总资本的比例超过50%，那么，此时社会经济成分就可以界定为是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反之，如果公有制的生产资本占社会总资本的比例已经不足50%,那么，此时社会经济成分就可以界定为不是公有制经济为主体。我们认为，对于社会主义公有制，要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的观点去解释，而不能用形而上学的静止的观点去解释。

马克思从辩证法的观点，也就是从运动变化的观点去分析和认识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私有权的思想方法，对于我们分析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及其改革方案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如前所述，虽然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存在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却没有专门的章节给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定义。这就启示我们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不能用静止的观点去认识。要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的过程中去阐述社会主义公有制。资本主义私有权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要特征，但是我们对它的认识却不能仅仅停留在定义形式上。资本主义私有权的本质是剥削和榨取剩余价值，反映的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剥削关系。资本主义私有权实现形式是私有的生产资料和雇佣劳动在资本主导下的结合制度。

按照马克思的方法论，我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有制经济和各种形式的非公经济，对他们的产权关系都要进行重新认识。否则，我们的认识也必然会“陷入形而上学和法学幻想”。目前，以厉以宁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多数都强调“确权”。“确权”的潜台词就是为下一步的流转和交易做准备。实际上，倾向于走私有化道路的经济学家，在将公有制经济往私有化的道路引导的时候，运用的是辩证法的运动变化的观点。也就是说，这些经济学家为谋求下一步在产权交易中实现私有化，而首先提出要产权明晰化。然而，同样是这样一批经济学家，例如厉以宁，在如何强化公有制产权关系方面，却完全不是运用辩证法的运动变化的观点，而是从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来提出改革建议。可见，从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成败的经验教训的理论高度来看，厉以宁是一位比哈耶克更不应该被忽视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人物。厉以宁说：“改革开放以来的许多年内，我们所着手的有关国有资本体制的改革，基本上集中于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即属于第二层次的改革。国有资本配置体制的改革，即属于第一层次的改革，实际上并没有推进。国资委的主要任务放在对国有企业的管理和监督方面。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国有资本配置体制改革被忽略了。因此，在现阶段谈到中国国有资本体制改革时，必须两个层次的改革一起进行，而且着重点应当放在第一层次的改革(国有资本配置体制的改革)方面。”厉以宁从政府不适合管理国有企业出发，给中国国有企业开出的药方是今后国资委不再直接管理国有企业。国资委只管国有资本进进出出。“国资委可设置若干个按一个行业或几个行业划分的国家投资基金公司，把现有的国有股划给某一个国家投资基金公司持有，作为该国家投资基金公司投入企业的国有资本，并根据该国有企业的股权结构派出董事会成员。”厉以宁的这个改革方案将全民所有的国有资本由授权社会主义国家代为行使经营管理权力，降低为授权给一个或几个行业的国家投资基金公司进行管理，走上了越来越远离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的道路。

我们认为，这是一种私有化的改革方案。这个方案的要害在于，弱化了人民政府代表全体人民对全民所有制经济的领导、管理和控制的权力。全民所有制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是全体人民，是联合起来的社会的个人。但是在社会主义现阶段，全体人民尚不能完全自由地直接行使所有者的权力，而是要由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国家来代为行使所有者的权力。按照吴敬琏、厉以宁等经济学家的观点，政府是经济人，政府官员不仅是经济人而且还是寻租人的经济人。由此他们得出结论：政府不能代表全体人民行使所有者和经营者权力。到此人们不禁要问：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以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鲜血的巨大牺牲为代价，打下来的人民江山为什么在一夜之间竟变成了由一群寻租的经济人组成的謀利机构了呢？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政府，果真是已经堕落到这种地步的机构吗？按照这种荒谬的逻辑，各级各类人民政府一定是不代表全体人民利益，是“不作为”或者“乱作为”的政府，那么，谁又能保证在这些所谓的“投资公司” 一定是能够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是“有作为”或者“不乱作为”的机构呢？我们认为，如果说中央、省市县各级人民政府不能够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行使全民所有制生产资料所有者的权力，那么，在国资委下面新成立的所谓“投资公司”，我们就更没有理由相信它会更好地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行使全民所有制生产资料所有者的权力。这样从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再推给一个更不负责任的“投资公司”，是一种“从本丢推给彼拉多”的解决方案。按照这种方案企业和国有资本被推来推去，必然最后羊入虎口。国有企业的毁灭是最终结果！这种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就是“吴市场”、“厉股份”等从新自由主义的鼻祖哈耶克那里继承来的。他们不断地重复哈耶克诬蔑共产党为希特勒法西斯，污蔑共产党领袖是好人干坏事的悲剧人物【17】。私有化经济学家污蔑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是自私自利的经济人，污蔑政府行使公共权力是寻租。我们认为，就像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不能一劳永逸地根除我们队伍内部的变节者或叛徒一样，现在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里也不能一劳永逸地根除腐败和腐败分子。我们共产党人要高度重视并且要采取一切积极的措施解决自己队伍内部的腐败问题。在这方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十八大以后所做出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效是有目共睹的。我们要相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能够依靠和发动群众解决自身的腐败问题。同时我们也要揭穿一些西化派经济学家所谓私有化解决腐败问题的谎言。我们共产党内部出现腐败分子，是因为这部分共产党员干部没有经受住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考验，是因为市场经济中这部分共产党员干部，没有经得住金钱和利益的诱惑而背叛了我们党的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绝不是能够用私有化和市场化所能解决的问题。当然，对于治理腐败和建设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关系二者之间的主次关系，我们要运用毛泽东同志关于“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矛盾的次要方面”的有关理论做具体分析，以求正确地处理反对腐败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建设的关系问题。

事实上，按照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私有制所提供的方法论，社会主义公有制也必须要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个领域里都发挥公有制的作用。也就是说，公有制必须要在再生产的这些具体环节中实现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这样的公有制才是真正的体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现实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按照辩证法的运动变化的观点，只有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才能实现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直接结合，才能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直接利益。因此，衡量一种公有制生产资料是不是真的体现了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关键就在于看其是否实现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直接结合，是不是真正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利益。按照这个判断标准，不管以全民所有制冠名的生产资料数量有多大，如果不是用于实现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直接结合，不是用于实现劳动人民的利益，而是用于为少数人攫取经济利益进行经营，那么，这种冠名为全民所有制的生产资料，就是和劳动人民没有关系的生产资料。这种脱离了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变异了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这种变异了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不过是陷入“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这种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发生变异，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社会政治变化，以致于出现像原苏联东欧国家所发生的变化：共产党失去政权，社会主义被资本主义所颠覆。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要引以为戒的深刻教训！按照唯物辩证法运动和变化的观点分析全民所有制经济关系，我们的国有经济成分的作用也不仅仅是局限于它在整个国民经济总量占比的数量范围之内。我们可以学习垄断寡头利用“参与制”控制经济的办法，放大国有资本的作用。然而，我们切切要注意，这里有一个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问题。我们绝不可以在混合所有制中沦落为只是参股者，如果这样，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所控制和利用！

我们分析的结论是，在社会主义现阶段除了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政府以外，任何其他社会团体和企业集团都不能更有效地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行使人民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因此，在社会主义现阶段，反对国家所有制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反对社会主义。

 

4、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作为新型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有其特殊的本质和自身发展运营的逻辑。必须要运用公有制的逻辑去解释和说明社会主义公有制，而不能运用私有制和资本的逻辑去解释和说明社会主公有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界蔓延以后，许多经济学家实质上是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逻辑曲解社会主义公有制。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度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当然也有人企图绕开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度去解释共同富裕。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经济学家，提出在不变革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条件下，改善劳动人民收入和生活状况的理论观点。对此恩格斯批评道：“期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另一种产品分配，那就等于要求电池的电极和电池相联时不使水分解，不在阳极放出氧和在阴极放出氢。”【18】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这一忠告，也同样要引起我们在制定有关分配制度改革政策和方案时予以考虑。事实上，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要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各个领域里表现出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关系不同的逻辑。简单地说，公有制有公有制的逻辑，私有制有私有制的逻辑，二者不可混淆。作为新生事物，社会主义公有制代表社会主义的新型社会生产关系。在这种生产关系下，劳动者之间才能够实现真正的公平正义。要知道，这种公有制在刚刚诞生的时候还是很弱小的，但它代表了社会的前进方向。我们必须要满腔热情的支持、扶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只有这样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才能按照新生事物的成长规律成长壮大。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经济学精英对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设，不但不支持、不扶持，而且还有意地千方百计地去刁难和打击，甚至欲除之而后快，这是很不正常的。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正视：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是十分薄弱的。我们的工人阶级队伍没有经过机器大工业时期所受的锻炼，因此，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还不够高。中国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认识还存在某种片面性，存在着用小资产阶级的私有观念理解公有制的现象。例如，工人阶级队伍中，有的工人没有工人阶级的政治思想觉悟和修养，不珍惜来之不易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有的工人存在“站在这山望见那山高，站在高山望见平地高”的不务实工作态度。在计划经济后期的公有制工厂中，有的工人消极怠工。有的工人虽然知道公有制企业的资金、原材料以及生产的产品是共有的，但是作为个人他们认为，“不拿白不拿，拿了也白拿”。于是乎，一部分觉悟不高的工人便干起了毁灭公有财产的蠢事！由此看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锻造一支现代工人阶级队伍还是意义十分重大的。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归根到底要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才能实现。

对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理解，我们必须要站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立场上，以一种超越生产资料小商品生产私有制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历史高度去进行解读，否则必然会造成歪曲的解释。国有企业“产权缺位论”或“产权虚置论”便是对国有企业曲解之一。全民所有制生产资料究其本质而言是全体人民自己来直接行使所有者和经营者的权利，并且直接享有相应的受益权。但是，在社会主义现阶段，由于阶级和国家尚未消亡，全民所有制生产资料只能由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国家代为行使所有者的权力。全民所有制企业从所有权的角度来看，所有者是全体人民。在现阶段全体人民的代表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省市县各级人民政府。国有企业 “产权虚置论”或“产权缺位论”，实质上是说各级人民政府不代表全体人民利益，是“不作为”或者“乱作为”的政府。这种国有企业 “产权虚置论”或“产权缺位论” 实际上，是国有企业“必亡论”。值得注意的是，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对我们经济学家的俘获。在陈佩斯和朱时茂表演的小品《主角和配角》中，陈佩斯不能超越他曾经当过日本汉奸的身份和思维方式，但又不甘心于自己扮演配角，他争着去扮演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新四军主角人物。当他从朱时茂那里夺得表演主角形象的机会时，他用他特有的方式进行表演。表演的结果是，他刻画了一个穿着新四军军装、窃取了新四军领导地位而又透着从骨髓里流出来汉奸气的人物形象。陈佩斯的表演令人捧腹大笑。那么，在中国经济学界是否也有这种表演呢？我认为，厉以宁和吴敬琏等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解读，可以与陈佩斯在小品《主角与配角》里对新四军领导的主角形象的表演相媲美！因为他们无法超越资产阶级的历史唯心主义和小生产的私有观念，他们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解读就只能是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小资产阶级歪曲。

 

四、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如何实现在凤凰涅槃中浴火重生

 

20世纪苏东国家以及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反复证明：在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不能直接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长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不可避免地要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利用市场经济手段发展社会生产力。然而，我们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利用一定的资本主义经济手段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绝不是非理性的。我们注意到，就在中国部分经济学家极力宣传西方市场经济神话的同时，以美国次贷危机、金融危机所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使欧美市场经济国家仍处于复苏乏力的状况。有鉴于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能拒绝吸收借鉴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市场效率方面，但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又不能听信西方市场原教旨主义为我们设定的旨在否定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特征因素。事实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中的反映社会主义本质因素就是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

习近平同志用凤凰比喻中国的国有企业，用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这种美丽传说寄希望于中国国有经济重振雄风，也以此预示通过中国国有企业的振兴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巩固和发展以国家所有制形式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面向市场经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旨在巩固和壮大公有制经济的，“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所谓的现代企业制度也就是西方的公司制度。将西方公司制度运用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关键问题时还要不要坚持国有资本的所有者或者是所有者代表——社会主义国家多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以及重大决策进行有效控制的问题。代表私人利益的西化派经济学家绕着弯去说，国有资本的所有者或者是所有者代表——社会主义国家应放弃控制权。而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们论证的就是为什么国有资本的所有者或者是所有者代表——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放弃这种控制权。《决定》原文写道：“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在这里，党的文件对于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性质、发展混合所有制的目的以及发展混合所有制对于国有经济、对于其他经济成分的意义等诸多项目都说得一清二楚，以至于不允许我们再有别的解释。从“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这个表述来看，第一，我们所要发展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绝不是为了混合而混合，而是为了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第二，我们所要发展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也绝不是要把其他所有制经济一网打尽收归国有，而是为了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然而，有人却有意地进行曲解。有人强调混合所有制经济不要规定国有资本控股，甚至有人鲜明地反对国有经济控股，而是要让私有制经济取得控股。这是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特征的改革方案。混合所有制经济，按照不同经济成分在其中的股权权重不同，可以决定混合所有制经济有不同的社会性质。只有国有制股份或集体所有制股份处于控股地位的股份公司，才可能是按照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管理和运营的混合所有制经济。

目前中国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基本国情是，社会总资本中已经有大量的私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还有一定数量的外资投资经济。全民所有制国有资本占比不足30%。这个基本国情决定了国有经济如果不采取控股经营的股份制企业，如果国有资本仅仅以参股经营为满足，那么，国有资本就有可能被稀释在国内资本和国外资本投资的私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控股的股份制企业之中，其经济活动彻底被私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所主导。这是在中国，尽管就数量来说还有一个不小规模的国有经济，但是发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功能国有经济却不见了。我们以2012年全国各类企业注册资本额为例，2012年不同所有制企业注册资本额中国有企业6.12万亿，集体企业0.48万亿，股份合作制企业0.27万亿，公司制企业32.74万亿，私营企业31.10万亿，外商投资企业11.83万亿【19】。按估算，公司制企业32.74万亿中公有经济成分占63%，则其公有资产占20.63万亿【20】。将股份合作制0.27都按公有资本计算，则公有资本占到27.45万亿,。社会总资本82.54万亿。若将27.45万亿均匀地混合投入剩下的55.09万亿私有制经济中搞参股股份制，这很可能会出现公有制经济不足以控制整个国民经济的局面。可见，对于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国有经济进行股份制改造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坚持国有资本控股混合所有制是十分必要的。否则，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将不再存在。

现在再来分析经营经济学家的观点。前面我们已经指出了吴敬琏从新自由主义鼻祖哈耶克那里继承了妖魔化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政府的理论观点，现在，涉及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他自然把“国进民退”看作是中国改革的风险【21】。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吴敬琏心目中所祈求的中国改革与我们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改革距离有多么的远。共产党人之所以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国有制为主导，其意义就在于要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保证新型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能够占主体地位。因此，以国有企业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关键就在于国有资本必须要处于绝对优势要处于控股地位。只有这样，我们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目的——在市场经济中“放大”公有制经济的作用——才能实现。在我国现阶段经济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公有制经济与其他经济成分相比在数量上已经不是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要保证全社会范围内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占主体地位，就必须要放大公有制经济的作用。因此，我们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原则问题是如何实现放大公有制经济的作用，而不是要放掉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和手段上“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最能体现社会主义特征的就是政府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经营和管理，是对国有企业的经营和管理。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工具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调节中心的人民政府不能回避和否认这一显著功能。否则，就是对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背叛。我们必须要提醒读者注意是，由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现有体制上的原因，我们事实上是把政府的职能做了狭义的理解。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视野里，政府事实上是由党派构成的，因而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解释，党派是通过政府的形式、以影响政府决策的形式发挥作用的。事实上，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界定的守夜人的作用，特别是其守卫国家安全的作用也是由政府来完成的。在中国现行的体制中，中国共产党既领导人民军队保卫国家安全，也领导政府指挥协调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以往我们把政府的职能仅仅片面地理解为国务院的职能，这是有片面性的，必须要加以纠正。因此我们讨论中国经济问题时要注意不要陷入西方经济学的话语体系而受到局限。

有人歪曲混合所有制经济。例如谭浩俊认为，混合所有制更多的是一种市场概念，是必须建立在市场规则和规律的基础上。离开市场概念，离开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即使存在多种所有制资本，也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混合所有制。他将混合所有制规定为“以市场为基础、资本为纽带，企业董事会能够成为真正独立于市场的决策机构，能够对经营层进行公开选聘，能够决定经营层的命运，能够对经营层按照市场化要求进行评价考核。而企业的所有股东，也都具有平等的法律意义的权利和义务。真正的关键，在于政府能不能放权，能不能让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22】第一，谭浩俊在这里将国有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排除在混合所有制经济之外。混合所有制就是所有制概念，至于这种混合所有制是通过市场的方式还是通过别的方式形成的，那是具体的形成方式的差异而已；第二，谭浩俊所说的“企业的所有股东，也都具有平等的法律意义的权利和义务”是违背股份制企业董事会决策重大事情的规则的。没有那个股份制企业，其小股东和处于控股地位的大股东能够拥有同样的对企业经营管理重大事件决策的同等决策权利；第三，谭浩俊关注的是“政府能不能放权”。谭浩俊主张政府要彻底放权。关于政府是国有企业公有资本的最佳代理人，在社会主义现阶段唯独只有人民政府才能代表全体人民行使对公有制生产资料行使所有者的权力，对于这个问题前面我们已经进行了较充分的论证，因此不需要在这里进行赘述。最佳代理人放权，那么，次佳代理人甚至其他代理人还能代表全体人民管好国有资本吗？2014年5月26日习近平同志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特别强调：“既不能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这里谭浩俊的理论显然是一种否定政府作用的改革理论。

总之，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在凤凰涅槃中浴火重生，是一个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大问题。习近平同志揭示了国有企业的未来发展，必然是经过一条对原有旧体制下的国有企业进行“否定之否定”的道路。为完成这一重大时代任务，我们必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飞跃：

首先，中国共产党必须要加强自身建设。特别是要加强党的理论和思想建设，要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我们的党，要注意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侵蚀。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的基础上，进一步统一思想、振奋精神，把我们的党建设成忠实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基础上，建立和引领中国共产党人的核心价值观。中国共产党人的核心价值观，不应该有层次不同的若干条。不同层次的若干条中一定会有许多条不是属于“核心”部分的。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应该体现预备党员在入党誓词中所宣誓的：“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具体化为日常工作中，就应该是为维护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关系而奋斗。作为国有企业领导人的党员干部，一定要践行共产党人的核心价值观，而不能沾染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自私经济人的价值观。我们党要对党员，特别是要对在国有企业中担任领导工作的党员领导干部，进行共产党人核心价值观教育，用一切政治的和司法的手段坚决惩治国有企业中党员领导干部的职务犯罪。中国共产党对国有企业领导干部不能采取所谓的“高薪养廉”政策。要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服务的根本宗旨落实到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的具体工作之中。不断改善和深化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府对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的领导，是搞好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重要的思想保证和组织保证。

其次，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必须要来一次拨乱反正，要高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目前我们必须重视西方新自由主义和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的图谋以及相应的意识形态渗透，要有针对性地拿出切实可行的、有效的措施进行应对。特别是在全日制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政干部学校中，要果断地制止一部分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和渗透的学术精英，向受教育者炫耀和灌输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的错误做法。要注意发挥意识形态阵地作用，要积极引导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政干部学校中的社会科学教师，创造性运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和党的创新理论，对西方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特别是对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进行批判。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实现在坚持、发展和弘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创新理论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

再次，用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教育和武装中国工人阶级，尽快将中国工人阶级锻造成为能够承担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重任的坚强的领导阶级。按照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做大做强中国国有经济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必由之路。中华民族要实现这一梦想，归根到底要依靠中国工人阶级伟大的创造力和贡献。前面我们已经讲到，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原因，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发展壮大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道路和过程。现在，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经过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考验和锻炼以后以后，已经表现出了更加宽广的胸怀和更加昂扬的斗志，是一个更加成熟的代表时代前进方向的伟大阶级。我们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中国工人阶级一定会为做大做强中国国有企业和振兴国有经济，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历史性贡献。

最后，对现有的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要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辩证的否定观予以改革。运用辩证的否定观分析中国的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不能简单地对其说“不”！它应该是既有对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肯定的理解，同时也有对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否定的理解。从肯定的方面来看，共产党人进行革命和建设，最终极目的就是要实现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要特征的、消灭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消灭阶级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目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的经济形式，是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唯一可能的实现形式。共产党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从根本上动摇对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理想和追求，中国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是中华民族能够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经济脊梁。因此，中国的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从否定的方面来看，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我国目前的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也确实存在某些弊端。由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入，由于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对于思想文化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的准备不足，一部分党员干部，包括一部分中高级领导干部，没有经受住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考验，将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作为个人牟取高额利润和发财致富的手段，有的甚至走向犯罪的深渊。由于小资产阶级和农民思想的长期侵蚀，一部分工作在国有企业的工人，也将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看作是自己取得高额收入成为新富阶层的手段，因而忘记和背叛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远大理想。因此，对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进行改革，必须要破除现在事实上已经存在的国有生产资料和国有资本为利益集团利用进行牟利的利益固化的藩篱，使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成为能够为广大人民群众营造一种自己能够作为所有者参与劳动的新型的社会生产关系。

总之，习近平同志关于“深化国企改革是大文章，国有企业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还要加强”，关于“国有企业加强是在深化改革中通过自我完善，在凤凰涅槃中浴火重生”等一系列论述，指明了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光明的社会主义道路，国有企业在深化改革在凤凰涅槃中浴火重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主劳动关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必由之路。

 

 注 释：

【1】见本文第4-6页。

【2】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页。

【3】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二版，第394页。

【4】《重启改革议程——中国经改革二十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295页。 

【5】《重启改革议程——中国经改革二十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一月版，第295页。 

【6】安德森：《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和教训》，见李其庆主编：《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

【7】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页。

【8】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8——9页。

【9】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8页。 

【10】马克思：《论蒲鲁东》，《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7页。

【11】马克思：《论蒲鲁东》，《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80页。

【13】《马克思致巴·瓦·安年科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7卷，第481页。

【14】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95页。

【15】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二版（1995年版），第753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5卷，第18页。

【17】见本文第9-11页。

【18】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03页。

【19】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出版的该局编《工商行政管理统计汇编》2005-2011年各册，与该局公布的《全国市场主体发展总体情况》（2012），转引自裴长洪《中国国有制主体地位的量化估算及其发展趋势》，《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20】裴长洪《中国国有制主体地位的量化估算及其发展趋势》，《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21】吴敬琏：《“国进民退”：中国改革的风险》，《中国民营科技与经济》，2012年第11期。

【22】谭浩俊：《建立混合所有制的关键是什么》，《证券时报》2014年03月11日。

（作者系吉林财经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来源：昆仑策网【原创】，新编修订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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