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
(《在中央委员会新成员学习贯彻十八大研讨会上的讲话》，2013.1.5)
但长期以来，始终存在着正确与错误的矛盾。党的十九大对此作了总结，指出改革开放的成就“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从根本上说，这些矛盾表现在漠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的原则，形成一种思维惯性，这是构成较长一个时期以来经济社会问题的总病灶：既对现行经济运行机制中解放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因素缺乏认识，也有对资本主义因素认识不清的问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是按资分配。资本主义市场的特征是雇佣劳动制度。货币持有者占有生产资料，为占有更多剩余价值而再生产。而按资分配的常规形式，就是股份制和雇佣劳动制度。在当前非公经济成分优势占比下，社会主义的经济运行主要通过二次分配和国资主导、土地公有体现出来，而在生产环节和一次分配环节，即使公有控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依然起引导作用。一些流行观点不做两重性分析，既漠视工人阶级在市场条件下，对社会主义因素的创新及其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又无视私有经济和雇佣劳动占比优势的客观存在，空谈公有制主体和按劳分配主体，理论上指鹿为马，实际上从资本逻辑出发认识问题，提出举措，加剧经济下行矛盾。股份制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它区别于小生产、小工厂等分散生产，集中社会资源，通过联合生产，解放生产力。同时，它又按资分配，制造贫富分化。在股份制中，存在着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私人支配生产资料。公有控股后，这个矛盾得以缓解，但也只能运行在股东至上，按资分配的市场机制下。我国在结束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以后，随着近几十年股份制改造和引入外资，雇佣劳动市场同步形成，首次亲历了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的现代资本主义特征的经济。在促进生产力过程中，我党主动引入股份制，在党的宗旨指导下，在一些先进企业里，中国的一些企业管理者充当了“少数勇敢的‘手’”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605页)，组织员工群众，遵循企业客观规律，对股份制的弊端展开斗争，产生了大量促进生产力的的社会主义因素，至少包括：1，提高企业价值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中国大批成功企业以客户为中心，致力于创新，创造超额客户价值。它区别于资本主义股东至上前提下的营销策略，也强化了社会效益和企业效益的经济核算，弥补了计划经济时期的不足，增加了企业的市场价值和寿命周期。2，长期客户中心价值观的前提保证——劳动回报优先于资本回报。在雇佣劳动市场的条件下，一些先进企业的员工得以活劳动积累取得入股条件，以付出自己的知识、能力、体力的劳动入股，前期劳动积累以股份计量作为当期分配依据，并作为未来劳动为主的分配信用，主动减少以至杜绝货币资本入股，形成自主联合劳动，否定了雇佣劳动市场对剩余价值的掠取。成为客户中心长期价值的基本保障。劳动要素优先于资本要素的企业以华为为代表，是共产党员创业者在企业所有权上自我革命的结果。如任正非在决定员工集体持股前得到农村教师的父亲的鼓励和支持，这是毛泽东思想引导下劳动者的必然逻辑。任正非分散股权团结员工集体，体现企业的员工主体地位，和彭湃、卡斯特罗等革命前辈将自家田产分发给雇工的性质是类似的，区别是前辈着眼于革命而发动群众，而任正非利用股份制的旧形式，建立起了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生产、分配并决定交换、消费水平的新的生产方式，虽然这种旧形式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但其客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的革命观念所表现的市场锐力，是华尔街想不到的，因而得到美国封锁古巴一样的境遇。3，创造更多客户价值的创新机制。深入产业链一线，围绕各行各业客户需求，联合创新的工程师文化，极大的丰富了工人阶级内涵。华为、大疆等企业把企业资源集中于科技创新，即使减少企业自身利润，也要加速产品更新迭代，为客户创造更多使用价值，事实上部分剩余价值社会化分享，也提升了企业价值。4，命运共同体的共生机制。在数字经济时代，贴近顾客需求，把产品和服务做到令顾客无法离开，同时，客户参与价值创造。用供应链、数据链直至产业链的命运共同体，在共商共建中优化价值链。虽然都是股份制，在共产党领导下，承袭全国一盘棋的大协作传统，在产业聚集、包括资本流动的各生产要素组合中，调动活劳动的主观能动性，也可以产生传统股份制所不具备的协作性，消除消极竞争，把生产的社会化提高到空前。这是股份制中社会化大生产和私有性寡头性垄断的对立统一。5，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产生的企业使命文化。格力电器在股权频繁变化，员工身份变化中，“让世界爱上中国造”的使命驱动；海尔在创客平台中围绕客户价值创新，“把党支部建在‘小微‘’’；华为面对科学家员工群体，开展基于动机的绩效管理等等，不仅业绩取得辉煌成就，对人的解放也超出了西方泛泛的、抽象的人性化管理。这是在资本的“物”的逻辑机制股份制中，推动面向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的逻辑，是人与物的对立统一。以上每一个社会主义因素，都是和股东至上，按资分配以及非公股份的私人生产性质矛盾对立转化的结果，是劳动与资本矛盾运动的结果，适应了生产力创新发展，处处闪烁着毛泽东思想的印记，而被西方羡艳，惊恐，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特征。在实践中，股份制的资本主义机制也必然顽强地体现出来，依然集中地体现在股东至上，按资分配以及非公股份的私人生产性质上。有观点说，股份制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社会实践证明，股份制的股东至上、按资分配和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为人民服务是天然的矛盾。如果不做两重性分分析，笼统认识，即使公有控股，也不可能用价值规律对国家、集体、个人利益进行最优化把握，而被股份机制引入资本主义，在理论上则容易陷入抹杀矛盾的折中主义和实用主义。在《资本论》中，对于私人资本参与的股份制，马克思尖锐揭露道：
股份制“再生产出了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发起人、创业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并在创立公司、发行股票和进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产出了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这是一种没有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5卷》（上）496页)
“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虽然它在自己的实际组织中，当然到处都再生产出并且必然会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5卷》（上）497页)
“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5卷》（上）498页)
一些文章、讲话乐于引用马克思的股份制“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 (同上）没有看到，或不愿意看到，并且删去了紧接下来的一句话中的黑体字部分“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5卷》（上）493页）有的文章认为，股份合作制不是私有制，是一种新出现的所有制形式，具有明显的社会性、公有性。这和《资本论》的原意有很大出入，一厢情愿地把股份制和社会资本泛泛地、简单地视作公有制。在主观上是两个回避，三个混淆，客观上则有抹杀社资、离经叛道的危险性质。把股份制中的个别类型和一般混同起来，回避了股份制中是劳动合作还是资本合作，回避了股份制的自身缺点。
第一个混淆，将股份制的生产社会性和剩余价值的公有社会性相混淆。此社会性非彼社会性。实质是混淆了社资矛盾。第二个混淆，是把工人“是自己的资本家”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5卷》上，498页)的工人合作工厂，和工人是单纯雇佣劳动力的普通股份制相混淆。前者有社会主义因素，后者没有，实质上是资本与劳动的混淆。第三个混淆，是把工人合作工厂中的劳动要素，以及股份制中公有股份的“积极扬弃”与股份制自身 “必然会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同上）、“及其一切矛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9卷299页）相混淆。这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点，其实质同样也是资本本位观带来的矛盾。
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学者混淆真理的学术性探讨与组织纪律、政治纪律，不敢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一些学者文章对错误理解进行费力的演绎，无奈形成复杂含混的折中主义，回避了矛盾，把学问引向如坠烟雾的玄妙，加剧了对原则性质的理解混乱，助长、保护了错误实践，无助于遏制新自由主义泛滥。
三、股东至上、按资分配是造成我国经济社会矛盾的根源
经济发展：今天应该看的很清楚，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一切矛盾和问题，基本上都是立足于微观经济中股份制的股东至上、按资分配机制导致的。一方面，市场调配资源的高效率和股东至上互为因果，推动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另一方面，上世纪末股份制改造以来，盲目、重复投资加速，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矛盾加剧，房地产对经济形成挟持，挤占制造业资源，成为经济去实向虚动力；环境污染自工业化以来登峰造极，市场万能旗帜下坑蒙拐骗无恶不作，在不同时期有如假疫苗、毒食品、互联网金融欺骗等表现；10％的人占有67%国民财富（世界不平等数据库），两级分化逼近甚至超过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等等。至少在以上诸方面，都是股东至上、按资分配经济机制的产物。而这些弊病对生产力的约束，往往被超额利润开发土地，宽容通货膨胀，按GDP口径，侧重于非生产性门类的大量重复计算形成的经济总量发展数据所掩盖。
在这些负面成分中，公有股份在股份制的产权机制引导下，也参与进去，甚至扮演不光彩的角色。如著名证券案件中公有股的同流合污，国有医院对人民群众的盘剥，几大通讯巨头、银行在即时通讯、移动支付创新上，远不如非公企业做出的贡献多。众所周知的三鹿奶粉，作为连续多年销量全国第一的国有公司，2006年由新西兰恒天然集团参股43%后，2008年因毒奶粉案震惊全国而破产。这就说明，在高效率的股份制机制下，即使是资本公有，缺乏工人民主监督的官僚主义同样也可以支配出不逊于私企的劣迹，反过来为猎取公有资产者制造攻击口实。这些问题，最生动不过地解释了马克思所说的股份制本身的“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一切矛盾”。
经济基础：股份制以“中性”、公有制创新为名，同样掩盖了大批政策性合法侵占公有资产的罪恶。例如在公有制企业改制中，常见现象是，国企内少部分负责人在上级的具体支持下，缺乏第三方监督地低估国资市场价值，公开合法地把企业借入的银行贷款转到自己名下，成为个人持股，实施所谓“承债式行权”，“信贷杠杆”式管理层收购，实质上是巧取豪夺式的“空手套白狼”，“黄鼠狼守鸡舍” 式的监守自盗。早在2002年，有著名学者在上海高层座谈会上就此提出尖锐具体的批评，但不可能引起足够重视。也正是在这一错误认识指导下，国有资产占比连年萎缩，失去主体地位。
上层建筑：股份制与公有制的概念混乱，在意识形态中，首先成为当下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的光鲜外衣。一些举措扩大“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外延，在国企的混改中，习惯于给私有本质的社会资本而不是劳动元素更多机会；在履行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中，提出严控公立，依靠社会资本，放弃政府责任，忽视劳动价值，助长两极分化。在逻辑混乱之下，采用美国林肯总统的民有、民享、民治理念，给私营经济戴上“民营”帽子，而全民所有制的国有经济反而与“民”无关，把原本经济性质上的“公”“私”之分演变成了观念上的“国”“民”对立。这些问题败坏了人民群众对“改革开放”的正面评价。把股东至上、按资分配的弊病归咎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漫长性而默认和放纵，放弃防范和补救的主观能动性，是不自觉的资本主义“补课”机械论的表现。解决这些问题，按照十九大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精神，至少以下几点可能非常重要。1. 必须认真总结三十年来市场经济、股份制经济的社会实践，认真学习《资本论》《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认真学习习近平同志系列讲话，深入分析“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矛盾关系，清晰认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界限，认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可分割的客观真理性。当下，要警惕运用偷换概念、混淆性质的方式，把股东至上、按资分配以及非公股份中的私人生产性质解释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抽象拥护、具体回避“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的原则，造成思想理论和实践上的混乱。2. 国企改革要纠正“一混就灵”的片面认识。私有资本控制的社会资本作为辅助性成分进入国企，应该服从“国企做优做强做大”这一反映根本规律性的改革目标和要求。为此，要依靠员工主体，通过根本上解决客户中心的长久机制，提高企业的市场价值。依靠员工群众，运作于面向更多客户价值的产业链、数据链、价值链的企业文化，是各种所有制企业的根本。在这个前提下，是否吸收社会资本入股，这是国企自身对内外部竞争环境和竞争条件下态势分析后的主动行为，而不是一刀切。混改是措施，不是成果，不应作为国企改革成功与否、完成阶段任务与否的评价。是从体现国有企业发展的根本规律，尊重国企员工自身的实践认识主体地位出发，还是从第二性的其他因素出发，事关国企盛衰。3. 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计量体系。必须建立不同于西方资本本位的宏观评价指标和微观经济企业评价指标系统，GDP和企业500强指标具有鼓励去实向虚倾向，以资本为中心。我们应从其引导、束缚中解脱出来，同步建立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指导下的宏观经济评价指标和体现地域、行业特点的中观经济评价体系，建立体现剩余价值和劳动要素、社会责任的微观经济企业指标体系（参见紫虬：在问题导向中建立新时代的企业评价体系），在相互对照、借鉴中丰富、独立并先进于资本主义的计量体系。
4. 政府有为。有两点值得肯定：
首先，是对私人资本垄断的约束。2017年建立的中国网联清算公司，运用国家力量，结束了支付数据由外资控股的垄断，上演了一处精彩的现代“杯酒释兵权”。对吴小晖案的处理，为打击官商勾结建立了典型案例。
其次，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公共服务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这是人民的福音，但要警惕混淆股份制性质的思维惯性，使公共服务误入市场化和私有化歧途。
有两点值得关注：
首先，必须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和金融安全问题。这是最大的公共服务，是最大的普惠，是解决需求不足、人民共享改革成果的直接举措。应把克服通货膨胀、金融主权安全和金融系统政治纪律、人事任用、奖励惩戒切实挂钩。对于甚至不如萨缪尔森等重视列宁对通货膨胀的决不容忍的现象，要上升到“四个意识”的高度上来，从根本上改变我国金融队伍长期以来以新自由主义观念为指导，在通货膨胀问题上脱离人民、隔岸观火的情况，从而解决至少生活消费通货膨胀率高于金融危机以来美欧所反映的深层次问题，逐步回归合乎社会主义原则的金融秩序；接受苏联晚期金融崩溃教训，杜绝开门缉盗式过分开放的可能性。
其次，建立政府行业指导和预警服务，引导企业避免重复投资、重复研发。
5. 做大做好自主联合劳动的文章。认真总结华为现象，总结其劳动优于资本的理念和企业运行规律，从偶然性中发现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性，考察其“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及其克服的做法经验，使其成为新时代的典范，成长出大批让帝国主义头疼的创新型企业。6. 用社会化大生产所要求的社会主义因素对私营企业进行引导。对私营经济，应当讲清从西方到国内，股东至上对企业长远的约束性。在大数据时代，“客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是企业长久之道。越是在私营经济成份占优的地域，越是要讲企业发展的客观规律，鼓励他们进行内部改革，提高企业的客户价值，发展壮大，解决中国私营企业寿命周期过短问题，消除生产力羁绊。而不是资本本位，以机会主义、实用主义的态度一味逢迎。
应当看到，股份制作为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形式，具有典型的、鲜明的两重性。我们必须知道，马克思说过的股份制，“作为最完善的形式（导向共产主义的），及其一切矛盾”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9卷299页），我们应当承认股份制对社会化大生产的适应性，对先进生产力的容纳性。
我们必须知道，在马克思说了此话34年以后，恩格斯的断言：当“一些新的工业企业的形式发展起来了。这些形式代表着股份公司的二次方和三次方。在大工业的一切领域内，生产现在能以日益增长的速度增加……竞争已经为垄断所代替，并且已经最令人鼓舞地为将来由整个社会即全民族来实行剥夺做好了准备”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5卷上495页）。
总之，马克思主义者应当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实践出发，正视股份制的股东至上、按资分配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缺点”、“一切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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