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认为，对于1789年至1848年的世界而言，“意识形态的数量荣衔仍应授予宗教界；而质量宝座，则应归于世俗界。”毫无疑问，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就是这一时期意识形态“质量”的重要体现。这些理论形成于不同国家，分属于不同学科领域，在思想的起始点上也有所差异，但它们却在同一时间段里相继进入了各自发展的黄金期，共同构成了青年马克思思想形成的重要支援性背景，列宁称之为马克思学说的“三大理论来源”。长期以来，针对“三大理论来源”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对马克思理论来源的逻辑维度考察，相对忽视了青年马克思如何走近“三大理论来源”这一重要的历史线索。这是导致我们对马克思学说理论来源及其理论组成的“边界”认识过分硬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从“三大理论来源”进入青年马克思研究视野的时间顺序看，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最早，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略晚，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则要更晚。当然，这种时间顺序并不能充分反映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脉络。事实上，青年马克思走近“三大理论来源”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认识过程，而是一段交错进行的复杂思想历程，这与青年马克思的成长经历密切交织在一起，其中每一个转换环节带给马克思的绝非是机械的“物理反应”，而是思想上的“化学反应”。
一、马克思如何走近德国古典哲学
正如18世纪的法国一样，哲学革命也成为了19世纪德国政治变革的先导，柏林大学因为黑格尔的到来自然成为了传播德国古典哲学精神火种的重镇。事实上，在进入柏林大学前，马克思已经开始受到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他在中学时期对启蒙理性的推崇，以及在波恩大学期间的浪漫主义文学创作，分别不同程度地打上了康德哲学和费希特哲学的印记。然而，黑格尔哲学之于马克思还十分陌生。进入柏林大学后，马克思虽然就读于法律系，但爱德华·甘斯的讲座则把马克思带入了黑格尔的精神世界。甘斯是自由主义的黑格尔派代表，他在讲座中详细阐述了黑格尔关于历史发展的理性思想，突出强调意志自由和社会问题的重要性。受甘斯的启发，马克思开始阅读黑格尔著作，但起初他并不喜欢黑格尔的傲慢和晦涩，甚至还专门写了几首讽刺短诗。前两首短诗真实记录了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最初态度。他一方面意识到黑格尔哲学的包罗万象、博大精深，也为黑格尔的渊博学识所叹服，但对黑格尔的思想表达形式不屑，批判其为了彰显自己的高深而故意使用一些晦涩难懂的词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虽然在诗中批判了黑格尔的晦涩，但他已经隐约地意识到康德、费希特与黑格尔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志在“太空”，遥想的是“彼岸世界”，后者则立足“地上”，直面的是“日常事物”。可以看出，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几位代表人物的思想界分是相当深刻的。
在1837年底写给父亲的一封信中，马克思已经开始用非常黑格尔的方式，拿世界历史的精神行为实现了自我意识这种描述来比喻自己。在这封长信中，他详细讲述了自己在柏林大学的学习经历以及对黑格尔哲学的态度转变。他讲到，进入柏林大学后“只想专心致志于科学和艺术”，写诗“仅仅是附带的事情”，自己的本分是“研究法学，而且首先渴望专攻哲学。这两门学科紧密地交织在一起。”马克思向父亲展示了自己从尝试建构“法哲学体系”再到尝试建构“新的形而上学原则的体系”的大胆设想和一些初步完成的工作，并对他为何相继放弃这些大胆的设想做出了解释。“在实体的私法的结尾部分，我看到了全部体系的虚假……这又一次使我明白了，没有哲学我就不能前进。”在“新的形而上学原则的体系”结尾，“我又一次不得不承认它和我以前的全部努力都是不恰当的。”马克思向父亲详细讲述了在放弃这些大胆设想后自己阅读的主要书目以及学习经历，还特别提到了自己对黑格尔哲学的态度转变。“先前我读过黑格尔哲学的一些片断，我不喜欢它那种离奇古怪的调子。”在通读了黑格尔的著作和他大部分弟子的著作后，开始真正感受到黑格尔哲学的巨大魅力，这让“我从理想主义……转而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如果说神先前是超脱尘世的，那么现在它们已经成为尘世的中心。”在向父亲介绍《克莱安泰斯，或论哲学的起点和必然的发展》一书的写作经历时，马克思讲到，为了创作这部作品，自己对自然科学、谢林、历史都做了某种程度的了解，科学和艺术在这部作品中“在一定程度上结合起来了。……通过概念本身、宗教、自然、历史这些神性的表现从哲学上辩证地揭示神性。”马克思发现，自己“最后的命题”竟然回到了“黑格尔体系的开端。”这封长信像一面镜子真实反映了马克思在初入柏林大学后的学习经历和思想历程，也向我们生动展现了马克思在走近黑格尔哲学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巨大思想波澜。
加入由青年黑格尔派主导的“博士俱乐部”是马克思大学生涯的一个重要事件。“我接触到一个‘博士俱乐部’……这里在争论中反映了很多相互对立的观点，而我同我想避开的现代世界哲学的联系却越来越紧密了”。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里，马克思专心研究哲学，精读了一批重要的哲学著作，如亚里士多德的《论灵魂》、黑格尔的自然哲学、斯宾诺莎的《书信集》以及莱布尼茨、康德、休谟等人的著作等，积极参与青年黑格尔派反封建制度、反宗教的斗争，热衷于讨论哲学和现实斗争的关系，充分展现了他的哲学才华和战斗精神。这一时期，马克思结识了对他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布鲁诺·鲍威尔。鲍威尔也是黑格尔的得意弟子，是“博士俱乐部”的领袖人物。在鲍威尔那里，青年马克思的确得到了许多帮助，甚至一度非常信任并依赖这位“导师”。也正是通过鲍威尔，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当然，马克思并没有接受鲍威尔的全部观点，即便是在鲍成尔明显影响的他的观点形成时期也是如此。《博士论文》的写作集中反映了马克思在柏林大学学习期间的哲学研究，特别是对黑格尔哲学的精湛研究。梅林曾评价指出，《博士论文》是马克思“这位黑格尔的学生授给自己的毕业证书”。当然，《博士论文》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的马克思还是一个青年黑格尔派，完全站在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立场上。
担任《莱茵报》编辑期间，马克思在研究“林木盗窃法”和“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农民贫困状况”时，“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但此时的他对政治经济学“还一无所知”，依旧是用黑格尔关于法和国家的哲学思想去分析问题。然而，马克思发现，面对现实的物质利益问题，黑格尔的哲学“理性”变得苍白无力。他后来回忆到，为解决这个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在《莱茵报》期间的这段经历是马克思开始从黑格尔的崇拜者逐步转向批判者的一个重要诱因，也是促使其开始走近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初始动因。恩格斯去世前在致理·费舍的一封信中再次讲到，“正是他对林木盗窃法和摩泽尔河地区农民处境的研究，推动他由纯政治转向研究经济关系，并从而走向社会主义。”
二、马克思如何走近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
在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日益清晰地认识到，“法的关系”和“国家的形式”皆根源于被黑格尔称之为“市民社会”的“物质的生活关系”，而黑格尔哲学却只能对“市民社会”做抽象的描述，只有借助“政治经济学”才能实现对“市民社会”彻底的批判。根据马克思本人的说法，他的经济学研究正式起步于巴黎时期。1843年10月，马克思来到了巴黎。他起初的研究计划是通过研究法国革命写一部“国民议会史”。研究中马克思逐渐发现，社会革命是由阶级斗争引发的，而阶级斗争的背后是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矛盾尖锐化，这与他在批判黑格尔哲学时的研究发现完全一致。马克思愈发感受到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必要性。实际上，在移居巴黎之前马克思已经开始断断续续地阅读经济学著作，到1844年春，他阅读并摘录了布阿吉尔贝尔、魁奈、穆勒以及萨伊等重要经济学家的著作。1944年2月，恩格斯发表了被马克思后来称之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作为审稿人的马克思被这篇文章深深吸引，他意识到政治经济学中隐含了人类关系的根本问题，只有把针对“副本”（黑格尔哲学）的批判转向针对“原本”（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才能真正超越黑格尔哲学。马克思在后来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到，自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发表后，“我同他不断通讯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请参考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列宁在后来曾评价指出：“同恩格斯的交往显然促使马克思下决心去研究政治经济学，而马克思的著作使这门科学发生了真正的革命。”
这一时期，对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产生过一定影响的还有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蒲鲁东。暂且不论马克思后来对蒲鲁东思想的批判，至少在巴黎的这段时间里，他和普鲁东在经济学研究方面是产生过重要交集的。张一兵教授认为，普鲁东的社会主义思想是“李嘉图式的社会主义”，他充分肯定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这比赫斯（人本主义哲学逻辑为主导）和恩格斯（经济学现实逻辑为主导）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要更加深刻。马克思与普鲁东曾有过一段十分密切的私人交往，他们常常通宵达旦地讨论经济学问题，对哲学共产主义与经济学社会主义发表着各自的见解。在《神圣家族》一书中，马克思曾对蒲鲁东的著作《什么是财产》做出了很高的评价，同时也指出其经济学思想的阶级局限性。马克思认为，《什么是财产》一书“对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即私有制做了批判的考察……这就是蒲鲁东在科学上所完成的巨大进步，这个进步使政治经济学革命化了，并且第一次使政治经济学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这部著作的特点“正是在于把私有制的实质问题看做政治经济学和法学的根本问题。”这部著作“是法国无产阶级的科学宣言，因而比起任何一个批判的批判家的拙劣的作品来，它都具有完全不同的历史意义。”在肯定这部著作价值的同时，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蒲鲁东没能彻底摆脱矛盾的小资产阶级观点，其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必然是不彻底的。
在巴黎的这段日子里，马克思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也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一些见解，但仍处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起步阶段。在与恩格斯、赫斯、蒲鲁东等人的交往中，马克思不仅增长了自己的经济学知识，也开始更加关注“社会主义”这个很早以前就进入他的视野，但一直未能给予充分研究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说，它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劳动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活组织的永恒的自然形式”，而19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则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否定，并开始对它进行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批判。这是马克思决定走近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根本原因。
三、马克思如何走近法国空想社会主义
马克思从很小的时候起就不自觉地开始接受空想社会主义尤其是圣西门思想的“洗礼”。他的出生地特里尔城是建于罗马时代的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中世纪形成的浓厚宗教氛围长期浸润着这座小城。拿破仑战争期间，这座城市一度划归法国管辖，并按照法国大革命的基本原则进行管理。正因如此，19世纪初期的特里尔城完全“浸润在言论自由和立宪自由氛围中……是德国最早出现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城市之一”。尽管该地区的主教对圣西门等人的思想在当地的传播大加谴责，但特里尔城的一些重要官员却在积极倡导这种学说。马克思就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
马克思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虽然出身犹太家庭，但犹太文化对他的影响远不及法国的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他深深沉浸在18世纪法国关于政治、宗教、生活、艺术的自由思想里，坚信理性的力量可以解释现实世界中的一切问题并推动这个世界不断向前。爱琳娜·马克思（马克思的女儿）后来在整理父亲的手稿时曾仔细阅读过祖父和父亲的所有通信，在她看来，自己的祖父是“一个真正的十八世纪的法国人，对伏尔泰、卢梭熟稔于心”。梅林在《马克思传》中这样写到：“亨利希·马克思树立了一种现代人文主义思想，这种思想使他摆脱了犹太教的一切偏见，而他就把这种自由当作一宗宝贵的遗产留给了他的卡尔。在他写给他的做大学生的儿子的相当多的信中……都是用流行于18世纪的那种旧式的温情笔调写的……亨利希·马克思没有想到，也无法预料，他自己毫不吝啬地赠送给儿子的资产阶级教养的礼物，只是有助于解放那个危险的‘魔’，这个‘魔’，他不知道究竟是‘天上的’的还是‘浮士德式的’。”亨利希·马克思虽然没有给他的儿子直接传播圣西门等人的思想，甚至他本人也并不一定赞同这样的思想，但他潜移默化地把自由和理性深深植入到马克思的灵魂深处。
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男爵（燕妮·马克思的父亲）是一位圣西门主义者，对青年马克思产生过重要影响。他不仅培养了马克思对浪漫主义学派的热情，还要求马克思关注各种“进步的政治思想”，尤其是要关注圣西门的著作和思想，这“激发了马克思对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人格和著作的兴趣”，让马克思对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们有了最早的接触。可以说，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男爵在马克思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之间架起了重要的“思想之桥”，马克思也把他视为自己的精神导师，像对待自己的父亲一样尊敬他。在柏林大学，爱德华·甘斯不仅让马克思认识了黑格尔哲学，而且让他对法国和圣西门充满了向往。甘斯高度赞扬1830年的法国大革命和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对圣西门的思想更是情有独钟，他渴望找到一种能够化解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冲突的理想手段。甘斯在《人物与事件的回顾》一书详细介绍了圣西门主义，并做出了极高的评价。“他们说得很对，奴隶制度在本质上还没有消灭，它只是形式上被取消了，而实际上还是原封未动地保存在那里……国家必须关心人数最多的最贫苦阶级，这样一个意见……乃是当代的一个深刻的看法，而今后的历史……将会不止一次地谈到无产者反抗中等阶级的斗争。”可以说，甘斯的观点进一步激发了马克思对圣西门思想的热情。
在马克思来到《莱茵报》之前，对“社会主义”的讨论在普鲁士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多家报刊都在发表相关文章，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大有人在。面对这样一种舆论形式，马克思到任《莱茵报》后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撰写“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这也是他第一次就社会主义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表明了《莱茵报》的立场，即“不承认现有形式的共产主义思想具有理论上的现实性……甚至根本不认为这种实现是可能的事情”，但明确反对凭借“肤浅的、片刻的想象”去批判勒鲁、孔西得朗、蒲鲁东等人的著作。马克思指出，这种批判只能是在“长期持续的、深入的研究之后”才能进行。可以看出，马克思对当时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是持保留态度的，这一立场在他发表于《莱茵报》的其它文章中也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但毫无疑问的是，法国和英国工人运动的兴起，各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的提出，对推动马克思更加系统、更加深入地了解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马克思虽然很早就接触到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但从巴黎时期开始，他在思想上和实践上才开始真正走近这一学说。在马克思移居巴黎前，卢格就曾给他写信详细描绘了自己在傅里叶思想基础上建成的“空想共产主义村庄”，“这里每个家庭都有独立的生活空间，但是共用厨房和餐厅；妇女轮流承担家务。”在卢格的盛情邀约之下，初到巴黎的马克思和燕妮一起加入了这个公社生活的“实验室”中来，但他们在这里生活了不到两周时间就举家搬离了这个“实验室”。这次短暂的生活体验并没有给马克思留下什么好印象，但至少让马克思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了所谓的“社会主义”实验。在巴黎期间，马克思“经常同那里的同盟领导人以及法国大多数工人秘密团体的领导人保持私人交往”，对法国工人阶级的组织状况及其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迫切要求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这一时期，马克思还阅读了大量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并做了摘录，这一工作与其在巴黎时期的经济学研究是交织在一起的。
从巴黎时期开始，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在马克思那里逐渐交汇起来。由此，他开启的不是三种平行式研究，也没有遵循学院派的“学科化”路径，而是用一种带有“学科互涉”性质的方式，去研究他那个时代最迫切需要回答的社会历史问题。
（作者系内蒙古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李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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