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玲：世界经济大变局与中国的大战略

陈文玲：世界经济大变局与中国的大战略

2021-07-21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第四轮科技革命、第四轮产业革命和第四轮经济全球化第一次交织扑面而来，引发并渐次形成新的经济形态、新的链接方式、新的内化动能，正在并将继续对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颠覆性影响，我们将见证一个令人激动而目不暇接的世界。与此同时，我们也处于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大国竞争博弈异常激烈、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如何洞穿历史、看见未来，创造与把握战略机遇期，进行前瞻性、战略性、储备性研究，设计并提出中国大战略，至关重要。

一、世界经济形态和经济格局的颠覆性变革

世界经济正在由渐进式演化转向历史性突变，由量的积累转向质的飞跃，世界经济形态和经济格局将发生颠覆性变革。当前，人类正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世界经济形态发生了革命性变革，世界力量对比由于南北关系变化而发生深刻演化，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乃至思想革命正在迅速发展，地缘政治、经济、外交格局正在重塑，经济格局调整与国际治理体系面临重大挑战，昨天的人们写就了今天的历史，今天的选择将决定世界明天的命运。

(一) 世界经济形态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成为现代经济的两种基本经济形态，但这两种经济形态一旦严重失衡，便成为泡沫经济或者经济危机的肇始者

当代经济形态演化成两种基本经济形态，即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两者会并驾齐驱，互为表里。这两种经济形态都是合理的存在，是由于数字经济和新一代信息技术引发的经济形态演化，二者交织在一起，但同时又有各自的运行规律。互联网是实体经济还是虚拟经济?线上和线下是实体经济还是虚拟经济?既有实体经济部分，也有虚拟经济部分，这就是两种经济形态的交织并存。但是，这两种经济形态大部分情况下会相对独立运行，商流、物流、信息流、资本流、数据流，各自有独特的流通规律，各自有独立的流通过程和不同的流通内涵。只是在一定的时点上，这些“流”会交织或者交汇，如期货市场到最后一定要实现交割，交割就是商流、物流、信息流、资本流、数据流的交汇点。由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两种基本经济形态构成了当代经济形态，经济联系方式发生了颠覆性变化，特别是制造业的产业联系，出现若干形式的虚拟链条链接，全球产业格局形成跨国界、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跨意识形态的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和价值链，这些经济联系并没有任何行政隶属关系，没有任何产权隶属关系，也没有任何人情世故，而由全球化的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使需求侧与供给侧形成相互匹配的链接或者咬合，从而形成强大的产业生态体系。

20世纪30年代，世界贸易总量仅有306亿美元，美国是最大的贸易强国，其贸易总额也仅有52亿美元。目前，世界贸易总量已接近40万亿美元，其中有2/3是中间品，东亚贸易中有4/5是中间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和价值链就是其内生原因，也是实体经济运行方式与虚拟经济运行方式的融合表现。从未来看，随着全球虚拟经济形态与虚拟经济技术发展，数据链、创新链、区块链和信用链将进一步与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价值链融合，成为一个虽然看不见却实际存在的更强大、更紧密、更相适的产业链接状态或者新的生活场景。这些虚拟链接关系会比以前所有的物化联系，包括产权关系、行政隶属关系、国家或者地区归属关系等更加紧密，相互之间黏性更强，更具有依赖性。2018年4月，中兴通讯受到美国制裁，一个芯片供应环节被打断，便导致整个产业链瘫痪，企业瞬间休克，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形成的链接关系，哪怕一个制造环节断裂，哪怕一个零部件缺失，都会使整个链条断裂，或者产业链条断裂，它摧毁的是企业通过多年努力形成的全球化产业布局。

当然，如果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严重失衡，其引发的矛盾和全球性问题，比以实体经济为主体的时代更为可怕，2008年美国次贷风波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就是一次演练。一般情况下，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产生的基础，而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产生的增量或者变量。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不存在谁优谁劣的问题，也不存在应该有谁、不应该有谁的问题，两者必须同时存在且不能失衡。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是，全球性经济“脱实向虚”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一些国家过度服务化和制造业空心化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而一些后发国家正在效仿并将其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目标;一些国家过度金融化和衍生化，由此导致的金融危机还没有真正过去，新的金融泡沫和经济泡沫又在加快堆积;一些国家房地产过度投机化，脱离价值、使用价值，这种经济循环绑架了政府政策。当虚拟经济超过实体经济、过度膨胀的时候，虚拟经济的大厦就会坍塌。现在虚拟资本市场上流动的货币，是实体经济的几十倍、几百倍，甚至几千倍，每天国际资本市场资本交易额高达6.6万亿美元，一周内的交易额就相当于全球一年的货物贸易量。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的流通过程，即资本经过商业资本然后到生产资本再到增值的资本，这样从资本到增值资本的过程，已经被挤压殆尽，货币必须充当其中的媒介，完成实体经济运行的过程也一去不复返。而现在的货币特别是虚拟货币和金融衍生品，大部分不再需要经过商业资本、生产资本和社会再生产的生产过程，金融市场的主体成为从货币到货币的交易场。按照IMF的数据，全球每天外汇市场日均交易额高达6.6万亿美元。按照当前外汇交易的方式，已经是从货币到货币的交易，市场1天的外汇交易额等于两个多月的实物贸易额。最极端的情况是在一些国家盛行的空气币，与实物和作为媒介的货币已经没有任何联系。比特币炒得最高的2021年2月，1比特币相当于5.8万美元，一些人用区块链技术创造虚拟的比特币，这是没有根基的大厦，最后一定会坍塌。

原来的全球经济联系，可能更多地取决于国家意志，或者人为设计与推动，未来的世界，只要和平发展、合作发展的大环境没有改变，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就会放大为靠这种机制形成全球性经济关联关系，特别形成全球化的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和价值链，绝不是哪一个国家政客想打断就能打断的。因为产业链一旦被打断，就像切割一条巨大的蟒蛇一样，不论是身体受伤，还是头部受伤，这条蟒蛇都会死掉，即使尾部受伤暂时不会死掉，但是也会相当痛苦。在一定意义上，所谓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和价值链，就是世界经济运行中若干个企业的命运共同体，就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互交织的经济形态。以美国苹果公司为例，其每年销售的2亿部手机中90%以上在中国生产，但从芯片到操作系统，到最新的产品规划和设计图纸，全部在位于加州的苹果公司总部完成。这就形成中美制造业的特殊现象:论产业链体量、就业人数，美国的企业远远落后于中国，但在产品终端，苹果公司的净利润相当于A股最大的12家苹果概念股利润之和的20倍。远在大洋彼岸，库克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够让十几万名中国的流水线工人连夜为苹果公司的万亿市值增砖添瓦。而每当他们在富士康的工厂里组装好一部最新的iPhone，库比蒂诺小镇苹果公司总部里库克的电脑上不断跳跃着的数据就会再一次刷新。

以智能感知、智能控制、自动化、柔性化生产为特征的智能工厂大量涌现，3D、4D打印技术快速发展，先进机器人、工业互联网技术广泛应用于制造业，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制造业服务化等交织在一起，成为新趋势。比如，德国西门子安贝格电子制造工厂被称为全球最接近工业4.0的工厂，生产过程实现了从产品到制造全价值链的数字化，一条生产线一天可进行350次切换，能生产1000多种不同的产品，且产品的合格率高达99.9989%。这种新型制造业业态和全球化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价值链叠加，成为联系越来越紧密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融为一体的制造业业态。国际贸易则随之改变着结构，改变着贸易形态，国际贸易已经成为以围绕着产业形态为主的中间品贸易，最终产品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世界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即使以此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在一段时间内受阻甚至遭到人为破坏，但是人类再也回不到互不关联的旧石器时代，也回不到以实体经济为主的国家之间比较优势交换最终产品的时代，现代经济形态决定了未来一定会形成新型经济全球化，而且将比前三轮经济全球化具有更强大、更顽强的生命力。

(二) 国际力量对比已经发生并将持续加快演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板块整体崛起，南北关系不断发生深刻而重大的调整，南北对峙与东升西降是历史大趋势和可见的未来

20世纪以来，世界存在严重的南北失衡和南北矛盾，即大多数地处南半球的发展中国家和大多数地处北半球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失衡与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般把发达国家称为“北”，把发展中国家称为“南”。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南方国家大部分是北方国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受北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奴役、殖民和剥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发达国家GDP曾占全球经济总量的70%左右，主导建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三大国际机构的也是发达国家，所形成的国际机构、国际秩序、国际规则整体上代表和维护的也基本是发达国家的利益，发展中国家几乎没有发言权。

20世纪后几十年的民族解放运动，使150多个原来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成为独立国家。近几十年以来，南北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持续快速发展，经济体量越来越大。影响南北关系的最大变量是中国和平崛起。按照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计算，在公元元年，中国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6.2%，150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1820年中国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2.9%，远高于欧洲国家的总和。1840年之后，中国开始走向衰败，中国GDP下降到1870年的17.2%、1913年的8.9%，从1950年到1980年一直在4.5%左右。新中国成立70多年、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已经和平崛起。2020年中国实现GDP15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7%，占美国GDP的70%，2025年将会达到美国的85%以上。英国、日本研究机构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28年超过美国。全球近几十年陆续出现了“金砖五国”“灵猫六国”和“E11国”等一批新兴经济体，他们在联合国、WTO、IMF等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和话语权不断提升，在G20、金砖国家会晤机制、上合组织等机制或组织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经合组织(以下简称OECD)统计，从1991年到2017年，发达国家GDP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从78.7%下降到50%以下。发达国家G7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日本七个工业化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GDP占全球经济总量的80%，现在则下降到30%以下。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GDP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从1990年的19%上升到2018年的58.5%，特别是2008年以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量的贡献在80%以上。2008年以后，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量的贡献年均在30%左右。

到2035年，原来意义上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会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其GDP将占到全球经济总量的70%左右。2019年世界银行和美国普华永道分别发布了对2050年世界经济的预测，届时排在世界前10位的经济体，世界银行预测，其中7个是现在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中国第一，美国第二，印度第三;美国普华永道预测，其中有6个是现在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中国第一，印度第二，美国第三。从目前看，不论在哪个研究机构或国际组织对未来30年的预测中，进入世界前10位的经济体，或者说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都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日本等原来的发达国家将排到全球第10位以后。

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崛起，推动原来的南北关系发生深刻变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国际社会和世界经济发展中的话语权、主导权、规则制定权的竞争和博弈，在某种程度上、在一定的时点会非常激烈。全球南北关系原来是北强南弱，现在是南北势均力敌，未来将是南强北弱，世界经济格局将由此发生根本性变化，不仅将带来对世界治理体系的挑战，还将在东西方文化、文明交融的同时交错和交锋。虽然全球市场是开放的，世界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但支撑西方世界的发达经济体、代表“北”的势力、话语权和所谓“价值观”影响与日俱减，而代表具有勃勃生机的新发展力量的理论、理念和文化、文明的影响力则与日俱增。这是近代西方统治世界500年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人类生产力大解放和思想大解放。西方文化统治的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虽然目前仍占统治地位，但受到了空前的挑战。这就是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最大的变局，几百年一直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着全球秩序与全球规则，这样的历史将随着南北关系的重大调整渐次结束。

南北关系的深刻调整将带来东西之变，随着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与崛起，以西方文化价值观为主体的世界将吸收东方文化的营养和精髓，形成文明互鉴和多元文化的融合。以前世界以西方话语体系、西方思想体系、西方民主制度为主导，柏林墙被推倒以后，西方甚至认为西方民主制度将替代所有的制度，历史将定格在西方发达经济体所倡导的制度和模式中。而现在历史正在走向新的终结，法国总统马克龙说，西方的民主到了历史终结之日，北约已经进入“脑死亡”。过去几百年是西风东渐，未来东风西渐的可能性加大，在话语权表达、在形成全球认知和公约等方面会出现东升西降，但既不是西风压倒东风，也不是东风压倒西风，而是在广阔的太平洋形成回旋的暖湿流，交汇、交融、交流，形成滋润和灌溉世界的雨露。目前在全球价值观、安全观、治理观等方面，在人类道德道义制高点上，中国已经先行了一步。习近平主席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提出了全球发展观、全球安全观、全球治理观、全球价值观，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等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提出建设开放型世界等一系列的理念和主张，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在世界上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共鸣。这说明，当今世界是一个缺少思想的世界，缺少能够凝聚人类共识的核心理念，缺少跨越宗教、文化、发展阶段、不同国家历史关系，使人类社会、各个国家能够产生共鸣的思想，人类发展最迫切需要的正是这种思想。在把握发展大势的同时，也必须直面挑战和问题，使人类社会向着更加光明、公平、和谐、文明的方向前行。

在这样的历史演化中，一方面，南北关系的调整仍在深化;另一方面，世界还没有真正解决人类社会贫富差距问题。在世界经济发展中，有的国家如某些西方发达国家用经济霸权、经济武器一轮又一轮地“剪”发展中国家的“羊毛”;有的国家利用天赐资源，可以轻易地收获财富;有的国家依靠正确的战略选择、道路选择，依靠人民的智慧和努力付出，获得快速发展。总体来看，富国越来越富，穷国越来越穷。加入联合国的近200个国家中，排在前10位的国家创造的GDP占全球经济总量的80%;排在第11位到第20位的国家创造的GDP，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0%;剩下的170多个国家创造的GDP，总共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0%。全球排在前20位的国家GDP占全球经济总量的90%，世界经济的增量和财富量越来越向发达国家和后来快速发展的国家集中。据瑞士信贷研究所发布的2017年财富报告，全球财富已经达到280万亿美元，比10年前增长了27万亿美元，其中50%来自美国。富人与穷人的差距也越来越大，英国《卫报》2018年4月7日报道，到2030年，世界最富有的1%的人，将掌握2/3的财富;2008年以来，世界最富有的1%的人的财富以每年6%的增速增长，预计到2030年持有的财富将从目前的140万亿美元增长到305万亿美元，占世界财富总量的64%。根据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等人推动的WorldInequalityDatabase项目所调查的数据，各国最富有的1%的人口持有的财富占社会总财富的比重都在20%以上，俄罗斯超过了40%，美国高达39%，印度达到31%，中国为30%。前10%的居民持有的财富占比都在50%以上，最低的是法国，达到55%，俄罗斯、美国都在70%以上，韩国、印度也都在60%以上，中国为67%。

应该说，贫富矛盾是当前一些国家和地区产生民粹主义的重要根源。如何站在人类和世界的角度思考和处理问题，推动解决这些世界性难题，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东方思想、东方文明以及世界多元文明正在兴起并发挥作用。这些变局刚刚开始，未来随着中国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随着中国2035年以后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真正成为全球性经济合作行动，成为全球新型公共产品并且取得预期的效果，中国很可能会成为世界和平发展的“领头羊”，不仅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而且有可能成为思想的引领者。

(三)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信息革命、数字革命、量子革命等突破性创新，对经济重要领域甚至人类社会都将产生颠覆性影响

从历史上看，往往是思想革命先于科技革命，科技革命先于产业革命，产业革命先于经济全球化。思想革命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爆发一次，科技革命大部分是60-80年爆发一次，产业革命是40-50年爆发一次，经济全球化则是30-40年一轮更迭。当今世界，新的思想革命、新的科技革命、新的产业革命和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正在同步发展，完全交织在一起，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信息革命、数字革命、量子革命形成的数字经济，形成的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云服务、量子计算等新的变革，使整个世界的经济形态、经济联系、经济结构和经济动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些东西交织在一起。哪个属于思想革命？哪个属于科技革命？哪个属于产业革命？哪个属于经济全球化？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有没有清晰的边界？没有，已经完全交织在一起了。它们从根本上打破了人类以往的思维方式，以往的更迭方式、改变流程或技术革命。对于任何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大国来说，这些突破性创新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对于那些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国家来说，如果不能分享人类创新的成果，将对以往的市场领导者及其地理位置产生极大颠覆性，并且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造成巨大的扭曲。

16-17世纪世界开始了现代科学革命，科学理论和思想的革命使人类认知产生了飞跃。第一次科学革命的主导学科是力学，始于哥白尼创立太阳中心说，发展到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版；第二次科学革命以化学原子论、生物进化论和电磁理论等的认知变革为特征；第三次科学革命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出现为标志；当前的第四次科学革命包括对物质结构的认识、对宇宙演化的认识、对生命起源的认识、对意识本质的认识，这些重大科学问题都有原创性的突破。随后，发生了几次重大科技革命。18世纪以英国为代表的蒸汽机革命推动了机械化，19世纪以美国为代表的电的发明推动了电气化，20世纪美国发明了互联网，推动了信息化。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袭来，世界科技发展处于快速进步之中，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融合发展，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变革加快，颠覆性技术、新兴技术不断突破，促进新经济、新动能的产生，旧的经济形态、旧的产业业态和旧的发展动能正在被新经济、新动能、新技术、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所替代。数字技术爆发式发展，成为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主角，全球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云服务、计算机超算、机器人、3D打印等数字技术创新，实际上是具有颠覆性的革命，不仅颠覆了人们的生产方式，还颠覆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乃至生命方式。

人工智能的应用，代表了自蒸汽机发明以来最大的突破性创新，各种应用通过智能化机器学习不断优化，创新成果平等地延伸到所有经济领域、私人空间和社会生活。人工智能将由对人的体力替代转向对人的脑力替代，其对科技、产业和社会变革的巨大潜力得到更多国家认同，美国、中国、德国、日本、韩国、俄罗斯等16个国家发布了国家人工智能发展战略，18个国家正在研究制订人工智能发展计划。人工智能引发超级计算能力快速发展，据Cisco的统计数据，2019年全球超大型数据中心约447个，未来几年会出现爆发式增长。数字化基础设施成为人类更高水平互联互通的新基础设施，与人工智能、超级计算能力等叠加，将出现人们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认知革命、业态变革与生活场景。中国从2G跟随、3G追赶、4G并跑到5G领先，在一些领域成为科技创新的前沿部队。中国到2020年底已建成71.8万个5G基站，2025年将实现中国境内全覆盖。未来的世界，5G+强大算力，或者6G+量子计算，将构成巨大的不受边界限制的无垠网络空间。

不断形成的网络空间，是人类基于信息技术而开拓的一种新型空间，作为信息技术设施和规则的集合体，它不仅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先进的信息传输手段和开放式的信息交往交流交互交融平台，而且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社会人文生活空间和全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它将倒逼全球重塑既有的或者过时的社会规则与制度，并把规则、制度本身演进带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伴随着网络空间的发展，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活动与网络连接成密不可分的生命共同体，网络空间成为继陆、海、空、天之后的第五维空间，不仅是拓展实体市场空间的虚拟市场，可以不受投资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影响，而且成为维护国家战略利益、国家战略安全的新疆域。随着移动互联网发展、高性能计算能力突破和5G、云服务等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建设，数据将成为最强大的要素资源。目前，数字经济的增长速度是普通经济的3.5倍，数字经济投资回报率更是非数字经济的6.7倍，数字经济越来越广泛地影响其他经济领域。一个以计算能力为基础，万物感知、万物互联、万物智能的智能化数字经济世界，正在加速到来。数据产生、存储、处理、使用和交易，将突破传统物理空间限制，数据流动不仅可以实现全球同步，几乎没有时间延滞，而且在网络空间中数据的创造者、接收者和使用者，未来一定会主张对己方有利的数据主权，这将会造成数据主权的交互重叠甚至冲突，数据跨境流动与现行的法律存在空白或冲突，迫切需要国际上的协调合作，共同制定数据跨境流动的相关规则，避免数据流动与管控的无序状态。

迄今为止人类历史最伟大的事件，就是科技革命与工业革命。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发明几乎无一例外是靠长期的经验积累，有时候需要花费几代人的时间。如造纸术，公元1世纪中国的蔡伦发明了造纸术，但直到8世纪才传到阿拉伯国家，通过阿拉伯传到了大马士革和巴格达，后来进入非洲的摩洛哥，在十一二世纪又经过西班牙和意大利进入欧洲。到1150年，距离蔡伦发明造纸术约1000年后，西班牙出现第一个造纸作坊；又约100年之后，意大利出现第一个造纸厂；再约100年后法国出现第一个造纸厂。可见，工业革命之前，科学技术传播路径非常狭窄，传播周期极其漫长。近代工业革命之后，科技革命、工业革命、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实现了从线性发展到指数级、爆发式增长。从历史维度看，欧美工业革命两个世纪的发展速度远超过前面的2000多年。而在中国，新中国成立后开始工业化，改革开放使中国进入现代商业文明，目前正在赶超欧美在两个世纪的发展中创造的科学革命、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成果，与发达国家并肩进入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中国在少数领域开始“领跑”世界，在一些领域开始与西方发达国家“并跑”，在更多领域还处于“跟跑”地位。中国已经办成了历史上2000多年办不成的事情，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迸发出巨大的创新能量。IDC最新发布的《IDC全球大数据支出指南》预测，2020年全球大数据相关硬件、软件、服务市场整体收益将达1878.4亿美元，同比增长3.1%。2020年中国大数据相关市场的总体收益将达104.2亿美元，同比增长16%，增幅将领跑全球大数据市场。IDC认为，在2020-2024年预测期间，全球大数据技术与服务相关收益将实现9.6%的CAGR（复合年均增长率），预计2024年将达到2877.7亿美元。

2019年，全球服务业、工业、农业数字经济渗透率分别为39.4%、23.5%、7.5%。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新图景(2020年)——大变局下的可持续发展新动能》测算，2019年全球47个经济体数字经济规模，总值达到31.8万亿美元，同比名义增长5.4%，高于同期全球GDP名义增速3.1个百分点。未来10年，全球数字经济渗透率将超过30%，未来30年，数字经济将替代当前两种基本经济形态——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形成高渗透率的数字经济生态体系，物化的物质生产与虚拟链接、运行、存在的关联方式将再一次发生颠覆性革命。

(四) 突然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经济带来了难以评估的重创，其影响程度和烈度都超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呈现“四负”“四高”的特征

突然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和大封锁，成为当前影响世界变局最大变量。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导致百年不遇的全球大封锁，受疫情影响的主要经济体，连续数月经济处于停顿状态。全球性生命危机、公共卫生危机、经济危机、社交危机、信仰危机、信任危机、政治危机和全球治理危机相互交织，从来没有如此多的危机同时发生并交织在一起。在经济危机中，债务危机、金融危机、产业链“断链”危机、大宗商品价格危机、粮食危机、难民危机等又交织在一起。

疫情导致了传统认知的世界观、价值观、生命观的大分野，西方的价值观进一步受到质疑。20世纪90年代，弗朗西斯·福山写了《历史的终结》一书，结论是社会主义已经终结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但在疫情中他多次指出“新自由主义已死”“美国重返法西斯主义”。这场新冠肺炎疫情让世界看到，一些国家不负责任导致了新冠病毒肆虐，个别政客利益绑架了国家利益，西方所谓“价值观”绑架了人的生命价值。一些所谓发达国家反智主义空前严重，西方社会民众对于自由价值和生命价值产生的认识冲突在疫情期间表现得淋漓尽致。美国的社会大撕裂，在疫情中达到了一个历史高点。2020年3月，美国前国务卿坎贝尔说，这场疫情会成为美国的“苏伊士运河时刻”——苏伊士运河时刻在1956年发生，是结束英国霸权地位的标志性事件。这次全球疫情的大流行，引发了一系列深刻变化，使人们再次反思，世界到底向何处去？人的生命终极价值是什么？哪种国家治理和社会制度更具有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的优势？2020年4月3日基辛格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说新冠病毒对人类健康的攻击可能是短暂的，但其引发的政治和经济动荡可能会持续几代人。疫情暴发之前，基辛格曾反复指出，中美两国对抗的后果将比引发欧洲危机的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更为严重。毫无疑问，这次全球疫情比中美经贸摩擦对世界的影响和后果要更为严重。基辛格最近表示，如果美国失败了，谁都不会好过，尤其是中国!中国一定要救美国。福山现在谈得最多的是“新自由主义已死”“法西斯卷土重来，最大的变数是美国”。

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看，世界经济总体上将呈现“四负”“四高”特征，并且以此作为基数上下变动，衡量世界经济发展和各国发展的常规性经济周期、经济同比数据、发钞刺激的股指数据，都将失去其原有的含义。当前世界经济总体上呈现出“四负”。

一是负增长。2020年以来，IMF、世界银行、OECD都作出了预测，共同判断就是全球经济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大衰退，90%以上甚至95%以上的经济体进入负增长。2020年4月14日IMF预测:印度经济增长1.9%，中国经济增长1.2%；2020年6月24日IMF调整了预期:中国经济增长1%，印度经济增长-3.2%；2020年10月13日IMF再次调整了预期：全球经济增长-4.4%，除中国之外基本上没有实现正增长的国家。世界银行预测，全球170个国家收入会下降3.6%。世界经济2021年即使出现反弹，增长的基础也非常脆弱。

二是负利率。2020年3月13日美国实行无限量宽松货币政策，美元利率首次降为0以后，当月就有35个国家跟进，实行宽松货币政策，汇率成为零利率或者负利率，目前全球实行零利率、负利率的国家已超过40个。日本、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的央行早在疫情之前就实行了负利率，日本学者分析，日本未来会进入“深负利率”。美国联邦储备局三任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2020年多次指出，2021年美元将会出现负利率。货币长期负利率，已经违背了金融的基本规律，是经济景气萧条的重要标志性表现。

三是负收益率。一些国家的10年期国债、30年期国债已经出现负收益率。美国2019年出现了3次10年期国债、30年期国债和2个月、3个月国债倒挂。全球2019年国债负收益总额达到17万亿美元，2020年一些国家的长期国债继续保持负收益率，全球负收益率的中长期国债达到18万亿美元，占全球政府债的比重高达25%。如10年期国债，日本是-0.1%，欧元区是-0.48%，美国2020年为0.4%-0.6%，2021年1月回升到1%。虽然还有可能上升，但近几年总体上会降低收益率，不排除负收益率。德国首次发行30年期零息国债，瑞典整条国债收益率曲线“沉没”到零水平下方。

四是负能量。所谓负能量，就是说一些国家和政客释放了太多的负面东西，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复苏，影响到一些国家抗击疫情和救助经济。如一些国家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极端的保守主义、民粹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在疫情中没有收敛，而是继续地发展或者放大。负能量还表现为国际社会出现的有害重大社会思潮，一些国家民粹主义、反智主义的程度也超出了人们的认知，在一些国家竟然变成了堂而皇之的群体行动。即使一些荒唐的政客退出历史舞台，但这种极为愚昧的民粹主义、反智主义、麦卡锡主义的幽灵仍然游荡在这些国家的上空。值得重视的是，某种思想观点一旦形成群体意识或者共识，其具有的强大影响力、号召力、凝聚力，有时可能使具有同样特质的群体受到影响，当人们被一种错误思潮所迷惑、所裹挟时，就会形成方向性的错误认识，就有可能产生严重的社会破坏。

以上的四个“负”，有可能持续到2023年，如果疫苗可以解救人类于隔离状态之中、链接世界经济联系于自然熔断之中，如果全球可以形成抗击疫情、复苏经济的合作局面，世界经济2023年之后将会由“四负”转向复苏或者反弹。2021年尽管数字必须为正增长，但是这种增长速度是基于2020年低谷中的反弹，这种反弹仅仅表现为一种数字变化，只能对比新冠肺炎疫情经济大衰退的谷底状态，而非常规意义下数据比较的含义。短暂的数字反弹之后，世界经济将进入“四低”的新常态，即低增长、低利率、低收益、低就业率，具有准国际货币、靠印钞可以转嫁危机优势的个别国家，可能还将保持低通胀。世界经济受到重创而引发的经济低迷，持续的时间或将长于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恢复期。

除了“四负”之外，世界经济还将呈现“四高”。

一是高债务。国际金融协会(以下简称IIF)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债务达到创纪录的281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365%以上。新冠肺炎疫情令全球债务增加了24万亿美元，其中，有约12万亿美元来自政府公共债务的增加，企业债务增加5.4万亿美元，银行债务增加3.9万亿美元，家庭负债增加2.6万亿美元。IIF指出，全球债务市场短期内还难以趋于稳定，预计2021年许多国家和领域的债务水平仍将持续高于疫情之前的水平，尤其是在当前低利率环境下。2018年同期，全球总债务是188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226%。新兴市场债务负担沉重，占GDP的250%。据IMF估计，从2020年到2021年底，新兴市场借款人必须偿还约7万亿美元债务。美国国债已抵近30万亿美元，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从2020年3月份到之后42周时间里，美国释放了21万亿美元流动性。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从2009年到2020年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增加了612%。2020年德意志银行表示，按照目前的速度印钞，到2028年，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将扩张至20万亿美元，目前为7.41万亿美元，相较2020年初增长了近1倍。

二是高杠杆。按照有关国际组织发布的数字，全球杠杆率已经接近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水平，市场零售外汇的最高杠杆，美国现在已达到了1∶50，澳大利亚为1∶20，以色列为1∶100，日本为1∶25，中国香港为1∶20，新加坡为1∶20，马来西亚为1∶100，波兰为1∶100，塞浦路斯为1∶30，英国为1∶50，欧盟为1∶30。

三是高强度政策刺激。IMF2020年10月13日数据显示，全球主要国家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和纾困，已投放了12万亿美元。货币政策已无空间，财政政策也没有太大的空间。高强度的财政刺激政策和货币刺激政策，比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刺激力度要大得多，但效能小得多。美国2008年以来四轮宽松货币政策，加起来3万多亿美元，在2020年3月之后38周内，美国已向市场投放超19万亿美元的基础货币流动性。拜登2021年1月18日尚未正式执政，就提出了1.9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不排除还会继续扩大经济刺激方案，来弥补系统的脆弱性。2020年以来，美国已经印了3万多亿美元，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达到7.41万亿美元。这种高强度的经济政策，实质上是基于国家信用的一种印钞行为。财政政策是国家真实的财力，但如果财政政策货币化，就成为用印钞转化为政府财政债务的无底洞，风险将无法锁定。

四是高风险。世界经济在疫情中又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变量，释放了更多的风险。包括公共卫生的风险，即人的生命风险；包括金融风险，很多国家都在印钞，加大宽松货币政策力度，美国无底线无限量宽松，日本央行加快印钞，欧洲央行也在加快印钞，流动性的泛滥将是金融风险最大的风险点;包括债务风险，一旦债台垮塌，一些国家经济就会垮塌，美国GDP占全球经济总量的24%，如果其经济断崖式下行，将对世界经济复苏产生重大冲击;包括粮食风险，联合国粮农组织多次警告，2020年、2021年会出现粮食危机，大约有6.59亿人会陷入饥饿之中;包括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价值链“断链”的风险，人为脱钩加上新冠肺炎疫情“断链”两种力量叠加；包括欧洲变局风险，如英国“脱欧”经历三年最终达成了协议，“脱欧”以后将对英国、欧盟和世界产生什么影响？当然，也包括战争风险，一些局部战争已给世界带来了创伤，几千万难民漂泊在无处可去的空间。

二、百年大变局与中国大战略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大战略的核心是锻造更具有发展弹性、发展韧性、发展空间、发展动能和令人尊敬的国度，以气定神闲的大国气度和胸怀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中国确实已经成为一个令人尊敬的经济大国、开放大国、金融大国、创新大国、贸易大国、制造业大国，但自身还存在很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需要更长周期的战略谋划与不懈努力，真正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一) 必须以更开阔的视野洞穿历史，思考一些事关长远和大局的重大问题，作为研究制定国家战略和策略的基础和支撑

1. 如何破解全球“四大赤字”与日俱增的困局

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怎样的充满更大不确定性和更具挑战性的世界?如何应对来自国际社会的输入性风险?如何推动世界从根本上解决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发展赤字、和平赤字?现在世界上这些赤字与日俱增，治理赤字不断堆积，信任赤字大幅增加，发展赤字始终就有，和平赤字威胁加大。由于美国退出《中导条约》《伊核协议》《开放天空条约》等，陡然增加了战争的风险。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行动推动世界解决这些问题？是各自为政、听之任之、各扫自家门前雪，还是有所作为、大有作为、主动作为?这是摆在中国面前的难题，也是摆在世界面前的难题。拜登政府重回国际组织，重回多边主义，值得肯定与期待，但新型国际关系的多边作用与内涵正在发生演化，中美能否相向而行？

2. 如何判断“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该表述作了一些变动，即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现在仍有不少学者在解释前100年的变局和当前的变化，而对正在经历和走向未来的百年大变局则很迷茫，缺少穿透历史看到未来的眼光、眼界和眼力，缺乏透过现象分析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知识储备。一些时候，社会舆论思潮忽左忽右，对国家的信心忽高忽低，对打击遏制中国的对手判断忽强忽弱。如何看待和应对逆全球化的潮流？如何推动全球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识？一些人甚至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闭眼不看其给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贫困国家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愿景，只要西方一些人提出质疑，或者出现确实应该解决的问题，思想一下子就开始摇摆了。如何构建中国提出的话语体系，构建能得到全球认知和跨国界经济合作的长效机制？如何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如何认识和把握发展规律，树立底线思维，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3. 如何借鉴他国成功做法，形成中国巨大的举国优势

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让我们的制度更加完善、成熟和定型？如何创造优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效率和国家治理能力？如何发挥国家和政府的主导作用，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优势，同时更好地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发挥企业在市场机制运行中的主体作用？如何实现2035年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目标，使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等各方面制度都更加完善？

4. 如何把握东升西降的历史大趋势和发展大逻辑

中国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顺利迈过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跳出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如何突破西方现代化的危机，正确认识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倒退乃至终结，解决一些领域和一些人的全盘西化问题？如何把中华文化瑰宝转化为人民的精神财富？在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我们是否做好了作为世界性大国的思想准备、理论准备和战略准备，能否实现从跟随者到引领者的转变？如何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如何认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如何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构建新发展格局？如何辩证认识和顺应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内外大势，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5. 如何实现从世界大国向世界强国的跃进

历史方位是决定方向、明确路径、选择方略的根本性问题。我国进入的新发展阶段处于什么样的历史方位？对中国又意味着什么？“超越”一直是中国人的梦想，中国几千年来都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秦始皇统一中国，汉唐盛世、大明王朝、大清帝国等。新加坡外交学者马凯硕说，除了近代，中国一直是世界第一，中国现在成为世界第一是回归到历史本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中指出，从经济发展能力和条件看，我国经济有希望、有潜力保持长期平稳发展，到“十四五”时期末达到现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是完全有可能的。那么，如何实现这一宏伟目标，为我国到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下坚实基础？

(二) 必须深刻认识并扎扎实实地解决我国现阶段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正视自身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严峻挑战

1. 需要下更大力气解决相对贫困问题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历经8年，现行标准下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是对世界脱贫事业的巨大贡献。但总的来看，目前的脱贫还是中国标准的脱贫，2020年脱贫的贫困线是4000元人民币/年，平均1.25美元/天，这是联合国2009年贫困线的标准。2017年，世界银行重新设定了贫困线的标准，赤贫购买力水平每人每天1.9美元，中低收入水平贫困线每人每天3.2美元，中高收入水平贫困线每人每天5.5美元。中国2010年上升到中上等收入国家，202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1万美元，列居全球第65位，而美国人均6.5万美元，中国GDP占美国GDP的1/6多一点。即使未来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人均GDP仍不到美国的1/4。从世界横向比较看，中国已成为中上等收入国家，但人均水平还低于世界平均数，按照世界银行新的贫困线标准，2020年中国相对贫困人口为3亿人左右，贫困率高达22%左右。

2. 需要突破中国制造业总体上大而不强的瓶颈

我国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特别是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多个领域如高端芯片、基础元器件等存在“卡脖子”问题，在科技发展面临外部打压和遏制加剧的形势下，亟待加快自主创新步伐。以全球主流工业软件厂商为例，老牌工业强国垄断了全球的工业软件市场，掐住了全世界的“脖子”。

2015年时任工信部部长苗圩指出，从全球制造业发展水平看，中国总体上处于第三梯队，现在五年过去了，中国正在从第三梯队迈向第二梯队，个别领域已经进入第一梯队。但总体情况仍然是大而不强，之所以如此，才被美国“一剑封喉”，出现中兴通讯顿时休克的情况;才被美国进行技术制裁，对华为等企业用举国之力遏制；才被美国“长臂管辖”，与中国进行技术“脱钩”或者“切割”，推动全球产业链“断链”的危险局面。

3. 需要防范未来有可能会出现的人口危机

中国很快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00年中国和全球同步进入老龄化社会。2019年末，中国60岁以上人口达2.54亿人，占总人口的18.1%；65岁以上人口达1.76亿人，占总人口的12.6%，预计到202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将占到14%，到2050年将占到35%。按照联合国的标准，60岁以上占10%、65岁以上占7%就进入老龄化社会，占比14%即深度老龄化社会，占比20%就是超级老龄化社会，中国2020年就进入了深度老龄化社会。中国还将进入深度少子化社会。据WHO统计，1950-2020年，中国女性生育率从6.11%降到1.69%。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新生儿1465万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低的数字。未来10年，年轻劳动力将减少30%，0-10岁人口会从1982年占总人口的33.6%降到16.2%，少年儿童会从1982年的3.4亿人降到3.2亿人，2027年中国将步入人口负增长时代。2030-2050年，人口将减少7800万人，到2065年将降至12.48亿人。少年儿童占比低于15%为超级少子化社会。深度老龄化、深度少子化，人口下降、劳动力短缺将是中国面临的大问题。印度、印度尼西亚和非洲国家人均年龄28-30岁，劳动力红利将持续释放10-20年；中国人均年龄38-40岁，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特别是体力劳动作为主要支付能力的劳动力会急剧下降。

4. 需要解决中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问题

贫富差距较大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从三个角度可以看到中国贫富差距:一是从家庭资产看。央行2019年城镇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总资产均值317.9万元，其中住房拥有率96%，总资产中房产占比相当大。从调查结果看，中国富有的10%家庭平均资产是1500万元，加起来占全社会的47.5%，接近50%;前20%的家庭资产占23%，底层的20%家庭资产占2.8%。按净资产分组，前10%的家庭拥有17.1%的财富，前20%的家庭拥有64.5%的财富，前40%的家庭拥有82.6%的财富，底层的20%家庭仅有2.3%的财富。二是从基尼系数看。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基尼系数低于0.2属于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差距较大，0.5表示以上收入悬殊。中国基尼系数1978年是0.317，1994年是0.434，2016年是0.789，2017年是0.467，2018年、2019年以后，国家统计局不再公布这方面数字。现在联合国150个有统计的国家，超过0.49的国家不到10%，我们就在其中。三是从收入差距看。表现在很多方面，包括国民经济总投资与总储蓄的差额，工业品和农产品的剪刀差，这是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存在的问题;包括工资分配的地区差、单位差、行业差；包括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收入差，资产性收入与劳动性收入差;等等。

5. 需要继续缩小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

中国区域问题主要存在四大差距，即东西差距、南北差距、城乡差距、内地与沿边差距。现在东西差距有所缩小，四川、陕西等在西部省份中脱颖而出，东西差距在不断缩小；南北差距加大，东北三省近40年GDP在全国占比下降了一半，全国的经济重心进一步向南转移；中国城乡从收入、教育、医疗、消费、就业、公共服务，到基础设施、市场环境，差距也非常大，虽然这些年有所缩小，但是和发达国家相比，城乡差距仍然很大；我国沿边2.2万公里、沿海1.8万公里，沿边这些邻国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或贫困国家，中国沿边省份大部分也是欠发达省份，虽然“一带一路”建设使沿边地区变成了对外开放的前沿，但沿边地区主体省份的带动力、经济实力严重不足。

6. 需要化解生态安全面临的重大挑战

中国存在几大污染问题，尽管近年来加大了治理的力度，但治理的任务仍然严峻。如大气污染，2018年我国提出“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在汾渭平原、长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这三大重点区域进行大气环境治理。但到2019年，在全球十大污染城市中，中国仍占7个，包括太原、北京、乌鲁木齐、兰州、重庆、济南、石家庄。在中国500个大城市里，不到1%的城市能达到世界卫生组织的空气质量标准。如水环境污染，海河、辽河重度污染，淮河、黄河、松花江中度污染，长江、珠江水质良好，但一些江段、河段污染。浅层地下水50%受到污染，淡水资源40%不能饮用，近海污染严重。如土壤污染，包括有机物的污染、无机物的污染、重金属的污染，重污染企业用地、工业废弃地、工业园区废弃地、固体废物集中处理场地等土壤污染严重，采油区、采矿区、污染灌溉区及干线、公路两侧都是土壤污染重灾区。还有化学品污染，包括一些化工厂向水中排放的废水，转移到食品里的包装污染等。

7. 需要高度重视和解决水土流失、石漠化、荒漠化以及生物多样性被破坏的问题

中国在恢复生态保护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已经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从美国航天局航拍的世界地图看，中国新增绿色面积占全球的一半以上。中国也是生物多样性受威胁最严重的国家之一，高等植物有4000-5000种受到威胁。有人正在把稀缺的种子保留下来，建设原生种子博物馆，这很令人感动，也很令人担忧，我们的很多生物种类濒临灭绝。

(三) 坚定不移地走中国自己的道路，朝着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前进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从2020年到21世纪中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2020-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战略安排，把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间比原先提前了15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一步，是“十四五”以至未来15年引领我国发展的总目标，具有十分重要和深远的战略意义。新中国成立70多年和改革开放40多年取得了伟大成就，未来中国有很多重要的战略资源和潜在红利。中国未来有超大规模市场红利、软硬基础设施的长周期红利、人力资本的创新红利、实体经济为主的制造业红利、国家重大战略布局的集成红利、历史文化的累积红利，这将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1. 中国作为一个具有5000多年文明史的大国，具有丰富的文化思想资源和财富，应该为世界在道德、道义和文化价值观重塑上作出新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时间节律基本上是30年一个周期，第一个周期从1949年到1978年，采取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第二个周期从1978年到2008年，学习并融入世界市场经济体系；第三个周期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与发展模式。

在东西方文明的对决中，中国必将胜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季羡林先生在1992年3月写了一篇文章——《21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他写道:“21世纪是东方的世纪。西方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自认为是天之骄子，第一次世界大战从1914年打到1918年，基本上是欧洲人打欧洲人，战后20年代初期，欧洲思想界出现了反思的热潮，他们思考的是为何自认为文化至高无上的欧洲都要自相残杀？看来西方不行了，要看东方。有本风行一时的书叫《欧洲的沦亡》，说欧洲要垮台、要灭亡，仰望东方。当时中国的《老子》、《庄子》非常流行，《老子》德文译本有五六十种。......第二次世界大战打了六年，死的人比‘一战’还要多。战后欧洲再次出现一股眼望东方的反思热潮。当时除了《老子》、《庄子》外，又增加了禅宗、中医、《易经》，还有印度大乘佛教。”季羡林先生还指出：“一位英国的史学家汤因比在他所著的《历史研究》中，把各国民族的历史作了个总结，他认为人类共同创造了23个或26个文明，每个文明或文化都有其诞生、生长、繁荣、衰微、消逝的过程，没有任何一种文明或文化可以贯穿千秋。从他的哲学基础出发得出的结论是西方的文化将来要消灭。”“21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当代政客和战略家也有很多反思，法国总统马克龙说，必须承认，西方霸权或许已近终结。法国、英国、美国让西方伟大300年，法国是文明，英国是工业，美国是战争。我们习惯了这种伟大，它让我们在全球经济和政治掌控着绝对的支配权。但是事情正在变化，有些危机来自我们西方国家自身的错误，而有些则来自新兴国家的挑战。美国是我们长期的盟友，同时它也是一个长期绑架我们的盟友。文明逐渐消失，欧洲逐渐消失，西方霸权的时刻也会一同消失，最终世界将围绕两个极点运转，即美国和中国，欧洲就必须在这两个统治者之间做出选择，欧洲将无情地失去控制权。德国总理默克尔指出，中国已经崛起成为一个主要经济大国。中国的成功证明，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殊途同归，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取得成功，这给西方模式带来了挑战。我们应该顺势而为，把中国文化财富转化为时代的思想品，使中国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得到世界大多数国家认识、认同与认知，成为21世纪人类新文明的最重要文化元素。

2. 推动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大幅跃升，加快推动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努力建设世界一流的经济强国、科技强国和制造强国

必须立足于把中国建成世界一流的经济强国。世界银行预测，203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达到240万亿元人民币，人均GDP超3万美元。根据人民大学刘元春教授的研究数据，2020-2035年中国人均GDP实际增长速度达到4.73%，2035年人口将达到14.335亿人，较2020年增长0.63%，GDP的年均增速要求达到4.78%。我国GDP将从2020年103万亿元左右上升到207.5万亿元人民币（2020年不变价格），按照现有汇率折算，届时将达到30.5万亿美元，人均GDP将达到2.13万美元，是2020年人均GDP1.06万美元的2倍，总量将与美国2035年的预测水平相当，对世界经济增长占比超过1/3。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人均GDP翻番的设想，对于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也是日益激烈的大国博弈的重要筹码和底气。按照这样的速度，中国可以实现2035年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

必须立足于把中国建成世界一流的科技强国。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中国制定并将启动2021-2035年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目标是到2035年左右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2050年成为世界科技创新强国。2018年中国创新能力排在全球第17位，2019年上升到第14位，2020年与2019年持平，预测2025年将进入前8位，2035年将进入前5位。中国要成为世界科技中心和先进制造业中心，必须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在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世界前沿领域，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把创新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利用当代科技发展推进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发展中信息数据要素投入边际生产率改善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是其中的关键。数据规模、数据基础设施、数据处理能力、数据治理体系成为大国竞争的新疆域。经过“十四五”时期发展和未来15年奋斗，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将大幅跃升，社会生产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将再迈上新的大台阶。

必须立足于把中国建成世界一流的制造强国。到2050年，中国制造业可以连续迈上三个大台阶。到2025年，将基本形成数字化基础设施，实现“互联网+智能制造”；到2035年，基本形成新一代智能制造，制造业总体水平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到2050年，建成制造业强国。自工业革命以来，制造能力和技术水平是一国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制造业成为全球大国的立国之本和发展之基。制造业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创新能力的体现，又是其国防和国家安全的物质支撑。当前全球围绕制造业的科技和产业竞争已成为当代大国竞争的突出领域，我国经过几十年发展形成了完整的制造业体系，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科技投入持续加大，一些领域从跟跑、并跑进入领跑，中国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终于抓住机会，通过努力成为制造强国和创新型国家。必须保持制造业比重稳定，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加快全产业链优化升级，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加快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产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同各产业深度融合，必须改变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解决多个领域如高端芯片、基础元器件等存在的“卡脖子”问题，在科技发展面临外部打压和遏制加剧的形势下，加快自主创新步伐。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构建一批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结构合理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引擎。

3. 在原有硬基础设施构架的基础上，构建系统完备、高效实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中国正在建立全球最完备、最先进的基础设施，可以支撑中国经济未来几十年可持续发展，使中国可以持续释放的战略红利。下大力量系统布局新型基础设施，加快第五代移动通信、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等建设。在原来的高铁网、高速公路网、航空网、航海网、港口网这些硬基础设施基础上，加快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速度。中国不仅将从中极大获益，而且必将因为自身的示范效应引领世界。以5G为代表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将会加快形成工业互联网、物联网、车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实现高速宽带网络、传统互联网智能化升级，未来将逐步达到万物互联、万物遥感、万物可视、万物智能。

“十四五”“十五五”期间，我国建设重点将放在软基础设施上，或者叫推动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建设。2020年赛迪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发布的《“新基建”发展白皮书》指出，到2025年，七大领域“新基建”直接投资将达到10万亿元左右，带动投资积累或超过17万亿元。如在5G方面：预计至2025年，5G基站将会发展到500万座，每座50万元，投资规模将达到2.5万亿元，预计带动全产业链相关投资5万亿元。5G商用将直接带动经济总产出10.6万亿元，直接创造经济增加值3.3万亿元。到2020年底中国已经建成71.8万个5G基站，中国的超算能力也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中国将是世界上第一个在全域实现5G覆盖的国家，是一个具有强大超算能力的国家，是一个具有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的国家。无论是新一轮科技革命、数字经济的发展，还是数字经济派生的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和新生活场景，都会使中国在未来的世界站在前沿，发挥越来越大的示范效应和引领作用。

提高基础设施在价值赋能中的作用。未来中国数字化基础设施，如5G、工业互联网、物联网、车联网、人工智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云计算、固定宽带网络、传统互联网智能化升级等，将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几十年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如工业互联网，2025年工业互联网市场规模将突破1.2万亿元，基础设施约占总规模的41%，软件与应用规模占31%，通信与平台占28%，工业安全软件规模占0.8%。再如物联网，预计2020-2025年，至少有30亿-50亿终端联网，投资2万亿-3万亿元，在万物遥感的基础上形成万物互联。中国还将在智能制造、智能农业、智能城市、智能交通、智能电网、智能金融、智能物流、智能教育、智能医疗、智慧文旅等方面实现快速发展。

中国将不断把潜在优势变成显性的，持续发挥已经形成优势的基础设施作用。未来会进一步形成“十纵十横”的高铁网络体系，更多之间的城际列车将成为城市群、城市带的连接。中国还有把潜在优势变成显性优势的制度性优势。2020年4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占全球的57%，在全球排第一位，但充电桩是短板，中国政府规划下一步建设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网络体系，推动新能源汽车替代传统能源汽车，这种制度优势可以弥补市场配置资源失灵或者失效的缺陷。中国还将充分利用和放大中国形成的技术支撑体系的优势，释放和发挥北斗、航天、航海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超级计算机、数据库、区块链、传感器、虚拟现实、开源性平台等的巨大潜能，形成引领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如形成北斗生态体系、超算生态体系或者新产业链。

4. 中国未来最大潜力是市场红利，要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构建全球贸易中心，使中国成为全球经济最活跃和现代商务环境最优的世界性大市场

中国对全球投资最大的吸引力之一是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是持续增长的巨大的国内需求。必须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中国目前和未来一个时期，可以在五个方面发力。

一是保持并继续创造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消费结构将不断优化升级，刚性消费和传统消费是基础，新型消费和超前消费是增长点，合理的公共消费可以随着综合国力增长进行调整。以质量品牌为重点，促进消费向绿色、健康、安全发展，鼓励消费新模式新业态发展。2019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41.2万亿元，物流市场总规模为298万亿元，国际贸易总额为31.54万亿元，房地产市场销售额近16万亿元，合计近400万亿元。如果加上房地产市场2019年16万亿元市场额，资本市场市值80万亿元，将来数据要素成为重要市场禀赋，将会产生巨大的市场容量，中国市场的总规模将超过500万亿元。“十二五”期间中国社会零售商品总额年均增长15.6%，“十三五”期间年均增长10%左右，未来15年预计年均增长7%-10%，到2035年中国市场规模将超过1000万亿元。

二是利用和整合存量资源形成全球贸易中心。在已经形成出口、进口的基础上，成为世界最大的转口贸易市场。中国已经是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成为120多个国家第一大贸易伙伴，举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有近5000个类似义乌的商品专业批发市场，有条件成为全球采购贸易中心。中国未来必须着力建设世界的进口、出口、转口贸易中心，成为全球的交易中心。2020年前，巩固经贸大国地位;2035年，基本建成贸易强国，形成构建全球贸易中心的基础框架;2050年，全面建成世界认同的贸易强国，成为具有强大现代流通能力的进口、出口、转口世界贸易中心。未来5年新增进口商品总额超过10万亿美元，未来15年将成为世界贸易中心。

三是把中国建设成为全球的重要金融中心之一。随着人民币国际化和国际信用度的提高，人民币在全球储备货币中的占比、在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分布中的占比会大幅提升，人民币将成为三大支柱货币之一。预计2035年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分布中的占比将超过20%，2050年将超过30%;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从目前13个增加到50个。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期货能源在世界的占比，将从目前12%到2025年提升到20%左右，到2035年将提高到30%左右，2050年提高到40%-50%。

四是把中国建设成为现代商务环境最优的国家之一。按照世界银行的评估，2017年中国现代商务环境位于第78位，2018年位于第46位，2019年位于第31位。中国政府在创造现代商务环境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预计将在2025年进入世界前20位，2035年进入前10位，2050年进入前5位。按照国际组织评价，现在中国商务环境最优的地区是香港，中国香港的商务环境一直排在全球前5位。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的重大战略，香港实施国安法之后，香港社会将会恢复长期稳定，将会使香港现代商务环境优势首先在粤港澳大湾区放大，从而为全国的现代商务环境进一步改善提供经验。

五是把中国建设成为全球最开放、最活跃、最现代的市场体系。中国目前有1.2亿个市场主体。2019年数字经济规模31.3万亿元，2019年手机移动支付渗透率为94.7%，移动支付较5年前增长27倍，达到266.2万亿元。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畅通国内大循环，依托强大国内市场，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打破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必须同时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构建畅通、高效、低成本的现代流通体系，发挥现代流通的先导性、基础性、决定性作用。培育一批国际消费中心、购物中心和旅游休闲中心城市，建设世界现代商务环境最优的国家。

5. 把中国建设成为人民生活幸福指数较高的国家，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现在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走上了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到2035年人民生活将更加美好、更加幸福，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为此，要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实质性步伐。

一是建设学习中国。2019年，我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到83.4%，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4.8%，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89.5%，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1.6%。要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培养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

二是建设健康中国。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指明了健康中国建设主要指标，其中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为79岁;并指出，立足全人群和全生命周期两个着力点，提供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健康服务，实现更高水平的全民健康。要惠及全人群，不断完善制度、扩展服务、提高质量，使全体人民享有所需要的、有质量的、可负担的预防、治疗、康复、健康促进等健康服务，突出解决好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低收入人群等重点人群的健康问题。按照联合国新的年龄划分：0-17岁为未成年人，18-65岁为青年人，66-79岁为中年人，80-99岁为老年人，100岁以上为长寿老人。中国还需要加快发展，成为富裕且公平的国家，提高人的全生命周期的生存质量、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

三是建设美丽中国。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推进美丽乡村、美丽城市、美丽山川、美丽生态建设，推进绿色制造、绿色能源、绿色消费、绿色发展。力争在2030年进入全面生态盈余期，2050年实现绿色现代化，全面建成生态文明社会。

四是建设幸福中国。超越以经济现代化、物质现代化为标志的西方现代化，以人的现代化为中心，提高全体人民的福祉——高水平生活状态与公共服务体系；人的自由度和创造力极大提高;政治清明，实现社会治理从人治到法治转变；政府更加负责，决策更加科学民主，权力得到有效监督;社会更加公平、更加包容、更加和谐、更加安全、更加稳定。

6.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成为维护国际秩序同时具有现代法治精神的国家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到2035年我国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的目标是“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了全面部署。实现2035年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目标，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等各方面制度都将更加完善。

到2035年，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我国依法治国将得到全面落实，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社会面貌和治理格局。到21世纪中叶，我国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要义，是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民本化、民主化、法制化、制度化、高效化、协同化。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础，是使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更加健全，人民民主更加充分发展，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进一步发挥。

与此同时，中国将担当起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大国责任。在维护国际组织权威性的同时渐进式改善，在维护既有国际标准规则的同时填补空白，推动构建超越冲突、超越发展阶段、超越单边利益的国际治理体系，提高全球治理体系的包容、公平、效能、均衡、协调、创新与多元。应按照《发展权利宣言》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强调发展权的根本宗旨在于解决南北问题，即全球债务危机、贫穷、贸易金融体系的不平等、大国霸权等核心议题。还应强调国际社会应坚持以消除贫困和促进发展为核心，形成一套真正反映人类共同利益、促进世界和谐发展的价值体系，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为改善民生、促进经济包容性增长和社会进步所作的努力。

中国人的精神境界、政治抱负、民族气节、宽容气度、进取精神，形成了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中国道路丰富了世界政治制度多样性，中国根据自身的发展阶段和实际情况，包括发展水平、人口规模、资源禀赋、历史文化、国际环境和人民意愿，设计和形成一套适应中国发展的制度。中国制度的重要价值就是不照抄照搬，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寻找国家发展之“大道”。中国能够快速发展并取得成功，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通过自身能力实现梦想的希望和示范，丰富了世界政治制度的多样性，对世界作出了制度性、持续性贡献。未来的中国将更令人憧憬和期待，也将更加使全体人民充满激情地进行再创造，中国将与世界各国携手建设更加开放的世界，更加和平的世界，更加包容的世界，更加美好的世界。

（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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