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经费总量首次破2万亿元，位居世界第二，并接近欧盟15国水平，基础研究占比首次突破6%，都意味着，中国基础科研已经达到了一个关键节点。就在这个关键节点，中美科技开始脱钩。
对14亿中国人来说，中国高新技术必须自主自立，已是根本性的共识。
这一点从最新出炉的“十四五”规划到社交媒体上极其广泛的讨论，都有着直接体现。也因此，举全国之力，无论是高等院校、国有科研院所还是技术型企业，都在加大对基础科研的投入力度。
一、心脏病和神经病
石墨烯的发现者、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家得主安德烈·盖姆近期说过一句话：“中国的应用科学世界第一，但基础科学还在追赶之中。”
英籍科学家安德烈·盖姆出身在前苏联，父母均为德国人。
这位对中国十分友好的教授是中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他委婉地指出中美之间的科技差距主要存在于基础科研层面，但却没有告诉我们，基础科学发展弯道超车的概率极低。
作为一个幸运儿，盖姆从发现石墨烯到获得诺奖，只花了不到7年时间，但大部分基础科学获奖都需要20年、30年甚至40年的时间。诺奖对研究发现的认可时间，客观上也表明了基础科研所要消耗的时间：这并不是一个可以轻易追赶的领域。
已经离世的前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能源局局长张国宝曾提到：
“中国的装备制造业有‘两个病’，一个是‘心脏病’，一个是‘神经病’。‘心脏’就是发动机，比如飞机的发动机（以及芯片）；‘神经’是指机械设备里面的控制系统。”
张国宝说这话的时候是在2011年。彼时，中国的经济规模超过日本不久，此后数年，随着中国硬件创新能力的持续增强，中美经济总量差距的不断缩小，相当多的中国人陷入了“G2”的幻象。
张国宝退休后撰写的《筚路蓝缕》一书，详细回忆了重点工程决策建设的过程。
直到中国高科技代表企业华为被美国政府用一系列争议手段进行断供、封杀，“芯片”短缺的问题才被瞬间放大，张国宝所提到的“心脏病”又回到大众视野。
事实上，从研发投入的数据来看，中国已经在加速追赶阶段。2019年，评估各国创新最重要的指标R&D 经费投入总量，中国为22143.6亿元，比上年增加2465.7亿元，首次突破2万亿元。
此外，2019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为1335.6亿元，占R&D经费比重为6.03%，比上年提高0.49个百分点，这也是我国基础研究占比首次突破6%。
R&D经费总量首次破2万亿元，位居世界第二，并接近欧盟15国水平，基础研究占比首次突破6%，都意味着，中国基础科研已经达到了一个关键节点。
图片来源：国家统计局
就在这个关键节点，中美科技开始脱钩。
正如众多国际关系专家所分析的，华为事件的发生，恰恰是中国基础科研投入不断增加，并且在一些领域开始呈现追赶之势的背景下所发生的。从2015年开始，美国的精英阶层逐渐开始出现科技封锁中国的呼声，并在特朗普上台之后得到加速实施。
也是在2018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明确要加大中央财政对基础研究的稳定支持力度，构建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机制，引导鼓励地方、企业和社会力量增加基础研究投入。
这份《意见》直白地指出：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短板依然突出，数学等基础学科仍是最薄弱的环节，重大原创性成果缺乏，基础研究投入不足、结构不合理，顶尖人才和团队匮乏，评价激励制度亟待完善，企业重视不够，全社会支持基础研究的环境需要进一步优化。
二、自由派与进取派
无论是“李约瑟之问”还是“钱学森之问”，回应上述两个世纪之问时，大部分答案都会落在“大学该如何办”上面。
这里的逻辑接近高等教育办好了，我们的科研就上去了，继而华为就不会被美国卡脖子了。但实际情况很可能是反过来，当企业给予科研更多的投入，与高校一同协作，才能更好地布局基础科研。
在前文提到的《意见》中，提到了“建立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机制”和“促进科技资源开放共享”两个方面，而这两点都指向企业进一步参与基础科学研究。
对于处在中美科技角力一线的华为、腾讯和阿里来说，它们也的确比大学和国有科研机构更有动力地去回应危机，去解决问题。
而从企业投身基础科研的历史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两条路径：一是以大名鼎鼎的贝尔实验室为代表的“自由派”，二是以英特尔、华为为典型的“进取派”。
身为美国最大的科研机构之一，贝尔实验室为推动美国科技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仅仅看数据就可以管中窥豹：85年的时间里，实验室产生了近3万项专利——几乎每天1项专利，11位科学家问鼎7项诺贝尔物理学奖，并荣膺9项美国国家科学奖、8项美国国家科技奖等。
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摄于1947年12月。
贝尔实验室兴与衰，几乎可以归结为同一点，那就是“自由放任”。对于科研工作者来说，贝尔实验室就是他们的伊甸园，借助强大的经济能力，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可以像“搞艺术”一样搞科研，全身心投入其中，待遇优厚不说，大量的行政事务也被外包。
关键性的发明和创造，在实验室内部也被鼓励“自由交流”，这使得实验室提供了一个最大程度开放的学术探讨平台。对于其他科研人员来说，这是极其迷人的，甚至是无法拒绝的。
但与此同时，因为要维持科研人员的充分自由，向四面八方散开的科研议题和成果无法有效回归企业的基本面。一定程度上，贝尔实验室承担了极强的公共职能，却最终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因为成本过高无法维持现状而不得不走向衰落。
贝尔实验室的衰落，可以说是“经济理性主导企业科研”的必然后果。针对贝尔实验室“自由派”风格的弊端，以英特尔、华为为代表的的企业，则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即更符合经济理性，可以称之为“进取派”。
“进取派”企业投入基础科研更有目标感，即便愿意资助一些超出现有应用范围的科研，最终也会确保科研成果落在自己搭建的盘子上。
以英特尔中国研究院为例，它成立于1998年，目前由六大团队组成，包括机器人系统研究实验室、机器人交互研究实验室、认知计算实验室、智能存储实验室、通信架构实验室和新技术中心。
可以发现，这些实验室主攻人工智能技术、智能自主系统和智能互联基础设施研究，聚焦的目标高度重合。
英特尔还与世界各大一流大学形成合作机制，它与卡内基梅隆大学合作云计算，与南加州大学合作视觉&经验计算，与清华大学合作移动通信与网络，与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合作计算智能等等。
华为的做法与英特尔类似，著名的诺亚方舟实验室设立在香港科学园，实验室主任由香港当地大学教授出任，并聘用内地和全球其他地区科研人员从事基础研究工作。
设在中国香港的华为诺亚方舟实验室，成立于2012年。
此外，华为在全球设有16个全球研发中心，28个联合创新中心，并网罗了大量顶级科学家加入华为的科研网络。
2020年5月，任正非在回应996工作制时提到“少数科学家、少数特别高端的人员……他们经常去樱花的国家在树下开会，在法国熏衣草丛中开学术会，半休息、半开会、半聊天……”实际上也表明，华为与科学家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进取派”的做法符合经济理性，但人类常常高估自己的理性，毕竟历史上许多著名的发现其实不是“计划的”，而是“发生的”。贝尔实验室鼓励科学家自由探索，有其存在的价值，这一点并不能因为该模式不可持续，而被全部放弃。
二、第三条道路：共享派
在自由派和进取派之间，是否存在企业投入基础科研的第三条道路。现在看来，这条道路已经显示出一些端倪，其代表企业为腾讯。
2013年，腾讯在赢得3Q大战惨胜3年之后，以“开放”之名义推出了“WE大会”。WE——Way to Evolve，意为进化之路。
尽管这看起来是一个高端科普活动，类似温伯格、霍金这样的顶级理论物理学家都在WE大会上发表过演讲，但WE大会的意义在于建立起中国科学家、普通民众和世界前沿科学探索者之间的联系，更重要的是，背后的组织者毫无商业意图。
2013年首届WE大会的宣传海报。
首届WE大会上，马化腾在演讲时说，“这次论坛没有谈及商业或者公司之间的竞争，这与我过去参加很多的论坛非常不一样。我们谈的是未来如何用科技改变人类生活，如何解决我们可能现在想不到的未来的很多问题。”
6年之后，
在杨振宁、饶毅等人的介入下，腾讯发起了“科学探索奖”，以每年1.5亿元的资金规模，支持50位45岁以下的中国青年基础科研工作者，每人可以分5年获得300万元税后资助。
2019年科学探索奖获奖者合影
与诺奖关注已有成就不同，“科学探索奖”的特点是“面向未来”，所资助的科学家分布在数学物理学、生命科学、天文和地学、化学新材料、信息电子、能源环保、先进制造、交通建筑、前沿交叉等9个具体领域。他们中以大学老师为主，也不乏其他社会机构的青年科技工作者。
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按照资本市场的逻辑，一个科学家拿到诺奖等于上市的话，那么拿到“科学探索奖”则相当于拿到了风险投资。诺奖更像是对一个科学家的肯定，而科学探索奖则希望纾解获奖者的实际困境。
丰厚的资助额度，宽松的用途规定，对青年科学家学术共同体的促成和搭建，使得科学探索奖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贝尔实验室的衣钵。
更值得一提的是，与贝尔实验室的科研成果惠及全体人类有关系，科学探索奖资助的科学家并不需要对资助者负责，其科研成果最终落在科技行业、中国社会乃至全体人类的盘子上。
基于此，第三条道路可以称之为“共享派”。
“共享派”的做法在企业界缺乏参照对象，但可以与洛克菲勒基金会进行对比。上世纪20年代，洛克菲勒曾经以750万美金的天价支持了协和医学院的建设，至今，协和医科大学依然是中国最好的医学院。
2018年，马化腾等人发起了“西湖大学”的资助，首任校长施一公表态要把“西湖大学”打造成中国的“加州理工”，此豪言状语虽然不容易实现，但其路径是类似的。
此外，从20世纪20年代到1959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投入到分子生物学上的资助高达5000万美元。据统计，从1954年到1965年的11年间，共有18位科学家因从事分子生物方面的研究而获得诺贝尔奖学金，其中有15位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
“科学探索奖”是否参考过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方式，笔者不得而知，但用“天使投资”的做法来资助青年科学家，既对资助方的筛选能力提出了超高要求，也往往可以获得极高的回报率——虽然受益者并非是企业本身。
第二届“科学探索奖”获奖名单
今年是WE大会的第8年，科学探索奖的第2年。本质上，科普教育和基础科学研发都是一门时间的艺术。信息领域的“摩尔定律”和互联网创业上的“几何级增长”现象，在上述两者的发展轨迹中都没有施展空间，从洛克菲勒到马化腾，他们都必须明白等待的价值。
回到中美科技竞赛的主题，科研交流的黏性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与生活水平、卫生观念一旦提升之后难以下降非常类似，跨国学术交流很容易“上瘾”。一旦有过密切交流，“科学无国界”的召唤就会在无数科研工作者内心生根发芽。
从这一层面出发，“共享派”应该向“自由派”和“进取派”学习，将资助的范围扩大至全球，欢迎全球的青年科学家为中国科技企业所资助，这应该是一个继续发力的方向所在。
可以预见，当中国企业资助多位他国学者获得诺奖之际，“科学探索奖”的价值也就得到了更大程度的体现和放大，中国基础科研的实力也一定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
参考文献：
1. 《世界主要国家近10年科学与创新投入态势分析》2018 姜桂兴 许婧
2. 《美国企业基础研究投入情况分析》王炼 《全球科技经济瞭望》2018年11-12月号
3. 《中国企业研发投入现状与问题研究》 玄兆辉 吕永波 第6 期 《中国科技论坛》 2013年6月
4. 《我国企业研发投入现状及问题分析》 张春颖 尹丽娜 《长春大学学报》2018
5. 《发达国家促进财政科技研发投入的经验与借鉴》 李方毅 《科技管理研究》 2015
6.《筚路蓝缕——世纪工程决策建设记述》 张国宝，人民出版社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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