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强：对中国海洋战略的思考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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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国强：对中国海洋战略的思考
2020-05-11
——进入“海洋世纪”第三个十年之际对中国海洋战略的思考
【摘 要】“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是一个讨论了无数次的话题。公元1500年前后的地理大发现，标志着世界升起了“海洋时代”的船帆，而中国的“海洋时代”启航只有短短数十年。如何对国家的海洋战略进行系统思考与整体设计及有效实践，已成为我们这个农耕民族再也无法回避的重大战略问题。所谓“海洋战略”，就是国家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从一个当前与长远、局部与整体、竞争与合作的角度来思考海洋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性问题。过去，中国海洋战略的失误之处就在于主题空洞、笼统宽泛、言之无物，现在社会的发展却需要具体，因而必须对海洋战略进行具体解构，确定基本战略与重点发展的地域和行业，否则任何战略都会陷入空想与失败。21世纪中国最大的挑战就是海洋问题。海洋问题既是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既是基础问题，也是发展问题；既是未来问题，更是理念问题。
“海洋决定国家的兴衰”已经不止一次地被证明。一千多年前，我们直面海洋，把海洋当成纵横驰骋的大通道与争雄逐鹿的竞技场，不仅开辟了举世瞩目的“海上丝绸之路”，在长风大浪的搏击之中，也锻造出了中华民族强烈的海洋意识与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一百多年前，我们回避海洋，把海洋当成天朝上国的护城河与嬉戏玩闹的小池塘，不但丢掉了所有的海上优势，就连本土也成为列强竞食的“腐肉”，最后甚至连走向海洋的自信和勇气也丢掉了。今天，来自陆地上的安全威胁已近消失，可我们面临的海洋形势更为复杂严峻。一方面，中国空前依赖海洋，开发资源、出口商品、进口能源，一进一出通道都是海洋，海洋已成为国家命脉；另一方面，中国的海上战略安全空间却不断被挤压，一旦海上生命线遭到破坏，有可能导致国家经济出现停滞进而引发社会动荡。进入“海洋世纪”第三个十年前，海洋问题越来越多、也愈演愈烈，并逐渐呈现出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趋势。中国人的海洋意识却还没有很到位，这就有必要对海洋进行重新重视、梳理和思考，从战略的高度来审视我们的海洋。“海洋”已不再是单一的“地理概念”，而是具备了新的“历史概念”、“现实概念”和“未来概念”等等在内的“综合概念”了。对于“海权”的认知与理解，也从最初的“海洋权力”到“海洋权利”，发展到现在的“海洋权益”了。伴随着国内社会发展和国际环境形势的变化，中国的海洋战略与之前相比，也应该发生变化。过去，海洋战略的失误之处就在于主题空洞、笼统宽泛、言之无物，现在社会的发展却需要具体，因而必须对海洋战略进行具体解构，落到实处，否则任何战略都会陷入空想与失败。国家需要具有时代性和历史高度的海洋战略，更需要适应现实形势和应对未来发展的“海洋理念”，以实现建设一个海洋强国的目标。
一、海洋问题既是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
虽然“历史已经从一个时代进入了另一个时代”，可能还将再迅速地进入下一个时代，但对于现实和未来并非全然无用。我们回过头去看就会发现，人类海洋社会及文明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以“海港”为基本特征的地中海阶段、以“洋港”为主要标志的北大西洋阶段和以“全球港”为核心理念的西北太平洋阶段。港口成为联结陆地和海洋的重要纽带与节点，海洋则成为沟通贸易和文化的战略通道与平台。也正是从“海港”到“洋港”再到“全球港”的理念转变，使世界进入了名副其实的“海洋时代”。回首上千年沐浴在“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下的中国人，站在这个被称为“海洋世纪”的舞台上，已经航行了近二十年时光。从1840年开始，或许更早，问题就从海上纷至沓来。西方的坚船利炮不但轰碎了古老中国的大门，其海洋理念也冲击着农耕民族固有的大陆思维。时至今日，危机依然从海上卷浪而来。统一大业、海洋主权争端、生态环境破坏、资源日益枯竭、海洋意识不足等等问题都实实在在的摆到了我们眼前。面对曾经饱尝光荣和屈辱、尽染伟大与荒谬的海洋，我们不得不痛苦地意识到：一百多年来威胁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种种矛盾并没有彻底完结，反而在海上愈演愈烈。海洋问题已经不仅仅是遗留的历史问题，也成了不得不解决的现实问题。幽蓝深邃的海洋曾经被认为是人类共同的梦魇，是不可逾越的天险和障碍。由于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人们逐渐开始探索海洋。中国人研究海洋则是从观海起步的，由最初“望洋兴叹”的无奈到“沧海桑田”的感叹，再到“海纳百川”的豪迈，海洋不仅是单一的“地理概念”，而成为一种情感的寄托。随着对海洋的理解水平不断提升之后，中国人关于 “海洋是什么”的基本认知，大致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长期以来，中国都被认为是传统的大陆国家，实质上我们是一个陆海兼备的国家。中国还有相当于三分之一陆地面积的海洋国土。因而从“海洋”的角度去重新回顾、梳理和思考我们的历史就显得十分必要。开创于先秦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足以证明：中国人在面对波涛汹涌的海洋的时候，没有选择逃避，而是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迎难而上。与其说“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交流文化的海上通道，不如说是祖先留给我们的走向海洋的基因与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是和平探索海权的宝贵经验。在经历了西汉对匈奴的陆地战争与魏晋南北朝的动乱之后，中国进入了隋唐大一统时代，政治稳定、科技发展、经济繁荣，从而为走向海洋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并于白江口之战中一举击溃妄图入侵的日本，确立了唐朝在东亚的中心地位。内外因素的综合作用也为后来“海上丝绸之路”在宋元时期达到鼎盛做了坚实的铺垫。为了鼓励海外贸易，南宋历代皇帝都采取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政策。凭借无可比拟的科技实力，宋代的船长们不仅牢牢掌握了环印度洋航运的控制权，而且将贸易航线延伸到了非洲东海岸。到1128年，海外贸易所得已占居国库收入的20%。随后的元朝更是将帝国经营成了一家跨国公司。这一时期，中国人的海洋意识和海权观念才日趋成熟：海洋已经成为纵横驰骋的大通道与争雄逐鹿的竞技场，是国家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课本中关于郑和航海的描述：其规模之大、历时之久、航程之远，比世界航海家的远洋航行早半个多世纪。我经常毫无意义地假想：如果是作为中央帝国的尖兵，郑和与他的船队本可以开疆拓土，建立千秋伟业；如果是作为交通贸易的商旅，郑和与他的船队也可以用丰厚的利润激起国民的兴趣，从而将“海上丝绸之路”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只要“如果”中的一个成为现实，郑和与他的船队就会“永垂不朽”。可惜，历史不能如果。耗费巨资打造的世界第一船队和耗时二十八年之久的七下西洋，在海上飘飘荡荡没有带来任何实际利益。郑和之后，中国的海洋大门轰然倒塌。相比于保守、自足、封闭的农业文明，明王朝统治者更愿意将海洋当成家门口嬉戏玩闹的小池塘与环绕田园的护城河。农耕民族在不经意间流露出的短暂狂野消失得和滩头的退潮一样快。中国船帆落下的时候，西方工业文明开始起航。当在海浪中搏击了数百年的海洋民族遇到在土地中安逸了数百年的农耕民族，其结果可想而知。于是乎，仓皇海防、碌碌洋务，买来了最先进的机器，买来了最优良的战舰，可却买不来海洋意识和海权理论。小池塘一次次涨水，先前积累的海上优势全部淹没；护城河一次次冲垮农田，就连本土也难逃被列强竞食的厄运。中国失去了海洋，也就失去了成为世界强国的可能性。历史的船舶不会因任何人、任何事而停止航行，所有的岁月，都将如海面上泛起的层层波浪一样而渐行渐远，最终归于平静。当时间进入到公元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的怀抱，中华民族雪洗了近代以来百年的国耻家辱。也正是在这一年，一名驻守南沙群岛的战士惊喜地发现：中国的疆域不是一只“雄鸡”，更像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炬。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是奔腾不息的火苗，30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是火炬的托盘和手柄。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海洋正逐步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影响着中国甚至世界的方方面面。党的十八大就已经作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重大战略部署：要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发展海洋科学技术，推动海洋科技向创新引领型转变。各国政府的注意力也不约而同地投向了海洋，纷纷制定了向海洋进军的战略规划。中国人对于海洋的理解，也随着“海洋时代”的到来而继续深化。海洋已不再是一个交通和资源的载体，而是支撑现代中国发展的大托盘和照亮世界的蓝火炬。放眼望去，海洋既影响着人类进程的历史，也作用于人类立足的现实。海洋问题既是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而中国，这把照亮东方的“火炬”，其“燃烧”的基础能量必将来自海洋，其发展的引擎和动力也将来自海洋。
二、海洋问题既是基础问题，也是发展问题
大家知道，地球的表面积为5.1亿平方千米，其中海洋的面积为3.67亿平方千米，约占整个地球表面积的71%；而陆地面积为1.49亿平方千米，仅占整个地球表面积的29%。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居住的地球应当叫水球似乎更加贴切。海洋与生命的起源和发祥密切相关，生物的演变进化离不开海洋，人类的生存发展同样离不开海洋。浩瀚的海洋是孕育生命的摇篮，它为生命的诞生、进化和繁衍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距今大约35亿年前，海洋中便出现了最原始的生命。同时她也为地球的生命提供了水循环，并且为地球储存能量，吸收和分解地球生物排出的各种物质，使地球变得能够适合生命的存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都与海洋息息相关。自古及今，人类对于海洋的探索从未间断。海洋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和广阔的发展空间。海洋是天然的聚宝盆，它为人们提供了丰富多样的食物和取之不尽的资源。海洋是交通的要道，它为人类开辟海上通道，提供了便捷广阔的选择途径。海洋是现代高科技研究与开发的试验田，它为人们探索自然、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转型提供了充足的发挥空间。海洋正在被赋予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要的“发展概念”。可以说，人类的文明和进步直接受益于海洋。开发和利用海洋已成为各国解决人口膨胀、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等等问题的有效途径。如果我们把国际社会看成是一个地球村，那么海洋就是人类的公共池塘。海洋主宰着我们的空气、土地和生物，每个人、每个地方都与海洋密切相关。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我们不科学的开发过程中，也带来了一系列海洋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海洋主权争端等等矛盾。海洋问题既是关乎人类生存的基础问题，也同样是影响我们更好前进的发展问题。中国走向海洋不是一句宣传口号，也不是因为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才需要走向海洋，而是中国的进一步发展离不开海洋，所以必须从一个时代的角度与战略的高度去理解、思考、开发和管理海洋。几个世纪以来，中国战略家思考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应对陆上的安全威胁。苏联时期，由于担心遭受突然袭击，中国将大量资源用于陆地防卫。苏联解体后，通过外交谈判，中国与朝鲜、俄罗斯、蒙古、中亚各国、越南等国彻底解决了历史遗留的陆地划界问题，在中印划界问题上也取得积极进展。时至今日，来自陆地上的安全威胁已近消失。在此背景下，中国理所当然会将更多的精力和目光投向海洋。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领导人已经作出判断：冲突更可能发生在中国的沿海地区而不是边疆地区。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对海洋资源的争夺、悬而未决的台湾问题以及在东海和南海的主权争端都促使中国决意走向海洋。自从实施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惊人的速度积累了大量财富。1980年至200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达到9.7%，并在“海洋世纪”的第十个年头，2010年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的日趋活跃和领导层对维持发展势头的坚强决心，引发了中国沿海地区海上贸易的井喷之势。举下列标志性数据为例：2017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27.79亿元人民币，在全球港口集装箱吞吐量Top20中，有九大集装箱港口入围，其中上海港完成的集装箱吞吐量突破4023万TEU，创下全球港口集装箱运输史上最高纪录，已连续八年位居世界第一。同年，《船舶工业深化结构调整加快转型升级行动计划（2016～2020年）》和《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持续健康发展行动计划（2017～2020年》正式发布。至年底，全国造船完工42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20.9%；承接新船订单337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60.1%。经济的飞速发展必然引起对能源供应安全的重大关切。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纯进口国。2003年，中国首度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进口石油所占比重达30%以上。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发布的《2017年国内外油气行业发展报告》指出：中国石油表观消费量约为5.88亿吨，全国原油产量为1.92亿吨。同年，海关总署发布的中国进口原油为4.2亿吨、成品油为2964万吨。也就是说，进口石油所占比重已达70%左右。一方面，中国空前依赖海洋，开发资源、出口商品、进口能源，一进一出通道都是海洋，海洋已成为国家命脉；另一方面，中国的海上战略安全空间却不断被挤压，一旦海上生命线遭到破坏，有可能导致国家经济出现停滞。陆地思维观察事物的出发点是陆地，而海洋思维观察事物的出发点却是海洋。比如说怎么看“中国”？如果从陆地的角度看，它叫东亚；如果从海洋的角度看，它叫西太。随着国家海洋教育的不断普及与深入，中国人对于海洋已经有了横向和纵向认知结构。从横向上来说，海洋思维发展至今，大致有三个阶段：宋元时期的竞技场、明清时期的护城河与火炬中国的大托盘；从纵向上来说，中国已经把海洋上升到了国家发展的战略地位，十八大报告中就已经提出了“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在中国，无论是精英阶层还是普通民众，对历史都十分敏感，也习惯于运用历史案例结合现实情况来寻找治国安邦的答案。可以说，历史观已成为中国人世界观的一部分。中国人不可能忘记当年在海上的光辉岁月，也不可能忘记西方列强从海上入侵的屈辱历史。尤其是，当一个在泪水血水里浸泡了百年的民族，重新站在这个被称为“海洋世纪”舞台上的时候，绝不可能让近代史的悲剧再次重演。东亚和东南亚海域是往来中国港口的海运必经之地，担负着东西方海上交通贸易与交流文化的重任，事关国家的生死攸关利益。从马六甲海峡一路向北至渤海，所经片区也不是相互独立的个体，而是相互作用的整体。这些片区被精心构筑成了一道“海上长城”，但功能和定位却与真正的长城相反，成了以封锁中国走向海洋为目的的长城，严重阻碍了中国政府战略构想的实现。本章将重点关注下列地区：南海、台湾、日本和朝鲜半岛。1 南海既是中国的“加勒比海”，也是中国的“战略储备”如果我们将马汉分析加勒比海战略特征的研究框架运用到中国的南海地区，通过比较双方的异同，就会发现两者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马汉认为加勒比海“天然地属于海权国家”，该海域也只有一个伟大的海洋国家——美国。而中美洲地峡是连接大西洋与太平洋的交通枢纽，是美国通往大洋的门户，具有重要的商业和战略意义。对他来说，在尼加拉瓜或巴拿马修建运河并确保经过的海路安全至关重要。任何时代的雄心国家由于自身特质，必然渴望并且计划控制这些关键地区。同时，美国也有潜力建设一支足以保证沿海地区畅行无阻的强大海军。与马汉时代的加勒比海一样，南海周边也只有一个海洋大国——中国。马六甲海峡作为沟通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关键节点，就如同是东南亚的巴拿马运河。而南海处于中国海运的龙头地位，所有东亚各国船只返回本国最短最优的航线，也必先通过南海。唯一不同的是，中国在南海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尽管如此，现实情况仍不容乐观。今天的南海俨然已是争夺海权的天下。我们先来看看周边这些国家是怎么做的：越南占了我们28个岛礁，菲律宾占了7个，马来西亚占了3个，印尼占了2个，文莱占了1个，包括台湾驻军的太平岛在内，中国实际控制的只有9个。南海争端从1974年西沙之战算起至今已有44年。在这44年当中，周边国家先后与200多家西方公司合作，在南海海域钻探了约1380口钻井，每年的石油产量达5000万吨，相当于一个大庆油田。就这样，南海问题逐步从地区问题上升为国际问题。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将南海作为战略储备。据国家海洋局统计，南海至少蕴藏有367.8亿吨石油、7.5万亿立方米天然气，还有丰富的矿物资源、生物资源与空间资源，能够为国家进一步发展提供坚实有力的物质保障。1976年，中国军队从越南手中夺回了西沙群岛。1988年，中国又狠狠教训了一支越南海军编队，从而控制了南沙群岛的若干战略据点。同年，海南正式建省。2002年，中国与东盟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2012年，国务院批准设立地级三沙市。2018年，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愿望，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说到底，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而要实现统一大业与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就必须首先克服这个最现实、最直接的问题。这当中不但要思考丢掉台湾的严重后果以及收复台湾之后中国将向何处去的问题。战略眼光和民族抱负要立足台湾也要超越台湾。由于台湾目前处于一种“未统未独”的状态，我们不妨先看看外国势力与台独分子会怎么来分裂台湾。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台湾大致走过了三个阶段：从蒋介石时代的“光复大陆”到李登辉陈水扁时期的“形式独立”再到如今蔡英文的“事实分裂”，台独已经在形式上和本质上发生了一连串的“基因突变”。第一，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会让台湾正式宣布独立，除非中国遭受不可预知的变故而元气大伤。否则，他们只会让台湾与中国事实分裂。第二，在“事实分裂”的思想指导下，保持与大陆的积极接触。高度关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促进台湾社会继续发展，同时让大陆看到和平统一的光芒。至于这缕光芒是朝阳的曙光还是落日的余晖，完全看形势发展需要。第三，准备好挥舞手中的大棒。与大陆保持积极接触是“事实分裂”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为了防止大陆失去耐心下定决心以武力统一台湾，还是要做好硬实力的准备。第四，要保持和美国、日本等外国势力以及大陆境内藏独、疆独分子的“协调”与“合作”，造成“内外夹击、遥相呼应”之势。台湾对于中国的战略价值不言自明，在我们手中就是航向大洋的基点，在他国手中就是东海与南海整体战略的分割线，也是永久威胁中国腹地的桥头堡。攻守之势瞬间就会逆转。美国、日本不会轻易放弃台湾，甚至会着手塑造台湾的分裂观与价值观，以达到台湾问题无限期拖延的目的。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中日之间曾爆发过五次大规模的战争，即白江口之战、元日之战、万历朝鲜战争、甲午战争和抗日战争。日本列岛南北狭长，缺乏自然资源，且处于环太平洋地震带上，国家福祉高度依赖海上贸易。与生俱来的地缘劣势，不但造就了日本人强烈的忧患与海洋意识，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零和思维。1927年的《田中奏折》说得最为直接：“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倘中国被我征服，则其他异族之民必畏我敬我而降我，是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二战结束后，作为美国“第一岛链”的北端防线，日本列岛、琉球群岛和太平洋上的其他外围岛礁对中国的海上安全构成了严峻挑战。进入21世纪，中日两国双边经济联系日益密切，文化交流更为频繁，但没有改变“竞争为主、合作为辅”的本质。日本正逐步放弃和平主义政策，不但屡屡插手台湾问题，甚至宣称拥有对钓鱼岛的主权。在东海划界问题上，日本也要求采用陆地间等距离中间线来划分中日两国之间的东海大陆架。迄今为止，日本都是美国治下的非正常国家。一方面，日本需要依赖美国恢复其世界大国的地位；另一方面，又极度渴望获得自由独立。从竞争的角度看，日本是中国走向海洋的一大障碍，是切断东海与黄海的手术刀；从合作的角度看，由于中日两国共用一条海上生命线，如果发挥得当，日本也有可能成为拱卫中国沿海的一道屏障。4 朝鲜半岛是一把切断俄罗斯远东利益以及对准中国或日本心脏的匕首作为从欧亚大陆伸出的三面环海的朝鲜半岛，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既可以成为走向海洋的通道，也可以是进攻大陆的跳板，因而自古以来就是大陆势力与海洋势力争夺的要冲地带，且始终关系着中日俄三国的利益。历史上，中日俄三国在朝鲜半岛进行过数次大规模战争，从唐日白江口之战开始，到万历朝鲜战争，再到近代的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再到新中国的抗美援朝，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一直影响着周边国家的安全与利益。形象地说，朝鲜半岛就是一把切断俄罗斯远东利益以及对准中国或日本心脏的匕首，就看它握在谁的手里。从中国的角度出发，朝鲜半岛与中国的战略要地东北毗连，与华北、华中隔海相望。仔细观察东北亚的地图就会发现，任何出入拱卫京畿的渤海海上交通线都要经过朝鲜周边的海域。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朝鲜扼守着渤海和黄海的分界线，与山东半岛之间最近距离只有150英里，与辽东半岛之间最近距离只有80海里。南面韩国控制下的济州岛地处对马海峡、黄海和东海的交汇处，战略价值相当突出。显然，中国海上交通线在朝鲜半岛面前暴露无遗。在北方，青岛是北海舰队机关所在地和重要军港；天津是面向北京地区进行商业与资源运输的门户；大连拥有规模浩大的造船厂，而周边的旅顺也是中国重要军港之一。上述港口都与朝鲜半岛隔海相望，一旦朝鲜半岛建立亲西方政权并部署一支规模中等的海空部队，就可以很容易对出入渤海的军民进行拦截、袭扰和监控。所谓“海洋战略”，不是关于海洋的战略，而是从国家发展层面来思考海洋的问题。历史上的海洋强国都会根据国家发展需要结合本国的政治与地缘战略条件来制定自己的海洋战略。从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中国向世界敞开大门，中国人逐渐开始重视海洋。概括起来，中国的海洋战略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策略是一种现实的对策，而战略是一种未来的思考。在海洋问题上，作为一个海洋大国，中国过去的战略被动性主要体现在，只有被动的海洋策略，而没有主动的海洋战略。当海洋环境污染、渔业资源衰竭、岛屿主权争端等等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才能切实感受到海洋问题的存在及其重要性。于是乎，匆匆应对、盲目应对、急功近利的现象就比较严重。形成这种状态的主要原因有二。第一：我们对海洋的关注还处在理论上的应该，而没有进入现实中的需要。对海洋的认识是模糊的，对海洋的意义是遥远的。第二：综合国力。“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一种有限综合国力下的策略行为。它为我国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争取到了稳定的周边环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和平解决领土争端的新思路。更为重要的是，它为我国的海洋策略过渡到海洋战略做了积极的尝试与坚实的铺垫。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海洋战略也逐渐从单一的经济层面扩展到系统的社会发展。200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应重视海洋资源开发与保护”的政策；2006年的“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提出了“促进海洋经济发展”的要求；2011年的“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指出要“坚持陆海统筹，制定和实施海洋发展战略，提高海洋开发、控制、综合管理能力” ；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我国是海洋大国，要编制实施海洋战略规划，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提高海洋科技水平，强化海洋综合管理，加强海上力量建设，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妥善处理海上纠纷，积极拓展双边和多边海洋合作，向海洋强国的目标迈进。”这些文件为我国海洋战略的制定和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可靠的理论支持。中国的海洋战略既要立足现实，也要面向未来。“现实”就是策略选择，“未来”就是战略考虑。现实是未来的显现，策略是战略的配合。从现实的角度来说，我国周边存在着相当多的海洋问题，非常棘手，也非常迫切；从未来的角度来说，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建设海洋强国的磨刀石，都是锻造中华民族海洋精神的炼丹炉。来自海洋的挑战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要把每一次现实都当成改变未来的机遇。
三、海洋问题既是未来问题，更是理念问题
当历史的包袱、现实的无奈、未来的希望，与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同时指向大海的时候，我们更应当沉心静气，谋定而后动。过去，海洋战略的失误之处就在于主题空洞、笼统宽泛、言之无物，现在社会的发展却需要具体，因而必须对海洋战略进行具体解构，落到实处，否则任何战略都会陷入空想与失败。海洋问题既是未来问题，更是理念问题。国家需要具有时代性和历史高度的海洋战略，更需要适应现实形势和应对未来发展的海洋理念，以实现建设一个海洋强国的目标。十九大报告指出，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21世纪本来就是一个海洋世纪、海洋时代。所以，海洋思想是时代思想。但是，海洋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面，在社会主义思想方面，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系列当中，几乎是崭新的。海洋思想的发展，我给它概括为五个阶段。第一是海洋策略思想，第二是海洋战略思想，第三是海洋经略思想，第四是海洋方略思想，第五是海洋谋略思想。此内涵的核心在“策略”。“策略”的机理在刺激、激将、激励和鼓励。它主要是对应一个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的态势上我们将采取的方式和方法，以达到一个发力、发挥和发展海洋的目的。它的作用是一种引导，站在时代前面的引导，引导人们和社会朝着发展海洋的方向挺进。由此要区分开，海洋政策与海洋法律的不同:海洋政策更多的是一种激励和鼓励，需要的是一种只要是你做了对海洋开发和利用有益的事你就能得到政府的政策和资金支持的状态。此内涵的核心在“战略”。“战略”历来与“战争”有关。而“战争”又与争议、争端、争斗和争夺有关。它虽然是一种最后通过武力来解决问题并取得胜利的谋略，但更重视一种长远和持久的甚至不为一般人所理解的思考和布局。国际上至今所有的争议、争端、争斗和争夺一般都是以“战争”能否取胜为标志的。它往往又是一个国家强大的典型标志。所以，我们要在海洋问题上有话语权，就必须发展军事、军备和军人。要随时准备在海上打仗，打海上仗。此内涵的核心在“经略”。“经略”的机点在“忽略”和“疏漏”上，是指对“海洋”不仅要有笼统的主权意识，而且还要有经营不曾被人注意的地方的思路。其实，从整个人类看，海洋还是陌生的，还有很多甚至甚多的方面都是处女地。但现实的人所注重的往往都是已经被人注重的方面。它从而形成了一种”热得很热，冷得很冷”的两极状态。而“经略海洋”的思维首先在于要尽快和尽早地发现这些被至今的人们所忽略的海洋资源。此内涵的核心在“方略”。“方略”的机理在“整体性”上。它强调“方略海洋”在具体做法上要注重其整体性、系统性和连续性。它不仅往往具有集以上三点即“谋略性”、“战略性”和“策略性”为一体的特征，而且还具有把“海洋哲学”“海洋科学”“海洋技术” “海洋艺术”和“海洋智慧”为一体的特性。它的基础既是一种整体的和综合的思维方式，也是一种细致的和技术的思维方式，还是一种历史和现实思维相结合的方式。它一般体现在一种经过周密思考后的“海洋布局”的措施上。此内涵的核心在“谋略”上。“谋略”注重的是一种对 “思维”和“智力”的强调、提高和完善。它特别注重要以“思维的角度”取胜。它对应的是一种“实力的角度”。同时，它还要求，要谋全局。“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城”，“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要特别注重和处理好大局与小局、长远与眼前的关系问题，从而来寻求最优的理念和最可持续的发展。（二）持久战与速决战相结合是中国海洋战略的基本方针“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今天的中国不但要在全局上面临来自霸权国家的严重威胁，同时也要在地区上处理周边国家带来的各种挑战，真可谓“剪不断、理还乱，是烦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树立多个敌人。在每一阶段中，要抓住主要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去对付主要敌人，以求得本阶段的发展，并为下一阶段做好准备。从整体上看，无论是海洋经济、海洋科技、海军实力还是海洋意识等基本方面，我们与世界海洋强国相比，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因而决定了中国的海洋事业必然是一场“战略的持久战”。从局部上看，在经济总量、资源投入、建设速度等突出方面，我们与之相比，又存在着明显的优势，因而也决定了中国的海洋事业同时是一场“战役的速决战”。“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基本态势，虽因我们建设海洋强国的坚强决心和执行力度而有所改变，但情况并没有立即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们依然处于劣势一方。我们的优势一时间也不可能发展到足以补充其弱的因素之必要的程度，敌之劣势也没有很快发展到足以抵消其强的因素之必要的程度。现时仍然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守”阶段。一定会有更多试探我们底线的矛盾发生，也一定会有更大考验我们抗压能力的事件在不远处恭候。我们所面临的海上争端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严峻。因此“战略相持的平衡阶段”不会很快出现。相反，在今后的一定时期内，我们依然会面临较大的被动，“敌”仍旧会获得一定程度上的主动。但不会出现敌我全胜或全败的局面。原因有三。第一，“敌强我弱”的基本态势本来就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敌”是相对的强，我是相对的弱；“敌”是相对的主动，我是相对的被动。第二，由于我们建设海洋强国的决心和力度，更加造成了这种相对的形势。尽管“敌”之不利因素没有立即发生作用，抵消到足以破坏其优势的必要程度，但确确实实在削弱；我之有利因素也没有立即发生作用，发展到足以增强其优势的必要程度，但又的的确确在上升。第三，形势是不断变化的。敌我双方都会在长期的拉锯战中经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只要我们能灵活机动，适应变化，必能继续发展出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战略态势。“敌强我弱”，确实有失败的危险。但敌有其劣势，我也有其优势。因此客观来说，胜利和失败的可能性同时存在。我之优势可因坚持不懈的努力而得到加强，劣势也可因坚持不懈的努力而最终克服；敌之优势可因我之努力而不断削弱，敌之劣势也可因我之努力而持续扩大。我们必须为最后的胜利而不懈努力，条件多具备一分，早具备一日，胜利的把握就多一分，胜利的时间就早一日。虽然目前“敌我悬殊”较大，但各种有利因素配合主动战略，相持阶段必然到来。这时候的“敌人”由于其肩负的“全球责任”和力量的相对不足，不会在各条战线上全面出击，只会在一定限度上重点进攻，并倾尽全力保护其既得利益，巩固其已占区域。同时配以较大的宣传攻势，并建立多个相关利益集团，大造声势。南海和台湾由于其突出的地理位置和战略价值，必然会成为“主要战场”。在南海，“敌”会不遗余力地策动各方加入对海权的争夺战中；在台湾，则会着手塑造其分裂观和价值观，建立“伪政府”从而据其为己之所有。我们相当清醒的认识到：这一阶段，是最难熬最残酷的阶段，但同时也是发生质变的阶段。一方面，中国的海上压力较之过去将更加严重，甚至爆发新的冲突。另一方面，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将达到一个新的平衡。是胜利还是失败，不取决于我们在第一阶段丢掉多少主动，而在于所有国人的共同努力程度。战略相持阶段，从表面上看是敌我双方力量的最大消耗阶段，但实际上是双方在精神信仰上的比拼。中国需要更大的战略耐心和信心，“反攻阶段”才会真正到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解决海洋主权争端，主要依靠中国人自己在前期和现在所积蓄的力量，但也要适时运用有利的国际形势和国际力量。因此外交工作必然是任务艰巨。“反攻阶段”是“持久战”的最后阶段，中国人在长期残酷的考验中，必然能够锻造出自强不息、积极进取的海洋精神品格。持久战的长期性和严峻性是确定了的，但到底要经过多少时间、到底会有多么复杂，谁也无法预料。这个完全要看敌我双方力量的根本变化。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我所能去增加自己的力量、消耗敌人的力量。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具体来说，就是“实干兴邦”。惟有致力于全民族海洋意识的提高、海洋科技的提升、建设速度的加快等等，才能真正缩短持久战的时间。坐着不动，空谈误国，最终只有被消灭。在“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守阶段”中，我方会呈现出两种变化。第一种是向下的变化，经过持久战的消耗，国家资源会有所损失，主要是在量的方面。第二种是向上的变化，国民海洋意识的提升、海洋科技的进步、海军建设的强大等等，主要是在质的方面。这种质变就提供了持久战最终胜利的依据。“敌方阵营”中，也有两种变化。第一种是向下的变化，力量的分散、贸易的萎缩、国内人民的不满、国际舆论的谴责等等。然而也要充分估计到“敌”向上的变化。那就是他占领了一些岛礁，获得了一定资源，完成了一些部署。这些向上的变化由于我们建设海洋强国的坚强决心与执行力度，因而只能是暂时的和局部的。在“战略相持的平衡阶段”中，敌我双方的基本态势将继续变化。“敌”由于力量的继续分散、建设速度的不快等等原因，将继续其向下的变化。而我则由于资源不断的投入、国民海洋意识的不断上升、处理海洋争端的经验不断积累，将继续向上的变化。这个阶段或许会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但同时也是敌我双方力量发生巨变的关键时期。中国必将滑出劣势，进入平衡状态，并大体上做好“战略反攻”的准备。由于各地区社会发展存在不平衡的状态，因此不会同时出现全面反攻的局势，相反会在某个关键点上集中突破。在此阶段中，“敌”分化削弱中国的图谋不会减弱，我们所面临的压力更大，各地区的协同与配合将是严峻的考验，务必不能使战略反攻半途而废。以上就是中国海洋战略发展的全过程。中国从劣势到平衡再到优势，从防守到相持再到反攻，是必然的趋势。持久战是基本特征，但还不是具体方略。只有在持久中进行速决，才能将其落到实处，否则必然陷入空想与失败。持久战并不意味着对眼前的问题和困难视而不见，一门心思搞建设、一心一意求发展，期待整体实力到达之后再统一解决。相反，面对日益复杂的具体争端，中国要积极主动快速的作出应对，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敌”目前虽然处于“战略上的进攻”状态，但具体到某个事件，我们依然可以调集充足的资源，“以多兵打少兵”，完成从整体劣势到局部优势的过渡与转变。因此我们所要考虑的并不是短时期内在全面的斗争中获胜，而是做好持久战的准备，同时尽快建立、维持和发挥局部优势。通过变整体劣势为局部优势，再加上局部优势的不断作用，积小胜为大胜，从而达到改变整体战略格局的目标。整体上的对峙要有足够的战略耐心和定力，厚积薄发；局部上的争端要主动迅速的作出应对，以免错过和平崛起的大好时机，造成国家资源不必要的更大消耗。这就是战略的持久战，战役的速决战。两者相反相成，相互配合，才能相得益彰。确定海洋战略的基本要点所依据的是地理位置和行业目前、未来的发展趋势对中国海洋事业所发挥作用及其重要程度。位于沿海经济带与长江沿岸经济带交汇处、全国海岸线中部的浙江舟山群岛，拥有着得天独厚的位置资源、深水岸线资源和群岛资源，理应成为中国海洋战略发展的重点地域。2011年3月14日，舟山群岛新区正式写入全国十二五规划，规划瞄准新加坡、香港等世界一流港口城市，要拉动整个长江流域经济。2011年6月30日，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浙江舟山群岛新区，舟山成为中国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重庆两江新区后又一个国家重量级新区。发展目标已经确定，到达路径可以商榷。无论是将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放在“现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背景下，还是全国整体海洋战略的考量中，去满足地方乃至国家的发展需求，我们都应该立足现实，展望未来。新区，关键是新在它的发展思维和理念。舟山最大的资源是什么？海，被污染的海。舟山最大的短板在哪里？乡村，岛上的乡村。所以舟山要发展，首先要从这个最大的资源开始做起，从最大的短板开始做起，打好基础，做好基本功，变害为利，这才是新的思维和理念。进入“海洋世纪”第二个十年后，人们对 “海洋”的认知与理解已不再是单一的“地理概念”，而是具备了新的“历史概念”、“现实概念”和“未来概念”等等在内的“综合概念”了。从《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出版开始，人类对“海权”的探索就再也没有停止。海权发展到今天，大致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第一是海洋权力阶段，通过主张建立强大的海军实现对海洋的控制权力。第二是海洋权利阶段，提倡向海洋进军是各国实现其权利的途径和手段。第三是海洋权益阶段，海洋权益首先属于国家的主权范畴，它是国家领土向海洋延伸形成的权利。其次是指国家在海洋上所获得的利益。不仅有着深刻的法理意义，而且还有极强的实践性。在海权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如何解读并发展马汉海权论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战略问题。因其特殊的影响力，从诞生至今便不乏追随者，世界上所有的海洋强国无一例外，都会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和本国的具体国情来解读马汉的海权理论，制定自己的海洋战略。最突出的案例便是德意志帝国与大日本帝国，两国都深受其思想的熏陶，又最终都走上了通过战争争夺海权的不归路。因此就很有必要重温马汉理论的重要论点。马汉认为海权既是地理决定的必然，也是国际关系的必然。他提出了“国家海权的六大要素”，即地理位置、地形特征、疆域大小、人口多寡、国民性和政府的政策。这些是海洋强国所必备的要素。国家的繁荣与富强维系于海洋；海权的执行既包括平时发展贸易创造财富，也包括战时运用海军控制海洋。中国当然不可能步德国和日本的后尘，制定马汉式的海军战略，从而陷入与强大对手的地缘竞争中无法自拔。但我们也要清醒的认识到，如果不能从“战争”角度去思考海洋，那么我们最终会“被战争”而失去海洋。我们研究马汉的理论，是为了有效防御来自海上可能的侵略，维护国家合法的海洋权益。因此如何掌握海洋战略的基本原则，使之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是当务之急。第一，中国快速增长的海上贸易必将带来海权的进一步振兴。这是与历史上所有海洋强国都相同的。第二，发展海上贸易所面临的地理局限也将成为中国关注的焦点，进而产生控制海上交通线关键部位和节点的要求。第三，经济利益的驱动与国内政治的发展将进一步促使中国从多个维度去全面、客观的解读马汉的海权论。毫无疑问，海洋时代是一个需要大量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的时代。“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进入“海洋世纪”第二个十年后，随着人类不断走向远洋，走向深海，对于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的需求也在大幅度提升。2016年，中国正式发布了《船舶工业深化结构调整加快转型升级行动计划（2016～2020年）》，当中明确指出“船舶工业是为国民经济及国防建设提供技术装备的现代综合性和军民结合战略性产业，是国家实施海洋强国和制造强国战略的重要支撑。”2017年，《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持续健康发展行动计划（2017～2020年》也相继发布，“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是《中国制造2025》确定的重点领域之一，是国家实施海洋强国战略的重要基础和支撑。”这些文件的发布为深化发展造船业和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不但指明了方向，也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进入“海洋世纪”第三个十年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海洋问题越来越多，也愈演愈烈，并逐渐呈现出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趋势。因而海洋战略也不应等同于之前的海洋战略。中国的海洋事业前无古人、囊括万象，既包含历史，也面临现实；不但立足基础，也面向发展；不仅着眼未来，更注重理念。
（作者：陈国强，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来源：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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