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是《大国是怎样崛起的》一书的作者、军事科学院研究室副主任张国君同志的讲课稿。中国军事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博士生导师查金路曾撰文评价：“当读完《大国是怎样崛起的》之后，在我心灵深处产生了不小的震撼，既震撼于他敢于选择如此重大的战略问题特立独行地开展研究并提出了一系列的真知灼见，又震撼于他在职务内工作任务十分繁重的情况下写出了极具特色的理论专著，更震撼于他坦率直言，实话实说，道出了许多令人振聋发聩的话语……”因篇幅限制，本文分三篇发表。此为下篇。
（5）理性看待世界和中国
为什么要讲理性看待世界和中国呢？因为，我感觉，最近有很多人越来越不够理性。自私、孤芳自赏的很！着急、心浮气躁的很！总是把个人利益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不讲为国家付出，只求国家照顾。过激地看待别人，过激地看待一切事物。总是埋怨政府和军队太软弱，埋怨社会不公正、不公平。动不动就开“骂”，动不动就喊“打”。可从来不想自己为国家、为社会的公平公正做了多少事、付出了多少努力？有的老百姓骂，有的当官的也骂；小官骂，大官也骂。尤其是在喊“打”的人中，有些根本不知道真正的敌人是谁？怎么打？用什么打？在哪里打？能不能打赢，胜败的结局如何？有的甚至曲解国家政策，把局部问题无限放大，自己又拿不出切实有效的对策。这种现象若继续蔓延，是很危险的！
托尔斯泰曾经说过：“清醒而严谨的理智是最神圣的东西，是万宝中之至宝。”“理智”的反义词是什么？是“冲动”啊！冲动会导致什么？难道大家不清楚吗？2011年1月，英国学者罗伯特·萨缪尔森曾告诫说：“中国应当谨慎地不要陷入幻觉，因为经济动力和战略冲动不等同于实际能力。自信的中国需要小心前行，心怀叵测的美国也要谨慎行事，避免因怨恨扯进恶性循环。”老萨所指的“恶性循环”，就是人们常说的“修昔底德陷阱”。这个“陷阱”，就是指新崛起的大国必然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回应这种威胁，最终导致战争。德国、日本的教训，我们不能不吸取。当然，
我所说的理性，不是要大家在邪恶势力面前服软，更不是要大家在敌人面前服输，而是要识大体、顾大局，认清自己的位置，多考虑国家利益，多考虑长远发展，只有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首先，要理性看待国际环境。为什么要理性看待国际环境？因为，中国既是中国人民的，也是世界的。世界不只是中国的，而是世界人民的。农民种地要看季节、看气候，邻里相处也要注意一下影响，更何况国家发展呢？如果你不顾别人的感受，别人也不会顾你的感受。这样，矛盾就会越积越多、越积越深。中国人常说，既要低头拉车，还要抬头看路。路在哪都搞不清楚，何谈光明前程？清朝为什么会灭亡？因为当时的统治者不解国际大势，盲目自大。结果别人都用飞机、大炮了，他还在用大刀长矛。别人都打到门口了，他还坐在皇宫里摆谱，这样的国家能不灭亡吗？
只有理性看待世界，才能准确找到本国的位置。中国的人才、技术、体制、安全和战略等五大要素，与现存大国相比，存在多大优势？我们自己心里很清楚，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有多大？相互比一比，看一看，更清楚。所以，我们不要理会那些“炒作”，凡是过分“炒作”的东西，虚假的成分都比较大。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前途预测复杂多变。有的炒作中国崛起，有的炒作中国崩溃，两种观点截然相反。难道还没有引起我们的警觉？这些人的目的何在？分明是在混淆视听嘛。他们就是要通过这种炒作，让我们国人找不到“准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所以。越是别炒作的时候，我们越要保持清醒，越要理性，越不能跟着瞎起哄。
毛泽东同志早就告诫我们：“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朋友？这个问题革命的首要问题。”和平时期，敌人可能会时隐时现，不好判定。但有一点很好分明，
谁想置我们于死地，谁就是最大的敌人。谁想看到我们有更好地发展，谁就是好朋友。对敌人不能有丝毫的放松，对朋友要诚心诚意地合作。环顾四周，真正的敌人仍虎视眈眈，真正朋友则无能为力。所以，在这种情况，自我“炒作”，只能是引火烧身，得不偿失。
其次，要理性看待我们的发展基础。我们常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一个人发展的基础是什么？一个国家的发展基础是什么？我们平时总是讲，
识人要看人品，看本质。识国，看什么？我觉得，是看国品、看实力。这个实力既包括战略实力，也包括战术实力。我始终认为，表象总归是表象，不能用表象代替实质。谁敢说一个穿着高档、打扮漂亮并且开着豪车的人就一定有好的发展？谁敢说一个交通发达、高楼林立的国家就一定能够崛起？我看谁也不敢说。
改革30多年来，我们的国家的确发展比较快。基础设施建设有了显著进步，人民的生活也得到了较大改善。但我们必须看到，我们的国家毕竟有13亿人口，不仅人们的生产生活环境存在千差万别，而且综合素质、思维方式也不尽相同，国民的综合素质仍需进一步提高。今年北京举办纪念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在看台上就座的人，素质不低吧？可是，阅兵结束后国内各大媒体看台上留下的还是一片狼藉。另外，近几年，国内许多城市举行反日游行，看看游行场面，警察比游行人数相差无几。再看看日本的反安保法游行，满大街游行队伍，却不见几个警察，结果还是平安无事，这就是素质反差。再看看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支柱产业，有多少是自创的，是世界顶级的？有多少个行业、企业能支撑国家崛起？再说，目前我们仍有近五分之一的县是贫困县，那里许多农民还在以吃低保为生，行路难、看病难、上学难等最基本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由此可见，我们距离国家崛起还有多远？
我讲这些，不是要给大家的泼冷水，而是要让大家头脑时刻保持清醒，时刻做到心中有数。毛泽东同志说过，“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更何况我们还没有骄傲的资本呢？一个人可以靠炒作出名，而一个国家不能靠炒作崛起。实践证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不光是物质的现代化，更重要的是思想现代化。正如：欧洲联盟的创始人、法国思想家让·莫内先生所说：“先要有现代化的思想，而后才有现代化的物质。”
我们在看待一个国家时，也不能光看它的物质生活有多丰富，更重要的是看这个国家的国民思想素质先进不先进。
而思想素质先进不先进，不光是体现在口头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行动上，一味的埋怨和牢骚是无济于事的。我相信一句话，改变不了别人，改变自己还是可以的。如果有权人都不受贿，行贿就不会有市场。如果大家都凭素质能力做事，社会就会越来越公正。如果大家都站在国家的角度上想问题、办事情，国家就形成了“一盘棋”。如果13亿人拧成了一股绳，“中国梦”就好实现了。
（6）实现“中国梦”需要大思维、大手笔
2012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国梦”。实际上就是要告诉世人，当今世界有“美国梦”，同样也可以有“中国梦”。早在盛唐时期，世界上就有许多仁人志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学习中华文化，有的甚至担任政府要职。据孙光宪的《北梦琐言》记载，“唐自大中至咸通，白中令入拜相，次毕相诚，曹相确，罗相劭，权使相也，继升岩廊。崔相慎曰：‘近日中书，尽是蕃人。’蕃人，盖以毕白曹罗为蕃姓也。”这说明，那个时候，在中国生活或为官的外国人已不是少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把中国建成令世人向往的中国，令世人纷至沓来的中国。可见，这个“中国梦”，既是富强之梦，也是幸福之梦，还是和平友好之梦；既是中华民族的梦，也是世界人民的梦！
那么，
靠谁来实现“中国梦”？怎么干才能实现“中国梦”呢？我看不能单靠某一个人，而是靠整个中华民族，靠正确的发展理念，靠全面创新！为什么是创新呢？因为，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后，一切事物的发展都进入了快车道，人们求新、求变的意识特别强，谁不创新，谁不会创新，谁就要落伍。
一是理念创新，营造活力四射的人文环境。
理念，既可以说是人们共同认可的理想信念，也可以说是人们的精神追求。事实证明，正确的理念能引导人们不断发展壮大，而错误的理念则会把人们引向万丈深渊，甚至灭亡。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理念既是凝聚人心的“粘合剂”，也是推动国家持续发展的“强行针”。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我们特别需要培植以下三种理念：其核心是个“合”字！
一个是联合发展的理念。人类社会从独处到群聚，经历了漫长的拼杀历程。在这个充满血腥的历程中，人们开始逐步摆脱“唯我”，向共同信仰、共同价值观、共同理想信念迈进。可以断定，孤独求拜式的发展终将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则是联合发展模式。这个联合，不仅需要人与人之间的联合，更需要企业与企业、集团与集团、国家与国家等更大范围的联合。
比尔·盖茨为什么能成为世界首富？因为，他做了一项让世界人民联合起来的基础性工作。也就是说，将来谁能在促进人类大联合上有所作为，谁就能获得与之相应的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既需要13亿中国人的联合，也需要与世界其它几十亿人的联合。鼠目寸光者，难出大思路，自私自利者，也难有大发展。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讲究“纳百川方成江河，汇溪水才见洪流。”小农意识、小农生产模式不除，就很难实现“中国梦”。因此，在实现“中国梦”征途中，13亿中国人必须学会联合、精于联合，只有真正联合起来，才能消除资源浪费和恶性竞争。只有真正联合起来，才能集智聚能、形成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巨大动力。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同志提出“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近来习近平主席反复强调“打造亚洲命运共同体”，并创建亚投行，建设“一带一路”，就是要把亚洲和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合作共赢，共同发展。这才是先进的发展理念，这才是人间正道。
另一个是合力攻坚的理念。前途是光明了，道路是曲折的。新事物必将代替旧事物，是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规律。然而，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过程，往往又是曲折和痛苦的过程。尤其在人们普遍受传统思想所困扰的情况下，新生事物的发展遭到的排挤和打压就更大。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刚刚诞生时，受到了全世界资产阶级的抵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苏联社会主义就差一点被剿灭在摇篮里。如今，全世界信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人越来越多。我们有许多学者到欧洲访问，感到欧洲有些国家比我们更像社会主义国家。许多到中国学习的外国学者说，过去我们总是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毒蛇猛兽，到了中国才觉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如此美好。有的还说，我们宁愿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也不要资本主义。有的甚至呼吁，应该由中国来统治世界！
当然，在聆听这些赞美声的同时，还要看到我们的不足。我在国防大学防务学院与外籍学员交流时告诉他们，我们的国家发展也不平衡，身在西部山区的农民生活仍然很艰苦。但我们的国家有信心有能力在2020年前后，让他们过上小康生活。最近，我专程对云、贵、川三省的贫困县进行了走访，发现这些地区的确非常封闭，当地的农民深受传统观念、小农意识的束缚，困守荒山，各自为战，给当地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阻力。为此，我专门给《人民日报内参》写了一篇《国家扶贫工作到了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时候了》的文章，建议中央举全国之力，从思想、组织、科技等方面，对这些贫困地区进行综合帮扶。只有这样，才能彻底转变山区农民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才能实现习近平主席“四个全面”的战略部署。
再一个是合作共赢的理念。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是出自西方的名言。中国人常讲：真正的朋友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始终相信：“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无论是人与人还是国与国合作共事，都应坚持共赢的原则。总想“自己沾便宜，让别人吃亏”的做法，是典型的“小算盘”。这样的人，不仅交不到真朋友，更不可能有大发展。
毛泽东时代，我们勒紧裤腰带援助第三世界国家，有人说是得不偿失。最近，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减免一些贫穷国家的无息贷款，并设立1000万美元的基金帮助落后国家培训妇女，又有人说三道四，我看这就是短视的表现。试想，没有毛泽东时代的援助，第三世界国家能在联合国一边倒地支持中国吗？如今，现存大国反复炒作中国崛起论、中国威胁论，目的就是想让大家提防中国、仇视中国吗？我们要争取世界广大人民的支持，不付出一点行吗？人家凭什么支持你？国民党为什么失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得中国？试想没有当初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不计得失、无私奉献，哪有全国各族人民的支持，哪有今天的政权。所以说，我们眼光一定要放远一些，放宽一些，胸怀世界，才能赢得世界。
在纪念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上，习近平主席振臂高呼：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共同理念。未来我们就是要通过伸张正义、团结广大民众、维护世界和平、实现“中国梦”！事实证明，只有坚持平等相待、合作共赢，才能有效维护世界和平。我们就是要通过伸张正义、打击歪风邪气，维护中华民族的正义形象，培育中华优秀文化的升级版，进而赢得全世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二是体制创新，全面调动13亿中国人的积极性。
一个国家就像一台机器，人就是组成这台机器的各个部件，体制就是这台机器的结构。同样的部件，结构不同，组装成的机器性能也不一样。要想让机器的性更高，就必须把各部件的性能发挥到极至。如果把奔驰车的发动机装在手扶拖拉机上，不仅发挥不了它原有的性能，而且还会起反作用。可见，用好人，才是国家发展的第一要务。13亿人是我们优势，我们要利用好这个优势，就必须全面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体制创新，关键是要消除各行各业中的“潜规则”，而且更重要的是用人上的“潜规则”。
首先，要进一步完善用人机制。唐太宗利用道家思想治国平天下，他广开言路、任人廉能、知人善用，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并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贞观”，就是“以正道示人”的意思。京剧《画龙点晴》，就是讲述唐太宗李世民破格用马周的故事。马周本来是中朗将常何家的门客。公元629年，也就是贞观三年，全国大旱，老百姓颗粒无收。唐太宗非常着急，召集百官商讨对策。其中常何呈上了一篇奏文，提出二十多条建议，并且条条在理。唐太宗看后，不禁拍案叫好。可又想，常何是一员武将，不会有如此文笔妙策。细问后，才知是他的门客马周所写。于是，唐太宗立即宣诏，连夜请马周进宫商谈国事。通过交谈，发现马周的确是个大才，于是立即任马周为监察御史，并奖励常何上等好绢三百匹，以表彰他为国家推荐栋梁之材有功。后来，马周又升任中书令（相当于宰相）。唐代诗人李贺有一首诗《致酒行》，记述了唐太宗用马周这件事：其中四句是：吾闻马周昔作新丰客，天荒地老无人识。空将笺上两行书，直犯龙颜请恩泽。正是因为唐太宗视才如宝，才形成了唐朝人才济济、文武兼备的局面。
时于今日，虽然人事档案不断健全和完善，但各种虚假现象也应运而生。加之，不正确的选人用人观，使许多人才望洋兴叹，甚至流失。上个世纪90年代，社会上曾流传一个顺口溜：“年龄是个宝，文凭少不了，关系最重要，能力做参考。”由此，改年龄、捞学历、拉关系、走后门之风盛行。学历提高了，能力却不见长。关系网多了，腐败问题也严重了。如此状况，能用多少真才实学的人呢？完善用人机制，就是要把真正的人才选出来、用起来。切实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现在看，官员的“铁饭碗”必须打破，普及“聘任制”和“职务奖励制度”势在必行！目的就要在选准用好人才的同时，不要让真正的人才有后顾之忧。
其次，要进一步完善责任机制。目前，我们的用人机制存在的最大问题，是责任不清。用对人不是功绩，用错人也不承担责任。更糟糕的是，被用的人也没有明晰的责任。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会干的不如会说的，能干的不如能送的。有的干部，在这个岗位上不称职，换一个岗位继续干，有的甚至“带病”提拔。反正职务越高，身边的服务人员越多，官就越好当。
解决这一问题根本途径是完善“两个责任制”：一个是选才、荐才责任制。推荐人和主要考核人，必须对任用对象在任本职期间的表现负责，被任用对象在任本职期间，出现了不称职或违法乱纪行为，推荐人和主要考核人要承担连带责任。另一个是岗位职务责任制。全面明确岗位职责和履职要求，最大限度地扩大选用范围，非特殊岗位，一律实行公平、公正、公开的选用方式，确保被任用人的才能与岗位职责相匹配。
再次，进一步完善监督机制。建立专门的干部任职监察机构（或由上级纪检监察部门负责），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干部履职情况进行考察评估，对不称职的及时进行撤换，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尤其对干部任用过程中的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现象，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切实刹住用人上的不正之风。
三是科技创新，打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支柱产业。
科技既是智慧的象征，也是财富的象征，更是速度的象征。实现“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雄心壮志，离不开科学技术。同样，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新形势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更需要先进的科学技术。建设“科技中国”，是我们实现“中国梦”最佳选项。我们的科技越发达，实现“中国梦”的机率和速度就越高、越快。如何打造“科技中国”呢？
一方面，是加大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全面营造科技创新氛围，真正形成全民学科技、懂科技、用科技、积极开展科技创新的文化环境。实践证明，单靠贴牌生产和仿造，既不利于形成拳头产品，更不利于国家的长远发展，相反还会中伤首创人员的积极性，助长“不学而获、坐享其成”的不良社会风气。因此，重奖科技项目首创人员，严厉打击盗版、侵权行为，大力开展全民科技知识教育和培训，是保护科技创新热情、营造科技创新文化、增强科技创新能力的前提和基础。
另一方面，是瞄准世界高精尖科技，重点培植有利于科技创新的学科专业，加大对科技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和培训力度，举全国之力打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品牌，为中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未来20～30年，中国既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力资源市场，也是最大的高中档商品消费市场。若能充分利用好这两个市场，不仅可以迅速提升我国的科技实力，而且能够保持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当务之急，是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选准先进科技发展项目，创建新型学科专业，提高科技研发经费，重点选拔和培养一批新型科技创新人才，进一步提高中高等教育和专业技能培训的科技含量，全面提高全民族的科技素质和创新能力。同时，对具有中华民族特色和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创新型企业，通过动员全国力量，在人才、资金、管理、销售等方面，给予重点保护。力争在未来20～50年，培植800～1000家世界级的高科技企业，为实现“中国梦”和中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四是教育创新，不断培养和壮大新型人才队伍。
一个国家获取人才的渠道有两个：一个是自己培养，一个是从外面“引进”。自己培养，主要是靠教育。所以说，人才优势来源于教育优势，教育兴则人才兴，人才兴则国家兴。历史上比较强大的国家，无一不是教育大国。普鲁士元帅毛奇曾自豪地讲，“普鲁士的胜利早在小学教师的讲台上就决定了。”19世纪初，普鲁士的国王威廉三世说，“就是因为穷困，所以要办教育，我从未听说过一个国家办教育办穷了，办亡国了。”今天，我们许多人仍羡慕德国的技术、德国人的精细和严谨，这正是德国教育带来的成果。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迅速由一个落后的、封闭的封建国家跻身于世界强国，也正是得益于其教育体系的全面改革和完善。正如日本前内阁总理大臣福田赳夫所说：“人是我国的财富，教育是国政的根本。”1962年，日本政府发表了《日本的成长和教育》白皮书，明确指出：“日本的强盛是世界上十分令人瞩目的一件事情。日本之所能够如此，教育的传播与发展是一个重要因素。”
教育创新与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一样，既要有模式的创新，也要有内容的创新。其中模式创新，就是要把“灌输式教育”变为“启发式教育”、把“分数第一”变为“创造能力第一”；把“单纯的课堂教育”变为“课堂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内容创新，就是把“重全面”变为“重基础”，把“重大学”变为“重全程”，把“重升学率”变为“重成才率”。
位居唐宋八大之首的韩愈在《师说》中指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其中，“传道”，即为传授做人之道、做事之道、发展之道。“授业”，就是授予学生最基本的生存技能。包括所需要的知识和运用方法等。“解惑”，就是解答学生遇到的所有疑难问题。这不仅仅是对老师们的基本要求，而且是开展教书育人的基础科目。
实现“中国梦”，需要的是诚实守信、遵纪守法、富有爱国心和责任感的知识青年，不需要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贪图享受的“啃老族”和幻想一夜成名的“追星族”。近年来，我们教育界总是喊改革、喊创新，不仅没有让教育一天天好起来，而且出现了许多乱象。师德沦丧、校园暴力、考试舞弊等现象层出不穷。现在看来，还是方向性错误。由于很多教育改革创新不是奔着培养人才去的，而是奔着“钱”和“权”去的。从幼儿教育到大学教育，除了收钱还是收钱。老师本应该是传道、授业、解惑的“灵魂工程师”，现在有些却变成了金钱的奴隶。有的老师不是把主要精力用在正常的学校教学上，而是私下办班收取高额学费。结果，把自己变成了商人。古人讲，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的失败，不仅仅是一代人两代人的失败，而关系到一个国家未来和民族的兴衰。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应该引起我们全社会的深思，应该成为我们教育创新的座右铭，应该成为我们所有学校的校训！
苏联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说过：“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它给予我们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已经把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这个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我认为，这就是对“人为什么要活着的”完整诠释。
（来源：昆仑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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