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正在成功地创立另一种全球领导模式，其意图是挑战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统治地位。上个月，面对美国的反对，由中国领衔、规模达千亿美元的亚投行正式启动，以满足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从事件背后可以看出，中国的势头正越积越强。亚投行将成为引领全球的金融机构，但美国却没有在其中扮演任何角色，这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几个月前，英国政府率先成为西方世界中首个发行人民币主权债券的国家，引爆热议：人民币最终是否会取代美元，成为最主要的全球储备货币？随后又发生了南海争议，这是中国在本地区抵消美国影响力的最新举动。
同时，中国经济的崛起被视为正在逐渐削弱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来自中国的信息很明确：对于自身的治理模式高度自信，并致力于在西方为首的新自由主义发展道路之外，追寻另一条路径。
目前为止，中国式道路对大部分人而言，很大程度上仍不够有说服力，尽管像越南和委内瑞拉那样的发展中国家里颇有拥趸。但西方有必要承认，在发展中世界民众的眼中，中国模式的吸引力正不断增强，尤其是当西方经济体自己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挣扎着复苏时。
当发展中国家将目光投向西方，他们看到的是选民愿景的幻灭、财政紧缩和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对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经济体而言，西方对自身未来的不确定放大了，甚至美化了中国的成功故事。如果越来越多的国家转向中国，学习经济发展的经验，将不会令人感到惊讶。
西方的反应迟缓而费力。主要经济体没有将金融危机作为反思的机会，没有确定经济体系中哪些环节已经失灵，而是将新自由主义视作唯一的前进道路，继续鼓吹。
不作为的结果威胁了民主的未来。西方在论战中正渐渐处于下风，而中国模式，尽管也存在着贫富差距扩大等现象，却在获得越来越多的信誉。发展中世界将中国视为领袖，认为它不会陷入选举政治的泥淖，可以制定长期的经济计划，并不中断地执行下去。
当中国经济对外部世界开放时，政府依然维持着对战略产业的高度控制，仅举三例：能源、电信和银行业。发展中世界看到了这类政府干预具有根本性的优势：商业和贸易可以被用来巩固政权，并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
正如美国记者约书亚·柯兰齐克（Joshua Kurlantzick）所言，当中国发现一个海外投资机会时，它能够要求国内的主要银行向该领域内的中国企业大幅增加贷款。他观察：“简单地讲，中国模式将商业视作提升国家利益的手段。”
相反，正在拉大的贫富差距导致许多人质疑西方模式的有效性。对于自身的价值观和社会的健康度、可持续性等，大量西方人正越来越不安。许多西方国家政府不愿意承认，目前的不平等已达到了相当深的程度，正在损害、而不是推动创新和企业家精神。
至少，西方需要承认新自由主义已经在过去的30多年内，对民主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战后婴儿潮时期，我们曾向机会更平等的社会迈进，但现在许多经济学家——不仅仅是极左翼的——都将这一道路的逆反，归咎于里根-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计划。
新自由主义已变得相当有害，在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鼓吹下，人们甚至相信，西方之所以能统治世界，是因为拥抱了小政府理念和私有化。实际上，经济历史学家罗伯特·艾伦（Robert Allen）和迈克尔·林德（Michael Lind）已经证明，不自由的市场和大政府的制度设计，不仅是东亚通向工业化，也是美国在19世纪初崛起的典型特征。
艾伦与林德认为，富裕国家只有在自己通过保护主义手段完成工业化后，才开始向穷国“布道”，宣扬自由市场（即削减保护新兴产业的关税）和缩小政府规模（即允许外国人收购经济体的重要部门）的必要性。
同样危险的是西方长期未破的迷思，认为中国迅猛增长的原因是改投新自由主义模式。这毫无疑问是错误的。
到目前为止，中国成功的原因是在自己的步调上改革，挑选、吸取了整个东亚地区——包括日本、新加坡和台湾地区发展模式中的元素，并将这些经验融入自己的国情中。事实上，发展中国模式的意图，正是要使它成为西方新自由主义弊病的解药。
所以，西方该如何应对非自由主义的中国模式？它在“布道”前，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向发展中世界，直率地证明自己过去和未来的发展道路。它必须更多地投资于教育，改善基础设施，以避免被中国超越并甩在身后。它必须收敛自己的傲气，承认可以从中国学到长期经济计划与市场干预的经验。缩小内部的贫富差距也是至关重要的，从而不让中国在单纯的经济发展方面继续得分。
西方还必须真正承认民主本身的脆弱性，才能意识到这一切的成败所系。正如以色列历史学家伊拉德·马尔金（Irad Malkin）所说：“民主在古代世界存在了大约200年，在现代世界已经存在了大约200年，除此之外，整个人类历史中就没有民主的位置了。寡头统治则总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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