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惠勤：我国意识形态制度自信的底气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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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惠勤：我国意识形态制度自信的底气
2021-07-29
【摘 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根本制度，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深入阐发以增强制度自信。文章针对西方将我国坚持马克思主义诬称为“洗脑”的谬论，从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要求以及现代国家执政党治国理政的通则方面、从走出今天的经济全球化困境，推进当代人类文明进步的需要方面、从遵循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规律，为繁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奠基方面等，阐明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制度化的重大意义。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已经被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1]，这是遵循共产党执政规律作出的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天，进一步从思想上提升对于这一根本制度的认识，增强对于我国意识形态制度的自信，使之不断巩固完善，十分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要求，也符合现代国家执政党治国理政的通则。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任何统治阶级，都必须同时掌控社会的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和精神生产资料生产，否则将会政权不保。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物质生产活动不仅是物质生产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不仅为执政提供物质支持和硬实力基础，而且是生产关系和物质交往活动的生产和再生产，因而是现行社会经济关系和统治关系的维系过程，是执政的社会基础打造。而精神生产不仅是社会精神文化活动的生产和再生产，为执政提供文化支持和软实力基础，而且是社会价值共识和思想道德规范的生产和再生产，是构建执政的道义基础，因而是思想统治关系的维系过程。这就是说，统治关系是全面的，必须贯彻到一切社会领域，思想领域决不会例外。统治阶级必须“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因而“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2]98-99调节思想的生产和分配，就必须掌握媒体、学校、教堂、社会组织等意识形态阵地及其相关从业人员，在根本统治关系上形成共识，并作为“普遍观念”加以确立。不难发现，尽管形式上有差别，但从实质上看，掌握社会的精神生产过程，建立强大的主流意识形态，是现代社会执政党都必须遵循的执政规律。西方一方面自我标榜“新闻自由”，另一方面又诬蔑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洗脑”。这是一个谎言的两面，充分暴露了其虚伪和蛮横。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而言，掌握精神生产的特殊性在于“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3]。由于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不是仅解放自身，而且是消灭阶级、解放全人类的高度自觉自为，又由于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革命是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条件下发动的，工人阶级在现存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活动中毫无发言权。事实证明，立足资本主义社会，仅凭“受苦受难”去控诉资本主义是无法撼动其社会根基的，单纯的道德批判甚至无法在道义上真正超越对手。要获得无产阶级革命的道义力量和坚定信念，只能站在面向未来的历史制高点上，才能摧毁资产阶级统治的道德高地，“让思想冲破牢笼”，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性。而要站到超越资本主义的历史制高点，唯一的可能是依靠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因此，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之道，也是所有试图指导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应当普遍遵循的建党原则。从历史经验看，苏东剧变的根本原因在于取消了共产党的领导，而否定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科学性、消解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作用则是取消共产党领导的思想前提。苏联解体前夕最为猖狂的反共言论集中在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攻击，而哲学阵地失守则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崩溃打开了方便之门。1988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释放出以下信息:“我国有关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停留在30—40年代的水平上，现在已经相当陈旧了……这一评价也适用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4]以“陈旧”为名清算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世界观、历史观，其结果就是历史虚无主义泛滥，就是彰显个人所谓自由的“人性解放”大行其道。个人主义哲学是西方所谓民主自由价值观的依托，接受个人主义哲学，必然会认同西方自由民主的政治价值观。此门一开，坚持共产党在国家政治体系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便再无可能。接下来顺理成章的是，1988年6月，苏共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公开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1990年初，《苏联宪法》第六条，即确立“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苏联社会政治制度以及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5]的条文实际上被取消；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历史的教训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坚持共产党领导的思想基础，是否坚持这一根本制度，关乎国家的政治安全。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还是推进当代人类文明进步的需要，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诚如列宁指出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6]相反，只有马克思主义为当代人类文明的进步真正指明了出路。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还有另外一层意义，即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健康发展，为当代人类文明走出困境开辟新境界。从人类历史的长河看，“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7]325这个过程从人的发展看，就是人类不断地脱离动物界，在向着自由全面发展方向前进中自我生成。劳动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劳动不仅在成就从猿到人的伟大转变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在推动人从原始、野蛮的状态向全面发展的历史飞跃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劳动帮助人类从受肉体需要支配的本能生存状态，向着可以按照任何一个物种的尺度、按照美的规律进行生产的自由状态发展。但这决不是一个充满诗意的浪漫过程，而是一个在艰难险阻中攀登前行，通过自我改造、自我超越，从被迫接受自然规律到自觉运用自然规律的人类的浴火重生。劳动的过程不仅要不断克服自然界的异己性，创造适合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环境;还要不断克服由于生产有了一定的发展而又不够充分的历史阶段所必然产生的阶级对抗，解决人类社会生产活动所需要的分工合作。正是在不断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矛盾斗争中，人类不断克服自身的惰性和弱点，不断战胜原始的动物性。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从本质上说属于人类历史的“动物时期”。私有制不断地固化以致强化了人类由肉欲支配的趋利避害、贪婪、占有等原始本能，毫无疑问，反对没落的私有制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人类脱离动物界的文明进步。人类通过劳动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性节点，就是通过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超越和替代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所造成的人的“物化”，本质上就是被本能和欲望支配的人的动物化;被资产阶级奉为圭皋的抽象人性，追求自利最大化的孤立个人，其实是披着“自由”外衣的动物性。可见，消灭私有制和阶级对抗的社会，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基础，也是人类脱离动物界谱写自身历史的新开端。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及其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要求。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8]阶级社会并非永恒的人类社会，因为“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9]。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是个自发的过程，而要消灭阶级，进入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则是一个高度自觉的过程。它不仅需要思想和理论上的高度自觉，需要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而且需要一大批具有坚定信仰、勇于献身、接续前进的奋斗者，更需要在这一过程中人类整体性地摆脱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束缚。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仅是“西强我弱”的意识形态斗争实际的需要，也是当代人类文明进步发展的必要条件，两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人类从必然走向自由，就是伴随着社会生产力巨大进步的同时，使人的精神摆脱物欲的限制，不断开拓自由发展的空间。概括地说，消除人的物化，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在超越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关系中完成的，是坚持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领导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中超越“抽象的个人”中完成的。正如人类走向劳动解放必须打破资本的任性支配一样，人类走向精神自由，也决不是个性任性扩张的“自发自由”，而是打破雇佣劳动制下对于劳动的厌恶，使之成为人的生命第一需要的“劳动复归”。如同现代工人阶级的解放从自发走向自为一样，“劳动的复归”也是用科学世界观武装头脑，不断超越自我，克服自发性，逐渐走向自觉自由的过程。资产阶级革命打出的口号就是“人的解放”“个性自由”，个人自由主义也因此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价值观。但马克思发现资本主义解放不了人和个性，相反，自我中心、自私自利的“抽象的个人”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然基础”。要实现个性的自由发展，必须根本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关系，这就必须依靠“现代无产阶级”。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就明确了，要超越资本主义和消灭私有制，必须通过“无产阶级解放”这一政治形式。[10]17-18《共产党宣言》则进一步指出：“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11]充分说明无产阶级的解放和人类解放具有根本的一致性，说明当代人类文明进步必然走向消灭阶级、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趋势。同时要指出，工人阶级也不能自发地产生科学的世界观和先进思想。其成为自为的阶级有两个要件：一是确立先进的指导思想，以形成自觉的阶级意识而自立；二是形成组织，以统一整个阶级的意志而自强。这既是工人阶级政党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内在要求，又是人类走向自由自觉的必由之路。第二，实现自由个性的目标，不是个人自我的自发扩张的历史过程，而是改造资本主义社会“抽象的个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引领。马克思明确指出：超越资本主义物化关系的未来社会，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12]自由个性的本质是以生产力社会化为基础的个人全面发展，其实质就是“社会化的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原子式的孤立个人，故以为个性就是这种抽象个人的自我彰显，实际上，其彰显的不过是一种自发的人性。自发性具有动物性本能的因素，但主要是私有制社会关系的历史积淀，通过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不断加工和再生产，以固有的人性和“个性”方式沉淀在人的内心。鼓吹和渲染自发性，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始终倚重的力量。因而列宁断言：“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对‘自觉因素’的作用即社会民主党的作用的任何轻视，完全不管轻视者自己愿意与否，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工人的影响。”[13]但是资本主义社会也孕育着逐渐成长的“社会化人类”，这就是现代无产阶级的个性要求。这种个性要求与社会化大生产相一致，超越狭隘自我，体现在世界历史、社会化交往和精神的丰富性上。这样，在马克思的语汇中，“现实的个人”是同资本主义社会“抽象的个人”根本对立的概念。“抽象的个人”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概念，把没有历史、不可超越、离群索居、自我中心的物化(商品化)的人视为“原人”，作为观察历史和分析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可见，神化“抽象的个人”也就是神化资本主义社会。而马克思所说作为唯物史观出发点的“现实的个人”，不仅表现为具体社会历史关系中的人，更表现为具体历史活动中的主体形式，即“现实的人类”。历史表明，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活动的主体，从来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由先进阶级引领的人民，即“现实的人类”。抽象的个人是无个性的人，以抽象的个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不仅没有个性自由，也没有“真实的集体”[14]。个性始终以萌芽的形式潜藏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主体中，在现代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中，个性正在不断孕育成长。正是基于个性和社会性、人民性的内在一致，无产阶级也被马克思视为“社会化的人类”[10]506和“有个性的人”，马克思甚至把异化归结为“单个无产者的个性和强加于他的生活条件即劳动之间的矛盾”[2]120。离开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讲人的个性自由，就是抽象的人道主义。因此，只有坚持社会主义人民至上的价值观，不断反对个人主义，培育社会主义新人，才能最终实现个性自由和人的全面发展。在今天，把关注点引向给个人自由和个性多点或少点空间上是个误导，问题的关键在于培育具有家国情怀，把个人发展和祖国、社会发展紧密联系的时代新人，在于培育个性自由得以不断实现的“真实的集体”，即社会主义共同体。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符合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规律，为繁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奠定了基础。马克思主义和西方资产阶级传统的学术发展走的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路:知识和信仰的二元论，把科学限于实证知识，而把信仰留给神秘主义，是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态势。表现在具体的学科中，就会出现两种相反的趋势：一是知识的实证化，不断追求自然科学般的精确，数学模型化、可重复性、可证伪成为判断科学性的绝对条件，只承认实证范围的科学抽象，因而日益脱离以客观规律为基础的社会历史实践，不可能获得真实的历史知识。另一是人性的抽象化，以非批判的独断价值预设，作为各学科基本原理的前提，例如所谓“经济人”“道德人”“无赖假设”等。这种人性的载体是无历史、无社会关系的“抽象的个人”，因而必然把“现存”绝对化。以上两点叠加，表明今天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总体上是为现存的社会制度和现有的利益格局服务的。归结到一句话，就是资本主义永存，个人利己主义不可超越。试图通过这样的哲学社会科学，不断地制造出迷信资本主义，神化美国和西方社会的崇拜者，其实是十分落后的辩护意识。从整体上看，当今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确谈不上是“科学”，其发展如同资本主义制度一样，已经走进死胡同。正因为如此，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就不能照搬西方的学科体系和学术话语，而必须超越抽象人性论和实证主义的视界，在批判吸收其合理因素的基础上，通过自主创新，建设自己的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而这正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赋予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重任。马克思主义所讲的哲学社会科学科学性，涵盖但不局限于实证科学的科学性。就研究对象而言，哲学社会科学不仅要研究局部的、经验的事物，即“细小叙事”，更要研究事物的总体，首先是历史大势和世界整体，亦即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实际上，不研究甚至不承认客观规律，哲学社会科学就不能真正作为科学。与自然界不同，社会是个有机体，其部分研究必须置于整体性认识的基础上，否则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偏差。正如黑格尔所说，“手”只有置于“身体”这一有机体中才具有其价值，如果脱离了身体那就只是“断肢”而不是“手”了。[15]要努力肃清这些年来，卡尔·波普尔反对所谓“本质主义”“宏大叙事”所造成的危害。正所谓“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16]，加强对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重大规律性问题研究，具有紧迫性。需要指出的是，把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完全等同，不仅有认识上的原因，还有被利益所左右的立场问题。历史规律总是会颠覆既得利益，推动革命变革，因而必定为特殊利益集团所排斥。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追求，从来都属于社会进步力量。就研究方法而言，不是价值中立，不是非意识形态化，而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真正贯彻到学科建设中。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对于哲学社会科学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是我们整体性把握社会、把研究成果上升到历史规律认识的前提。所以，哲学社会科学的所有学科，都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学习。由此可以作出的结论一，就是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论原则，改变孤立、静止的所谓“纯学术”研究状况。要回到“什么是学问、什么是知识”这一最本原的问题上，真正弄懂哲学社会科学的真学问不仅不能脱离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而且最高的成果就是从中作出规律性的概括，形成具有前瞻性的预判。与这一成果相比，其它的成果都只能是阶段性、个别性的成果。结论二，要把唯物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贯彻到学科的学术范畴和话语体系的建设中，要区分范畴因不同现实依托而形成的不同层级，更要把握范畴因现实的历史性而具有灵活性，从一个范畴向另一个范畴转化的可能性，不能将范畴孤立、僵化。结论三，要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建立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核心话语和基本问题，坚决克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学科核心话语脱钩的现象。就是说，哲学的基本问题和核心话语必须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一致;法学、政治学的基本问题和核心话语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国家观为依据;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和核心话语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如此等等。在这一过程中，要通过科学批判和学术争鸣澄清思想、统一认识、拨乱反正、守正创新。必须切实改变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抽象个人认识主体，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认识主体。没有人民主体，就没有客观规律的认识主体。毛泽东指出：“阶级就是一个认识的主体。最初工人阶级是一个自在的阶级，那时它对资本主义没有认识。以后就从自在阶级发展到自为阶级，这时它对资本主义就有了认识。这就是以阶级为主体的认识的发展。”[7]391人民主体还是个人本位决定了不同的研究导向：首先，决定了是否透过现象看本质，是否以客观真理和客观规律为追求。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必然要研究事物的本质，探索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推动社会的变革发展;而个人本位的研究导向，由于把个人理性视为人类理智的极限，否认认识客观规律的可能性，则必然停留在现象，止步于日常生活，热衷于“细小叙事”，在方法论上就是迷信经验论和实证主义。同时个人本位的研究由于解决不了普遍法则问题，为了构建其能够自洽的学科逻辑体系，就必然迷恋抽象人性的假设。其次，决定了是否以人民的需要和实践为根据提出问题和研究问题。以人民为中心的学术研究，必然关心人民的需要，深入人民的实践;提出真问题，提炼真思想，提高真学问，把社会效益和学术追求统一起来。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始终立足于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以此为学术研究的源泉。而以个人本位的研究导向，必然把人民的需要和社会效益视为空洞的“宏大叙事”，视为非学术的意识形态而鄙视以致拒斥，游离于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之外;必然只把个人的需要看作是真实的需求，把自利性视为最根本的人性，个人利益的博弈是其全部学术的动力;因而必然从不变的人性假设出发，其研究不仅视野狭小，而且必定夹杂着大量混淆是非的伪问题、无病呻吟的伪风雅和自娱自乐、自说自话的伪学问。再次，决定了是否真正具有科学探讨的精神和学术争鸣的勇气。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要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而批判错误思潮、引领社会风尚、提升精神境界、促进人的自觉自由，就是其内在要求。这种出于公心的学术批评，对于净化学术环境，活跃学术思想，促进学术发展，十分必要。而以个人本位的研究导向，则崇拜自发性，标榜自由，实质是自我中心，甚至见利忘义；以个人好恶取舍，必定嘲笑崇高，躲避责任，伪装清高；对西方亦步亦趋的盲目跟风，和名义上反对所谓“依附性人格”，实际上否定党对学术的领导和科学世界观方法论指导的闭门造车，就是这种研究的两个偏向。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一根本制度，在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顺利发展的同时，也确保了中国经验和世界发展进步的不断融合，表现出了生机勃勃的强大生命力。[1]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EB/OL].[2019-11-05].www.gov.cn/zhengce/2019-11/05/content_5449023.htm.[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35.[4]哲学的新思维———苏联“哲学与生活”会议材料选登[J].哲学译丛,1988(4).[5]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根本法)[M].辛华,译.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编译组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5.[6]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09.[7]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3.[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47.[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4.[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04.[13]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5.[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84.[15]黑格尔.小逻辑[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283-284.[16]陈澹然.寤言二·迁都建藩议[M]//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32.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8VBN034)课题成果】
（作者系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来源：昆仑策网，原刊于《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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