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军：从10个维度看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特质

彭军：从10个维度看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特质

2021-07-02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大党正是风华正茂，带领14亿中国人民锐意进取，走向伟大的民族复兴。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民主、共和两党，都是成立超过230年的老牌政党，在它们治下的美国贫富分化、族群撕裂、矛盾重重，对外拉帮结派、横行霸道，“灯塔国”的光芒不再耀眼。正如俄罗斯总统普京所说，“美国正以自信且坚定的步伐，走在苏联的老路上。”

还有一个大国大党苏联共产党，成立不到100年已然暮气沉沉，在30年前丢失政权，亡党亡国。

这就引出一个严肃的话题：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其他政党为什么不能？为此，本文将从10个维度分析中国共产党具备的成功特质。

第一，有先进指导思想

在中国长达2000年的封建史上只有改朝换代，而没有革命，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先进指导思想。最有号召力的口号就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还有“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搞得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有当皇帝的可能。当然也有高大上的口号，比如“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等均之”，但实际上做不到。

封建王朝搞的是家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都只是一次又一次的权力转移，城头变幻大王旗，除了生灵涂炭、生产力找到破坏，社会体系、社会结构基本上没有变化。

新朝粉墨登场，迎来新的气象。然后，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随着时间推移，阶层开始固化，各种社会矛盾开始滋生蔓延，到达一个新的临界点，然后又重演一次新朝取代旧朝的戏码，循环往复、周而复始、乐此不疲。

再看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任务紧密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指导思想的每一次与时俱进，都极大地推进了党的事业向前发展。

反观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相继丢失执政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僵化，连现实问题都解释不了，更不用说指导新的实践。

第二，有远大理想追求

每一个政党都有自己的理想追求，但西方政党代表的是背后的利益集团和选票，是为一部分人争权夺利。与西方政党不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肩负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使命的政党，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政党。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奋斗的政党。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逾百次论述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远大理想，为国家、民族、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近年来实施“一带一路”、去年新冠疫情爆发后积极向相关国家提供抗疫物资和疫苗，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中国共产党的全球视野、世界胸怀和大国担当，远远超越其他政党！

第三，革命最坚决

全世界没有哪一个政党像中共这样遭受过炼狱般的考验。我们看沙俄末期，列宁被流放2次，托洛茨基被流放2次，布哈林被流放3次，斯大林被流放7次，加米涅夫被终生流放。流放很残酷，但不会要命。

在中国闹革命，环境远比其他国家残酷。有一组统计数字，1921年建党13人中，王尽美1925年牺牲、邓恩铭1931年牺牲、何叔衡1935年牺牲、陈潭秋1943年牺牲。

不完全统计，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献出生命的烈士约有2000万，他们大多数是共产党员，有名有姓的烈士有196万。

中国历史上反对朝廷的人惩处就相当严厉，本人杀无赦，还要株连九族、斩草除根，这是传统。对待共产党，蒋介石同样承袭了这个传统，其下达命令常用词是“见电立决”“斩立决”“立决”。

所以，在中国，一个人一旦走上革命道路，就意味着抛头颅洒热血，提着脑袋闹革命，和旧势力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革命态度最坚决。

当然，党内还有一部分不能经受考验的动摇分子，或者叛党，或者退党，大浪淘沙，剩下的都是中坚。比如建党之初的13人，自己走掉的、被党开除的有7个，其中陈公博、周佛海当了大汉奸。

党的创建者走到革命胜利的只有两个人：毛泽东、董必武。所以，中共的淘汰率非常之高。

中国共产党作为有远大理想追求的政党，不仅革旧社会的命很坚决，革自己的命也很坚决。自党成立以来，就不断通过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命，确保党自身出了问题能主动予以纠正。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也能够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

回顾一下历史。1941年，我党在延安展开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之后有土改整党、建国初期的整风整党。1999年以来，开展了“三讲教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摆在突出位置，以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的勇气全面从严治党，开展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当前正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思想、坚定意志、强大战斗力。

党史专家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工作中最有成效的就是从严治党和反腐倡廉，反腐败的力度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国际共运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经过几年的努力，党的纯洁性得到了强力修补，挽回了民心，重振了党心，展现了我们党自我净化的能力。

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外媒体记者见面会上斩钉截铁指出：“全党必须警醒起来，打铁还需自身硬”。当年11月底参观复兴之路展览，针对苏共作为一个2000万党员的大党却亡党亡国，习近平总书记感慨“竟无一人是男儿”时，很多人没有预见到即将到来的全面从严治党力度如此之大，成效如此之震撼！

第四，有坚强的核心

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看，维护党的权威和党的领袖的权威，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一条基本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不仅革命权威、政治权威具有重要作用，个人权威、领袖权威同样对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列宁强调，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

邓小平同志曾说过：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

我党从建党之初，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到博古，都没有形成坚强有力的党中央，更没有形成一个众望所归的党中央核心。这是党的事业几经挫折、甚至面临失败危险的重要原因。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改革开放后又确立了二代、三代核心，都起到了稳定器、压舱石的作用。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进行重大而深刻的变革。中国正在走近世界舞台中心，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实现伟大复兴的目标。这是一个风云际会、成就大业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雄才大略的政治领袖的时代，这也是一个能够造就这样的政治领袖的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刀阔斧、文治武功，从治党、治国、治军到治世，提出了一揽子的解决方案，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无法办成的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在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中，成为中国共产党名副其实的核心。

2016年，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明确了习近平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2017年，党的十九大正式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继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后，再次以领袖的名字命名的指导思想。

再来看看前苏联的情况。苏联建政之初，列宁是苏共当之无愧的核心。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在几十年时间内，发挥了核心的作用。之后是赫鲁晓夫，以个人的魅力维持了半个核心。再后来，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都是老人政治，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在位时间很短，根本没有形成核心。上世纪80年代中期，53岁的戈尔巴乔夫当上总书记，他本人提倡改革与新思维，那时的苏联人人可以腹诽、妄议国家大事，政治纪律被动摇了，党的权威没有了，理想信念被解构，苏共大厦“哗啦啦轰然倒塌”，落得解体的命运。

历史反复证明，没有核心的事业是难以为继的。

第五，有强大的团队

坚强的核心和强大的团队，二者缺一不可。否则，核心作用就无法发挥。

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几个兴旺发达的王朝都具有共同的特点：一是皇帝有雄心，二是文官有韬略，三是武将不怕死。

实际上，对于一个企业、一个组织、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社会，都是同样的道理，核心和团队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我们来回溯一下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自1840年以来，先后爆发太平天国起义，开展了洋务运动，实行了百日维新，启动了君主立宪，孙中山还实践了五权共和，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分析其原因有很多条，但是，我认为有一条很重要，就是没有形成坚强的核心和强大的团队。

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在起义军内部并没有形成集中统一领导，实际上是两个太阳，一个是洪秀全，一个是杨秀清。

戊戌变法表面上是以光绪皇帝为中心，其实真正的灵魂人物是梁启超、康有为。但是，让人失望的是，以康梁为核心的团队书生意气，并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甚至可以说对于体制内部权力的运作、权力的制衡机制都没有摸透。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没有形成过真正的集中统一领导，孙中山的依靠力量是各地的军阀，有组织无纪律。蒋介石也不过是一个形式上的盟主，各地军阀割据，其政权从来没有覆盖到整个中国。国民党内派系林立，酱缸文化，尔虞我诈，相互算计，先后丢掉了大陆，又丢掉了台湾，最后一步就只剩下丢人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现在领导国民党的是所谓少壮派，但这个人在国家认同、国家统一上越走越偏，立场逐渐民进党化。现在国家统一大势所趋、如箭在弦，国民党对此竟然没有清醒的认识，这种政党、这种格局，不丢人才怪。

再看我党，从遵义会议之后一直到现在，除了几个特殊时期，作为核心团队的中央政治局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所以，金一南感叹：不服不行，中国共产党才是世界上最牛的创业团队。

这就回到一个问题，好的制度和好的团队，谁才是第一位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精美分子、意见领袖一直鼓吹制度是第一位的。他们口中的制度，当然指的是西方民主制度。

个人理解，就好的制度和好的团队来说，好的团队始终是第一位的。一个好的团队可以把好的制度执行好，如果没有好的制度也可以创造好的制度。一个不好的团队，再好的制度也会在执行中走样。比如说号称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东欧地区大国乌克兰等等国家，都是这样。再比如说特朗普政府抗击新冠疫情，也是这样。

在我们国家也有一个典型例子，这就是香港。近年来，国家对香港的管治遭遇重大宪政危机，其中一股逆流就是乱港分子鼓吹用法律治港，从而否定中央政府管治权威。香港的法律属于英美法系，对这个法系我们不做评价，问题出在掌握话语权的大律师，普遍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香港“反修例”期间，警察捉人、法院放人的戏码反复上演，甚至香港大律师公会公然叫板全国人大！

这说明，一个制度，会因为执行的人不同而呈现出迥然不同的效果。所以，千万不要迷信制度。

前几年，国内有不少人鼓噪“法律治国”，其中以法律界人士为主力，包括体制内从事法律工作的专家、学者、官员，在法律治国幌子下对准的正是党的领导，值得高度警惕。

第六，有强烈责任感、使命感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开始，就以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带领中国人民抛头颅、洒热血，建立了新中国，开展了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尤其让人印象深刻。2016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指出，“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就是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党的十九届一次会议后，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一届政治局常委同媒体见面时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为”。这就是共产党人的使命！这就是共产党人的担当！这就是共产党人的血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励精图治、纵横捭阖，推动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展示出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舍我其谁的责任感。

作为这一段历史的亲历者，大家可以想一想，十八大前整个官场是什么样子？军队是什么样子？经济基本面是什么样子？网络环境是什么样子？还有我们当时在南海、台海、东海是什么样子？现在又是什么样子！

最能体现中国共产党责任感、使命感的，还有一个重大理论突破，就是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了民族复兴的时间表、路线图。

孙中山先生自1905年提出民族复兴，时间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但在那个时代，没有任何人能够清楚表明民族复兴究竟是什么样子，究竟什么时候能够实现。

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并且展开了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后，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主席富有远见地提出，要用100多年时间，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富强的、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些说法，实际上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

今天，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地说，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什么叫“更接近”？十九大报告说得很明确，最晚不会晚于2049年。

党的十九大制定了三步走的时间表，其中第二步到2035年，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步其实是把党的十三大确定的“三步走”中最后一步实现的时间，从2049年提前到了2035年，整整提前了15年！

这就是使命，这就是担当！

第七，有强大的战略谋划力

我党作战略决策，具有开阔的视野和历史纵深，还有全球定位、世界眼光，这是其他政党所欠缺的。我党做五年规划，从1953年开始，连续作了14个，第14个5年规划还展望到2035年。1987年召开的十三大，从1981年规划到了2049年。2017年召开的十九大，从2017年规划到了2049年。

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大国大党，即便把国家发展规划做到2100年，都是合乎逻辑的。

中国共产党还基于全球治理和人类福祉，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施“一带一路”，建立“亚投行”，让“中国梦”通向“世界梦”，同样显示出强大的战略谋划力。

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很多国家的执政党连维持社会正常运转都很困难，根本不可能像中国共产党那样作出长远规划。

对于中国的崛起，舆论一直有一个“机遇论”的观点，认为中国有4次宝贵的机遇。一次是上世纪70年代末中美建交；一次是中国加入WTO；一次是“9.11”事件爆发；一次是去年新冠疫情爆发。

其实，这些都是无稽之谈。可以说，战略环境、战略机遇比中国好得多的国家一大把，比如说印度、巴基斯坦、乌克兰、朝鲜等国，都是各方争相拉拢的宝贝，还有很多国家，基本上就不存在被遏制打压的问题，为什么都发展得不好呢？可以说，执政党欠缺战略谋划力，是一个重要原因。

同样遭受新冠疫情冲击，而且我国首当其冲，是疫情爆发之初的重灾区。但是，我们迅速走出了疫情的影响，快速恢复了生产生活，为全球抗疫作出重要贡献。

但是，在这场疫情中，世界上最强的民主国家美国和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却搞得一团糟，在全世界面前现场直播政府治理的失败，美国被拉下神坛。

各个国家在抗击新冠疫情上展示出来的巨大差距，实际上体现出各国执政党在谋划能力和治理能力上的差距。

第八，有强大的改革能力

当今世界，执政党的改革能力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放眼全球，中国共产党的改革锐气、改革能力，没有哪一个政党能够超越。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毅然作出趟深水区、触碰深层问题的政治决断，十八届三中全会一揽子推出全面深化改革16部分60条300多项改革举措，十八届四中全会推出全面依法治国180多项改革举措。雄心勃勃的改革蓝图，彰显出党中央矢志不渝改革的决心、不计毁誉的担当、对深层问题的洞悉。这些改革举措，坚持不懈，久久为功，全部落地见效。

这些改革举措，每一项都是一篇文章，每一篇放在西方国家都是惊天动地的事情。

再来看美国。奥巴马好不容易推出《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可以说是经过艰难曲折、千辛万苦，出台后美国媒体大肆渲染、大吹大擂。但是，特朗普一上台就给他否掉了。为了包围中国，奥巴马政府辛辛苦苦搞了一个TPP，一个TIPP，中国最担忧的这两件事情，也被特朗普否掉了。

可以说，奥巴马执政期间的所有重大“政治遗产”几乎都遭到了清算。

风水轮流转。拜登今年上任当天，就签署了一系列行政令，将特朗普主导的多个重要政策彻底逆转。

美国重大政策翻烧饼，左手和右手扳手腕，导致大量政治资源空耗，社会严重撕裂。可以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制度已经失灵。

当前，中美博弈的激烈程度超过特朗普时期，鹿死谁手，最终还是决定于双方政府推进改革的能力。

大国博弈，能够打败中国的不是美国，而是我们自己。只要我们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我们将无往而不胜！

第九，有强大的执行能力

邓小平同志指出，“西方搞三权分立，实际上是三个政府，当然他们也用这一套来对付别的国家，但对他们自己也造成了麻烦。”“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我们说搞经济体制改革全国就能立即执行，我们决定建立经济特区就可以立即执行，没有那么多互相牵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

最近看到一篇宁南山发表在“昆仑策”上的一篇文章，标题是《是谁掩护了中国崛起》，作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看问题的新视角。

宁南山提出，为什么美国直到2018年才开始对中国大打贸易战，这个时候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超过美国已经8个年头了，中国也已经是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了，中国内需市场也早已成为经济增长主力。

中美的科技战也是在2018年开始的，一直到2020年9月才对华为彻底断供芯片。这个时候，国内半导体产业链在28nm工艺节点形成独立产能已经逐渐接近成熟，华为即使在极端严酷的条件下，依然存在着较大的生机。

宁南山的问题是，难道美国人没有意识到2018年才对中国动手已经晚了吗？究竟是谁掩护了中国崛起？

宁南山的结论是：对于一个组织来说，耗时最长的阶段莫过于“形成共识”，因为组织内部每个人的认知不一样，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每个人的利益不一样。而掩护中国的，正是美国内部形成共识的漫长过程。而这也是美国及西方国家民主政治的弊端。

回到正题。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执行力从哪里来？个人认为来自于科学的制度设计和完善的组织架构。

在制度设计上，我们是中央决策，“一府一委两院”执行，人大监督。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大家分工不同，但方向一致、目标相同。

在组织架构上，从中央到地方乃至村居，我们党都建立了完善的组织体系和强大的宣传网络，中央作出的决策部署可以迅速传达到全国各地，全国人民可以立即行动起来。

环顾全球，没有哪一个政党可以做到像中共这样！

第十，有严厉的问责机制

2009年6月，中办印发《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为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2016年，党中央在暂行规定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党内问责条例》，由中共中央于2019年9月4日发布。由党内文件上升为党内法规，问责情形由7类增加到11类，条例的问责力度空前增大。

以党内法规为遵循，近年来我们对党政领导干部问责人数之多、级别之高、影响之大，不仅在新中国历史上，而且在全球来看都是绝无仅有的。

2016年爆发的辽宁拉票贿选案，包括原省委书记王珉在内的9位部级干部被双开，高宝玉等41人被判刑，842人被批评教育、诫勉谈话及纪律处分。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我们国家因抗疫不力而受到处分的官员可以说难以计数。

今年5月下旬，甘肃白银发生马拉松比赛事故，包括县长在内27人被处理，县委书记因为死亡免于处分。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衡阳破坏选举案、南充贿选案，处理的人员之多都是触目惊心的。

西方政党政治和我们迥然不同，他们有一个合法逃避责任的“旋转门”，就是大选。执政者不管干得有多糟糕，都不会受到处罚，最严厉的惩罚就是大选落败，拍拍屁股就可以走人。

目前，美国累计感染超过3450万，累计死亡超过60万；印度累计感染超过3000万，累计死亡接近40万；巴西累计感染超过1850万，累计死亡超过50万。

西方媒体评价印度疫情“已经演化为超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但是，这三个国家有一个官员因为抗疫不力被免职吗？答案是：没有！

（作者系重庆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副主任；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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