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坤：有关“和平崛起”的再认识再思考

张志坤：有关“和平崛起”的再认识再思考

2021-05-28

在日益严峻险恶的全球局势下，人们不能不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和平发展的大环境遭到破坏，中国还要不要发展崛起了呢？

回答显然是（或者只能是），不管怎样，中国都要崛起复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排除万难、破除一切阻力，一定要实现。

那么，为什么此前相当长一个时期，在当代中国却出现“和平崛起”的强烈喧嚣，并将其成定位成当代中国最突出的战略特征呢？某种意义上看，这成了当代中国重大的战略承诺。

事实上，一个时期以来一直都有人拿“和平崛起”说事，他们动辄就拿这个东西当榔头来敲打中国，振振有词地责问：既然中国承诺“和平崛起”，为什么还要那么快速发展现代化武器装备？为什么还要在南海修筑扩大南海岛礁？为什么不放弃武力统一台湾？……在这些人的眼里，“和平崛起”俨然成了中国发展复兴最大最重要限制条件。

说实话，把国家民族的复兴崛起同和平发展绑架在一起，这在古今中外都很罕见，几乎没有哪个政治家或战略家会对别人做出这样的许诺，也从来没有谁敢打这样的战略包票。

回想起来，前些年在中国“和平崛起”论之所以流行盛行，概源于如下几个基本理论：

一是“时代主题”论。这种理论并不承认“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而片面宣传在当前和今后一个历史时期，和平与发展已经是时代主题，各国一概都围绕这个主题做文章，人类社会当然就能实现永久和平与永续发展了。正因为这样，所以有人坚称，战争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了，今后国际上的一切问题都只能通过协商沟通的外交手段来解决，并为此编造出“大反思”理论，说什么欧洲在大反思，中东在大反思，美国也在反思，各国都在大反思（请参阅笔者文章《请不要拿“世界大反思”来忽悠中国人》），他们都在反思过去，下决心要痛改前非，放弃使用武力手段和武装威慑，俨然全球从此无战事一般。

既然有这样的大背景、大环境，中国的发展崛起当然就能在一派祥和温馨的条件下顺利实现了。别人都不想打仗而都想和平，难道中国能动枪动炮去进行战争吗？这不是没事找事、背离时代主题了吗？恐怕没有这个道理！和平崛起论在中国因此也就油然而生了。

二是“全球化”“一体化”论。有关“全球化”“一体化”的理论在中国一度相当火爆，许多人因为宣传阐述这一理论而功成名就、显亲扬名。这个理论首先从经济学入手，认定人类世界已经不可逆转地走向经济全球化，各国之间在经济上已经有机分工、互相依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共同组成一个庞大的循环体系。简言之，就是在经济全球化之下，每一个国家的经济都是全球庞大经济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譬如地球围绕太阳转，太阳带着太阳系围绕银河系转动一般，强大的万有引力把所有大小个体都牢牢地吸引在一起，没有也不可能存在孤立或独立的经济形态了。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既然人类社会的经济基础已经如此这般的全球化了，那么人类社会在上层建筑领域也必然发生各种适应性、相应性变化，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出现所谓的“一体化”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在各国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彼此分歧并且这一趋势还要持续向纵深挺进发展的条件下，世界必将走向联合、走向一体、走向同一，于是“一体化”就成为合理的逻辑归宿，成为最终的落脚点。

以“全球化”、“一体化”为理论根基，于是，“普世价值”推动下的“普世大潮”就呼啸而来、席卷世界各地，当此之时，中国有人将其形容为“世界大潮”，并且“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他们信心满满地等待这个大潮席卷中国的那一天，以为已屈指可待也。

三是“融合融入”论。既然“全球化”、“一体化”的大潮是如此不可抗拒，中国作为世界大家庭的一员，同样生活在地球村，理之当然也要融合融入其中，这就是一个时期内中国一些人“融合融入”论的要旨。他们认为，这是中国必然和必须遵循的历史道路，也是无可抗拒的未来前途，除此之外别无出路。

建立在“融合融入”论的理论基础上，具体的实践路线（即实际的操作办法）就接踵而至，那就是著名的“接轨”说，这一说法曾经在一个时期遍布中国上下，遍及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动辄就“与国际接轨”，成了一些人心目中最“高大上”理论阐释，成为无可置疑的思想与政治正确，其实质不过就是要按照美国等西方国家定的规则和对中国提出的要求，融合融入资本主义世界。

与此相呼应，还有人提出了“将对外开放进行到底”的口号。这一说法虽然表面上打着拥护支持改革开放的旗号，但在实质上，“对外开放”之所谓“到底”的这个“底”，则非“融合融入”莫属，不然是不可能称之为“到底”。所以，这种说法也可以看作是“融合融入”论的一个分支或变种。

因为上述三个方面的理论支撑与铺垫，一时间，当代中国的“和平崛起”论几乎成了板上钉钉、千真万确的法则，成了不容置疑的理论学说。

但是，现实的变化却使得我们不能不对中国“和平崛起”这个理论学说进行新的思考。主要有以下这样三个维度：

第一，需要进一步准确认识当今世界

准确判定当前历史阶段的时代特征，是确立一切战略策略的出发点与前提。那么，当今世界究竟是和平发展的世界还是“五洲震荡风雷激”的世界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没有过时，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也没有过时，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最终消亡、社会主义最终胜利，必然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

习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清楚地指明了我们所处在的历史方位与时代特征，简而言之，那就是今天我们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斗争的时代，两条道路、两种制度、两种不同价值观的斗争仍然是全球政治与历史的主线，也是当今人类社会的主要矛盾，人类社会并没有发展到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可以趋同合流、殊途同归的阶段，也没有发展到不同文化和不同文明之间可以冰释隔阂、血水交融的程度，这是历史的大背景与大前提。

在这样的前提和背景下，世界正在迎来新的大动荡与大改组，正在发生空前剧烈的大变，对此加以概括，这就是著名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17年12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参加2017年度中国驻外使节工作会议的全体使节时首次明确提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此后，他又多次重申阐述了这一重要论断。事实证明，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转折性历史与战略剧变，已经进入全球范围和全面意义上的大动荡、大改组的大变局时期。

在这样的历史时期，各种矛盾交织跌宕，战争与冲突此起彼伏，政治对抗、文明冲突以及各种利益的搏斗与较量都将达到一个新的高潮，都要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当然，世界各国人民因之也更加渴望和平、渴望发展，但渴望代替不了现实，良好的愿望并不能解决实际的具体矛盾，没有谁会遵循什么主题而自我解除武装拆掉自己的长城与防线，更没有谁会来约定一个什么主题让世界各国共同遵守谱写，当今人类仍然是一个无政府的世界，除了有一个黑老大在地球上横行无忌肆虐荼毒之外，其它各国所面临的首要问题都是主权与安全，这是基本的战略底线。事实上，许多国家许多民族迄今为止都还没能解决这个问题，其中就包括中国在内。

在这种的情况，中国的“和平崛起”就是一种愿望与期冀，尽管这样的愿望十分善良、相当美好，尽管“和平崛起”是代价最小、成本最低的崛起，但我们不能不深入思考的是，这样的愿望与期冀能够拥有可信的保障、能够不被破坏打断吗？

对此，一切爱国中国人民当然要竭尽全力予以捍卫，捍卫中国“和平崛起”的权力。但是，毕竟全球大势仍然“西强东弱”，战略优势与国际政治的主导权仍然掌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手里，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斗争的主线已经转移到中美之间，已经成为中美关系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不想让中国崛起，更不想让中国平平安安、波澜不惊地发展崛起，而是对中国施加原来越大的战略压力，针对中国进行越来越强烈的军事挑衅与威慑，瞄准中国掀起激烈的政治对抗与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当代中国还会有和平的外部大环境吗？“和平崛起”还能有多大机会与可能呢？

第二，需要进一步准确把握自身的战略定位

如同人有不同性格，国家发展也有不同的类型，中国究竟应该对自己进行怎样的战略定位与定性呢？

天下万国，芸芸百态，各有各的战略定位定型。从发展类型而言，大致上可分为如下几类：

一是依附型。依附型国家在战略上、经济上都强烈依附霸权大国，在霸权大国的庇护下实现国家与民族的存在与发展。这类国家有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德国、韩国等，也包括太平洋、加勒比海等许多岛屿国家；

二是共生型。这类国家一般都属于小国，力量弱小、资源有限、自立不足，所以往往就抱团取暖、取长补短、互相支撑，包括中东欧一些国家、南美、非洲一些国家等；

三是独立型。这类国家一般都是大国、强国，这样的国家空间广大、资源丰富、具有完备和良好的现代经济基础，因而在战略上独树一帜、自占山头、自成体系，这类国家有美国、俄罗斯、中国等，当然，某种程度上伊朗也可以归为这个类型。

四是对立对抗型。这类国家在对立对抗中诞生，也在对立对抗中发展，整个民族长期处于战争或准战争状态，形象一点说就是一手拿枪，一手拿镐。典型是以色列，某种程度上也包括巴勒斯坦、朝鲜、古巴等；

五是世外桃源型。这类国家一般都是袖珍小国，它们与世无争（也无法去争），甘当世外桃源。这样的国家有欧洲的安道尔、摩纳哥、圣马力诺、马耳他等小国，也包括非洲、美洲、大洋洲等一些袖珍国家。

必须说明的是，上述几种国家发展类型并非都泾渭分明，不同类型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彼此之间有很多和很大交叉交融，有些国家往往跨类型发展，具有多个不同的面貌特征。

中国属于什么类型，应该向着什么类型发展崛起呢？

有人主张，中国应该走依附为主的发展道路，要成为向现代德国、日本那样的国家，这样就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中国就实现和平崛起了；

还有人主张，中国可以谋求共生型发展，以共生为主，兼及其它，“共生”的对象照旧还是那些“西方发达国家”，认为这样中国就可同世界实现接轨、融入，也能实现“和平崛起”了。

上述两种主张在中国都有一定的市场。但是，这两条路却一概都走不通，原因在于存在“两个不答应”：一是一切爱国的中国人不答应，因为中国的崛起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是把中华民族搞没有或搞成西方民族的一部分，他们反对用今天西方的思想文化改造中国；二是美国霸权不答应，因为中国是共产党执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此美国不能接受，必须颠覆掉这个东西才行。

因为这样“两个不答应”，所以中国只能走独立发展的道路，其战略定型与定位就是独树一帜、自成体系，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不要同世界其他部分交流融通，更不是要因此闭关锁国，但独立自主必须成为中国崛起发展的底色与根本（有关这个问题，请参阅笔者2012年文章《自力更生：中国面对未来的战略底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只能在这种状态下实现，中国的发展崛起也只能在这种类型里达成。

在这种状态下，中国就不要指望西方的认可与认同，中国同他们只能并行并立的两种体系、两个世界。

在这种状态下，中国的崛起注定要在西方的阻扰干扰下实现，注定要在同西方的斗争中实现，彼此之间相当程度上的对立与对抗不可避免，完全有可能激化失控，必须做好完全的准备。

在这种状态下，中国“和平崛起”的空间可能变得很窄，其可能性与可行性也可能越来越小。相应地，“战略机遇期”也将发生显著的改变，机遇和挑战的关系不断出现各种新的态势：在有的时候机遇大于挑战，但在另外一些时候，则可能挑战大于机遇。必须说明的是，机遇不可能永远大于挑战，这种情况在人类战略历史上并不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必须勇敢斗争，而不能津津有味地热衷做西方眼里的绅士，而应该成为敢于同他们面对面的可怕而可敬的斗士。很多中国人一直都有这样的毛病，他们一切都要做给洋人看，总觉得不能让洋人觉得自己没礼貌，不能让洋人觉得自己是异类，不能让洋人因为自己的行为而“莫名惊诧”，他们对于来自洋人的夸奖夸赞心花怒放，视为最高的荣誉。这样的人，严重缺少中国人的骨气与底气，根本没有出息，更遑论中国的崛起和复兴……

第三，需要进一步找到正确的发展路径

最近一个时期，美国对中国发起了各种各样的制裁，其中较为突出、震惊世人的，是所谓的“卡脖子”，也就是说，长期以来甚嚣尘上所谓中美两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原来是美国能卡中国的脖子而中国却卡不了美国。

这样问题就严重了。这样的事实说明，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进程，中国对美国对西方太过依赖，在所谓“全球化”、“一体化”方面走得太远太过了。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所以美国霸权才能以“脱钩”为武器对中国进行讹诈敲打，才能据此把一些中国人吓得战战兢兢、六神无主、不寒而栗。

这样状态下的中国能够实现崛起复兴吗？

显然，这样的一种关系连所谓“平视”都谈不上，不客气地说，只能是“仰视”甚至是“跪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这在战略上都是可怕的堕落，这种状态下，不管GDP多高，不管富豪与中产阶层多大，也不管一些人的腰包多鼓，都同民族复兴崛起风马牛而不相及了（有关这个问题，请参阅笔者2013年文章《离不开美国是战略堕落，中国必须摆脱》）。

为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必须重新规划设计崛起发展的战略路径，必须立足于在帝国主义的霸权打压下发展崛起，必须立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斗争这一总背景、大条件下的崛起，在这样的总背景大前提下，一切手段、方式、路径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目标，而不是对此加以任何限制。直白地说，就是鞋子必须适应脚，而不是脚要适应鞋子。发展崛起是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所拥有的绝对的权力，不允许对此进行任何形式、任何程度的阉割，目标和目的决定一切，任何人都不能给中国的崛起设置任何限制性的前提。

笔者在2016年美国特朗普上台前夕预测，全球即将进入新的战略严冬（参阅笔者文章《美国霸权即将结束？这只是一个幻想》）。现在，虽然特朗普滚蛋了，但战略严冬的大寒潮却更加猛烈地逼近中国，全球战略大势已经发展到中国必须回答“如果不能和平崛起，中国该怎么办”的时候了（请参阅笔者2012年文章《如果不能和平崛起，中国怎么办》），这个问题已经刻不容缓。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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