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西方主流经济学影响，研究制度对于经济行为和经济发展影响的制度经济学，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曾一度风靡一时，成为经济学的显学。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新制度经济学成为最早分析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经济学界甚至言必谈制度，制度分析也一时成为分析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时髦工具。但是后来在国内慢慢淡出了。

 

现在来看，新制度经济学存在着诸多问题。经过近20年的模仿和局部创新之后，中国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似乎陷入了低谷。一方面是因为西方经济学理论本身的问题，西方理论与中国问题无法实现对接，更不能解释中国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国内制度经济学研究存在着简单化套用西方理论的问题。

 

尽管国内制度经济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产生了部分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但总体来看，研究进展并不令人满意，这大致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没有产生标志性的中国特色制度经济学概念和范畴，对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不能融会贯通或者创造性转化，甚至在数学、模式化潮流下，一味追求模型的完美。

 

二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核心仍然是进一步强调完全市场竞争的作用。现在来看，国内制度经济学研究一直停留在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验证中国问题的现象，没能实现理论上的超越。

 

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制度建设也应发展到什么程度。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呼唤制度变迁与之适应。同时，制度建设不仅要适应现阶段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而且要能反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趋势，促进生产力发展。

 

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制度变迁，就没有新中国成立70年、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成就。但是目前国内学者从制度方面系统研究新中国成就的理论成果还相对较少，明显与新时代发展不相称，应该推动构建和形成中国特色制度经济学。

 

一是尽快形成制度的系统化学说和理论。目前学术界关于制度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关于制度体系、制度治理效能及如何确保制度优势的研究还没有引起高度重视。政治经济学研究应立足深刻揭示新中国成就背后的理论逻辑。加强制度理论研究，既需要从学术上对具体制度进行研究，也需要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层面对制度进行整体研究，为制度建设提供理论支持。

 

二是加强制度的历史逻辑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

 

加强对制度和治理体系的理论研究，不仅需要中西方的制度比较研究视野，更需要结合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关于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丰富思想，深入挖掘其深厚历史底蕴，提炼富有中国特色标识性的制度概念和范畴；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历史进程；总结人类历史上不同类型国家建立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宝贵经验。

 

通过加强历史逻辑研究，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以及新中国70年伟大成就背后的理论逻辑。

 

三是加强制度的实践问题研究。我们党带领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发展奇迹和社会稳定奇迹，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

 

实践证明，治理一个国家，推动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并非只能按照西方的制度模式，各国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丰富了人类制度文明模式。为此，需要更多专家学者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不断研究实践问题，回答时代之问。

 

新冠疫情大流行将西方一些国家的制度打回原形，也让各种经济学理论遇到挑战。特别是美国选举的混乱和资本市场发生的惊天事件，让外界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另一场疯狂，散户联合起来“血洗华尔街”，掀起金融风暴，说明资本主义制度不但有海浪的暗流翻滚，更有海盗和鱼雷。

 

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形成的对比说明，我们迫切需要经济学从制度视角研究新中国70年巨变背后的经济学理论逻辑，推动形成中国特色制度经济学。

 

制度是经济学的最重要变量，经济学研究不能忽视制度的重要作用和影响。中国特色制度经济学创新要充分立足中国实践，提炼中国问题，始终致力于将中国元素融入规范的理论分析，探索新的、更严谨的、更有解释力的制度理论体系，不断展现出中国经济学人的思想力和创造力，提出更多具有原创性、时代性的制度经济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