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并在创造自己历史的同时不断地认识自己。认识“人”和人性，中国人有首创之功，并且在很早以前就创立了人学和形成了人性论。据说西方在两千年前也在努力地认识“人”，但西方的“人”总起来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创造物宗教化的人而已。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拔得了工业革命的头筹和资产阶级逐渐主导了世界，西方的人性论曾经所向披靡，一些中国人的人性也演变成了伦敦、巴黎、慕尼黑和纽约的人性。所幸“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不仅成为了中国革命的思想理论武器，而且成了中国人认识人、改造人、实现人的解放、形成无产阶级的“人”和人性的科学工具。然而，最近几十年既由于“西风压倒东风”，更由于中国社会发生了严重分化，西方人学和人性论在中国登堂入室大行其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人学和人性论渐趋式微成为伊壁鸠鲁的神。因此，人类要想科学地认识“人”与人性，新时代的中国社会要成为无产阶级的“人”和人性主导的社会就不可不辨之，更不可不正之。说中国人开创了人学和最早形成了人性论是有案可稽和有文字可考的。据记载，将近5000年前“三皇五帝”之一的黄帝就“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继之者颛顼更是“普施利物，不于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史记》《五帝本纪》）。“三皇五帝”不仅将“人”写在人间，而且将人性的光芒照亮了人间——这人性，并不仅仅是“三皇五帝”的人性的摹写，更主要是中华民族上古先民人性的折射和反映。至于中国上古先民喊出“天视自民所视，天听自民所听”时，中国以外的世界恐怕还在努力创造着自己的神并活在自己的神的世界里！斗转星移，岁月不居，到了礼崩乐坏、群雄并起的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新兴的地主阶级和社会阶层自身发展的需要，中国的学术思想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以“人”为核心的人性论也随之登上思想学术舞台。以孔子的仁学为人学之宗，中国古代历史上先后产生过以孟子为代表的“性善论”，以告子为代表的“性无善恶论”，以荀子为代表的“性恶论”，以世硕为代表的“性有善恶论”，以王充、韩愈为代表的“性三品论”，以张载为代表的“性二元论”。也算得上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由于孔孟之道在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里基本处于主流和统治地位，在这里着重阐述孔子和孟子的人学和人性论。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核心内容是仁学——关于“人”的学说，因而仁学即人学。在孔子看来，有伦理道德的人——君子与没有伦理道德的人的分野就在于“道二：仁与不仁而已”。所谓仁，就是“爱人”。孔子关于人的这种“仁”，一方面看似一种普遍的爱，另一方面却又是一种亲疏有别、等差有序和有底线思维的爱。孔子说的“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基本诠释了仁爱的层次，但没有做“人”资格的奴隶则是被排斥在仁爱之外的。因此，孔子的仁爱是以维护宗法血缘关系的孝悌为根本内容的。孔子的弟子有若就说过：“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孔子的仁爱又是以维护贵族等级关系为基本原则的。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克己复礼”就是用宗法制度的核心内容“礼”规范统治阶级的等级秩序，使其各安其位、持盈保泰，以维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关系的和谐。孔子的仁爱还是体恤他人、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就是对“人”的“忠恕之道”的诠释。孔子的仁爱还有广济博施、普爱大众的意思。孔子认为，如果“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那就能越“仁”而成“圣”，成为尧舜式的人物。但是，孔子的“泛爱众而亲仁”，事实上并非爱一切人。这有孔子的语录为证，因为他说：“耕者，馁在其中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孔子的“仁”，更是观察人、评价人的道德标准。这个道德标准的内容，主要是：表里如一、言行一致、注重实践。例如，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人”，“仁者，先难而后获”，“能行五者（恭、宽、信、惠）于天下为仁也”。（以上引文均见《论语》）一百多年后，孔子的三传私淑弟子孟子完整地继承了孔子的人学学说并将其发扬光大推向了高峰，形成了他的“性善论”。孟子认为，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都有“不忍”之心。这种“不忍”之心，表现为“恻忍、羞耻、辞让、是非”之心。而“恻忍之心，仁之端也；羞耻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有了恻忍、羞耻、辞让、是非的开端和萌芽，也就成为了“人”，开启了“人”的历程。然而，如果没有这些开端和萌芽，那就是：“无恻忍之心，非人也；无羞耻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因此，在孟子看来，人类有着共同的本性，这个本性就是上述仁、义、礼、智等道德意识为内容的社会属性，而不是与禽兽无别的自然属性。这是孟子了不起的人学思想！当然，孟子认为“人”的“仁义礼智”四心是先天固有、与生俱来而不是后天形成的思想，所谓“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故有之也”，则是其学说的缺陷。孟子还认为，既然“仁义礼智”是人的基本属性，那么，“大丈夫”和尧舜式的人才是人的本性，他所说的“有杀身以成仁，无以身以害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人皆可为尧舜”等是对这种社会人的最好说明。孟子的人的本性论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孟子更认为，统治阶级只有实行仁政，才能“保民而安，莫之能御”。“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也，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而要得其民心，统治阶级就必须在经济上减轻赋税、制民之产和“谨庠序之教”。减轻赋税，就是三税（赋）抽一，实行“十一”税；制民之产，就是实行“五亩之宅，百亩之田”，使民有安身立命的根本；“谨庠序之教”，就是使民乐善好道、知耻且格。在政治上，要反对兼并战争。在孟子看来，只有实行仁政，用仁的思想力量使天下归服，才能使天下真正实现统一。孔子的这些主张，客观上有利于人民休养生息、使民身心得到一定发展。孟子更认为人民是有巨大力量的。他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等思想不仅体现出了民本思想，而且已显露出了一些民主思想的萌芽，这在二千多年前的上古是了不起的人学成就。（以上引文均见《孟子》）综上所述，孔孟的人学和人性论是一个“普鲁东式”的矛盾学说。他们认识到了人的基本属性或基本特征是具有“仁义礼智”的社会属性从而把人与“禽兽”（动物）区别开来，但他们并未认识到人的社会属性也是人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社会性地获得和发展的；他们看到了他们所处的时代与他们所向往的时代——尧舜时代的人性的巨大的差别，但偏要将尧舜的人性作为“人”的普遍的标准的人性，从而把“人”变成了稀有的人；他们明知统治阶级的人性与被统治阶级的人性是对立的，却偏要通过“礼”（以规范统治阶级内部的等级秩序）和“刑”（以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两个统治阶级的工具将对抗的人性变成什么“和谐”的人性；他们明知统治阶级的“义”和“利”是对立统一，却偏要将“义”和“利”割裂试图以尧舜的人性来“王天下”，结果只能弄得自己“累累若丧家之犬”；他们明知人民对社会发展的推动和主导作用，但他们骨子里又轻视人民，甚至不把奴隶看作是“人”；他们明知“人”性也善、人性也恶，但不认为善恶都是人性，只承认人性善是人的人性而人性恶不是人的人性。这一系列矛盾的存在，只能说明孔孟都是统治阶级中的成员，他们的人学和人性论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正因为他们的人学和人性论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所以他们的人学和人性论才为后来的剥削统治阶级所接受和推崇，他们也自然成为了“万世师表”的圣人。由于他们成了圣人，更由于统治阶级需要这样的圣人，尽管后来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人学和人性论有所创新和发展，例如程朱理学、张载“二元论”人性论、阳明心学就是对孔孟人学和人性论的继承和发展，却基本没有走出孔孟的窠臼，从而使得中国社会的人学和人性论思想基本归于停滞。但是，意识只能是意识到了的社会存在，孔孟的人学和人性论思想只能是意识到了的他们那个时代的社会存在。尽管孔孟的人学和人性论学说是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并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然而，他们认识到了人的社会属性，“仁义礼智”诸善是人的美好属性，“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大丈夫气概，“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是最人性的精神，基本意识和反映了农耕时代的社会需求和要求，一定程度上把握了农耕时代的人的本质和基本特征，相当程度上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品德特征，因而“孔孟有部分真理，全盘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毛泽东文集》 第三卷 第84页）。同样，从孔孟的人学和人性论学说中吸取营养是应有的科学态度，全盘否定孔孟的人学和人性论思想是不足为训的。据说，几乎与中国的孔子同时，在古希腊的雅典诞生了西方的圣人苏格拉底。自从有了苏格拉底，西方就有了人学思想。之所以是据说，是因为古希腊的历史本来就没有文字可证、文物可考的。中国当代学者何新先生则直接指斥其为伪史。但是，为了与主流的历史观保持高度一致，在这里，就把据说的历史权且当做真实的历史。希腊的神谕说，苏格拉底是全希腊最聪明的人，并且全体希腊人也都承认他的非凡，总之是生而为灵，死而为神。苏格拉底的聪明被神谕，他的灵魂和思想也受到神的启示，“我向来都有神灵之声，无论对于任何事情，只要是不该做的，它都会出而谏阻。”（柏拉图《申辩篇》）苏格拉底非常赞同安纳萨哥的“理性是维护万物秩序的原因”的思想，并认为“理性”就是“人”和人性即人的灵魂。苏氏认为，理性（心）规定了万物存在的地点，让万物站在最适当的位置，也让行星依照一定的法则运行。依照理性（心），他的使命就是与众人一起探讨那众人之一的自我真相。他的探讨是毫不留情的，要揭穿一切的隐秘。他对自我或一切事物都不存信念，只是要求思索、质问、试探，然后再使人回归到自我。在苏格拉底看来，人成为真正的“人” ，就是因为人有灵魂，即人有精神和理性。他将人分为三种，即灵魂、肉体和二者的结合体。通过对三者的分析，最后得出结论：人的本质不会是肉体，而且不是肉体与灵魂结合的整体，而只是灵魂。肉体以及肉体与灵魂结合的整体都不能说是“人”；或者说根本没有“人”，要是有“人”的话，这个“人”只能是灵魂（《希腊哲学史 第二卷 第412页》）。
作为苏格拉底的再传弟子，亚里士多德继承和发展了苏格拉底的人的思想。亚氏认为，人的本性在于人优于一般动物的理性，人的本性是能够根据理性原则而过上理性生活，即一方面人在法律规范下被动地理性地生活；另一方面，人能自觉主动追求理性的德的生活。但人性中含有动物性，人的理性与人的动物性存在矛盾，人的理性是有局限性，而且人总是要受到感情等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并且人性中固有的兽性，肉眼凡胎的人很少能够超脱，即使是贤良方正也是如此。
显然，不论是苏格拉底的“人”，还是亚里士多德的“人”，都是神谕的“人”——理性，说得好听一点，不过是神与人的思想的混合物。即使从人的思想这一方面来说，他们的“人”不过是对人性的绝对抽象，即抽象为绝对理性（灵魂）。这是典型的绝对的主观唯心主义。平地上的一抔土看起来像一座小山，西方引以为豪的古希腊的人学水平可以从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的人学水平看出来——这种只有绝对理性的人性，根本不能与孔孟的人学和人性论学说同日而语。但是，不管怎样，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对人性进行了思考，总算在西方人性的上空亮起了一道闪光。然而，根本的问题还不在这里，根本的问题在于：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的人学仅仅只是一道闪光而已，很快就淹没在基督教神圣化了的人性黑暗之中。西方经历了一千多年的中世纪黑暗，同时也使西方一千多年没有了“人”和人性而只有了基督教的神性。但是，风水年年转，到了近古时代，风水转到了西方的老巢欧洲。随着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掀起，随着新兴资产阶级的发展壮大，随着工业革命的蓬勃兴起，资产阶级需要新的思想、新的理论为他们进行阶级统治强行开辟道路。于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家高扬起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神谕的理性主义的旗帜，或者说，他们以理性主义为思想源头和思想资源，开创了资产阶级的人性论。西方资产阶级人性论是一个庞大的家族，有所谓自然主义、德性主义、快乐主义、经验主义、理性主义、情感主义、功利主义、历史主义、自由主义、意志主义、生物主义，等等。看似百花齐放、五彩缤纷，其实质都是以理性为核心的唯心主义。在这里，只简述几位有代表性的西方人性论思想家的人性观点。霍布斯。17世纪英国经验主义者霍布斯认为，人的本性是自保自爱、趋利避害的，这是人的本性，也是人的权利。人在未进入人类社会之前的“自然状态下”，主要由自然本性支配，从而“人对人是狼”，人的自然本性无所谓善恶。霍布斯还认为，人类要发展，就必须进入人类社会，这就必然需要和平，从而必然需要契约来维持人类共同体。卢梭。18世纪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认为人性的首要法则是生存，人性的首要关怀是对自身应有的关怀。人的这些天赋人权是不可侵犯和天然合理的。费尔巴哈。费尔巴哈是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高峰和终结者，这位在自然界坚持了唯物主义而在人类社会领域滑入了唯心主义的哲学家，曾经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青睐和批判，但由于他的唯物主义哲学，却受到西方整个思想界的冷遇和遗忘。这样的思想家有必要重新走进人们的视野。费尔巴哈认为，人是以自然界为基础的人与自然界是不可分割的物质统一体。人是自然界的产物，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思维又是以自然界为内容、凭借身体和思维同自然界发生联系，凭着人的本质来认识自然界，实际上不过是自然界自己认识自己。人是以身体为基础的灵魂与肉体，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体。大脑是肉体，灵魂与大脑分不开，没有大脑活动便不能思维，二者有差别，又统一于人本身。所以，以人为基础的灵魂与肉体的统一实体，是正确理解思维与存在同一的前提。人是以感性为基础的感性和理性的统一体。人首先是有感性，然后才有理性。因此，只有存在与本质结合，直观与思维结合，才有生活和真理。由于感性感觉是对客体的特性的反映，因此，只有以人的感性为基础的感性和理性的统一体，主体和思想才能找到通向客体和存在的道路。但是，费尔巴哈的“人”并没有割掉基督教的尾巴，因为他认为：“人类的各个时期彼此借以区别的，仅仅是宗教的变迁......心不是宗教的形式，因而宗教也不应当存在于心中；心是宗教的本质。”（费尔巴哈：《哲学原理。变化的必然性》）并且费尔巴哈认为人的本质是以"类"为基础的"个体"于"类"的物质统一体，也即人与人的感觉和思想都是在与他人交往中产生、形成和证实，但是人们的交往有限，要解决认识中无限性和有限性的矛盾，就必须把个体和类统一起来，依靠世世代代相传的人类认识。这并没有把握人的本质，以至马克思批评他道：“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 第18页）总而言之，统而言之，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逐步取得统治地位，客观上需要人性论学说为其开辟道路；西方人性论学说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的解放和人的发展。但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的解放和发展只能是在资本主义界限内的解放和发展，资产阶级的人性学说也只能是资产阶级的人性学说而决不是什么普世的普遍的人性学说，资产阶级的人性也决不是普世的普遍的人性。然而，令人叹惋的是，真有一批中国人将西方资产阶级的人性学说当成普世的普遍的人性学说了，也真把资产阶级的人性当做普世的普遍的人性了。人类进步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也就进入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因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孪生兄弟；而这对孪生兄弟却是天然对立的，并且哪里有压迫和剥削哪里就有反抗和斗争。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过程中，无产阶级的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在成为“人”之前，人确实是属于自然界，确实是自然界动物中的一种。但是，人的祖先类人猿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手和脚分化，获得了直立行走的职能，于是人和猿分开了，于是语言和大脑发展的基础就奠定了，于是人获得了一项“人猿相揖别”的关键能力：有意识地制造工具并利用工具进行生产。正是由于人有了这项关键能力，才使人从自然界独立出来，才使人与类人猿实现根本分离。因此，从生产劳动对人成为“人”的决定作用来说，正是“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并且人在成为“人”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意识、情感、思想并不是单个“人”固有的产物，而是以“族群”“家庭”“氏族”等群居的方式社会地获得的，因而人性都是社会地获得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成为“人”以后，人必生活着并使得种族延续，就得首先进行物质生产，“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切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一卷 第531页）“一切其他的活动，如精神活动、政治活动、宗教活动等都取决于它。”（同上，第575页）而要进行物质生产活动，人就得付出自己的体力和脑力，利用工具向自然界索取和获得物质资料和物质财富，这就形成了生产力；而在物质生产活动中最主要的方式和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是群体进行的生产——远古之人在狩猎时必须进行“合作”，不进行“合作”是不可能获得大型动物，就不能生存，就不能延续族群，这就形成了生产关系。正是人类社会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这种对立统一的关系，成为人类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不断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也正是这种对立统一的关系使人性不断发展和完善。正是这种对立统一的关系，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产生了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从而阶级斗争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从而使人性成为阶级的具体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超阶级的人性。”（《毛泽东选集》 第二卷 第870页）因此，正是“人”本身产生了这种对立统一的关系，并由此不断地发展出人类社会各种关系，因而“人”“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人性并不是什么固有之物，而是历史的社会的获得和发展的，因而“人”“它只有一种基本特性——社会性，不应说它有两种基本特性：一是动物性，一是社会性，这样说就不好了，就是二元论。实际就是唯心论。”（《毛泽东文集》第三卷 第83页）显然，马克思主义论述的“人”与既往的思想家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的“人”是有根本区别的。马克思主义的“人”是劳动创造了人，是历史的人，是现实的人，是现实历史的人，一言以蔽之，是“现实历史的人”。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历史的人”，首先是社会属性的人而不是自然属性的人。人是有生命的个体存在，这是不言而喻的。但这不是人的基本特征，抑或基本特征之一。说人是有生命的个体存在是人的基本属性，是将人降到了一般动物之中。这不是对人的肯定，这是对人的侮辱。不错，人是从动物中分化和进化而来的。但是，人的进化的过程，正是褪去动物的兽性而社会地获得人性的过程。就拿人类最原始的人的本能食色为例。是动物都得吃饭，人也得吃饭，但人的吃饭与动物的吃饭却有天壤之别——人的饭食有料理，有加工有烹饪，其中更有礼义、思想和道德，因而人的吃饭变成了人性。是动物都有性的本能，人也有性的本能，但人的性的本能与动物的性的本能却有根本的差别——人的性早就从性本能上升到以爱情为基础的人性，从群婚制早就上升到了“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所以孔夫子说“食色，性也。”人最原始的食色本能经过长期的进化已经社会性地获得和发展成为了人性，其他与动物性有关的人的本能更是如此。因此，人的基本特征或基本属性是人的社会性，而不是既是社会性又是自然性，更不是其自然性。其次，是具体的人性而不是抽象的人性。人的本质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并且人的“全部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因而人是有其人性的，但只有具体的人性，而没有抽象的人性，人们通常说的抽象的人性不过是对具体的人性的抽象。人性之所以是具体的，是因为人的具体的生产生活活动总是具体的，总是表现为一定社会的生产生活活动；是因为人类通过物质生产、人的生产，进而通过精神和文化的生产，才能创造人类社会，创造人类社会历史。再其次，是社会和阶级的人性而不是什么永恒的人性。资产阶级思想家宣称，人性是永恒的。他们的永恒的人性，是源于西方由来有之的所谓理性。这理性有点像孟子的“浩然之气”，使人云里雾里，使人不着边际。它是人的灵魂，又是绝对真理。因为理性可以审判一切而理性不能审判，理性可以质疑一切而理性却不能质疑。然而，人世间有这样的理性吗？！正由于人世间没有这样的人性，于是，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宣称：人的理性就是人的自私性。好吧，我们承认人有自私性，可是，奴隶主与奴隶的自私性为何如此不同？地主与农民的自私性为何有天壤之别？资产阶级的自私为什么要打倒封建贵族的自私？工人的自私（反抗）为什么受到资本家的自私的镇压？可见并没有什么永恒的人性。人性既是社会地获得又是社会地发展的，是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紧密地相联系的。原始社会的人有原始社会的人性，在奴隶社会里有奴隶主和奴隶的人性，在封建社会里有封建地主和农民的人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的人性和无产阶级的人性（资产阶级的人性处于主导地位），在社会主义生活里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人性（无产阶级的人性处于主导地位），共产主义社会里有共产主义的人性。总之，人性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社会形态的变更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当然，这个发展是对之前各个时代人的人性的否定之否定的发展。因此，只有社会和阶级的人性，决没有永恒的人性。又其次表现为“现实历史的人”的历史观与“抽象的理性人”的历史观的对立。“现实历史的人”的历史观肯定了人类历史是“人”的历史的命题，但它颠倒了“抽象的理性人”的人道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历史观：不是意识决定物质，而是物质决定意识；不是人们的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单就这一具体的理论事实，就足以让那些攻击、诋毁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是历史虚无主义者的无耻谰言不攻自破。又其次表现为人与人类社会相对立。人，当然首先表现为有生命的个体的存在。但是，人不可能只是孤独的个体的存在。当人像鲁滨逊俘获星期五一样开始生活，就开始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创造了社会生产关系也即人类社会，就会像人创造了宗教、却受到宗教神的力量的支配一样，人创造了人类社会、却受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支配。人固然有其主观能动性，但只有在顺应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发挥历史主动性，因而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总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与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的统一，这个统一，其实就是人与社会的对立统一。最后表现为劳动的人与占有劳动的人相对立。人类社会相当长的历史本来是“质朴而美妙”、可怜而悲惨的人人平等且人人劳动的原始公社的历史，但是，随着财产的相对剩余，私有制逐步出现了，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这就是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形成的阶级的对立。这种对立，造成“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现实历史的人”的一切文明“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二卷 第31页）这种对立，成为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直接动力。中国早就到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当家做主的时代。这样的时代理应是无产阶级的“人”和人性为主流的时代。这样的时代曾经在新中国长期出现过，这就是毛泽东时代。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一段时间，随着中国出现了一个富有的阶层，随着中国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分化，更由于当今世界还是“西风压倒东风的”世界，马克思主义的“人”和人性论被长期边缘化，西方资产阶级的“人”和人性论成为主流并大行其道。但是，当代中国已经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必须让马克思主义的“人”和人性论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无产阶级的“人”和人性也必须成为社会主流。然而，要达此目的，不是敲锣打鼓、轻轻松松就能做到的，必须进行全面而深刻的人的改造和发展，必须进行新时代伟大的社会变革和伟大的斗争，对此，每个无产阶级的人都要有充分的准备并积极投入这项运动之中。 （作者系昆仑策特约评论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本公众号所编发文章欢迎转载，为尊重和维护原创权利，请转载时务必注明原创作者、来源网站和公众号。阅读更多文章，请点击微信号最后左下角“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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