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文军：关于科学危机观与中国特色重大突发公共卫生危机应对模式的思考

 

 关于科学危机观与中国特色重大突发公共卫生危机应对模式的思考

申文军

阻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为我国现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带来一场大考。这场大考正在向我们预期的取得战胜疫情彻底胜利的方向和目标迈进。我国以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把人民生命安全和健康放在第一位，凝聚全民信心和力量，调配全国医疗力量、防控资源，在控制疫情扩散蔓延上取得显著的成效，也为世界人民的公共卫生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党和政府在应对新冠肺炎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体现出一种科学的辩证的危机观和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社会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应对模式。

危机的基本定义是：突然发生或可能发生的危及组织运行和目标实现，严重损害和影响组织形象、信念、价值、利益、生存的，需要应急决策和非常规调动资源来应对的，具有不确定性的灾难性事故、事件和状态、情景。“危机”一词，是一种符合辩证思维的且富有中国特色的对于这类事件和情景的简洁认知表述。危机，总是在人类社会实践中出现的，正确的危机观应该包含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客观世界的互动及人的“改造世界”的维度，其可以概括为：危重关头、面临转折，危中有机、全力求好。《易经》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穷”，是在承受危机的国家、政党、政府、企业等组织主体，保持自己的基本的形态、利益、价值、观念、目标之存在的前提条件下而言的，而要实现“变”“通”“久”，则依赖组织及其个体的自强不息、汲取教训，与时俱进、改革创新。就是说，危机具有双重属性，既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也有不可忽视，甚至不可小觑的正面的社会作用和影响。恩格斯说，“没有那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也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而言的。“危重关头、面临转折，危中有机、全力求好”的危机观，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和历史观的，是我们应对危机的基本的理论逻辑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的关于国家总体安全观的重要思想，是我们应对和管控社会公共危机的思想指南。现代社会已经成为一个发达的总体性的细化的分工协作系统，具有多方面、多层次、多环节、多渠道的关联性，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也体现着“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系统本身的脆弱性的一面。现代社会的公共危机，也因之成为一种系统性危机。它是现代高风险社会中出现的一种系统性特征渗透其中的危机。就是说，其赋予了危机的突发性、意外性、不确定性，危机引致后果的可预期性和非预期性，危机引发的社会舆论的聚焦性，危机的严重破坏性，危机的时间紧迫性等特征，以系统性的直接或间接的相互作用、相互关联的性质，是这样的危机事件和危机情景的构成。这种危机对于组织而言，既有导致其走向组织主体的解体，或组织主体的目标、价值、信念、利益、生存的遭遇颠覆和破灭的可能性，也有导致其走向组织主体的更加凝聚，或组织主体的目标、价值、信念、利益、目标的加速实现和更加强化的可能性。在一个生命力衰落和走下坡路的组织中，前一种可能性成为现实的概率性极大，而在一个生命力强盛的上升性组织中，其后一方面的可能性成为现实的概率极大。当代中国，就是一个正在走向复兴的上升型的民族和国家共同体组织。从文化、制度和物质基础上来看，中国天人合一、民胞物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仁者爱人、忠义信勇，以国为家的家国情怀，天下为公的天下情怀等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奉献精神、民族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结合，锻造了我们民族的优秀品格，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建立的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以及改革开放积累的雄厚的物质基础，决定了我国应对危机的治理体系的高效和治理能力的强大。从组织主体上来看，中国党和政府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保持先进性、纯洁性，与时俱进、改革创新，不断领导中国发展进步的治理能力上升型的政党和政府；中国企业在整体上是不断锻造其创新力，不断走向中高端产业链，走向世界市场的上升型企业；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是一个以对世界文明进步提供中国方案而走向民族复兴的上升型国家。这些，都是我们应对危机具有必胜信念的历史逻辑基础和实践逻辑基础。

现代社会公共危机从不同的视角，划分为多种类型，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是其中一类。全国性重大公共卫生安全危机，特别是新型病毒带来的强传染性疾病的公共卫生危机，其发生和防控带有全局性、全民性的特征。在危机发生上，其严重危及全体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严重破坏全社会的“生理信任”，而这是社会赖以运行的基础的基础，这决定了它对整体的人、经济、社会釜底抽薪的破坏性；在危机防控上，则需要严格高效地阻止疫情的扩散和蔓延，尽快实现对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保障，以恢复人际间的“生理信任”，恢复经济社会得以正常运行的根本条件。中国在应对全国性突发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中，已经基本形成“中国特色重大突发公共卫生危机应对模式”，根据历次以及本次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危机应对反应和运行来看，可简洁地概括为“中央科学决策、统筹多重目标、集中调配资源、军队强力参与、“部地”（各部门专业防控、各地方协同防控）联防联控、党员先锋带动、全民群防群控、信息公开透明、正确舆论‘导督’(引导和监督）、随机实施创新（医疗技术和医药创新、大数据等新信息技术运用的创新、防控机制和防控设施等的创新）、‘三手’(政府、有价格限制的市场、特色社会组织）调节协同、实施国际合作”的高效危机应对模式。这在当前的疫情防控中已经突出地表现出来。这种针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危机的应对模式在世界上堪称独树一帜，满足了覆盖全面深入、措施科学得力、执行运转高效、防控精准高效的危机防控要求，是新时代中国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危机应对上向世界提供的中国经验、中国模式，值得各国学习借鉴。

当然，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模式，一个模式在运行中也难以尽善尽美。适应时代和人民的需要，适应不断发展的重大社会危机应对和管控新形态、新形势的需要，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既要立足当前，科学精准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更要放眼长远，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该坚持的坚持，该完善的完善，该建立的建立，该落实的落实，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笔者认为，这就需要进一步在具体机构、具体机制、具体措施、具体设施等方面，如防控应急决策、防控机构职能设置、防控早期预警、防控预案科学制订、防控物资高效合理配置、防控信息共享、数字化智能化新型基础设施、各地政府间协调、政府征用购买企业和专业机构设施产品服务、对滥捕滥食野生动物等陋习移风易俗、普及生态和生物安全法律法规知识、社区治理和公民自治等等方面，补足短板，促进中国特色重大突发公共卫生危机应对模式，在构成和运行上更加完善和强化。

我们要达到以下的防控成效和目标：

一是对突发性的“黑天鹅型”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进行应对；

二是在不断有所改进的正常化的社会秩序和运行中，实现对缓慢过程性的“灰犀牛型”公共卫生危机的有效管控；

三是要对对潜在性的、伪装性的、难以识别的“变色龙型”的公共卫生危机进行良好的应对和管控。

我们要认识到这三类危机的交叉性及其相互转化的性质。这样的理念要落实到各种公共危机应对和管控中，以为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的总体安全保障。

历经风雨，终见彩虹。我们有信心、有智慧、有力量，像应对1998年长江大洪水和2008年汶川大地震一样，特别是，像应对2003年非典疫情一样，打赢这场新中国成立以来空前的全国性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应对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并要在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经济社会平稳运行和发展中，努力实现危机及危机应对，应该带来的历史进步的正面效应和长期效应。

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