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的结果，是科学目的的达到，而不是GDP 的增长，也不是西方所谓经济结构的转换，我国经济发展必然是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合乎目的的行动的结果。为了有效达到目的，不能不做出科学的计划，尽管任何具体的计划在实施过程中都可能会调整，甚至会停止执行。如果没有政府的有计划的行动，小小病毒就足以重创我们14亿人口所构成的社会，再来几次病毒，这个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的人口可能只有几亿了。如果这样，掉入中等收入陷阱都属奢望，民族复兴还何从谈起呢！
改革开放前中国曾建立起全民和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改革开放后中国又在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私人所有制和外资所有制基础上建立了市场经济。一些中国人已经陷入到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绝对对立思维之中，已经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核心规律对立统一规律这一最基本原理，认为它们只有对立，没有统一。当中国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份额很大而且生产已有极大发展的时候，需要商品经济形式的支撑，中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其合理性【1】，邓小平用市场和计划都是手段、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来打破对计划经济的不恰当认识也是对的，但当中国用党的文件的、行政驱动的因而也是计划的办法使得中国市场机制相当发达后，中国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越来越相对薄弱，经济增长率越来越趋于下降，诸多价格出现严重扭曲后，还极力诋毁和仇视计划经济、极力赞美和推进市场化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了，就是置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于不顾了【2】。实际上，如果像一些人那样去否定计划，那么，由于当前所形成的市场经济就是计划所推动的，因此，它也应该被否定了。这岂不是一个悖论吗？他们岂不是落入哈耶克的圈套，在设想、空想让市场经济自发地出现在中国大地上吗？
二、对计划经济的极端攻击已经超出可以容忍的限度
有人用梳理党的文献的方法来打中央旗号，同时标榜自己推动中国市场化之功绩，掩盖、夹带自己搞极端市场化、私有化的图谋。比如，吴敬琏最近的一篇文章依然认为，在由政府掌控的所谓“管制下的市场”中，企业的自主决策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计划、主要是体现为选择性产业政策的间接计划的控制，市场参数也不可避免地遭到扭曲，因而就很难避免行政控制模式造成的种种缺失【3】。很显然，吴敬琏是在主张，中国连选择性产业政策也不能要，而且拒绝黄克诚和陈云关于搞活经济的得到全党认同并在党的多个文献中都有鲜明体现的“鸟与笼子”的思想了。吴敬琏在该文中还认为，目前仍然存在的大量行政保护、政商勾结以及把行政权力凌驾于市场与法律之上的行为，国有企业依然掌握着大量重要经济资源，并且在许多行业中处于垄断地位。保持和强化这种格局难免压缩其他经济成分的生存空间，妨碍公平竞争市场的形成，并使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难以提高。保护产权、尊崇法治都是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这一改革核心任务的应有之义，必须从政治、经济、法治等多方面下手，厉行竞争政策和完善执法体系来加以消除。很显然，吴敬琏这实际上是必欲置国企于死地从而消除计划经济最基本内核，即社会主义根本和基本经济制度存在的基本土壤而后快了。而满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仁义道德的“吴市场”所谓的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私人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了。有了这种经济基础，中国未来的上层建筑将会怎么变化，是否还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共产党的天下，任何对马克思主义原理有基本常识的人都不难洞悉了。“吴市场”之名由来已久，推行极端市场化，不遗余力，但他所主张的市场并不是中国所需要的市场，也不是顾准等老前辈所主张的以公有制为供给主体的市场。吴某人既善于拉大旗为虎皮，又明中暗中有同道中人相助，已为学界耳闻心知，主张用政府强推的办法来实现他所谓的市场经济（实质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陷入逻辑悖论而不自知。当然，假如他的目标实现，党和政府就必然被压缩到极小的活动范围中了，也就不可能坚持党的领导了，这时，与党相对立的政党就一定会起来，伸手来要党的政权了。有人依然自认为正确实则是抱残守缺地用哈耶克等人的信息不完全、激励不直接来否定计划经济，认为计划经济的盲目性问题无法完全避免，即使有大数据，但由于大数据技术和应用水平有限，且受制于市场机制缺失、资源稀缺性、个体特殊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矛盾以及经济社会的不确定性等因素，计划经济不可能因大数据卷土重来【4】。按照这种逻辑，被其称为“再一次粉墨登场”的计划经济的论调当然是无稽之谈了。这种观点以西方市场经济理论为标尺，与那种早已有之的计划经济缺陷论【5】、西方效率论【6】、投资膨胀论【7】既暗通款曲，又变本加厉，试图通过把在中国确立计划经济体制之前就已根深蒂固，由于经济落后、文化落后所产生，后来只是与计划经济相伴随，随着计划经济完善和经济社会发展会逐步得到解决的缺陷、问题和矛盾归结为计划经济内在矛盾，让计划经济成为一切错误的替罪羊，从而使其万劫不复，达到其表面上极端推崇市场经济客观上必然是极端推崇资本主义制度，欲以资本主义制度取代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既然仿佛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建设已成舆论共识，既然吴市场那么有名，那么权威，那么如有神助，今天的中国，一些人还对计划经济口诛笔伐，就再正常不过了。有人说：“计划经济黄鹤一去不复返”【8】，有人说：“计划经济以失败的试验和实践证伪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理论争鸣”【9】，有人说：“计划经济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制度根源”【10】，有人说：“计划经济时代社会主义实践流于荒谬的分配平等”【11】，而在具体的社会功能运作领域，排除计划经济的言论极为嚣张，不绝于耳。有人说：“标准化改革要去除计划经济阴影”【12】，有人说：“天津港是另一个计划经济残余”【13】，有人说：“出租车行业发展急需摆脱计划经济思路”【14】，有人说：“公立医院扩张再现计划经济下的投资饥渴症”【15】，有人说：“计划经济思维难解医院停车难”【16】，有人说：“计划经济难容社会组织生长”【17】，有人说：“计划经济模式阻碍新能源发展”【18】，有人说：“领导干部公务车是计划经济下的供给物”【19】，有人说：“弃计划经济思维,共建公共服务发展新机制”【20】，有人说：“不能走计划经济体制老路”【21】，有人说：“回到计划经济是一条死路”【22】，等等，不一而足。就是一些带有甚至极有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的有益研究中，也对计划经济不无一两句指责。比如，有人极为珍视毛泽东对计划经济的探索，但又认为计划经济废除了市场在经济活动中的基础作用，转而依靠国家的科层体制来协调所有的经济活动，是不妥的【23】；有人认为，计划经济具有重大历史价值，但不能长久实现社会主义所追求的高效率，是其最大缺陷，是其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的真正原因【24】。但金子终究会发光的。我国学界开始拨开西方经济理论的迷雾，重新认识计划经济的价值。有的学者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论证了我国采用计划经济的必然性【25】；有的学者论证了我国计划经济与苏联计划经济的差异和自身调整【26】；有的学者论证了计划经济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作用【27】；有的学者回顾了苏联的计划经济【28】；有的学者论证了中国当下和未来对计划经济的需要【29】。尤其令人高兴的是，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权威判断。然而，真正地最终地一劳永逸地解放思想，破除对计划经济的种种偏见、管见、谬见，恢复计划经济光芒万丈的本来面目，只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结合，中国与外国相结合，对计划经济做出本体论（ontology）的分析才能做到。
三、用本体论驱除掩盖计划经济万丈光芒的理论迷雾
太阳本来光芒万丈，但黑云压城城欲摧，日全食也可以让白天变为黑夜。本体论本来是哲学概念，近三十年里，逐渐被应用到计算机界，在人工智能、计算机语言以及数据库理论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工智能领域的R. Neches等人1991年将本体定义为“给出构成相关领域词汇的基本术语和关系，以及利用这些术语和关系构成的规定这些词汇外延的规则的定义”【30】。1993年，斯坦福大学的Gruber给出了本体的一个最为流行的定义，即“本体是概念模型的明确的规范说明”，而本体论是对概念化的精确描述【31】。1997年，W.N. Borst在此基础上，给出了一种更清晰的本体定义：“本体是共享概念模型的形式化规范说明【32】。于是，本体论研究包括四个方面：概念模型（Conceptualization）、明确（Explicit）、形式化（Formal）和共享（Share）。本体论研究的目标是捕获相关的领域的知识，提供对该领域知识的共同理解，确定该领域内共同认可的词汇，并从不同层次的形式化模式上给出这些词汇和词汇之间相互关系的明确定义。老子《道德经》第一句话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据说，对这句话的解释有十一种之多。我认为，老子这句话的真正的意思是：关于事物的道理（真理性认识）是可以讲出来的，但它不是以一种恒久不变的方式起作用（或表现出来）；一个事物存在了，因而可以给它起名字，但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场合，或不同人那里，同一个名字所指代的事物也（可以）是不同的。在哲学社会科学里，大量研究缺乏精确的定义，导致了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意见，产生了大量无谓的争论，阻碍了改造世界的实践。就计划经济一词而言，它是由计划和经济两词焊接而成。弄清楚计划经济的本体，只需要弄清计划的本体就可以了。做到这一点极为简单。英文权威的韦氏词典（Merriam-Webster）对计划化（planning）一词的解释是：the establishment of goals,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for a social or economic unit，即一个社会或经济单位的目标、政策和步骤的确立。根据这个定义，很明白，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无疑需要确立自己的发展目标、所选择的政策和必须经历的程序、步骤，因而，某种合理的计划化的存在性是无可非议、无可置疑、无可争议的。否定这个，就是极端的蒙昧主义。政策的稳定化实施就是制度【33】。否定计划化实际上必然导致否定一切制度。这当然是荒谬的。中国刚刚建国时，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确立工业化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目标，并经历必要的过程（如毛泽东主席访苏、相关会议的召开、相关研究的展开等等），选择相应的政策（包括向社会主义过渡、确立户籍制度等等）都是必要的。而在改革开放后，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目标，也是经历了一系列的程序、步骤，设立了一系列的政策。由此可以看出，如果如国内一些人那样绝对地否定计划，把计划推到荒谬的境地，实际上就不仅是虚无毛泽东主席时代中国的计划经济，也是否定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自十四大以来的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科学实践了。所以，仅从词源的这一最基本的角度来考察计划本体，否定计划的观点就已经是愚不可及了。再从本体来看，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的结果，是科学目的的达到，而不是GDP 的增长，也不是西方所谓经济结构的转换，我国经济发展必然是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合乎目的的行动的结果。为了有效达到目的，不能不做出科学的计划，尽管任何具体的计划在实施过程中都可能会调整，甚至会停止执行。令人深思的是，今天中国还有多少学者、官员就像对待阶级敌人一样要把计划经济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啊！如果中国被这样的学者统治了思想上层建筑，被这样的官员统治了政治上层建筑，小小病毒就足以重创我们14亿人口所构成的社会，再来几次病毒，没有政府的有计划的行动，这个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的人口可能只有几亿了。如果这样，掉入中等收入陷阱都属奢望，民族复兴还何从谈起呢！再从经济理论看，如果说，在苏联和中国刚刚采用计划经济体制时，许多人对计划经济的本体没有清晰的认识还情有可原，那么，今天，在苏联解体即将30年，中国改革已经超过40年，西方经济学侵入中国已有20余年，那么，计划经济的本体已经可以在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体，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为用的基础上得以清晰地阐明了。这种阐明将会有效地终结围绕计划经济，因此也至少部分终结围绕市场经济的谬论，彰显计划经济思想的万丈光芒。对此的研究作者已经基本完成，它可以简要归结为如下几点：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公有制主体地位的确保和巩固需要计划；2、年度经济增长率、数年内、数十年内的经济增长率需要计划；4、社会劳动在区域、产业、行业、事业的配置需要计划；5、获得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机器、设备、科学、技术需要计划；6、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比例或储蓄率安排需要计划；8、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划分、资源区域配置、城乡关系需要计划；10、产品的交换和流通、货币的发行和流通需要计划；
上述十一个方面的计划并不是全部计划。它们在西方宏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实际上都大量涉及。比如，经济增长率、储蓄率、投资率、货币供应、就业、消费都是西方经济学所涉及的主题，只是并非完全涉及而已。更重要的是，它们不仅都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发展方向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且是中国建国70年实践所遵循的共同框架，所不同的主要只是量和形式而已。基于以上本体论分析，可以看出，计划经济思想是针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言的【34】，是对它的超越，也是在实现社会制度超越后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而不可被否定的科学思想。由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计划经济思想在苏联和中国得到系统的深刻的卓有成效的实践是不容诋毁的。而实际上，计划经济需要投入，一定会有供给方，生产出的产品一定有需求方，因此都有市场，只是市场上的交易条件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交易条件不同而已。马克思认为：“市场是流通领域本身的总表现”【35】。在市场是流通、交换、销售量或销售场所的意义上，实际上，计划经济也可以叫作市场经济，它因能够更好地反映人民群众的需要而一定是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不过在历史上没有这样称呼而已，也没有必要这样称呼而已。中国改革开放后所形成的市场经济与苏联时期和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市场经济的最重大差别是所有制基础不同，因此，计划的范围不同。前者的计划在私有制企业里不具有强制性，甚至在一部分公有制企业里也不具有强制性。但某些产业，如军工、航天等部门依然严重地依赖于国家计划。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在上述十一个方面的发展都是党和国家有计划作用的结果。这样来看，改革开放以后所形成的市场经济，也可以叫计划经济。就连被国内一些人视为市场经济样板的美国，不是在改革开放前后都在有计划地围堵中国吗？而欧洲一些国家、日本、韩国等国不也是在许多情况下跟随者美国的指挥棒吗？这样来看，计划经济思想难道不是一种普适的经济思想而在敌我看来都光芒万丈吗？吴敬琏等人不遗余力地拒绝、抛弃这个光芒万丈思想，是要把中国带入到亚当·斯密、伽利略等人所反对的中世纪欧洲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意识吗？连此悖论都没有意识，还能称为经济学家吗？在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的问题上，还有什么发言权吗？【1】王今朝.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新发展[J]. 人民论坛，2019(29).【2】不少研究把计划经济看作刚性的、僵化的、扭曲的、低效的，而把市场经济看作弹性的、灵活的、正常的、高校的。还有的认为，计划经济是产业结构超前转换、盲目发展、急于求成，是以政治原则替代经济原则的“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理论上十分错误地假设一个高效率计划的跨越任何时空而无所不知的、永远正确而不犯错误的政府，在实践上顾此失彼、力不从心，非常有害。参见蒋德明, 徐坚. 计划经济条件下产业结构失衡的反思与评说[J]. 江西社会科学, 1998(12)。【3】吴敬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识进展与制度构建[J].中国金融,2018(24):18-22.【4】刘儒,刘江.大数据不可能复活计划经济[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6(05):152-157. 朱海就.大数据、认知与计划经济——与何大安教授商榷[J].社会科学文摘,2018(10):19-21.【5】向新,苏少之. 1957-1978年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非计划经济因素[J].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2(04).【6】中国产业体系的制度结构研究课题组. 建国初期的计划经济效率——基于制度变迁理论与DEA检验的经济史研究[J].当代经济科学, 2015(05).【7】薛暮桥：《我国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改革》，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7页。【8】杨秋宝.改革40年回望:改革计划经济的历史必然性[J].金融博览,2018(09):44-45.【9】惠双民.再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争[J].中国经济报告,2017(09):55-57.【10】孙康.计划经济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制度根源[J].炎黄春秋,2010(04):34-37.【11】刘旭阳.流于荒谬的分配平等——对计划经济时代社会主义实践的反思[J].新东方,2016(01):40-43.【12】王忠敏.标准化改革要去除计划经济阴影[J].中国标准化,2016(16):52-54【13】史哲.天津港是另一个计划经济残余[J].领导文萃,2015(21):23-24.【14】张国华.出租车行业发展急需摆脱计划经济思路[J].中国经济周刊,2015(21):20-21.【15】吕国营.公立医院扩张再现计划经济下的投资饥渴症[J].中国医疗保险,2015(05):24.【16】刘丹.计划经济思维难解医院停车难[J].中国卫生,2014(11):78-79.【17】徐永光.计划经济难容社会组织生长(摘要)[J].学会,2014(05):25-26.【18】王骏.计划经济模式阻碍新能源发展[J].能源,2014(04):34.【19】纪彭.领导干部公务车的来历:计划经济下的供给物[J].党史文苑,2013(23):51-53.【20】徐永光.弃计划经济思维,共建公共服务发展新机制[J].学术探索,2013(12):5-6.【21】宋菁.不能走计划经济体制老路 要有自我革命勇气[J].科技与企业,2012(10):2.【22】程念祺.回到计划经济是一条死路[J].探索与争鸣,2012(04):15-17.【23】韩奇. 毛泽东对计划经济的改革探索及其价值审视[J].现代哲学,2018 (03).【24】武力. 中国计划经济的重新审视与评价[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04).【25】李娣,何少华,王莹.建国初期我国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必然性分析[J].法制与社会,2019(06):248+250. 章百家,朱丹.新中国缘何搞计划经济[J].党史文苑,2016(11):4-7. 曲星颐.20世纪50年代中国选择计划经济的历史必然性[J].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5(03):25-29.【26】韩奇.毛泽东对计划经济的改革探索及其价值审视[J].现代哲学,2018(03):52-61. 高宁.毛泽东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理论构想与实践探析[J].人民论坛,2013(23):186-188.【27】王学军,程恩富.正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作用[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9(10):84-92+109. 程连升.客观评价中国计划经济的历史[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4(02):35-37. 胡安全.1950年代计划经济体制中国化的基本经验[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39(04):379-385.【28】鲍·布鲁斯库斯,李宏,王建民.苏维埃俄国的计划经济[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2(03):46-72.【29】“新计划经济”:中国经济的下一站[J].中国总会计师,2016(12):21. 张承东.国家创新需要“计划经济”[J].IT经理世界,2010(08):22-23.中国将进入“地方计划经济”时代?[J].中关村,2010(10):46-47.【30】Neches, R., Fikes, R., Finin, T., Gruber, T., Patil R., Senator, T., and Swartout, W.R.. Enabling technology for knowledge sharing. AI Magazine, 12(3), Fall 1991, pp. 36–56.【31】T. R. Gruber. A translation approach to portable ontologies. Knowledge Acquisition, 5(2):199-220, 1993. T. R. Gruber. Toward principles for the design of ontologies used for knowledge shar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Computer Studies, Vol. 43, Issues 4-5, November 1995, pp. 907-928.【32】Borst, W.N., Construction of engineering ontologies, Ph E. Thesis, University of Twenty, Enschede, 1997.【33】十九届四中全会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们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之一。这是对改革开放伊始那种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体制，都不是制度”的观点的正确否定。经济运行体制就是一种制度，只不过相对根本制度较为浅层而已。任何一个国家的根本经济制度都需要有与其匹配的运行体制。【34】亚当·斯密在世时，其作品没有洛克的作品流行。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实际上只是在斯密去世一百多年后才被西方某些人挖掘出来。亚当·斯密的作品只是在资产阶级上升的时代为资产阶级代言，他的指向是限制封建国家封建贵族的权力。亚当·斯密死后两百多年，英国的政府对市场经济也不是信马由缰，不然，怎么可能有日不落帝国的光辉？由此可见国内一些人对亚当·斯密的推崇是多么的愚昧！【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09页。
（作者系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导，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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