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十九大号召全党“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个论断基于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即唯物论和辩证法。人总是要思考的，但人更是要吃饭的，吃饭是思考的前提而不是结果。要吃饭就要有为争取利益开展的民族的或阶级的斗争，这就决定斗争是事物矛盾中的主要方面，是反映本质的东西。伟大斗争需要有唯物论，也要有辩证法。唯物论可以让人守住底线，而辩证法可以让人明了生死极限；纵观历史，被入侵亡国的不多，而过度扩张亡国的不少。为了避免“行百里者半九十”的结局，我们就必须学会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基本方法。
今天中国的发展已到新的历史起点，新起点需要我们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伟大斗争需要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认识世界的本质是世界观形成的前提。1958年3月25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第一是唯物论，第二是辩证法。”毛泽东还批评“我们许多同志对此并不那么看重”。[1]今天看来，用唯物论和辩证法这两条基本原理观察国际斗争形势并形成相应的战略判断，“增强政治领导本领，坚持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对于“科学制定和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落到实处”[2]具有重大意义。
一 “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
对于社会矛盾产生原因的解释，人类实践及其认识迄今没有超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结论，他们说：
【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3]
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4]】
不错，人总是要思考的，所以笛卡尔(Rene Descartes，1596～1650年)将人的思维当作人存在的第一属性，他说：“我思想，所在我存在。”[5]但人更是要吃饭的，可以确定的是，吃饭是思考的前提而不是结果。天下所有的认识问题一碰到“吃饭”问题，都会“退居二线”。比如讨论粮食安全，如果大家吃饱了，就会一人一个结论;如果饿三天，大家的结论就会归于统一，那就是要吃饭。饿肚子的事跟文凭高下没有关系，无论哈佛毕业的，还是北大毕业的，饿三天都是一个感觉，感觉即感性认识接近了，大家的理性认识也就接近了。要吃饭，就得抓枪杆子;饿急了，还要革命。成功的革命没有不用暴力的。这也不是一个会上理论讨论的问题，而是生死实践问题。还是饿三天，大家就会找到感觉：在馒头左边放了一束玫瑰、右边放一把枪，人饱时没有一个人去抓枪，都抢玫瑰。为什么，玫瑰好看，好听，名声又好，很有面;但人饿急了就顾不上面子了，要抓枪，要斗争，不然肚子不答应。枪是什么?对国家就是我们的军队。由于吃饱了，和平时期生活得太久了，很多人在研究国家安全的时候，手里尽捧玫瑰。毛泽东批评王明说，这个人不知道人要吃饭，不知道子弹能打死人，不知道走路是靠双脚。王明碰到矛盾不是开展积极的斗争，而是跑到莫斯科去，坐在莫斯科瞎指挥，这样的人不败才怪。
为了经济利益即吃饭问题，人们需要进行斗争，他们为此组成各种社会集团，并以集团的名义展开阶级的和民族的斗争，这种集团发展的最高形式便是国家。古代国家内外关系以血统皇权维系，近现代国家内外关系则以主权维系。这样，起源于资源即吃饭问题而形成的主权就成了现代国家理论的逻辑起点，由此便派生出如国家力量、国家权力、国家权利、国家制度和国际民主等范畴。列宁说：“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6]范畴是形式逻辑演绎的“纽结”，而资源则是历史逻辑演绎的“纽结”，形式逻辑无非是历史逻辑的反映。资源问题就是吃饭问题。因此，资源，从而吃饭，而不是笛卡尔说的“思想”，便成了“一切历史”的生发原点，也是一切社会理论的原点。
“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7]不斗争便不能进步。人类在诞生之初就面临资源与发展的矛盾，在人类社会进入“发展才是硬道理”[8]的市场经济快车道后，这对矛盾就变得更加突出。资源的绝对有限性和发展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决定了国际政治中的对立和斗争是绝对的，而合作与调和——尽管值得争取——则是相对的。因此，研究国家安全问题，我们不能书生气太重;我们的学术观点不能脱离马克思所说的“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
二 “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是贯穿战略研究始终的“底线思维”
但人毕竟与动物不同，在吃饭之后，人还是要思考的;国家在需要资源的同时，也要有意识形态和相应的社会制度。物质资源，尤其是战略性物质资源的有限性与极难再生性，决定国家间的关系是一种绝对博弈关系;但是绝对博弈中可能出现的绝对“零和”结果，又使这种绝对博弈关系在许多情况下变为相对博弈关系，即在国家力量的边界寻求理性和解。一张世界地图，其边界线的曲折变化告诉我们的就是这样的道理：国家边界的曲折程度反映了围绕资源争夺的国家关系的矛盾深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崛起本身并不仅仅是国家为获得资源释放国力的物理过程，确切说，它更是一个政治过程。国家政治是国家力量的理性使用。亚理士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9];马克思补充说：“人即使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10]
“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11]，是我们思考新时代一切战略问题的出发点，也是贯穿我们战略研究始终的“底线思维”。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要求我们要树立斗争意识，这是因为世界资源有限的，而发展则是无限的。政治问题就是吃饭问题，要吃饭就要有为争取资源而进行民族的或阶级的斗争，这就决定斗争是事物矛盾中的主要方面，是反映事物本质的东西。国家是保卫本国生存和发展所依赖的资源而存在的，如果要是放弃斗争意识，那“戈尔巴乔夫”式的唯心论及由此导致的苏联解体就是前车之鉴。
世界上有两种国家要失败，一种是“身体”不好的，一种是“脑子”不好的。身体不好的就是丧失经济自主权、国家自主性整个被西方殖民主义者击垮了的南方国家。这样的国家——比如一些石油国家——可能很有钱，但没有发展，因为他没有自我发展的内在能力及由此产生的国家自主性。脑子不好的就象戈尔巴乔夫那样搞唯心论。国际斗争中，如果对手国家不能打倒你的自主性，那剩下的就是用唯心论使你脑残。西方就是用后一种方法击倒苏联的。1991年撒切尔在美国休斯敦明白表示，苏联对西方真正构成威胁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撒切尔的话概括起来就是，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无法按正常方式竞争过社会主义制度，唯一的办法只有用非常规的方式“制造其内部问题”，将其击败。
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在于其治理国家的能力不成熟，用柳宗元的话说就是：“失在于政，不在于制。”[12]苏联解体的教训告诉我们：即使是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治理国家的能力跟不上，最终还是要垮台，要被开除球籍的。
历史经验表明，国家意识形态只要自陷唯心论——比较典型的如中国历史的宋朝，放弃伟大斗争，那离亡国的日子就不远了。戈尔巴乔夫上台不久就向世界宣布了他的以放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斗争为主旨、以“在未来的世纪中，自由能遍及地球的每个角落”“不同社会制度的和平竞赛能无拘无束地展开”[13]为目标的“新思维”，撒切尔从其中看到击倒苏联的战略契机，她在休斯敦讲话结束时一语道破天机说：
【事实上现在苏联已经解体了，不过在法律上苏联还存在。我负责任地告诉诸位，不出一个月的时间你们就会听到法律上苏联解体的消息。[14]】
事实上，苏联是在“五大三粗”即军事实力仍然强大时解体的。解体前苏联仍是令西方国家非常恐惧的国家。
撒切尔承认对西方威胁的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他说：“借助计划经济，加上与独特的精神和物质刺激手段相结合，苏联的经济发展指标很高。其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过去比我们高出一倍。如果我们再考虑到苏联丰厚的自然资源，如果加以合理地运营，那么苏联完全有可能将我们挤出世界市场。”撒切尔说的是对的。事实上，直到1978年之前，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始终不如苏联。如图所示：
为什么苏联经济只是在1978年后严重下滑直至解体?这是由于苏联的霸权扩张在这一年最终将中国和美国逼至一条战线，中美联手，苏联外交形势严重恶化：1-2=-1，其失败结果不言自明。霸权是与社会主义原则格格不入的，放弃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继而放弃建立其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的“不称霸”的外交原则，是苏联衰落直至解体的根本原因。
如果说霸权主义政策及由此导致的苏联解体是苏联背叛社会主义原则的结果，那么，对目前正在衰落的美国来说，那是资本本性必然结果。如果社会主义国家不放弃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资本主义制度是无法与社会主义制度竞争的。如果不能正常竞争，西方国家只有使阴招：扶持社会主义国家的唯心主义意识，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及其“新思维”就是这个政策“和平演变”的结果。撒切尔说：“借助他(戈尔巴乔夫)能够实现我们的想法。”就这样，苏联在东西方较量中被打败了。败在哪呢?败在放弃伟大事业必然要求的伟大斗争，搞唯心论。
中国这些年的发展速度超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预料。我们靠的是什么?靠的不仅仅是文化、技术等因素，更重要的还有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土地国有制度最彻底，但只有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才能做到这一点。在此基础上中央才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政府才有可能把握好市场与计划之间平衡。中国也利用了市场经济，但没有搞完全的市场经济。如果中国实行彻底的市场经济，那土地就要私有化，这样我们国家反倒失去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我们的经济遑论高铁就不会有这样的“多快好省”的速度。
印度可以是“拉美模式”在东方的复制，也是中国速度的反证。修一条公路遑论高铁的速度，印度远不如中国。为什么?中国土地是国有的，印度土地是私有的，印度用地得给钱。我们现在相当部分的房产已私有，现在拆人家房得给钱，这大大增加了建设的成本。印度更甚，用一块地遑论地上建筑也要给钱，这样代价就太大了，做不到“多快好省”。投资下去，先期购买土地使用权的费用就耗得差不多了。最近日本要在印度修高铁，其中支出最大的不是高铁费用，而是对沿线对大小的土地私有权的补偿。可见，只有社会主义的发展才是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不仅可以救中国，也可以救世界。这一点连资产阶级政客都看得清楚。1943年11月8日，就在德黑兰第一次会议“前一个小时” ，罗斯福与斯大林见面，谈话直抄英国的“后路”即印度的前途，据档案记载：
【罗斯福说，他希望同斯大林随便谈谈印度问题。他认为，议会制政体对印度是不适合的，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印度创立某种类似苏维埃的制度，从下面开始，而不是从上面开始，也许这个就是苏维埃制度。
斯大林答，从下面开始——这意味着走革命道路。[15]】
革命，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场翻天覆地的伟大斗争。这对印度来说，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不可思议的。
伟大斗争需要唯物论，更需要辩证法。唯物论可以让人守住底线，而辩证法可以让人明了生死极限;前者让人不至饿死，后者让人不至撑死。纵观历史，饿死的人有之，但撑死的人更多。对国家而言，被入侵亡国的不多，过度扩张导致亡国的不少。古罗马帝国、拿破仑帝国、大英帝国，还有昨天已解体的苏联和今天正在衰落的美国，都是这样。由于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解决不了生产与消费平衡发展的问题，而生产与消费失衡必然要引起经济危机，危机必然要导致战争，这样不断扩张就成了资本主义国家不归的宿命。资产阶级政治家可以运用辩证法，但由于阶级的剥削属性——比如蒋介石集团——使其不能将辩证唯物主义贯穿彻底，其结果也只能成为资本的牺牲品。
毛泽东说：“中国应当是辩证法发展的国家。”[16]中国的“福”字，包含了国家兴衰的辩证法。“礻”，作揖状[17]，拜一口田，畐(fú)，“满也”[18]，不求多。它传达出的信息在于：守底和节制。有一口田，这对个人而言，就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对国家而言，就有了基本主权。有了主权，肯定饿不死，这是底线;此后防止的是被撑死。不能饿着，这是唯物论;不能撑着，这是辩证法。中国历史上没有扩张传统，其认识论基础就在这里。黑格尔看清这一点，他说“中国的宗教，亦即度的宗教”，“对这些度及其演化的详细探考，则成为对整个中国哲学和学术的研究”[19]。事实上印度也是辩证法发展的国家，但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又使中国人的运用辩证法和唯物论的能力在当代得以最完美的展现。
三 进行和指导伟大斗争，必须准确把握新时代的本质特征
“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20]人只有在生死存亡的时候才重视唯物论，才能认识到强调伟大斗争的深远意义。研究国家安全，要有生死感;指导伟大斗争，不能脱离辩证唯物主义。唯物论使我们具有敢于斗争的勇气，辩证法使我们具有善于斗争的能力。
进行和指导伟大斗争，必须具有准确把握时代本质的能力;准确抓住了时代本质及其变化特点，伟大斗争才会引导人民走向伟大的未来。1956年中国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进入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当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会议报告提出社会主义建成后“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21]1957年2月，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认为“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22]，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23]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再次重申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24]。2017年10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在总结历史正反两面经验的基础上，会议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方法，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报告坚持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动力的学说，指出“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任何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25]
中国共产党是肩负着历史使命的党，中华民族是有决心自立于民族之林并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的民族。目前中国的发展已到了新时代的历史起点，这“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今天的中国正在向“强起来”的目标大步前进。而要完成新时代赋予我们的伟大任务，不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是不行的。为了避开可能出现的使中国“行百里者半九十”的险情并实现伟大斗争的最后胜利，我们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基本方法。
注释：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24页。
[2]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
http://news.sina.com.cn/china/xlxw/2017-10-18/doc-ifymviyp2209236.shtml。
[3] [德]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页。
[4] [德]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页。
[5]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68页。
[6] 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0页。
[7]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
http://news.sina.com.cn/china/xlxw/2017-10-18/doc-ifymviyp2209236.shtml。
[8] “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页。
[9] “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凡人由于本性或由于偶然而不归属于任何城邦的，他如果不是一个鄙夫，那就是一位超人，这种‘出族、法外、失去坛火(无家无邦)的人’荷马曾卑视为自然的弃物。”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7-8页。
[10]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363页。
[11]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
http://news.sina.com.cn/china/xlxw/2017-10-18/doc-ifymviyp2209236.shtml。
[12] [唐]柳宗元：《封建论》，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3页。
[13]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335页。
[14] 李慎明主编：《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2010～2011)》，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24、425、426页。
[15] 以上资料取自《斯大林与罗斯福的会谈记录》(1943年11月28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7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04页。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8～119页。
[17] 《说文》：说文：“示，神事也。”
[18] 《说文》：畐(fú)，满也。象高厚之形。
[19] [德] 黑格尔著，魏庆征译：《宗教哲学》，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版，第199页。
[20] 毛泽东：《贺新郎·读史》(1964年春)
[21] 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数据库，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0/65452/4442002.htm。
[22] 毛泽东：《关于政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4页。
[23] 毛泽东：《关于政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73页。
[24]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数据库，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3/65374/4526455.html。
[25]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报作的报告，
http://news.sina.com.cn/china/xlxw/2017-10-18/doc-ifymviyp2209236.shtml。
摘自《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2期。作者：张文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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