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我曾经对20世纪中国史学作过一个回顾。弹指之间，20年倏然已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也已届70周年。这70年的历程，如大江东注，势不可当，波涛奔涌，异彩纷呈，各个领域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就。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逐步推进，历史学科，包括中国古代史研究在内，也厚积薄发，成果宏富，并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总体看来，这70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前十七年”曲折探索、“文革”时期萧条沉寂、改革开放之后重新振兴、新世纪以来收获丰富。在这里，我谨就70年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谈几点体会。
一、唯物史观引领学术方向
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早在五四运动以前就开始了，但在民国时期的历史研究中，还只是其中一个派别，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史观”，如“民生史观”“文化史观”等。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唯物史观日益深入人心，影响越来越大，直到新中国成立，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主导地位得以确立。
唯物史观是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科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致力于科学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解决历史上的重大疑难课题。新中国成立后，史学家们满怀对新中国的热望，真诚地投入到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中去，用以指导学术研究，成效非常显著。特别是在中国古代史领域，围绕被称为“五朵金花”的中国古代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封建社会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汉民族形成等重要问题的热烈讨论，就是对唯物史观学习和运用的直接成果。这些成果极大拓展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的视野，深化了人们对中国历史发展特性的认识，为改革开放后对中国历史进行更深入、更系统的考察奠定了基础。
不过，其中也发生了不少错误，经历了很大的曲折。政治运动接连不断，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学术研究，很多学术讨论被上纲上线，当成政治问题处理。特别是在“文革”时期，历史研究成为“重灾区”，一些史学家受到迫害，有的含冤去世，直接导致历史研究的萧条沉寂。发生这种挫折，除了政治运动的干扰之外，主要还是由于当时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认识水平普遍较低，简单化、公式化、功利化的倾向比较严重。教条主义对当时政治和学术活动都产生了不利影响，严重阻碍了历史研究，留下的教训是非常惨痛的、深刻的，这也提醒我们要不断深入地学习唯物史观，永远坚持改革开放。
“文革”结束后，党中央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路线的指引下，历史研究恢复正常。中国古代史领域的新材料、新成果喷薄而出，发展之迅速、著述之丰富，仅从发表论文的数量上就可以看出来。据中国学术期刊网的不完全统计，这70年来，有关中国古代史的期刊学术论文就有13万篇左右，前30年共发表三四千篇，1980年至2000年，达3万余篇，新世纪以来，更达9万余篇。讨论主题也从原来的“五朵金花”等拓展到历史的方方面面，真正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这个空前大发展，正是在唯物史观的引领下，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认识逐渐深化的结果。改革开放之初，史学工作者主要围绕“五朵金花”，以及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性、历史发展动力等问题进行讨论。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坚持唯物史观不能僵化、教条地理解，更不能简单化、公式化地套用，中国历史在遵循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普遍规律的同时，也有其自身的特点。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新世纪以后，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的特性成为学术主潮，创新成果如雨后春笋，纷纷破土，重点领域实现突破。这些突破大多是对原有重大问题的深化和拓展。如为揭示中国是否经历奴隶制社会，开启对文明起源的探究；为研究中国有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发掘历史时期市场经济、城市化等近代性的因素；为更全面地理解农民战争，注意从自下而上的角度、人地关系的视野考察历史，间接推动了社会史、环境史的兴起等等。取得这样的成绩，与改革开放后一些新的观念、方法的引入有关，而唯物史观的指导则是最关键的因素。这些成绩同时也是对唯物史观的充实与发展。
唯物史观的指导是历史研究科学性的保障，可以帮助我们在面对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时把握正确方向，看清历史的真面目，围绕人类发展的根本问题展开思考，避免“碎片化”的倾向。但马克思主义不是僵化的教条，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都已经证明，创造性地而不是教条化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才是正确道路。历史研究也是如此，既要坚持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又不能故步自封，坚持开放的心态、创新的精神，才能在新时代取得更大的进步。
二、新史料发现
与史料整理夯实学科基础
史观和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双翼，缺一不可。20世纪中国现代史学的兴起，就伴随着殷墟甲骨文、秦汉简牍、敦煌文书和明清档案这“四大发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突飞猛进，既有赖于唯物史观的指导，也离不开规模空前的史料发现和整理。
一是考古发掘全面展开。时间上，远至距今200万年左右的旧石器时代，近至明清，历代都有重大发现；空间上，从内地到边疆，从陆地到水下，发掘遗址遍布全国；内容上，有遗址，有器物，有图像，有书籍，几至无所不包。这些考古发现，与传世文献相印证，有效地推动历史研究向纵深发展。陶寺遗址、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安阳殷墟等考古发掘为研究中国古代国家形成提供了重要线索，也使得我国古史真正成为“信史”。考古发现极大弥补了存世文献的不足，特别是在史料相对缺乏的领域，考古材料尤其重要，如郭店楚简对先秦思想史、政治史研究，云梦秦简、里耶秦简、张家山汉简、居延新简、马王堆汉墓帛书、五一广场东汉简对秦汉史研究，走马楼吴简对三国史研究，郴州晋简对西晋史研究，吐鲁番文书对隋唐史研究，黑水城出土文书对西夏史、元史研究，辽上京、金上京的发掘对辽金史研究，“南海一号”沉船遗址考古对宋代贸易史研究等，都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而墓志碑刻资料的大量出土，则对北朝史、隋唐史以至辽金史的研究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二是重要文献不断被发现。这些文献有的来自于考古发掘，如甲骨文、金文、吐鲁番文书、简帛、碑刻等；有的则是重新发现，或源自公私收藏，或源自域外。如徽州文书，是由民间收集而来，被称为“第五大史料发现”，一门新学科“徽学”随之兴起；明抄本北宋《天圣令》，原藏于宁波天一阁，它的发现使人们对唐宋制度与社会变迁有了新的认识；巴县档案、南部县档案、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等，收藏于地方档案馆或博物馆，为人们了解清代地方社会与地方治理提供了翔实资料；域外收藏敦煌文献，原藏于英、法、俄、日等国，其中包含大量藏文、回鹘文、吐火罗文、西夏文、粟特文等民族文字史料，史学工作者经过数十年系统整理和研究，使得敦煌学与隋唐史相映成辉。
三是存世史料得到系统整理。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从国家层面把史料整理放在重要位置。1951年中国史学会成立后，将编印资料作为一项主要任务，之后一大批有关思想史、文学史、农民战争史、经济史、少数民族史等资料汇编先后推出，为此后历史研究打下史料基础。1955年第一历史档案馆成立，1000多万件明清档案得到更为有效的管理和利用，直接推进中国乃至世界的明清史研究。1958年，国务院成立古籍整理和出版规划小组，启动二十四史等典籍的点校工作，用20年的时间完成了这一旷古未有的文化工程，后代学者均受其益。1981年，中央下达《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古籍整理进入一个新阶段。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整理出版的古籍图书已达3.6万种左右。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启动以后，在史料的收集整理方面投入了巨大力量，仅收集清人文集就达4万余部，其中4000余部辑为《清代诗文集汇编》，列入文献丛刊出版。截至目前，清史工程已对数十万件档案进行了数字化整理，出版档案丛刊20种889册、文献丛刊75种2454册，超过20亿字的规模。资料整理工作不但保证了清史纂修，而且对全世界的清史研究必将产生深远影响。70年间，从国家到单位以及学者个人，都在史料整理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不少大型史料丛书如《甲骨文合集》《甲骨文合集补编》《唐代墓志汇编》《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全宋文》《全元文》《中国地方志集成》等，往往要花费几年、十几年甚至几代学者的持续努力才能完成。这些基础工作，为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学术大厦夯筑了深厚的地基。
四是史料数据库不断开发。进入21世纪以后，计算机技术在历史研究中应用越来越广泛，其中数据库开发为学者收集、处理、利用史料提供了极大便利。近20年来学术论著呈井喷之势，与此不无关系。传统的基本文献，如十三经、二十四史、地方志、明清档案，新发现的史料如甲骨金文、墓志碑刻、民间文书，几乎在各个领域，都已建有专题的史料数据库。与传统的寻章摘句、手抄笔录相比，数据库开发大大提高了史料的利用效率，同时也对史学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事史学研究，需要与时俱进，不断更新知识结构。
中国的史料浩如烟海，有规划的史料整理，为中国古代史研究提供了强劲的推动力。史料的发现和整理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但史料不等于史学，更不能代替史学，对史料加以正确辨析和利用，还需要有宏观理论的指导和采用先进的方法。
三、学科体系渐趋成熟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古代史研究发展不平衡，距现在越近，越相对薄弱，对历史整体面貌的认识还比较模糊。经过70年的发展，学科体系日趋成熟。目前全国主要文科综合大学基本都设有相关专业，并且各具特色，每年毕业的研究生数以千计，研究队伍日益壮大，薪火相传，于兹为盛。
马克思主义把历史看作是整体，分析历史的发展大势，尤其强调通史的研究与写作。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有尚钺《中国历史纲要》，翦伯赞《中国史纲要》，郭沫若《中国史稿》，范文澜、蔡美彪《中国通史》，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等问世，这些都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有关中国通史研究和撰述的重要成果，也是学科成熟的第一个表现。
断代史研究均衡发展是中国古代史学科成熟的第二个表现。一些以前较少受到关注的时段，如十六国史、五代史、西夏史、辽金史、南明史等，都有了深入研究，清史研究成长尤为迅速。每个断代都有标志性著作出版，其中上海人民出版社用50年时间推出的“中国断代史系列”颇为引人瞩目。还有不少以断代史名目出版的大型丛书，“商代史丛书”“敦煌学研究丛书”“唐研究基金会丛书”“宋史研究丛书”“南宋史研究丛书”“明清史研究丛书”“清史研究丛书”等。大部分断代史领域都成立了学术团体。1980年中国史学会恢复以后，先秦史学会、秦汉史研究会、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唐史学会、宋史研究会、元史研究会、明史学会纷纷成立。这些学术团体遵循学术规律，组织学术活动，编辑出版学术刊物，在相关学科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学科成熟的第三个表现是各专业史的兴起。首先是经济史获得了空前的地位。唯物史观将生产力的发展视为历史发展根本动力，因此“前十七年”集中讨论的“五朵金花”，其中“四朵”是围绕经济史展开的。改革开放后，经济史作为经济学和历史学的交叉学科，获得了更大发展。政治史作为传统的优势学科，在讨论中国古代国家形成、中古政治文化演进、中央集权制度变迁等方面都有不凡的建树；并从单纯的制度研究，深化到对制度运行的考察。社会史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重新兴起，是为了反思传统研究的不足，促进历史学的改革和创新，成为30多年来重要的学术增长点。思想史方面，新中国成立后，史学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重新诠释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出版了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等重要著作。改革开放后，在先秦政治思想史、魏晋玄学、宋明理学、乾嘉汉学、经世实学等方面，创获尤多。此外，文化史、法律史、民族史、军事史、外交史、边疆史、海疆史、历史地理、科技史、水利史、历史文献学等领域的长足发展，使中国古代史研究根深叶茂，硕果累累。
四、跨学科研究蔚然成风
史学是一门研究人类整体的学问，它不孤立于其他学科之外，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联系尤其紧密，这就要求史学工作者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善于“左顾右盼”，掌握广博的知识，吸收相关学科的养分。
近代以来史学研究之所以成绩显著，与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引入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早在20世纪初，梁启超在《新史学》中就批评传统史学“徒知有史学，而不知史学与他学之关系也”，倡导以“诸学之公理公例”融入到史学研究当中。民国时期王国维、陈寅恪等史学大家也注重吸收西方实证主义的观念和方法，唯物史观、进化史观的引入，更是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史学的面貌。
新中国成立以后，以马克思主义史学为指导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也有过教条化、片面化的惨痛教训。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科学春天的到来，学者们在反思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也意识到“史学危机”的存在。为改善研究状况，针对史学研究方法，史学界展开了非常热烈、深入的讨论。学者们意识到，要继承传统的治史方法，但更要突破其局限性，才能满足史学自身发展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需要。这一时期，史学界开始积极倡导跨学科的研究理念，借鉴海外学者的研究方法，既包括史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也包括史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诸如中西历史比较、计量分析、心态史学等新方法不断引入，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讨论曾风靡一时，一批海外史学家的前沿作品被译介到国内。对于这种尝试和革新，虽然学者认识不一、褒贬各异，但新研究方法的引入的确使中国古代史研究呈现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
进入2000年以后，史学界在借鉴海外史学理论与方法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更为显著。这一时期，随着海内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海外史学理论与方法更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古代史研究，人类学、社会学、文学等学科纷纷介入史学研究之中，并提出了相当新颖的研究议题。中国古代史研究面临着新的研究方法的刺激，也努力吸收其他学科研究方法为我所用，跨学科研究逐渐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工作者的自觉追求。
新研究方法的引入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基本面貌，新材料被不断发掘，旧的结论被重新解释，新的领域不断涌现，新概念、新模式、新方法层出不穷，研究范围不断扩大，诸如环境史、性别史、历史人类学、医疗史、口述史、公共史学、数字人文等新的学科领域纷纷建立，宏观与微观、通史与专史有机结合，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历史学内容狭隘、方法陈旧的缺陷，促进了史学研究多元化的进一步发展。当然，对于海外理论与方法，要注重对其产生语境的整体把握，要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相结合，避免生吞活剥式的引入，作出不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判断。同时，更应注重从中国历史经验中提炼具有本土特色的概念和解释体系。
五、国家支持推进重点研究
70年来，国家对历史研究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经费投入与日俱增，资助方式呈现出多层次、多途径、多领域的特点，大到国家级文化工程的启动，小到学者个人研究兴趣的实现，都离不开国家力量的支持。
其一，国家研究基金发挥重要支撑作用。比较重要的如1991年设立的国家社科基金，其中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课题一直占相当大的比重。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各省和各个学校所设立的科研课题，数量更是难以估计。这些基金项目为推动中国古代史研究，特别是其中一些相对冷门领域的研究，发挥了积极作用。
其二，重点科研机构建设助力特色学科发展。教育部确立的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与中国古代史关系较为密切的就有10个，分别是：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所。在2011协同创新中心建设中，清华大学等高校领衔的“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获得批准。这些研究基地和中心的特色学科因为获得了长期稳定的支持，得以持续发展，更趋繁荣。
其三，国家重要文化工程推进重点领域创新。近年来，比较重要的文化工程有：1996年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与2004年正式启动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极大推进了对中华早期文明的探索，澄清了中国上古史的若干迷雾，促进了出土文献、考古学等相关学科的繁荣；国家清史纂修工程自2003年启动，先后有近2000位学者参与，不仅完成了3500万字的文稿，而且整理了数以亿计的文献资料，培养了大批青年人才，为推动清史学科在新世纪的繁荣作出了很大贡献。
其四，国家建设需要引导史学研究趋向。经世致用是史学的重要功能，呼应时代需求，是史学研究的应有之义。70年来，主要史学热点的形成，大都与国家建设的需求相关。如改革开放以后，在增进国际交流的背景下，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成为热点；边疆和民族问题在全球化时代越来越重要，中国边疆学迎来发展高潮，对于各民族历史与语言也空前重视，西夏学、契丹小字、满文等“绝学”后继有人；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使环境史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使得丝绸之路研究、海洋史研究趋于繁荣；传统文化的复兴浪潮，又使得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成为国家与社会共同重视的研究课题。正因为此，史学研究在国家文化事业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2019年初，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这是中国历史学发展中的一件大事，对于推动史学各领域包括中国古代史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国家宏观文化政策与具体的学术研究相结合，史学经世功能更能得到充分发挥。
学术研究需要发挥个人的长处，写出富有个性的作品，但大型集体项目和文化工程依然是推动学术进展的重要工具。它有助于学界对重大问题的聚焦，有助于克服研究的“碎片化”，推动国家文化事业发展，同时可以有效调动各方面资源，既出成果，也出人才。只有在满足国家、社会和时代需要的基础上，史学发展的前景才会越来越广阔。
六、国际交流增进文明对话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中国古代史研究备受世界各国史学家的关注，是一个拥有广泛国际影响的研究领域。除了中国学者之外，日本、美国、欧洲和其他国家、地区也有大批优秀的史学家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研究风格、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各具特色。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学术界与国际学术交流较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进展。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促进了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推陈出新。
近年来，中国学界组织翻译的大量海外中国史研究的优秀作品，为中国学者了解海外研究进展提供了很大帮助，如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名著”、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系列等，影响很大。随着年轻一代外语水平的提高、出国攻读学位的人越来越多，互联网时代也带来了全球学术信息的便捷传递，使中国古代史研究越来越成为一门国际性学问。尽管仍然存在研究方法、研究立场上的差异，但不可否认的是世界各国学术界的相互沟通和交流促进了彼此的学术进步。
最近20年来，随着国家教育经费的快速增长，中国史学界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数量迅速增长，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这与20世纪90年代国际会议尚十分少见有了本质区别。越来越多的海外研究者来到中国参加学术会议，促进了中国与国际学术界的直接对话。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我国第一次举办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注册参会学者达2600多人，来自世界上9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历史上参会国家和地区数量最多的一次，且多个议题与“中国”有关，充分展现了中国史学界国际交流所取得的突破性成绩。
日益频繁的国际交流促进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国际化，但国际化程度仍有待提高。今后仍然需要进一步拓宽国际视野，特别是要从全球史和文明体系的高度来重新思考和定位中国古代史研究，把中国史的研究置于世界的范围内，避免就中国而论中国。同时，应力争将基于中国历史经验提炼出的一些原创性概念和解释，辐射到对其他文明和地域的历史研究当中，建构中国史学话语体系，为全球文明史的研究作出中国学者应有的贡献。
综上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古代史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一代又一代的史学工作者为此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现在已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中国历史学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既有科技进步带来的新的研究手段和方法，也有来自国家和社会对史学研究不断增强的需求。中国古代史研究者只要继续发扬优良史学传统，积极创新，就一定能够推动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持续繁荣。
〔作者戴逸，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清史研究所教授。〕
来源：《历史研究》2019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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