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升：为什么说资本主义背景下，议会制度无法解决社会根本矛盾

 

     试想这么一个状态：

一个人掌握了分配苹果的权力，他负责制定计划，将一批苹果分配给包括自己在内的一群人。

如果他只有制定分配计划的权力，而没有保护这个计划的武力（比如他打架打不过其他人），那么很显然，武力强大的人会夺走他的权力；

而如果他有制定分配计划的权力的同时，也有保护这个计划的武力（比如他打架特别厉害，或者有打架厉害的人帮他），那么他很有可能滥用自己的权力，用自己的武力结合自己的分配权利，在分配中将苹果大部分据为己有，于是，这引起了多数人的不满，大家群起而攻之，最终，这个人被推翻；

通过第二次实践，大家普遍意识到：分配不均，是矛盾的根源。

由于分配者会有私心，大家决定不要分配者，大家自取。自取的过程中，有的人企图多吃多占，于是发生了激烈的争执，经过多次严重危机，最终大家意识到，还是需要分配者。

但是，大家还记得之前制定分配计划时，拥有分配权力的人可能滥用自己的权利，于是大家决定成立一个组织，专门负责制定分配计划，同时成立一个组织，专门以武力保护这个组织，和由它制定的分配秩序，既然矛盾的根源是分配不均，这就需要大家的意见都能得到反映，但是所有人都上来“反映”一下，那显然是不现实的——因为时间和空间都不允许，所以，就需要大家以群体为单位，选出代表自己利益的人，由这些人组建一个机构，行使分配权，保证每个人能分到足够的苹果。

这些是不是很眼熟？

第一种，只有分配权力，却没有武力保护，就是“弱主”的情况；

第二种，有分配权力、还有武力保护，就是“独裁者”的情况；

第三种，没有分配者，大家自行其是，这就是“无政府”的情况；

第四种，成立一个组织，负责制定分配计划，就是“议会制”。

理论上来说，第四种确实相比于前三种，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说是最优秀的也不为过，因为它很好地防止了“分配权滥用”问题，通过代议，尽量在最大限度上反映多数人的意愿，并在多数人的监督下进行分配，这就有效解决的“分配不均”这个根本矛盾，至少看起来如此。

但这并不代表第四种没有问题，尤其是当第四种情况与“资本主义社会”结合起来之时，几乎注定就会失灵。

这就要先谈谈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性质，并由此延伸到其政治性质。

一.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性质理解

要概括资本主义社会，简单的来说，就是：经济上，资本主义社会是围绕着占有资本的资本家和劳动力围绕着雇佣关系（实则间接的人身依附）所建立起来的社会；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靠着自己的资本获得利益，获得的利益除了少部分自己享用，多数投入再生产和资本扩大，而劳动者则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

再宏观一点的角度，资本家和劳动者都可以忽略，劳动力和资本一样，都可以视为“生产要素”，如果这么看，资本主义制度下一直在进行的，就是生产要素的吸收和资本的扩张，其他的事都是围绕这两件活动。

而资本主义是以“私有制”作为基础的，因此，资本也是私有的，而这种私有的资本，其赚取的利润，自然而然也就是属于其占有者的，而相比于劳动力，资本往往是更为稀缺的，这就让资本所有者自然而然成为攫取利益时的“大头”。

在这种条件下，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家由于占有了经济增量中的大头，发展红利就奔被他们占据，他们财力和物力于是越来越雄厚。

也就是说，最终形成的是这样的状态。

 

图中可以看出，大部分发展红利流向了占社会少数的资本家；而占社会多数的劳动者，却只能分享少数发展红利。

而确切地来说，劳动者实际上得到的是资本家分配给他们的收入，也就是说，资本家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利益的分配者。

前文提及，社会矛盾的根源在于分配不均，这就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天然存在社会矛盾的根基。

为了克服这个问题，有人就会开始思考在分配制度上做努力。

二.资本主义社会克服分配不均的努力

前文提及，为了解决分配不均的问题，社会成立了议会，以代议制来对抗分配者资本家利用分配权力造成分配不均的问题。

资本主义社会也不例外，现今大部分资本主义社会都有自己的议会或者具有议会性质的机关，其目的就是用代议制来对抗分配权力滥用等问题。

但其实早在18-19世纪，各资本主义国家就陆续建立自己的议会的初衷，原本是封建社会后期资产阶级为了对抗封建贵族与教会对政治的垄断，以议会参政的形式取得自己的政治发言权，并最终实现自己对政治的主导，基本上所有封建国家向资本主义国家过渡的过程中都建立了议会，因为基本上所有的资产阶级最终都是以议会政治最终确立自己的地位。

这就让资本主义议会制甫一建立，就具有了“资产阶级”的阶级色彩。

当然，资本主义议会制度的建立者们，有的人还是能看到其背后的问题，那就是其阶级色彩会让它与社会的普通人天然存在隔阂，难以在这群人中真正意义上确立精神上的合法性，所以一部分有远见的人会设法通过制度建设实现利益的再分配，来拉拢底层人。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普鲁士“铁血宰相”冯·俾斯麦施压议会，通过一个大型的保险、福利法案，保证底层人的利益，以维持德意志帝国的稳定。

十月革命的发生和一战对老牌列强的破坏，引发了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各帝国主义国家一面加紧镇压国内的社会主义浪潮，一面大规模推行稳定底层人福利的法案；后来的1929-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等事件，则进一步让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以制度形式保护底层劳动者的利益。

可以说现在在西方国家，劳动者的经济地位，相比于100多年前，已经高了很多（大家可以看看狄更斯的小说，可以了解19世纪后半期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底层劳动者生存境遇）。

但是这些努力并不能解决根本矛盾。

根本矛盾在于，分配不均仍旧存在，作为分配者的资本家对于劳动者的几次让步，都是迫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资本家绝不可能主动向劳动者让利，更不可能主动放弃自己在分配中的主导地位。

也许资本家的确会向劳动者让渡部分利益，但是如果说把自己在分配中的主导地位给让渡出去，那是资本家绝不能接受的。

不仅资本家精神上不允许自己在分配中的主导地位流失，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也决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三.资本主义议会制对资本家的倾斜

首先，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占有经济、分配主导权，这种经济主导权，很容易就能转化为政治主导权，只要愿意，资本家有无数种办法操控选举和任命，利用自己的财力和影响力把自己的代言人，而不是老百姓的代言人推到议会中和执政者的席位上，这样，某种意义上就能让议会和执政者变成资本家们的“橡皮图章”，而如果资本家们基于相同利益组建资本集团，就能进一步加强对议会和执政者的控制，这也是在西方国家非常常见的“财团—政党”模式。

当资本家控制了政府，他们就可以按自己的意愿通过法令，这些法令和其配套的制度，就成为整个社会“利益分配制度体系”，从而以政治和法律的形式将资本家对利益分配的主导权正式确立，而这些又有国家机器“保驾护航”。

也许你会说：“普选制”和“民主投票”可以保证底层人对政治具有控制权，政客还是要看老百姓的脸色，就像韩国、美国一样。

图样！在资本主义国家，他们最擅长的就是把政客推出去当资本家的替死鬼，这一点，韩国等国家玩的贼溜，他们有各种方法把民意玩弄于手心，例如操控媒体造势、带节奏，控制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方向等等，而只要民意稍有不满，他们完全可以把政客抬出去做箭靶，资本家最希望做的事情，就是做政治中的幕后操控者：谁也不知道他们，可是谁都受他们摆布。所以大家会发现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客换了一茬又一茬，可是经济政策却永远是“换汤不换药”，最后不论老百姓多少次用选票把政客赶走，他们的生活状态都没有丝毫改善。

因此，在资本主义背景下，议会对资本家的制衡其实极其有限。

但是一些人不这么看。

可以说，至今还有一些人天真地认为资本主义的确存在不平等，但这种不平等能通过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和议会制度调和。

这种人，经常以“超阶级”自居，认为阶级斗争可以通过“阶级妥协”实现“和解”，殊不知，在资本主义“剥削”存在的背景下，“妥协”所最需要的前提条件——“互信”是不存在的，双方压根就不认为对方会是能团结的对象，也不认为自己的让步会换来对方的信任，更不会认为对方会因为自己的让步而让步，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的阶级间不存在彻底和解、妥协的可能。

既然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同阶级不可能彻底妥协、和解，那么控制政治的资本家就更不可能会通过改变分配方式来实现社会矛盾的化解，况且，对于资本家而言，他们以法律形式控制了分配方式，凭什么和无产阶级分享自己的既得利益？

所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矛盾的根源——分配不均，不可能被解决，不论以什么方式，议会政治还是民主选举乃至普选，都不可能，毕竟这些也不过是资产阶级写好的剧本，作为剧本的作者，资本家也当然是正义的——就像好莱坞大片中主角不死是一个道理。

这，就是资本主义不能克服的弊病。

四.一场资本主义的总体性危机正在形成

如今的世界局势，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存在一些社会矛盾，但是主体运行还算平稳，英国没有因为脱欧而崩溃、德国没有因为移民作乱而陷入分裂、法国虽然有“黄背心”，但还不至于国家空转、美国忙着党争和政争，却也还算平稳地运行着经济，各资本主义国家都从08年那次恐怖的金融海啸中平复过来。

但长期而言，资本主义国家难道就万事大吉了吗？

答案是否定的。

资本主义的未来，并不决定于那些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者精明与否，或者改革者是否足够有眼光，这些都只能延缓资本主义的总体性危机到来的速度，不能改变其未来的趋势，资本主义的未来趋势，还是决定于其内部环境：其内部是否存在无法克服的矛盾？

目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一例外都出现了一个大的趋势，那就是金融业越来越畸形膨胀以及伴随制造业的产业空心化，其中以法国、美国等国尤其明显，这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剥削的方式正在升级：从过去的单纯以制造业剥削劳动者，变成以金融信贷剥削整个社会，而相比于前者，后者的剥削更隐蔽，但是结果更残忍、程度更严重，范围也更广。

当大家都想着金融业可以牟利、赚快钱时，就不会有人耐下心来发展实业，而金融业的畸形膨胀，又会导致整个社会的财富被其吸收，金融业的操控者则通过私有化的央行，真正实现了过去19世纪资本家所不敢想的事情——操控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决定财富的流向。

就像罗斯柴尔德家族创始人梅耶·罗斯柴尔德说的：

【“只要我能控制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我不在乎这个国家是谁在制定法律”。】

当金融资本家操控了国家的货币，他们还在意这个社会的法律吗？笑话！爷现在就是这个国家货币的皇帝，爷要谁有钱，谁就比和珅还富可敌国；爷要谁贫穷，谁就比只蚂蚁还一贫如洗！

这种状态下，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行都被金融资本家把持的状态（比如美国和法国，央行就是私有的，被金融资本家垄断），他们可以决定这个国家谁富谁穷，试问，这种状态，金融资本家还有改革的意愿吗？当然没有。

金融资本家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可能让普通人富起来，社会的财富只会越来越集中于把持货币发行的那些银行、信贷大佬，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底层人和金融信贷精英，存在一个不可调和的利益矛盾。而这种不可调和的利益矛盾最终会变成社会分裂和崩溃的隐患。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底层人可以不断用选票更换领导人，却不能用选票迫使金融信贷业让步；同时，金融信贷业的精英，为了防止底层人作乱，会大量用毒品、娱乐业等“奶头乐”麻痹底层人的反抗意识（而且现在已经在这么做了），虽然“民主”选票的确让老百姓暂时产生了“当家做主”的错觉，而“奶头乐”则暂时引开了老百姓的注意力，但这两个最终都不能化解金融信贷业畸形膨胀后社会精英和底层人的分裂问题，只是让这种分裂显得不那么尖锐，就像墙上出现了裂缝，用水泥和油漆可以在表面上掩盖，却不能填补墙内的裂缝。

如果社会经济运行正常，这一切还不会很显眼，而一旦未来某个时刻，经济运行出现危机，届时底层人迟早要站起来质疑金融信贷业精英，当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和这些精英的利益存在本质冲突，反抗就要到来。

而当前的资本主义世界，尤其以美国、法国为例，金融信贷已经膨胀到了政客绝对没有办法对抗、而行业本身也绝对不会改革、让利的程度，其对社会的渗透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对社会的剥削已经沁入骨髓，这种和底层人的矛盾，正在伴随着贫富分化，逐渐体现为社会撕裂和对立，也许“奶头乐”可以暂时引开注意力，却不能让人吃饱饭、睡好觉，社会大众生存的压力最终会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推向危机边缘，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其实，这也是资本主义的宿命，毕竟，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本就如此。

苏联的解体，不是历史的终结，恰恰相反，正是资本在绝望反扑过程中暂时获得的成果，马克思如果在天有灵，肯定会哂笑不已：资本主义吞掉了苏联尸体，却加速了自己的溃烂，它以为有形的苏联瓦解了，资本就胜利了，殊不知，没有了苏联，无形的共产主义幽灵还会在欧洲、在西方继续游荡，直到有一天再次降临人间。

而那时候，就是资本主义真正的末日。

不信走着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