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呈才：从《毛泽东选集》的引证方法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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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呈才：从《毛泽东选集》的引证方法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2019-08-25
【提 要】坚持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文化自信，不以引证取代调查研究、理论创造，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表述的运用性引证，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觉醒和特色生成。既突出坚决斗争的必要性，又强调区别对待的合理性，毛泽东对党内外错误思想言论的批评性引证，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斗争精神与科学态度。创设以新民主主义为核心的范畴架构，确保了新三民主义既不缺位又不越位，毛泽东对孙中山革命主张的嵌入性引证，建构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语境和话语体系。毛泽东正是通过对多种引证方法的综合运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提供了重要启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各种思想言论碰撞交锋的生动过程，这就意味着相关文本创作或阐释大都无法脱离引证而展开。由此，引证方法之优劣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熟与否的关键因素和重要标志。本文拟着重探讨《毛泽东选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表述、党内外错误思想言论、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主张所采取的引证方法，尝试以新的视角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规律和历史经验。
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表述的运用性引证：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觉醒和特色生成
据笔者统计，就总被引频次而言，《毛泽东选集》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表述的引证少于对党内外错误思想言论的引证，前者仅有74次而后者多达376次；按单条引语被引频次而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表述的引证不及对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主张的引证，前者被引超过4次的引语仅有1条而后者多达5条。不过，这种数量上的差距不是缺点而是优点。毛泽东并不否认引证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表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反对“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简言之，他鄙弃教条性引证，提倡运用性引证。具体来说，毛泽东的运用性引证在理念和做法上具有以下特征。毛泽东认为，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成为真理，不仅在于马恩列斯“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而且在于它“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党内同志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而要详细占有材料不能靠引证个别词句，必须进行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强调：“实际工作者须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这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别人预备的”，“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由此可见，毛泽东强调实事求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强调不以引证取代调查研究。正是基于以上认识，毛泽东将主要精力放在调查研究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表述的引证非常精炼，且未将其作为撰写论著的必要条件。引证的内容大多是原则性的、宏观性的，着力运用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解决中国革命的各种问题。当然，这并不排除他引证经典作家提出的具体办法，只要与调查研究的结果不冲突，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即可。与毛泽东的做法相反，王明在《武装暴动》序言论述中国游击战争的一个章节中，竟然引证列宁的相关论述多达九处，再加上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引语占据半个篇幅有余，却没有中国游击战争的具体资料。又如，王明撰写《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旨在反对和清理“立三路线”，然而，在建立苏维埃政权、工农红军、革命根据地等事项的每段论述，均将共产国际决议和指示置于段首，作为进行批判的理论依据和解决问题的现成答案。这种以引证取代调查研究的教条式做法，非但不能让他汲取以往的惨痛教训，反而比“立三路线”愈加主观和盲动，给中国革命带来更大的损失。毛泽东认为，学习理论固然重要，但是“只有一般的理论”不行，还须结合本国特殊情况，“创造些新的东西”，对革命才有用处。他指出，二月革命、十月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就在于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布尔什维主义”。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唯其如此，才能“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可见，坚持独立思考的主要表征，就是不以引证取代理论创造。因此，不同于教条主义者死守所谓“完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立足于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不断丰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尤为突出的是，毛泽东在进行理论创造的过程中，大量运用了自我引证。譬如，1937年10月，他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称为“军事上的第一要义”。1938年5月，他将其视为“战争的基本原则”“一切军事原则的根据”。随后不久，他又将之提升为“战争的目的”“战争的本质”“一切战争行动的根据”。又如，1940年3月，他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抗日统战策略。同年5月，他将“中间势力”由原来的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地方实力派等三种，扩展为“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杂牌军队、国民党内的中间派、中央军中的中间派、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各小党派”等七种，标志着我们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认识，对于进一步孤立顽固派具有重要意义。由此可见，毛泽东进行自我引证并非是在简单重复字句，而是为了保证思考的连贯和深入。可以说，这是毛泽东思想得以形成，并在全党确立指导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毛泽东认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在他看来，文化平等是民族平等的自然延伸，是民族平等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华文化应该和其他民族文化一样，应该拥有自己的“民族形式”；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有以“民族形式”为媒介，才能在中国革命中发挥作用。在这里，“民族形式”主要是指民族语言。这个问题之所以突出，就在于教条主义者虽然极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但除了引证别无所能，其语言“像个瘪三”，“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词”。毛泽东认为，除了吸收外国新鲜用语，更须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历史地批判地清理古代文化，“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二是向人民大众学习“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语言。可见，坚持文化自信的本质要求就是不以引证取代民族形式，尤其要重视民族语言的运用。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在引证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述的同时，大量引证成语典故、俗语、谚语、歇后语、格言和楹联。从宏观层面上来讲，这样做的最大益处就是中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武器，开启了激活、整合、转化、提升传统文化的伟大进程，可以借此回击国民党的诬蔑指责，树立中共是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弘扬者的良好形象。从微观层面上来讲，一是可以使语言生动有趣，有利于解决说话不讲对象，即“对牛弹琴”的问题。正如斯图尔特·施拉姆所说，毛泽东“阐述共产主义的著作，善于运用中国历史上的典故，富于文采，从而使共产主义非常通俗易懂而易于为他的同胞们所接受”。二是能够淡化政治色彩，有利于扩大在国统区的宣传。正如毛泽东建议郭化若撰写有关古代兵法的文章，借以宣传运动战思想时所说：“对国民党的军官，搬古兵法，他们懂，听得进，讲马列，讲唯物辩证法，他们听不进。”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毛泽东在运用性引证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表述的过程中，将目光投向中国同志、中国需要和中国文化，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觉醒和特色生成。这种特色不仅是外在的形式，更具有丰富的内涵，从宏大的理论到具体的路线，甚至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都烙上了难以磨灭的东方印记。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觉醒和特色生成，并非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弃或偏离，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延伸和本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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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党内外错误思想言论的批评性引证：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斗争精神与科学态度
如前所述，《毛泽东选集》中党内外错误思想言论总被引频次多达376次。其中，中外敌人错误思想言论、党内错误思想言论最具代表性，被引分别为279次、86次。除此之外，由于民主党派作为中间势力的特殊地位，虽然其错误思想言论被引仅有5次，但对敌我斗争和统战工作具有重要影响，因此仍有论述之必要。至于其他若干错误思想言论，限于篇幅暂不赘述。从这些数据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对中外敌人错误思想言论的批评性引证最多。之所以如此，首先在于“我们为了革命，得罪了一切敌人”，“彼辈怨愤之余，凡所以咒诅诬蔑中伤我们者，无所不用其极”，以致群众不了解革命真相，甚至引起革命同志的疑虑。对此，革命者不能听之任之，必须“向反革命派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派宣传”。譬如，国民党顽固派对中共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的各种蔑称，日本侵略者散布中共乘机抢占地盘、另立中央政府，英国首相艾德礼在“紫石英”号事件上对解放军的无端造谣，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对人民政权性质的肆意扭曲等。其次，在于中外敌人为了混淆视听、掩人耳目，编造各种欺骗性言论。例如，毛泽东抨击了国民党顽固派实行宪政的虚假允诺；日本侵略者的所谓和平攻势；汪伪政权的所谓“曲线救国”；等等。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党内错误思想言论被引次数相对较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毛泽东认为，没有与党内错误思想言论的斗争，不仅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无从产生，而且直接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他说：“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因此，他对党内错误思想言论的批评性引证，涵盖了政治、军事、统战等各个方面，譬如，政治方面有打击小资产阶级的过左口号，由下至上的极端民主化倾向，单独依靠贫雇农的狭隘思想；军事方面有不服从党的领导的军阀主义，招兵买马的流寇主义，分兵御敌的平均主义；统战方面有只讲斗争不讲联合的关门主义，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的投降主义，试图改变人民代表会议性质的议会主义等。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所批评的错误思想言论涉及各级领导机关，从湘南特委、湖南省委直至中央均包括在内。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对自身错误也绝不放过。譬如，他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指出，红四军前委将争取江西的时间“规定一年为期”，“伴上了一些急躁性”。毛泽东对民主党派错误思想言论的批评性引证，集中在抗战初期和解放战争末期。抗战爆发以后，国民党采取了若干开明举措，某些民主党派成员一时产生了幻想。例如，救国会章乃器撰文提出，“在国策已经确定的今日，我们却应该少作政治的号召，多作积极的建议”。毛泽东认为，这种主张代表了“某些小资产阶级急进分子在政治上的投降举动”。又如，国社党张君劢发表公开信，无理要求取消共产党、人民军队和陕甘宁边区。解放战争即将胜利之际，一些民主党派仍犹豫观望。毛泽东指出，为将革命进行到底，每一个民主党派“都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既不是建立“反对派”，也不是走“中间路线”。错误思想言论不管出自何种势力、哪个党派，无论来自哪级领导，还是涉及自身，毛泽东都敢于提出批评。与此同时，毛泽东又保持冷静理性，强调斗争不能盲目，必须分清对象、区别对待。他认为，对于中外敌人错误思想言论，必须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因为那些坏人正在利用这种手段对付党，我们如果还对他们宽容，那就会正中坏人的奸计”。不过，在对待党内错误思想言论的问题上，则应“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因此，对于党内错误思想言论必须做具体深入的辩证分析，在批驳过程中发现其潜在的、积极的一面。譬如，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者讥笑游击战术是“打拳战术”，要等头发白了才能看到革命胜利。毛泽东认为，“这种表现急性病的情绪，早已证明是不对了”，“但是他们的批评意见如果不是放在战略问题上而是放在战役和战斗的问题上，则是非常之对的”，红军在具体作战中必须速战速决。又如，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提出“以一当十，以十当百”新原则。毛泽东认为，在战役和战术上轻视敌人，“以一当十，以十当百”，肯定是错误的，但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无疑是正确的。值得注意的是，与民主党派错误思想言论作斗争，情形又有所不同。在毛泽东看来，民主党派是国共之间重要的中间势力，中共若与其发生正面冲突，非但不能消除双方理念上的差异，反而会扩大分歧、激化矛盾，以致让国民党坐收渔翁之利。因此，他主张“采取团结的政策”，尊重民主党派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仅“对他们的某些错误观点则作适当的批评”。总而言之，毛泽东对党内外错误思想言论的批评性引证，表现出他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思想品格，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斗争精神和科学态度。斗争精神能够防止无原则的调和、妥协，保证必要的力度，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扫清道路。但仅有斗争精神不行，还必须辅以科学态度，防止斗争陷入盲目、失去理性，尤其是要防止将对付敌人的方法对待党内同志，从而客观、冷静、辩证地分析党内错误思想言论，通过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不断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深入。
对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主张的嵌入性引证：建构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语境和话语体系
如前所述，《毛泽东选集》中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主张被引频次超过4次的引语多达5条。据统计，“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被引5次，“节制资本”被引7次，“非少数人所得而私”被引10次，“唤起民众”被引14次，“耕者有其田”被引19次。我们经过进一步分析发现这5条引语，主要分布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及其以后的篇目之中。在这些篇目中，毛泽东采用了新的引证方法。《新民主主义论》系统展现了新的引证方法。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毛泽东在文中频繁使用“范畴”，多达14次，进行了不同层次的范畴划分及其从属关系的界定，这在《毛泽东选集》四卷中是绝无仅有的。他以十月革命为界，将世界革命分为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世界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以五四运动为界，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后者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以国民党一大宣言为界，将三民主义划分为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进而将旧三民主义嵌入旧民主主义范畴，将新三民主义嵌入新民主主义范畴。在此基础上，毛泽东高频率引证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主张。那么，这种“嵌入性引证”能够带来哪些益处呢？第一，消解“一个主义”“一次革命”谬论，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语境。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发表国共合作宣言，声明“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然而，国民党顽固派却趁机发难，采用的手法主要有两种：一是以国共合作宣言为借口，要求“把共产主义暂时收起”，实行所谓“一个主义”；二是将孙中山所说“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归结命名为“一次革命论”。毛泽东指出，“什么革命都包举在三民主义里面了，共产主义就失了存在的理由”；所谓“一次革命论”，实际上就是“不要革命论”。以上两种手法尽管有所不同，但都是围绕“三民主义”做文章。国民党顽固派想当然地以为，只要具有国民党这个招牌名号，就占据了三民主义正统衣钵，掌握三民主义的解释权。不过，当毛泽东紧紧抓住“国民党之三民主义，其真释具如此”这句话，以国民党一大宣言为界，对三民主义进行划分，进而分别嵌入新旧民主主义范畴，便将三民主义的真假标准，由党派之分转向了新旧之分，即只有新的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才是真的三民主义；而旧的三民主义，旧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假的三民主义。这种真假标准的转换，收到了釜底抽薪的效果。毛泽东认为，国民党顽固派所谓“一个主义”，所依据的只是旧民主主义的旧三民主义。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外还没有苏俄，当然不存在联俄问题；国内还没有中共，当然不存在联共问题；工农还没有显示力量，当然不存在扶助农工问题。但是，在苏俄出现、中共诞生、工农觉醒的情况下，如果还紧抓旧三民主义不放，“就是不识时务的反动的东西了”。同样，“一次革命”也行不通。毛泽东认为，所谓“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只是“纯主观的想头”，叶青以此来立论是不足为据的。更重要的是，尽管新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基本一致。但是，共产主义除了最低纲领，还有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最高纲领，不仅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还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可见，毛泽东将新三民主义嵌入新民主主义的范畴，既是对其时代进步性的充分肯定，更是对其历史局限性的清醒认知。由此，毛泽东成功消解了国民党顽固派的“一个主义”“一次革命”谬论，妥善处理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相互关系。这样，共产主义不仅有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存在的正当性、合理性，而且可以根据革命发展需要，适时地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进而最终步入最高阶段。第二，批判地吸收新三民主义的有益成分，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体系。毛泽东将新三民主义纳入新民主主义革命范畴，这种认识与土地革命时期对三民主义的全盘否定形成了鲜明对比，为批判地吸收新三民主义的有益成分，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体系，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创造了条件。他强调，“三民主义的本质就是民主主义”，“关于民主讲得最好”。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紧紧抓住“民主主义”这条主线，将“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民权主张，从政治扩展延伸到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从而在高频率引证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主张的过程中，成功建构了具有广泛包容性的新民主主义话语体系。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所追求的国家，必须“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决不能为“少数人所得而私”。同时，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必须实行“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决不能为“少数人所得而私”，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和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同样，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亦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决不能为“少数人所得而私”。在武装力量上，毛泽东亦坚持这一政治原则，认为，“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一切武装力量，如同其他权力机关一样，是属于人民和保护人民的，它们和一切属于少数人、压迫人民的旧式军队、旧式警察等等，完全不同”，主张按照孙中山所提的“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教育改造国民党旧军队、发展壮大人民军队。除此之外，毛泽东还引证了孙中山有关民族政策、外交方针的科学表述。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新三民主义属于新民主主义的范畴，两者虽有诸多共同点但终非一回事，最大的分歧就是革命领导权问题。毛泽东指出，尽管孙中山主张“唤起民众”“扶助农工”，但认为承担“唤起”“扶助”任务的，应是“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而事实上，“在帝国主义时代，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到胜利”。毛泽东认为，只有无产阶级能够担负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任。综上可见，毛泽东将旧三民主义嵌入旧民主主义的范畴，将新三民主义嵌入新民主主义的范畴，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引证有两大益处：首先，可以让新三民主义不缺位，用以消除旧三民主义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消极影响；让新三民主义不越位，以免妨碍社会主义革命的进行，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其次，能够直接移植新三民主义的精练语汇为己所用。一句话，嵌入性引证做到了安全性和便捷性的有机统一，从而保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语境和话语体系的成功建构。
毛泽东对多种引证方法的综合运用，不仅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为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提供了重要启示。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觉醒和特色生成，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弃偏离，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延伸和本质要求，这就意味着倡导运用式引证并非轻视理论学习，而是对其提出了更高要求。当前，我们在理论学习方面，还存在浅尝辄止、一知半解的情况，以致出现一些不应有的引证错误，表现之一就是忽视被引观点和作者观点的辨别区分，将经典作家批判揭露的观点当成他们本人的观点加以引证；表现之二就是忽视经典作家思想发展的阶段划分，将他们早期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当作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加以引证。以这样的引证作为立论依据，非但不能得出正确结论，而且会以讹传讹，造成人们对经典作家观点的误解。这就要求我们将理论学习放在突出位置。2．斗争精神与科学态度如鸟之双翼，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毛泽东既坚决与各种错误言行做斗争，同时又保持科学态度，注意分清对象，讲求方式方法，保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健康发展。当前，“普世价值论”“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错误思潮形形色色，其目的无一不是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我们不能有丝毫含糊，不能讲所谓包容，必须旗帜鲜明，对其进行无情批判。针对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言论，我们则应摒弃明哲保身的好人主义，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不仅对下级要敢用，对同级特别是对上级也要敢用”。同时，按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党内错误思想言论做深入具体的辩证分析。对于民主党派存在的错误思想，我们则应采取“求同存异”的统战方针，既让民主党派成员通过自身实践提高觉悟改正错误，又能“营造宽松民主的协商环境，鼓励不同意见交流和讨论，真正形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氛围”。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在困难的条件下，成功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语境和话语体系，关键在于创设了以“新民主主义”为核心的诸多范畴，并清晰界定了这些范畴复杂的从属关系。当前，我们建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语境和话语体系，最有利的条件就是习近平提出了能够担当统领作用的核心范畴“中国梦”。同时，我们必须看到，政治语境和话语体系的解构也是从范畴关系入手的。目前，社会上出现的一些思想混乱或错误思潮，都可由此找到源头。譬如，有人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称为“儒家社会主义”，事实上，不管儒家文化如何博大精深，它毕竟属于封建主义的范畴。又如，有人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称为“民主社会主义”，从表面上看，“民主社会主义”也有“社会主义”字眼，但有其名而无其实，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的范畴。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那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这就告诫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万变不离其宗，属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范畴。我们只有把范畴归属问题搞清楚了，才不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迷失方向。
【1】王员、汪荣有：《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6期。【2】陈金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探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5期。【3】陈先达：《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4】赵士发：《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毛泽东思想研究》2016年第6期。【5】王伟光：《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人民日报》2017年11月30日。（作者系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匹兹堡大学访问学者；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自“马克思主义研究”，原刊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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