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4月10日，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李鹏在巴基斯坦国民议会举行的报告会上的演讲中指出；“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他们推行的“金融自由化”政策，为西方短期投机资本到处进行金融掠夺大开方便之门，成为引发危机的导火线。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在不等价交换的国际贸易体制中困难愈来愈大，致使世界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目前某些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还非常贫困，他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还得不到保障。总的来看，在激烈的经济竞争中，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还难以承受各种冲击和压力。改变这一状况是一个长期复杂的斗争过程。”
惊闻李鹏总理逝世，深感悲痛。众所周知，李鹏总理是在苏东剧变时顶住了西方颠覆活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不过很少人知道的是，李鹏总理还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坚定捍卫者。笔者在这里想简单的介绍一下其鲜为人知的经济思想，以作纪念，聊表哀思。
一
首先，李鹏总理认为，绝不能把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鼓吹的所谓“完全市场经济模式”作为中国的改革目标。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学家，向中国提供了全面私有化、自由化的经济金融改革方案(包括激进的休克疗法及所谓的渐进式改革)，被某些重要干部和学者接受，并部分实施。如果不是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以及李鹏等人的坚决抵制，中国的下场肯定比前苏联还要悲惨。例如，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提出，中国应该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完全市场经济模式”(可参见朱佳木主编,当代中国与它的发展道路 第二届当代中国史国际高级论坛论文集,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06,第310页)。
李鹏则针锋相对提出，改革首先需要明确改革成败的判断标准，像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那样把私有化和全盘市场化视作“改革前进”的标志是错误的，只有让计划和市场更好地结合，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发展，才能算是成功的标志。事实上，西方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完全市场经济”也根本不是像他们鼓吹的那样有“契约精神”，“法治精神”，而是白纸签订的合同说不算数就不算数。那时候，李鹏总理在各个场合都大力宣扬这种观点，甚至在开和经济工作关系不大的教育会议上也呼吁广大教育工作者认清楚这个问题：
【中国不能完全实行市场经济，因为完全是市场经济，在中国必然造成经济上的混乱。但是也不能像过去一样，完全实行计划经济。我们是实行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有的外国朋友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很困难，认为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是不可调和的。但是我们认为，在中国这条路可以走下去。现在世界上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原来签订了合同的、已经达成的协议，就不算数了。这会给中国的经济带来一些困难。我们准备过几年紧日子，迎接这些困难。
主编 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共三册）,海南出版社,1998年09月第1版,第2904页】
世纪之交，刚刚发生亚洲金融危机其恶劣影响还未平息，主张“中国应取消外汇管制”等推行金融自由化的呼声甚嚣尘上，面对这些问题，1998年11月23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德国《商报》驻京记者思立志的采访时，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李鹏指出：
【从亚洲金融危机当中，很多问题值得我们深思。现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谁也离不开谁，中国也要适应这个潮流。但是，由于各个国家的实力不一样，发展水平不一样，所以发展中国家要在金融方面学会保护自己，否则经济会被富有国家占有，甚至丧失主权。
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主与法制建设等问题李鹏接受德国商报记者采访
http://www.people.com.cn/item/ldhd/lipeng/1998/qita/qt0025.html】
接着，在回答记者有关中国国内“资本市场、金融市场、证券市场的立法工作”等问题的提问时，李鹏总理很注重保护普通股民和散户的利益，防止其在资本市场上被国际内外资本和庄家掠夺。他说：
【按照国际惯例，应该搞证券期货。但是有的意见认为，中国的证券市场不太发育，不适合搞期货，因为期货的投机性太大。在认真研究了这次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动荡的教训之后，人大常委会意见比较一致，认为中国不具备搞证券期货的条件。中国现在有两个交易所，一个是深圳交易所，一个是上海交易所，共有股票总市值两万亿元左右人民币，3800万户，每天的交易量100亿元左右人民币。建立证券市场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它的好处是可以吸收老百姓的钱进行建设。它的弊端就是一旦发生过度投机，就会给一些股民带来较大损失。最近我到深圳搞立法调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研究银行业是否可以参与股票的炒作。我们认为，银行拥有大量的资金，而股民的资金是有限的，如果银行参与证券市场的炒作，将是一种不公平的竞争。这次亚洲金融危机就有这种现象，由于动用大量的银行资金，在很短的时间就对某个市场进行了冲击。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在法律草案中将明确规定银行业和证券业分开，银行业不能参与证券交易。
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主与法制建设等问题李鹏接受德国商报记者采访
http://www.people.com.cn/item/ldhd/lipeng/1998/qita/qt0025.html】
1999年4月10日，李鹏回答《黎明报》记者提问时阐明了，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应该向所有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中一样，求稳是第一位的，要注重保护自己，防止国力受损：
【从去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可以看出，经济全球化既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有的国家在这场危机中遭受了很大挫折，国力受到很大的损害。因此我们发展中国家应该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学会保护自己。
李鹏委员长接受巴基斯坦新闻媒体联合采访 1999年4月10日 新华社报道 】
当天，李鹏委员长在巴基斯坦国民议会举行的报告会上的演讲也着重强调，在国际经济活动十分广泛而复杂的形势下，经济安全问题空前突出，而金融安全又是经济安全的核心。
【在国际经济活动十分广泛而复杂的形势下，经济安全问题空前突出，而金融安全又是经济安全的核心。我们认为，经济全球化是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和配置的必然结果，是大势所趋，总体上看，有利于国际交流，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但是，同任何事物一样，经济全球化也应该从两方面来看。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经济实力还很脆弱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既带来机遇，也意味着巨大的风险和挑战。
《李鹏委员长在巴基斯坦国民议会举行的报告会上的演讲 》
http://www.npc.gov.cn/npc/oldarchives/ljwyz/common/group_photo_zw.jsp@label=wxzlk&id=5091&pdmc=010403&dm=01040305.htm】
他也深刻地指出，在发达国家的操纵下，“金融自由化”只是在为国际垄断资本洗劫发展中国家大开方便之门：
【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他们推行的“金融自由化”政策，为西方短期投机资本到处进行金融掠夺大开方便之门，成为引发危机的导火线。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在不等价交换的国际贸易体制中困难愈来愈大，致使世界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目前某些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还非常贫困，他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还得不到保障。总的来看，在激烈的经济竞争中，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还难以承受各种冲击和压力。改变这一状况是一个长期复杂的斗争过程。
《李鹏委员长在巴基斯坦国民议会举行的报告会上的演讲 》
http://www.npc.gov.cn/npc/oldarchives/ljwyz/common/group_photo_zw.jsp@label=wxzlk&id=5091&pdmc=010403&dm=01040305.htm】
他还指出，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建立的国际政治经济中是极其不利的，他呼吁应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因为金融危机虽然暂时过去了，但其根源没有消除：
【从根本上说，国际社会应努力推动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建立新的国际金融体系。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应制定符合本国实际的经济政策和金融政策，在政局稳定的条件下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在对外经济活动中，要注意维护自身的经济安全和金融安全，防范和化解经济和金融风险，不断学会保护自己，趋利避害，争取更大的回旋余地。如果没有必要的防范和警惕，就很容易上当受骗，就会蒙受严重的损失。这也是亚洲金融危机为我们提供的有益启示。亚洲金融危机虽然有所缓解，但导致危机的深层次根源远未消除……
《李鹏委员长在巴基斯坦国民议会举行的报告会上的演讲 》
http://www.npc.gov.cn/npc/oldarchives/ljwyz/common/group_photo_zw.jsp@label=wxzlk&id=5091&pdmc=010403&dm=01040305.htm】
二
其次，李鹏总理指出，必须要从反对和平演变的高度，认清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特别是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的重要意义。其认为，只有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特别是作为经济支柱的国营大中型企业不断的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巩固和发展：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让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从经济上讲，最重要的就要体现在国营大中型企业活力的不断增强和效益的不断提高上。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坚定广大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使我们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我们要从防止和平演变，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来认识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的重要意义。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06,第216页】
在此基础上，李鹏总理进一步指出，必须要注意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之间的发展速度问题。非公有制经济的适当发展是必要的，但是长远说来，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发展速度与经济效益应该比非公有制经济更高，这样才能够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营经济主导地位。如果要是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营大中型企业发展速度与经济效益长期低于非公有制，导致其比重和国民经济中的控制力越来越低，就很容易出问题：
【坚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条基本方针。改革开放以来，多种经济成分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公有制经济仍然居于绝对优势，而且国营企业还掌握着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产业部门。适当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现在也决不是要刹车，而是继续鼓励它们适当发展，同时加强管理和引导，使之更好地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国营大中型企业活力不强，发展速度和经济效益低于其它所有制工业，如果这种趋势任其延续下去，就有可能动摇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06,第217页】
三
对于如何扭转当时公有制特别是国营大中型企业发展速度不如非公有制，导致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受到冲击的趋势，李鹏总理也提出了一系列的设想。其认为，应该在内部和外部两方面共同努力。
从外部方面来说，80年代以来，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营大中型企业税收负担远远超过了非公有制，这等于用巨额全民财产去补贴国内外的私人资本富豪，这导致其处于一个极不公正的竞争环境当中。李鹏总理认为，应该逐渐降低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营大中型企业的税收负担，最终实现多种经济成分公平税负，平等竞争，从而促进国营经济的健康发展：
【降低国营工业企业的所得税率。除了以上十一条外，再增加一条，即在国家财政还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决定把国营工业企业的所得税率降低到百分之三十三，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公平税负，创造一个平等竟争的环境。考虑到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降低国营企业所得税率，要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和技术改造的任务，结合扩大利税分流、税后还贷改革的试点，落实到企业，分三年完成。
回良玉 翟泰丰 李连仲,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政策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04月第1版,第12页】
不过，李鹏总理认为，搞好国企最重要的还是要从内部着手。而从内部着手，最重要的就是要全心全意的依靠工人阶级，发挥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因此，国家绝不能简单的把企业的权力全都交给国企的领导干部，而应该要坚持60年代“鞍钢宪法”的经验，实行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的体制：
【现在企业的承包人有个人承包领导班子集体承包和全员承包三种情况。我倾向于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的全员承包,至少是集体承包。办企业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只有企业领导人的积极性,不调动广大工人的积极性,就办不好社会主义企业。调动企业领导人的积极性和工人的积极性,两者不能对立起来。既要发挥管理者的作用,也要发挥工人的作用。实行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结合,这种提法没有过时。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06,第259页】
另外，李鹏总理还认为，要做到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还需要有一些具体的措施。一方面，企业的领导干部收入水平和职工的差距不能过大，工资最高的厂长经理最多也就是该企业的职工平均工资两倍多一点，绝不能再高了。否则，国企领导干部就脱离了群众，更谈不上什么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了。另一方面，要注重建立职工对企业的凝聚力。国企特别是国营大中型企业不能简单的用奖金等货币刺激，而应该搞好企业集体福利事业，推进“企业办社会”，切实解决职工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困难，让职工感到家庭般的温暖：
【奖金不能没有,但占工资总收入的比重不能太大;差距不能没有,但差距也不能太大。厂长和企业领导干部要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厂长(经理)的工资收入高于职工平均工资的一倍或者再多一点,职工是可以接受的,太高了就会脱离群众。奖金不要成为新的“大锅饭”。奖金发得多,工资高,企业不一定就有凝聚力。企业有了钱要搞些集体福利事业,搞生活设施、医疗服务、娱乐场所、职工学习、子女就业,使职工有一个好的学习和生活的条件。在中国现在的条件下,特别是大企业,不搞“小社会”是不可能的,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社会上去。搞好了企业的“小社会”,不仅可以减轻社会的负担,还可以增加企业的凝聚力。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06,第261页】
四
除了以上几个方面以外，李鹏总理还有很多经济思想。由于篇幅所限，笔者在最后只说一个情况，就是李鹏总理认为必须要顶住西方的经济压力，不能够为了和西方的经济合作胡乱让步。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94年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访华时提出希望中国能在人权问题上“稍作让步”换取延长最惠国待遇，不仅被李鹏总理于严词拒绝，反而批评了美国的人权一通，最后大家当然也都知道，美国仍然延长了最惠国的待遇：
【1994年3月，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访华。李鹏总理义正词严地对他说：“中国决不会接受美国关于人权的观念。”当克里斯托弗请求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稍作让步以便获得延长最惠国待遇时，李鹏不仅断然拒绝，而且提到了1991年美国白人警察殴打黑人的事件，意思是美国没有资格谈人权。……克里斯托弗空手而归。在回程中他承认，关于最惠国待遇的政策不起作用，连求中国作一点让步以保全美国的面子也没有办到。
蒋相泽著,蒋相泽自选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6,第324页】
众所周知，由于国内外新自由主义势力的干扰，李鹏总理的上述经济思想并未能完全落实。……但在今天中国力求摆脱西方特别是美国的霸权主义的大背景下，重温李鹏总理的经济思想，恐怕仍然不失其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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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思想火炬”微信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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