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本文是杨帆教授主持的，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重点研究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一部分，项目编号16 KDAL 003。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新中国前30年，毛泽东周恩来的外交思想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作为全人类新的价值观念，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2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上提出的，2017年十九大再次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和“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这是战后75年以来人类文明进步，全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新科技革命，自由贸易，金融创新，国际治理的必然结果，是经济相互依存，文化交流融合，政治互相合作的客观发展，使各国各民族认识到，要更加重视和发展共同利益，自己才能得到长期稳定的发展。 本文论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八个理论渊源；新型的国际权力观、合作共赢观，可持续发展观，生态环境观，和谐发展观，全球治理观，包容性增长观，中国古代价值观。 本文论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背景和时代意义。西方主导的全球化造成了种种弊端，以2016年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为标志，已进入总调整。新民粹主义，新保守主义，种族主义，孤立主义，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无政府主义——八大思潮乱世界。西方价值观念已不能主导世界，人类急需新的思想理念，深刻分析目前世界，为未来的人类行动提供指导。
第一，世界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秉承“解放全人类”伟大目标。毛泽东多次指出：无产阶级要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中国支持全世界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正义斗争。 第二，维护中国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反对两个超级大国干涉。1978年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后30年，提出
第三， 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一切国家进行和平友好往来。
“和平与发展是两大主题”，以发展统帅外交，韬光养晦，为经济建设争取时间，创造环境。对于边界领土争端，采取“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态度。新中国的第三个30年，是习近平新时代。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在2012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上，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理念，同年写入联合国决议。 习近平总书记说，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提出：
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反对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反对倚强凌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共享有四层内涵：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 两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谈及"命运共同体"，从国与国双边的命运共同体，到区域内的命运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有60多次。 2017年，中国共产党十九大对于国际形势做出判断：
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同时，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资源短缺、气候变化、人口爆炸、环境污染、疾病流行、跨国犯罪层出不穷，对人类构成严峻挑战。没有哪个国家能独自应对人类挑战，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不论人们身处何国、信仰何如、是否愿意，已处在命运共同体中，以应对人类共同挑战为目的的全球价值观开始形成，并逐步获得国际共识。习近平总书记十九大报告第十二条，全面论述“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共产党把对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维护世界和平，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相互尊重，建立公平正义、合作共赢新型国际关系；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各国之间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交流超越隔阂、互鉴超越文明、共存超越优越。 “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以强凌弱。中国决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也决不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任何人不要幻想让中国吞下损害自身利益的苦果。 “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中国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 “中国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 “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支持联合国，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中国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加国际多边事务，支持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合作，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弘扬了《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理念，超越了传统意义上“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形成了积极意义上的“命运相连，休戚与共”，不仅要在物质层面，还要在制度上、精神层面上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塑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新身份，开创了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人类新文明。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一是生态文明，二是政治上的平等相待、互商互谅，三是国家之间构建对话而不是对抗，结伴不结盟，秉承国家之间和平、主权、普惠、共治原则。把深海、极地、外空、互联网打造成各方合作新疆域，而不是相互博弈的竞技场。四是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倡导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新安全观，经济上合作共赢，建设共同繁荣的世界。五是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推动国际社会均衡、协调发展。六是文化上坚持交流互鉴，建设开放包容的世界，促进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文明交流。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渊源 （一）新型的国际权力观 人类文明数千年的发展，马克思概括为“历史与道德二律背反”。伦理与文明的基础以血缘关系为基础，逐步向外扩展。不同的家族，民族，种族，宗教，国家和国家集团之间，为争夺权力和财富，发生无数战争，屠杀和掠夺，历史唯物主义称之为“恶在历史上的作用”。 近代西方文明的崛起有一个特点，就是伴随着新大陆的发现，面对无限资源和众多原始民族，可以随便掠夺，激发了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无限贪欲。反映在意识形态上，就是把达尔文关于动物界“生存竞争，适者生存”的规律移植到人类社会，歪曲成为“弱肉强食”的世界观，在国际关系上，以暴力为基础，进行兼并和掠夺，争夺霸权，瓜分世界。所谓“近代西方先进文明征服野蛮人”，是片面的，如果“先进文明”的扩张方式是野蛮的，就不是真正的先进文明，我把这在历史规律称为“文明悖论”。 欧洲君主制时期，国家利益就是君主个人或家族的利益。20世纪，国际社会利益关系被描述为排他的零和关系，利益争夺引发了无数战争，直至两次世界大战。人类在巨大牺牲后有所觉醒，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在战胜法西斯后，做出相应的反思和改革，广大这么大国家政治上独立了，欧洲各国停止了数百年的战争，取得了和平联合，合作共赢的巨大收益。 各国之间在相互依存中形成利益纽带，权力分配已不能也不必要直接通过战争实现，特别是核武器本身就制约了战争，产生了新的一套国际秩序，国际体系和机制，维持和规范相互关系。霸权和倚强凌弱仍旧存在，但以美国为主导的霸权有了新形式，赤裸裸的兼并和占领较少，大国间加强了谈判与协调，联合国发挥了积极作用，这是人类文明的普遍进步。 中国倡导的“和谐世界”，与西方战略家的两极分化，倚强凌弱的“二八开”世界不同。第一政治多极：在相互依存的世界上，各大力量中心之间应有相互制约的力量框架，多边行为方式，处理世界事务。第二经济均衡：解决发展问题是人类共同利益之所在。第三文化多元，保持人类思维活力。第四安全互信：安全是共同的，只有别人安全，自己才有安全，保障安全不靠冷战同盟加威慑，而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第五环境可续：把可持续发展理念落到实处。 （二）共同利益观 战后在美国新霸权主义主导下，以“全球化，市场化，民主化”为旗帜，发展自由贸易，带来全球交换的利益。在“中心与外围”的格局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金融资本，获得了最大份额，但仍不能阻挡中国的崛起。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市场经济，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秩序中崛起，的确是一个世界奇迹和历史奇迹，其经验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总结，其秘密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掘。 在新科技革命尤其是信息革命的推动下，在商品、资金、信息、人才等全球流动的推动下，利益交融、安危与共的人类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不可阻挡的形成趋势。 经济全球化促使人们对传统的国家利益观进行反思。瞬间万里、天涯咫尺的全球化传导机制把人类居住的星球变成了"地球村"，各国利益的高度交融使不同国家成为一个共同利益链条上的一环。交通通讯和互联网，把各国空前紧密地连在一起。气候变化带来的冰川融化、降水失调、海平面上升；资源能源短缺，环境污染导致怪病多发并跨境流行，问题是全球性的，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人类社会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共同体，可以通过共赢与合作获得更加文明的发展。 中国调整了自己与西方国际体系的关系，使自己成为国际社会的"利益攸关者"，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结合起来，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三）可持续发展观 工业革命以后，人类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能力极大提高，环境污染和极端事故也给人类造成灾难。1943年美国洛杉矶光化烟雾事件、1952年伦敦酸雾事件、20世纪50年代日本水俣事件、1984年印度博帕尔化学品泄漏事件等恶性环境污染事件，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泄露事件，均造成严重后果。 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提出"若世界按照现在的人口和经济增长以及资源消耗、环境污染趋势继续发展下去，那么我们这个星球迟早将达到极限进而崩溃"。人类环境研讨会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 1983年联合国成立"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年《我们共同的未来》，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能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联合国与首脑会议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文件，如1992年"环境与发展”《地球宪章》，2002年《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2012年《我们憧憬的未来》等。 中国共产党十六大以后，把“科学可持续发展观”作为主要纲领，并写入党章，1996年宣布：中国用占全球不到10%的耕地，和人均世界水平28%的水资源，养活了全球1/5人口，在国际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形成、制度建设、发展援助方面，发挥了建设作用。 （四）全球治理观 1929-1933年大危机暴露了在资本支配下，各国以邻为壑，搞保护主义，互相转嫁危机，造成的严重恶果。战后成立了联合国，各国之间注意政策协调。1998年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抗击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二十国集团机制诞生，国际协调首先在经济方面取得成效。 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成立全球治理委员会，发表《我们天涯成比邻》，定义“全球治理”概念：全球化导致国际行为主体多元化，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成为由政府、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共同参与和互动过程，重要途径是强化国际规范和国际机制，以形成一个具有机制约束力和道德规范力的、能解决全球问题的全球机制。 中国宣布，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打造伙伴关系；支持多边主义，四个决心不改变，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包括核扩散、环境、反恐、反洗钱、维护和平、维护联合国、维护人权等。要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坚持主权平等，沟通协商，化解分歧，确保国际法平等统一适用，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低碳。要以“三同”化解“三异”：以共同使命化解国家利益冲突；以共同目标化解全球化争执；以共同身份化解价值观分歧。深远意义是告别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对立，追求人类共同价值观。 （五）包容性发展观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包容性增长”的思想：
1. 认清“开放包容、多元互鉴”是当今世界“主基调”。以“人类命运共同体”观点看世界，A国增长不损害或抑制B国；A方得利不损害或抑制B方，各方都不给对方带来危害；国家间阶层间协调和谐增长，共赢多赢。结果是有益于多方，有利于低收入群体。包容性不仅是经济增长方式，也是价值导向：让人民过上幸福有尊严的生活，使全球化利益惠及所有国家和人群，特别是弱势群体和欠发达国家。 中国40年持续发展，使7亿多贫困人口脱贫，占全球减贫人口70%；生活质量和水平大幅提升。2020年前要使5 700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践行“共享发展”理念和“包容增长”方针，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的社会公平体系，提供人人平等的发展机会。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五大民生问题。 经180年奋斗，中国文明的生命力和潜力正在逐渐发挥出来，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就，完成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突破低收入陷阱，保持70年连续10% 的高速增长。21世纪初加入WTO以来，中国坚持融入经济全球化，力度越来越大地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在世界经济困难时刻承担重任。1997-1998年全力抵御亚洲金融危机；2009-2011年以最高的经济和进口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2016年仍保持6.7％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中国经济发展已在促进乃至引领世界包容性增长。 （六）中国传统文化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 “和”文化源远流长，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 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源自中华文明历经沧桑始终不变的"天下"情怀，"以和为贵""协和万邦"的和平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处世之道，"计利当计天下利"，"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价值判断，同外界命运与共的和谐理念，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基因，薪火相传，绵延不绝。 中国文明进化与统一很早，程度很深，有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文字与文明。孔子和商鞅分别奠定了中国大一统的文化和制度基础，经秦汉统一文字和思想，北扩边疆，内控贵族，经许多代的努力与反复斗争，稳固地建立了绝对君权，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超封建”大帝国，其特点就是政府超强，文化超强，长期来说，能承受“内部王朝周期律”，外部文化冲击的动乱，具有对外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底气和自信。金观涛于20世纪80年代《走向未来》丛书里，说中国是一个“超稳定系统”，轰动一时。我曾经当面问过他，近代西放侵入中国，能否有根本性改变？ 他说他的研究只限于古代，对近现代没有研究。 现在看来，中国古代的某些特性还在延续，不仅没有消亡，反而在向世界发扬光大。 中国传统的信仰系统不是一神教，而是信奉自然规律的准宗教，称为“天道”，在基层有血缘关系，家族组织力量的支撑，在社会底层与高层之间，有平等智力竞争的科举制通道。天道循环的世界观，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强弱转化，弱能胜强，没有以强凌弱之倾向。老子说：天下万物莫柔于水，但水能胜火。孟子把“天道”解释为“爱民”，确立了国家信仰的人本主义基础，把信仰与民生联系起来，是中国古代文化之精华。 对待周边民族与国家，中华帝国持“天下主义”世界观，有中心无边界，采取怀柔与教化的态度，允许多种神灵崇拜和宗教的存在。很少宗教迫害与宗教战争。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对中国文化的包容性给予高度评价。历史的一神教，特别是政教合一的宗教，其规模越大，教规越严，信仰越虔诚，排外性就越强，发生过无数宗教之间的战争，内部教派的火并，对异教徒的迫害。现代化和经济科技发展，并不能促进其互相融合，反而促进了某些宗教的政治化与极端化，与各地区各民族历史矛盾交织，发展为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成为国际化冲突的新根源。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20世纪末说，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打了1400多年，以后是“美国空军与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战争”，话音未落，就发生了911恐怖袭击。他预言只有信奉儒家的中国文化，才能给世界带来和平。 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几百种宗教，如何和平相处？也只能采取中国的“和”文化。“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为贵”，“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唯大英雄能本色，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态度。 三．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意义 （一）西方世界观已不能统领世界 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格局，战后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5-1991年，美苏两大阵营，两个平行的世界体系对立，发展中国家与不结盟运动。中国先在社会主义阵营，后抵制苏联演变为社会帝国主义，与之决裂，成为第三世界领袖。1971年苏联侵占阿富汗以后，美中和解，中国加入联合国。1978年中国对外开放，逐步加入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体系。 第二阶段，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军费占世界 50% 以上，号称可以“同时打赢两场战争”，以“反恐”名义打了科威特，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并在中亚策动“颜色革命”，气焰嚣张，不可一世。 福山2000年写《历史的终结》，称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民主化、市场化，已是人类历史发展顶峰，好似黑格尔假设“绝对精神”外化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最后回归普鲁士，国王就是绝对精神的代表。 “普世价值”，并不是哲学上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关系，而是宗教用语，中世纪基督教曾经自称为“普世价值”。美国自称普世价值，强行普及美国价值观念。布热津斯基提出“喂奶经济”，宣称“全球化”最终要把人类80% 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2004年北约东扩到前东欧10个发展中国家，把波兰乌克兰纳入势力范围。 西方盲目扩张引起巨大反弹。911标志新的“文明冲突”开始；北约东扩引起俄罗斯战略反弹，乌克兰到底没能加入北约和欧盟，俄罗斯的势力扩张到叙利亚，并得到土耳其伊朗支持。美国四次“反恐战争”，造成数百万难民，把欧洲冲得七零八落。 全球化虽取得很大发展，但在西方“弱肉强食”世界观的主导，和双重人权标准支配下，穷兵黩武，强制推行美国价值观，激化了地缘矛盾，民族矛盾，历史矛盾，社会矛盾，金融资本肆意横行，扩大了贫富差距，冲突成为全球性的。 由于西方价值观念自身的缺陷，和利益集团政治，在认识和化解危机方面很难达成共识，造成世界乱局，西方主流思潮陷入困境，各种非主流思潮泛滥，极右翼政党获得越来越多的议会席位，2016年在美国居然成了建制，德法的“白左”虽然获胜，但遭遇严重的执政危机，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 属于西方“非主流”的思潮有：
2. 摒弃“零和博弈”和“保护主义”思维，树立“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合作伙伴精神”。
3. 逐步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从相互封闭到开放包容，不断扩大自己的“朋友圈”。
4. 发挥各自优势，实现多元共生、包容共进。
5. 以“四大对策”解决“三大矛盾”，让世界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三大突出矛盾是全球增长动能不足，治理滞后，发展失衡。四大对策是：第一，坚持创新驱动，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第二，坚持协同联动，打造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第三，坚持与时俱进，打造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第四，坚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发展模式。
1. 新民粹主义：人民群众反对贫富分化，反对金融投机资本和华尔街，美国制造业工人抗议失业，直接导致特朗普上台。第三阶段，2016年，西方政局出现重大转折，英国脱欧导致欧盟衰落，和美国的“非主流”思潮成了建制。 （二）欧盟的盲目扩张与衰落 作为区域化的发展，欧洲联合由三个部分组成：美英法为领导的北约军事同盟，德国为中心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法德主导的政治联合。战后初期经济合作取得巨大进展，基本因素是法德和解，将数百年来战争的损失转变为物质财富，人民有了和平生活；外部因素是有苏联这个共同敌人。苏联解体后，欧盟盲目扩张，反而激化了内部矛盾。 第一个矛盾，英国的战略定位游离于美国和欧洲之间。 大英帝国称霸世界两百年，从来没统一过欧洲大陆。英国的“例外主义”欧洲观，历史上孤悬欧洲大陆之外的“岛国特性”和“帝国情结”，外交“三环战略”是：先团结英联邦，英语国家，然后才是欧洲。丘吉尔1946 年支持创建法德为核心的“欧洲合众国”，英美愿意成为“新欧洲的朋友和保护者”，谈“英国与欧洲的关系”，不认为英国属于欧洲。撒切尔夫人说“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为避免欧洲大陆陷入单一力量主导而斗争”，凸显英国作为“欧洲外者”发挥平衡作用。虽参加欧盟，但保留英镑，不签署劳动力流动的申根协议。 第二个矛盾，欧洲历史上无暴力统一过程，统一缺乏文化基础。 古希腊的特性值得注意：跨海迁移淡化了血缘关系，个性自由，直接民主，城邦自治，不断复制新的城邦，但终于没有发展成为大帝国。古罗马被日耳曼各族蚕食，四分五裂，近代集权国家英法意德奥，都不超过五千万人规模，他们没有秦皇汉武。各民族保持极强的民族性，抵制英语，绝对比不上中国，2000多年以前就统一了文字。 经济全球化了，以为通过经济联合和公民投票，就可达成政治联合和文化融合，是经济决定论的错误假定。目前几个世界大国都是历史上暴力统一的，如果说人类真的已进步到如此程度：以后再无暴力兼并，可以推测，很难再通过投票产生新的大国。 政治统一只靠精英的先知先觉不行，靠资本利润冲动也不行。民众政治生活由于文字限制，限于狭小范围，公投被民粹主义影响，在内部矛盾尖锐化的时候，可能走向反全球化的保护主义，未来的欧洲，走向小国寡民，未必就不是历史的趋势。 1973年《欧洲认同宣言》将欧洲公民权赋予全体公民，试图强化欧洲身份认同，但收效甚微。90%欧洲人仍将民族国家身份置于欧洲身份之前，只有2%的人将自己看成是 “欧洲人”。 第三个矛盾，贫富差距扩大，反对全球化的民粹主义思潮兴起。 根据皮凯蒂的研究，欧洲1910年最富的10% 家庭掌握社会财富90%，这是指存量，财产占有的极端不平等。最富有的10% 人口获得总收入45%，这是指增量；吃地租红利的太多，增量收入的不平等，主要由存量占有的不平等而来。 战后欧洲的财富趋于平等，是由于以下暂时的因素：战争毁掉了很多财富，福利国家增加了民众福利，科技发明收入增加。于是主流经济学大肆鼓吹“倒U型曲线”，论证污染，腐败，收入差距是暂时恶化，之后会自动好起来。实际上由于利益集团阻挠调整，贫富差距一直在恶化。皮凯蒂证明发达国家包括英国在内，两极分化已倒退到19世纪初水平。社会矛盾尖锐化直接影响英国公投。发达地区，教育和专业程度高的社会阶层选择留欧；老年选民，弱势群体选择脱欧。 第四个矛盾，经济领域，统一货币与独立的财政政策相矛盾，劳动力自由流动与限制移民相矛盾。 流行的哈耶克学说，认为计划经济属于人为设计的理想主义制度，而市场经济是唯一符合人性的制度。其实所有制度都有人为设计的因素，也各自符合人性的一部分。欧元就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设计。欧洲政治家们想先统一货币，以此促进财政和主权统一，但主权的变动要经公民投票，大多数公民与“精英们”的想法，相差甚远。 马克思“异化”理论指出：西方的自由实质是资本自由。在所谓“国际自由贸易”里，并不包括劳动力的跨国自由流动。欧洲一体化前期只实行资本自由流动，所以才有成就；后期允许外国劳动力进入，打工者要移民，享受高福利，就遭到本国公民反对。欧洲国家地域太小，民族太小，在维护本民族“纯洁性”的核心利益面前，自由和人权就标榜不起来了。 第五个矛盾，精英与选民严重脱节，各国之间的矛盾难以消除。 西德统一东德，是用马克买下来的，以德国5000万人的规模，没有力量带动三亿人口的欧洲。欧盟政治联合靠法德，经济联合靠德国。各国可以承认德国的领导，但前提是借债不还。早晚一天要把德国拖垮。 2004年北约东扩，把前东欧10个国家扩大进去，斯洛文尼亚、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塞浦路斯、马耳他、立陶宛、波兰、斯洛伐克10国加入，包括7个发展中国家，从15国扩张为25国，被人称为“21世纪世界经济最伟大的事件”，中国学者也跟着吹，完全误判，这次盲目扩张是欧盟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欧盟没有真正权力中心，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欧洲法院，只是技术官僚主导的治理机构，没有决策责任人，决策风险加大，决策实践和政策范围模糊。 2009年债务危机激化了核心国家和外围国家的矛盾。希腊等国家不堪忍受紧缩之苦，指责德国为富不仁；德国民众则抱怨外围国家懒散懈怠、不讲信誉；英国民众不愿接受欧盟增加公共预算摊派、福利移民、金融监管等措施。 右翼政党鼓吹重回孤立民族国家，打移民牌、安全牌、就业牌、福利牌，使脱欧变为事实。 欧盟的2009年以后的反危机措施，是把权力集中到布鲁塞尔欧盟中心，趁机强化政治一体化，结果适得其反，大大刺激了各国的疑欧势力。极左极右政党在欧盟25 国已拥有1329 个议会席位，在8国参与执政。他们挑战欧盟基本共识，要求关闭边境、控制移民、保护贸易、直接民主，还权于民，重回主权国家秩序。按“白左”设计的“全球化一体化理论”，这是历史倒退，有点像小国寡民的黄老哲学。 2014 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欧盟与美国对俄罗斯实施全面制裁，同年“伊斯兰国”兴起，2015 年叙利亚伊拉克内战，百万难民冲击欧洲，不得不恢复边境检查，申根体系摇摇欲坠。 欧盟在重重矛盾之下有4种前景：一是在美国支持下扩大北约军事联盟；二是统一各国财政主权以支持货币联盟；三是解体；四是维持松散的关税和商业联盟。“精英们”说了不算，要看选民的态度，第四种可能性比较大，解体的可能也不是没有。 英国脱欧以后经济可能更好，其他国家就会仿效。区域化失败了，各国可以直接加入全球化。 真正失败的是西方普世价值：依靠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民主投票，可达到政治文化统一，这是一种空想。 （三） 美国的民粹主义，种族主义，新保守主义与孤立主义 特朗普是美国的变数和异数，他的政策集新保守主义，民粹主义，种族主义和孤立主义于一身，将给美国和世界带来更大的混乱。 民粹主义是代表弱势群体的世界性思潮。列宁认为这是千百万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要求消灭封建剥削者，“同时”也要消灭资本主义新剥削者的幻想。工业化具有两重性：历史进步性和历史残酷性。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全球化使用了野蛮手段，从原始积累、殖民掠夺、世界大战，环境人口资源精神危机，反映到人类思想中，即形成民粹主义思潮。 “民粹主义”在发达国家之间互相传染，主张全球化的精英们极大误判局势，他们估计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的可能性是1%，结果是51%。民主投票各占一半的局面将持续，造成决策与执政能力下降。 美国传统产业工人，多数为教育程度低下的白人，而且被高福利养懒了。失业是市场竞争，科技革命和全球化产生的结构性失业，但传统产业工会已成为高度组织化的利益集团，四个“摇摆州”的蓝领工人在美国大选的关键时刻倒戈，帮特朗普胜出。特朗普偶然取胜，必然要向外转移矛盾，搞孤立主义，保护主义，打贸易战，激化国际矛盾。 内部矛盾也会激化。限制移民的背景，并不是结构性失业，而是白人种族主义。美国之所以比欧洲和日本更有前途，就是因为有移民空间，可长期保持人口年轻的活力。美国是以白人为主体的移民国家，20世纪70年代后移民越来越多，以亚裔最为勤奋，而墨西哥打工者则降低了美国的实际工资。 美国的基本矛盾是“移民与白人种族主义”的矛盾。以民主党为代表的左翼激进主义认为，美国的基石在于多元文化，能整合各民主的，只有民主与法制。 当外来移民突然增加，会激发出白人种族主义的疯狂。20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就是一次疯狂的反共运动，最后以麦卡锡精神错乱而结束。共和党的理论支柱是右翼保守主义，背后是基督教，美国传统，军工石油利益集团。基本政策是：减少福利，减税，吸引资本回流，对外强硬，限制移民。白人种族主义是他们的潜在意识，近年由于移民过快，恐怖主义袭击，促使白人种族主义突然爆发。 特朗普是共和党“非主流”，更加肆无忌惮，嚣张跋扈。他利用社会贫富差距，失业，移民等问题，把民粹主义，右翼保守主义和白人种族主义三结合，虽属偶然当选，也有深刻的社会根源。 亨延顿认为美国有三条路可走，第一条是国际的，左翼激进主义称为“白左”，主张全球价值，多元文化，一直占据主流地位。第二条是帝国的，对外穷兵黩武，用武力强势理念主导全球，这是共和党的右翼新保守主义。第三条是民族的，即特朗普的道路，他是共和党里的非主流。 在西方社会，下层是民粹主义，上层是新保守主义，潜在的是白人种族主义。特朗普搞孤立主义，反全球化，加速了全世界的无政府主义倾向，非西方世界发展出三个极端思潮：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亨廷顿所说的“三大文明”乱了两个，中国国家地位提升，全球“2G”格局初步显现，大家都期望中国能对人类发展问题，提出新的观念和设想。 四．中国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举措 中国提出自己的独立的国际观和人类观，是走向新型国际领导者的关键之举。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口号下，脚踏实地做了许多事，包括：一带一路战略；对外开放，走向世界；稳定周边；积极参加国际治理等。 为稳定周边，把“人类命运共同体”，扩大为“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这是我国面对当前地区发展的现实情况提出的重大战略，是合作共赢之路。我们要坚持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以价值共同体、发展共同体、安全共同体为抓手，在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上不断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努力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 作为大国，中国实现长期稳定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周边环境，周边是我国维护和延长战略机遇期的重要依托，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符合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共同利益。发展与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是我国周边外交的一贯方针。在实践中，我国与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不断发展、利益融合不断深化。增进互信是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基础。命运共同体理念站在人类发展全局的高度，主张合作而不是对抗、包容而不是排斥、融合而不是孤立，促进价值认同，达到彼此信任。我国与周边国家友好交往历史长达数千年，在长期的文化交流中形成了一些相近的价值观，如和谐、包容、团结、互助等，这些价值观成为我国与周边国家凝聚共识、增进互信的重要基础。着眼于打造价值共同体、进一步增进互信，我国与周边各国应继续加强人员交往、文化交流，不断巩固互信基础。新形势下，尤其要在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的国际行为准则、合作共赢的共同利益观、可持续的发展观、同舟共济的全球治理观、包容互鉴的文明观等方面形成广泛共识。 中国和周边一些国家已形成了“命运共同体”。如中国与巴基斯坦，“打造成为中国同周边国家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典范”；中国与老挝，“携手打造牢不可破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与柬埔寨，“继续做高度互信的好朋友、肝胆相照的好伙伴、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 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需要把共同安全作为基本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2．新保守主义：西方右翼政党反对“白左的政治正确性”，即欧洲社会民主党，工党，和美国民主党奢谈全球化与人权。
3. 种族主义：主张恢复“盎格鲁撒克逊”的传统白人主流价值观，限制移民，反对接收难民。
4. 孤立主义：减少国际责任，专注国内问题。
“应该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应以亚洲安全观为根本理念，凝聚共识，促进对话，加强协作，推动构建具有亚洲特色的安全治理模式。各国都有平等参与地区安全事务的权利，也都有维护地区安全的责任。各国应秉承开放、包容、共赢的理念，以共同安全来寻求共同利益，以共同安全来共同应对危机。 毛泽东说过：
中国是一个有着960万平方公里和6亿人口的大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贡献。 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则是太少了。今天的中国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货物贸易国、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国，人均GDP 2015年已超过8 000美元，十几年后以后达到13000美元。中国坚持全球化方向，坚持深化改革，向世界深度开放，同世界深度互动，有能力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2030年按人均GDP和人均收入接近发达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阶段”。 中国反对国强必霸、穷兵黩武、赢者通吃、一家独大、“二八开”等等这样一套西方理念，主张发展共赢、利益共享。中国提出，要建设创新型世界经济，开辟增长源泉；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拓展发展空间；要建设联动型世界经济，凝聚互动合力。中国发起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推动多边开发银行发表联合愿景声明，加速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一带一路”，旨在同沿线各国乃至全世界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共同繁荣。 2016年中国作为G20主办国，提出恢复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的建议； 2017年初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论坛提出了促进世界经济包容增长的“中国方案”。在“ 金砖国家”会议以后，准备建立新的国际银行。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基于对世界大势的准确把握，对全人类贡献的"中国方案"，标志着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极大提高。这并不是依靠武力称霸，或者用手段争抢的，是由于西方价值观念和实践出了毛病，丧失了领导地位，需要中国观念去弥补，中国话语权则应运而生。 中国的崛起，从规模，建国，到计划经济，改革开放，一直走的是与西方原始积累完全不同的道路，没有给其他国家民族带来灾难，而是带来共同的繁荣。中国人民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追求的不仅是中国人民的福祉，也是各国人民共同的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将克服以往全球化理念与实践的不足，纠正西方价值观念的偏差，引导世界走向更加公平与和平的方向。 参考文献： [1]文中数字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计算而来.《中国统计出版社》2015年版 [2] 习近平总书记的言论均来自于《新华网》 [3] 习近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并发表重要演讲[N].人民日报，2013-10-08. [4]杨柳.习近平开放发展新理念与中国对外开放的总结展望[J].探索，2016.11. [5]杨帆.英国脱欧的深层次原因[J].新视野，2017.1. [6]冯用富.外部投机冲击与东南亚金融危机——理论与实证的考察[J]财经科学，1998（4）：1-5 [7]傅一书，王桂堂，王勇.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市场成长的启示[N]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8（5）：3-9 [8]张淑静：《欧盟东扩后的经济一体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9]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10]艾米·蔡：《大国兴亡录》，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3年。 [11]萨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12]马汉：《海权论》，北京：海洋出版社，1988年。 [13]阿文德：《大预测》，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 [14]汉斯：《全球化陷阱》，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 [15]保罗·肯尼迪：《大国兴衰》 [16]资料来自欧盟统计局，欧盟指欧盟28国。 [17]余修远：《英国退欧会带来什么？》 [18] 讨论会《经济导刊》2016年(8) [19] 金 玲《英国脱欧：原因、影响及走向》《国际问题研究》2016 年 {20}杨毅《英国脱欧对欧洲一体化的三维挑战》《国际视野》2016年（8） [21] 冯仲平《英国脱欧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16 年 【22】金瑞庭 李大伟《英国“脱欧”对欧盟及全球经济的影响及我国对策》《中国发展观察》2016年（12） [23] 刘翔峰《英国“脱欧”对世界经济格局重塑的深远影响》 2016年（14） [24] 原松华《英国“脱欧”：逆全球化还是全球化发展的新动力？》 《中国发展观察》2016年（14）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