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中共十九大又宣示了中国愿同各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诚愿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看到，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追求“天下大同”“协和万邦”“四海一家”的伦理秩序。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建设、发展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崇高理想和最终目标。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类”存在是在实践基础上发生着社会关系的人的具体的统一性[1]，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更加宏大的视野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解放事业在当前历史条件下取得新发展的现实路径，具有深刻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意义。
一、生产方式的国际化是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客观基础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打破了民族的界限，正如《共产党宣言》指出的：“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生产方式的国际化使得各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息息相关，各国人民掌握着世界的命运，世界的命运也裹挟着各国的命运。总之，生产方式的国际化构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客观基础。
一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体现。马克思在批判继承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上，尤其是对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理论进行了吸收与改造，构建了基于唯物史观的世界历史理论。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是生产力自身发展运动的产物。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必然会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最终形成社会化大生产的生产方式。社会化大生产本身是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要冲破自然经济的封闭体系和国内的有限市场，把生产和交换扩展到世界范围，形成世界市场，连结各个国家和民族，继而形成世界历史。正如马克思所言，“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世界历史的发展有其根本规律，即资产阶级由于自身固有的阶级局限性只能作为世界历史开创者，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世界历史的主体。资产阶级创造的巨大物质财富为世界历史的形成提供了物质前提，消灭了以往各国各民族之间闭关自守的封闭状态，开启了普遍联系、普遍交往的世界市场，打破了狭隘的区域性生产状态。但是，生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由于受到私有制支配，仍处于异化状态，未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与解放，因此资产阶级无法承担世界历史的重任。这也就促使无产阶级成为世界历史的主体。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只有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共同完成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才能真正形成自由人联合体这一世界历史的终极状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时至今日，随着信息化、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世界各国愈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各民族之间相互依存的程度不断加深，整个人类社会都处在全球一体化的发展浪潮中，人类社会真正步入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时代。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世界历史发展规律成功预示的、在当今时代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顺应时代发展潮流、顺应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之举。
二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当前，世界历史在资本主义的推动下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一方面带来了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发展、生活质量提高、产品极度多样性、文化相得益彰等积极后果，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国家利益分化加剧、不平等日益增加、霸权主义盛行和对国家主权和民族认同的削弱等消极后果。西方发达国家为了应对一系列全球化带来的问题，不断推行建立它们以新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为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新自由主义本质是个人主义，这种价值观在强调个人自由的同时，往往会导致人们为了个人利益不惜损害他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体现在国家利益上就是为了一国之私利，不惜牺牲他国利益和全球利益。正是这种缺陷，使得西方推行的全球治理体系不仅未能解决已经存在问题，反而造成了国际社会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引发了一股逆全球化的浪潮，进一步加重了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难度。正是基于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方面的无能和无序，美国学者大卫•施威卡特指出“发展一种很具体的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势在必行，这种模式至少应显示出和资本主义一样具有效率，而又更少倾向于资本主义的不稳定性和非理性，在规范的基础上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正视国际间存在对抗的现实，但并不一味坚持斗争思维，而是强调重视国际社会间广泛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全球治理和世界历史发展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选择，不是为了满足少数人、少数政治集团、少数国家的利益，而是着眼于让整个人类社会普遍收益，主张“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物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
二、“一带一路”建设是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常常同时提出“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问题，其深层次含义正是在于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根据马克思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着眼于当今世界发展难题，提出的全球治理理念和未来发展愿景。“一带一路”是中国瞄准未来发展愿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引领下的具体行动，集中体现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内涵和价值取向。
一方面，“一带一路”铺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基。经济过度金融化、实体经济空心化、金融资本虚拟化、虚拟经济泡沫化等对全球化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然而，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全球化不能建立在无限扩张的虚拟泡沫的基础上，实体经济才是全球化的根基。发展实体经济，重点是制造业，前提是基础设施。而实体经济发展全球化必须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前提。“一带一路”主要依托基础设施建设，以互联互通为突破口，旨在消除制约沿线国家深化合作的障碍和壁垒，建立现代化交通通信网，加强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实现沿线各国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的发展。“一带一路”正是以这样的互联互通夯实全球化根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奠基工程。
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搭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组织框架。我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大国作用，搭建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上合组织、博鳌论坛、亚信会议、亚太自贸区等诸多地区性制度，在推动区域共同体建设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基于“一带一路”建设的融资需要，我国组建了一系列以发展中国家为主导的新型金融治理平台，创新以亚洲国家、周边国家和新兴国家为主的地区金融机制，成为我国参与引领全球化的支撑保障。“一带一路”建设需要整合现有机制平台的功能，同时也为共同发挥各类机制作用提供了组织框架。围绕“一带一路”调动现有机制平台的作用，创建能够主导制定规则的新机制平台，组建以我为主、惠及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区域性乃至全球性合作组织，为区域治理提供公共产品，是我国突破组织层面引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效路径。
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保证
在外交和国际交往方面，我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定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国际公平正义，这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根本保证。一方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符合维护和发展我国发展利益的要求。从地缘战略的角度看，我国面临最大的地缘和安全挑战，不在一地一岛之争，而在于战略环境的建构、战略结构的塑造、战略资源的布局与战略优势的培育[2]。命运共同体思想丰富了我们认识和发展地区和全球战略稳定体系的视野，有利于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另一方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推动国际社会共担地区性和全球性事务的责任，合作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挑战，在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的基础上实现命运共同体。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重大支撑的特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总体性。人类历史发展有其自然性规律，并具有总体性的意义。尽管当前整体上还处于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时期，但正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所指出的，“在原则上，共产主义是超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敌对的”，“它并不仅仅是工人的事业，而是全人类的事业”。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全球性治理问题的直接回应，是世界社会主义在总体发展进程中的阶段性表现。因此，又如恩格斯所言，“实际的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各个方面的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人倡导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回答资本主义发展的诸多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们中很多人对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以及生产方式矛盾、阶级矛盾、社会矛盾等进行了批判性揭示，对资本主义危机、资本主义演进过程、资本主义新形态及本质进行了深入分析。这些观点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和命运，准确把握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新特征，加深对当代资本主义变化趋势的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命运共同体的方式回答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之问，站在了人类历史发展总体性进程的高度，显示了广阔的理论视野和强大的生命力。
二是原则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而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在党章中明确宣誓的三大历史任务之一。面对全球化的风险挑战，为了促进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机遇，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新方案，超越了传统地缘博弈思维，旨在构建国家间“兼相爱，交相利”的和谐发展新范式，推动世界向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这一外交思想不仅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行动规范写入党章，并且取得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共识，成为国际交往的基本遵循原则。
三是适应性。坚持合作共赢，倡导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战略思想具有深刻的内涵和广泛的适应性。中国作为全球事务的重要权益攸关方，倡导建设命运共同体不仅契合国家整体战略，有利于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并发挥建设性作用，在地区和全球性具体事务处理上，缓和无序博弈风险，构建安全和发展对话渠道，增加战略互信，防止地缘冲突预判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例如，随着北极冰雪融化加速，北极地区在战略、航道、资源、科考等方面的问题愈加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中国政府于2018年1月发布《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指出“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北极事务的积极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努力为北极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由此可见，命运共同体思想极富活力和张力，可以映射应用于诸如北极问题在内的国际事务处置和合作机制构建中，北极大陆架划分、航道治理、原住民权益保护、环境治理等一系列北极治理问题可以循此思路解决，由相关国家通力合作建设利益、责任、命运共同体，构建多方共赢的运作机制和模式。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是
在矛盾斗争中成长、发展、成熟
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在总体和平态势下，世界舞台上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依然盛行，影响全球战略稳定的消极因素持续增加，导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增长，各类风险展现出连锁联动的趋势。毛泽东主席深刻指出，“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场伟大社会革命，要求我们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在矛盾斗争中成长、发展、成熟，要求我们强化忧患和危机意识，扎实做好理论研究、战略预判和筹划。鉴于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深化当代资本主义研究，正确理解和处理现实矛盾斗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世界格局正处在加快演变的历史进程之中，需要我们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分析把握其出现的各种变化及其本质，深化对资本主义和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深刻复杂变化的规律性认识。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而这个矛盾“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同时也采取各种附带形式，如冲突的总和，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意识的矛盾，思想斗争，政治斗争，等等”。在纷繁复杂的矛盾斗争现象背后，劳动与资本的博弈愈发激烈，资本追求无节制增长的本性，驱使其利益承担者即资产阶级奔走世界各地，完成资本的空间化，要求我们将全球化框架下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应用于军民融合具体问题分析之中，建立科学的理论体系，提高认识层次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是加强军事斗争准备工作，坚决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资本主义国家为保护资本的全球性循环，愈发采取“军事－政治”同盟的形式谋求国防军事和科技领域的压倒性优势，保障其在国际事务中通过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来实现自身利益。因此，我们不仅要看到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的矛盾斗争，更要高度重视潜在矛盾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做好包括军事斗争准备在内的各项斗争筹划筹备工作。2016年，中俄两国元首共同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关于加强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指出国际社会惯于将“战略稳定”视为核武器领域的纯军事概念，这不能反映当代战略问题所具有的广度和多面性。联合申明提出，在政治领域，所有国家和国家集团应恪守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关于使用武力和强制措施的宗旨和原则；在军事领域，所有国家应将军事能力维持在保证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等措施。按照底线思维方式，加强军事斗争准备工作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托底性的举措，在政治上重构战略平衡体系，在军事上遏制和预防战争，目的是为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战略稳定环境。
三是加强天缘政治学研究，预判和指导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阶段的演化发展。航天和能源技术的新发展正在启幕人类的太空“大航海”时代。当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达到传统意义上的天际——地球大气层外的太空时，政治学也必然会从关注国内政治到国际政治，再到涵盖太空权力互动的“天缘政治学”(Astropolitics)[3]。中长期看，地缘政治学向天缘政治学演进是人类发展的必然。人类全面进入太空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表现，国家这一组织形态也将演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在更高级形态发展，基于地球地缘考虑的国家间地缘博弈活动将进入长期下降轨道。但就近期而言，航天事业不能违背工程方法论的原则——“必要条件说明”[4]，即进行一项工程实践所需的相关技术准备。在人类未取得直接获取太空资源自循环发展，以及母体星球维护成本远没有高不可及等条件下，地缘政治将继续发挥作用。但航天技术、能源应用技术等跨越式井喷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人类全面进入太空并不意味着全面的人类进入太空，从地球文明发展到多星球文明的过程并非就不伴随竞争、分化、淘汰甚至战争，我们对此的认识和理论储备还很欠缺，需要加强研究，打开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新境界。
参考文献：
[1]乔翔.马克思“人的解放”的科学内涵.北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1年6月第12卷第3期
[2]林晓光.亚太地缘战略格局演变——从奥巴马访日到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战略与管理,2014.9/10.
[3]徐能武.天缘政治学研究：内涵、范式与价值.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
[4]栾恩杰.国家重大工程是科技进步的牵引力——再论工程技术科学的关系.工程研究,2015.12.
（作者：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船重工军民融合与国防动员发展研究中心总工程师张嘉国；中船重工军民融合与国防动员发展研究中心王建卿、王海涛；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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