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方敏 “团结一致 共御外侮”才有民族未来

  

 

　　听了两岸的几位老将军发言，很受启发。我是老新四军的后代。70年前的那一场战争，以血与火的历史，铭刻在我们父辈的记忆中，也铭刻在我们后代人的心上，铭刻在我们民族的心上，永远不会忘却。回顾历史，是为了走向未来。我觉得，总结这场民族正义之战，仅有胜利者的光荣感、自豪感是不够的，更需要实事求是地总结我们民族抗战的经验教训，从中找到反映我们民族特点和品质的最有价值的遗产，为走好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凝聚共识，提供精神支持。这是我们抗战后人的责任。

 

　　抗战精神中对我们民族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认为，就是“团结一致、共御外侮”。

 

　　一个民族的团结，是力量之源、胜利之本，也是敌人之最怕。“九一八”事变后，面对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国共两党捐弃前嫌，化敌为友，实行第二次合作。在中国共产党倡导下，中华民族结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华儿女“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举国上下，万众一心，用我们的血肉筑成了日本侵略者不可逾越的新的长城。“团结一致、共御外侮”，是全民族抗战能够战胜强敌、最终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但也要看到，同样在这方面，由于我们民族中存在弱点和失误，使得中国人为赢得这场战争付出了难以想象的过大代价。抗战是中国亘古以来最惨烈、最英勇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对人类和平的贡献是巨大的，牺牲也是巨大的。资料表明，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军民顽强抗击侵略者，歼灭日军150万多人，占第二次世界大战日军伤亡总数的70%以上；但中国军民为此伤亡3500多万人，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这么大的代价，二战中欧洲战场无法比拟，在世界战争史上也绝无仅有。从客观上讲，武器装备差距固然是重要原因，但主观方面的问题不能回避。“团结一致、共御外侮”的抗战精神，是用我们民族的正反两方面教训换来的。

 

　　我们中国人内部不团结，容易被外敌欺侮，是有历史缘由的。中国封建社会太长，古老的农业文明近代以来逐步落伍于世界，分散化、个体化的小农经济如汪洋大海，既缺乏大工业的先进生产力，也缺乏大工业的组织力和凝聚力。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那怕是弹丸小国也敢侵略中国，并屡屡得逞，而中国饱受欺凌，丧权辱国，其根本性原因，就是在腐朽落后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封建礼教下，人心涣散、自私自利，军阀割据、四分五裂，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所以“地广不足以为大，人多不足以为众”，孙中山曾发出感叹：“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晚清时期的中国，不可谓不大不富，而是大而散，富而弱，抱不成拳头，形不成强大战斗力。中国是在财富创造为世界之最的基础上，被世界资本主义各国抢夺瓜分而变成积贫积弱的。

 

　　抗日战争对我们民族是一个历史的呼唤。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和残忍屠杀，以血的事实教育了国人，唤起了同胞，百年“睡狮”终于觉醒了。抗战成为中华民族由涣散走向团结、由分裂走向统一、由懦弱走向刚强的转折点，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林语堂当年说过：“日本的武装侵略，使得中国成为一个完整的国家，使中国团结得像一个现代化国家应该团结的那样，众志成城。”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任何朝代都没有出现过，是中华民族新觉醒的里程碑。所以，“团结一致、共御外侮”，是抗战留给我们民族最有价值的精神财富。

 

　　总结团结抗战精神，我觉得最重要的有三条：

 

　　第一，要自觉维护民族大义。民族利益高于阶级利益。在一个民族面临外部欺凌的情况下，国内各阶级、阶层、政党、派别和各军事集团都必须舍去历史上的恩恩怨怨，一切以民族利益至上，为了祖国的危亡、民族的命运，捐弃前嫌，团结一致，万众一心，共赴国难，这是民族大义，是胜利的保证。

 

　　然而，中国的抗战历程是充满悲情的。中国共产党有这样的政治大局观，长征中就提出“北上抗日”的方针，先后提出了一整套正确的政治主张和军事战略策略，促成全民族的团结抗战。毛泽东做过《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演讲，强调：共产党“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是要“纠正一切不利于抗战的错误思想”。在《当前时局的最大危机》中指出，“中华民族的历史任务是团结抗战以求解放”，“反对投降和分裂——这就是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的当前紧急任务”。在抗战期间，即使面对国民党一次又一次的反共摩擦，甚至新四军大部被围歼，也没有改变联蒋抗日的立场，始终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但蒋介石是有差距、有摇摆性的，对日本人抱有幻想，对共产党总想斩尽杀绝。先是“攘外必先安内”，拱手让出东三省和华北五省；“西安事变”对蒋是个教育，开始国共合作，全面抗战初期表现不错，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打了淞沪、太原、徐州、武汉等几个会战，使日军受到重挫、“3个月灭华”的速胜企图未能得逞，功不可没。但是战局稳定后，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矛头转向敌后战场，对正面战场采取政治诱降为主时，国民党就开始“三心二意”，转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甚至与日本人勾勾搭搭，搞所谓“曲线救国”。日本战犯冈村宁次《回忆录》中披露，国民党投降将领曾经亲口告诉他：“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1942年10月)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简直叫人难以置信。特别是国民党军委会成立“防共委员会”，确定“防共、限共、溶共、反共”方针，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制造“皖南事变”剿杀新四军，在日军眼皮下演出了一场同室操戈、亲痛仇快的惨剧。

 

　　我父亲当时在抗大九分校，属粟裕的新四军一师。1943年4月国民党军同日军暗中配合，想在苏南地区围杀我一师抗大九分校和六师十八旅，搞第二个“皖南事变”。粟裕师长命令九分校立即突围，跳出日顽夹击的包围圈，打回苏北。当时我父亲所在的三大队九连（政工干部队）奉命参加铜山战斗，在阵地上挖出道道壕沟，准备决一死战。到中午时分，杜平教育长下命令，让九连撤出阵地，调二大队的班排干部队上来接防。后来战斗打响，有同志起来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当即中弹牺牲。大多数同志在子弹、手榴弹打完后，跳出战壕拼刺刀，血洒战场。这个英勇的连队，从连长、指导员到学员，全部牺牲在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的枪口下，非常悲壮！如果不是校领导为保存政工干部而把班排干部队换上去，那么全部牺牲的一定是我父亲他们连队。

 

　　抗战后期，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进入最困难时期，要对付中国战场上的大部分侵华日军和全部的伪军，这与两个战场态势严重失衡有直接关系。当然，抗战初期有国共两军配合很好的战例，如“忻口会战”，蒋介石中央军、阎锡山晋绥军和我党八路军联合作战，在华北战场上第一次大规模成功狙击日军。但必须承认，整个抗战期间的“打内战”，让我们民族付出的代价的确太大了。中国有句古训，“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在民族大义面前，没有任何理由不宽忍为国、同仇敌忾，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再也不能允许了！

 

　　第二，要充分依靠民族大众。民族战争是人民战争，必须最大限度地发动和依靠全民族广大民众才能进行。所以，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依靠群众的全面抗战路线。毛泽东认为，人民群众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力量源泉，只有动员起全国的老百姓才能进行战争，放手发动和武装群众，实行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自卫队三结合，陷日寇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但蒋介石不相信人民群众，甚至也不相信社会各界拥护抗日的民主人士，推行的是单纯由政府和军队抗战的片面抗战路线，所以这个仗越打越被动，地盘越打越小，力量越打越弱。很多人奇怪，抗战初期，国民党有300万军队，共产党只有5万军队，而且国家政权在国民党手中，国内国际资源都由国民党调配，为什么一无所有的共产党，反而能够越打越强？答案就一个，因为共产党赢得包括民主人士和广大工农群众在内的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我的祖父和外祖父就是很好例子。他们抗战前都是工商业者兼地主，一个在平阳鳌江，一个在南通金沙，都是当地有影响、有民族气节的知名人士，正是受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实际行动的感召，使他们相信共产党，与共产党成为真正的朋友，在国难当头之际挺身而出，与日伪军展开英勇斗争。我的祖父1938年为阻止日本军舰进犯，毅然关闭自己的公司，把自家全部的十多艘大船，装上石头，自沉鳌江口主航道，御敌进港，做出了毁业抗日的英雄壮举。我的外祖父在1940年秋新四军东进时，参加统一战线共同抗日，当选为南通抗日民主政权的县参议员和区参议会副主席，带头减租减息，家里成为共产党开会、办事的落脚点和新四军的联络站。他还鼓励支持自己所有的子女都参加了新四军。日伪军想利用他在地方的名望，以种种官职利诱拉拢，均被他拒绝。后被敌人抓去关进碉堡，仍不屈服。在日伪“扫荡”“清乡”中，敌人把他的家抄了，威逼他就范，他干脆横下心斗到底，自己动手把家里房屋全拆了，以绝敌念。这种坚强不屈、毁家抗日的大义行为，受到抗日民主政府高度赞扬，特地赠他一面锦旗，上书“舍己为群”四个大字。没有想到的是，这样一位民主人士，在与日本鬼子作斗争时大难不死，却在抗战胜利后，倒在了为汉奸报仇的国民党还乡团屠杀的血泊中，身中九弹而牺牲，场面悲惨至极！为什么国民党抗战胜利后反倒丢了政权？像这样对待自己的同胞，不失败天理不容！

 

　　第三，要重视培养民族血性。习近平主席讲军人要“有血性”，一个民族也要有血性。血性与团结不矛盾，相反，有血性的民族，最团结、最勇敢，能够生死相依，拼死一搏；有血性的民族，才会珍惜民族血亲，不忘民族血仇，敢于为民族血战。我欣赏金一南教授的一句话，“缺乏血性的人性，就是奴性。”我们这个民族，近代以来有奴性的人太多，对内欺压同胞，对外卑躬屈膝，“汉奸满地跑”。抗战中，中国军队以身殉国的将领有200多名，这是民族的骄傲。但是，投降的国民党将军也高达67名；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以及大批高官、政要公然投敌；还有数十万国军阵前倒戈变成伪军，抗战中伪军最多时有200多万，经常是要打的伪军比鬼子多得多，“中国人打中国人”成为这场反侵略战争的常态，这不能不说是民族的耻辱！南京大屠杀时，十来个鬼子就可以押着几百个中国人不用捆绑地去集体送死，没有一个奋起反抗的。其心态，无非是谁都知道带头反抗者先死，便谁都不愿为救别人去死，宁可等着一块死，听话得就像任人宰割、只会落泪的羔羊。有人认为，“奴性十足”是中华民族的劣根性，归咎于长期儒家文化影响造就了中国人明哲保身、逆来顺受的性格，这并不客观。我们民族历来倡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以和为贵”思想也包含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要义，不是没有原则的。如果中华民族没有血性，不可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抗战前线，千千万万中国军人以及我抗日根据地军民，在对敌斗争中表现出的那种舍生忘死、前赴后继、勇于牺牲的大无畏英雄气概，与敌占区的奴化精神状态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才是抗战中我们民族精神的主流。这说明，民族的血性是可以培养和激发的。

 

　　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教育和舆论导向问题严重，只有在历史纪念的时候才讲团结抗战、义无反顾、赴汤蹈火、决不屈服，平时却把自我保命要紧的利己原则当作“人性”、“普世价值”来宣传，甚至让“汉奸”理论登堂入室，当作“言论自由”来保护。在台湾，“洋奴”思想也大有市场，有些人恨不得给美日当殖民地。这岂不是对我们民族的侮辱和犯罪？何以对得起在抗战中英勇牺牲的将士们？屈原《楚辞.国殇》云：“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一个没有血性、不能团结战斗的民族，没有未来，没有希望！

 

　　中华民族爱好和平，向往美好，但和平和美好不是别人赐予的，要靠自己去争取。1935年，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是一个命运和利益的共同体。过去是民族救亡，现在是民族复兴，两岸同胞肩负共同的历史责任。无论是反对侵略威胁，还是应对困难挑战，都要有团结一致、共御外侮的意志和“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血性。在当今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反对投降和分裂”是摆在我们面前新的“抗战”任务。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给我们民族敲响了安全警钟。美国加快实施“亚洲再平衡”战略，对日本纵容支持，在我东南海施加压力，企图阻扰我对领海领土实施主权。促进“和平统一”，不能光“和平”、不“统一”，如果祖国不能完全统一，中华民族复兴大业就不能算完成。面对实现神圣历史使命的机遇和挑战，需要我们两岸同胞真正记取抗战的历史教益和昭示，以民族大义为重，团结一致、共御外侮，同心同德、携手奋斗，那就一定能够创造中华民族明天的辉煌。

 

　　（作者是解放军总参某部原政委、少将，昆仑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高级研究员；本文为作者2015年5月21日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两岸将军座谈会”上的发言；来源：昆仑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