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玉春：如何看待和应对“中国崩溃论”

  

 

　　原题：“中国崩溃论”：西方的意识形态武器

 

　　历经3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现实国际体系的推动者和建设者，亦有意与西方发达国家达致良性互动，成为这些国家的伙伴而非对手。然而，面对中国的和平崛起，西方还是对中国采取了遏制策略。但在选择遏制中国的路径时，他们已不再更多采用20世纪中后期对中国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刚性遏制”政策。因为，对中国的“刚性遏制”，只能强化中国的独立自主和反西方倾向，无助于达到其 “教化”中国的目的。“刚性遏制”的低效，促使西方摒弃以往咄咄逼人的“攻势”战略，转而选择“柔性”策略。在意识形态领域制造关于中国的妖魔性话语，就是西方遏制中国策略之首选。而“中国崩溃论”就是西方意识形态妖魔化中国的话语载体之一。

 

　　一、“中国崩溃论”：从学术话语到政治话语的转变

 

　　2000年，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罗斯基先后发表《中国的GDP统计发生了什么？》和《中国的GDP统计：该被警告？》两篇论文，运用统计学方法，对中国统计数据进行比对性分析，指出中国能源消耗增长与GDP增长等存在不合逻辑的负相关性，进而质疑中国经济发展的真实性。这是从学术层面对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否定性论述。两篇论文的观点，当时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此时，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应该说只是学术研究领域的正常探讨，未有政治性因素的介入。

 

　　2001年7月，美籍华人章家敦出版英文专著《中国即将崩溃》，认为中国经济存在虚假繁荣，不久将崩溃。章家敦曾在中国上海、香港生活，对中国经济有一定程度的感性认识，因此其观点获得美国部分政界人士及学者的认同。该书出版后引起较大反响，美国国会还就此专门召开听证会。2002年1月，美国《中国经济》季刊主编斯塔德维尔撰写的《中国梦》出版，预言中国即将出现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此论助推了“中国崩溃论”的政治性转向。

 

　　2002年初，西方一些具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主流媒体，如美国的《新闻周刊》、《中国经济评论》和英国的《金融时报》、《经济学人》等开始大量报道托马斯·罗斯基的观点。至此，关于中国GDP数据真伪和中国发展趋势的纯学术研究，由于西方主流媒体介入，开始向政治领域转向、蔓延。在国际话语权被西方主流媒体主导的背景下，“中国崩溃论”杂糅了西方某些政治势力对中国的恶意企图，成为他们妖魔化中国的标志性话语。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再度抛出“中国崩溃论”，认为中国即将崩溃，中国共产党也将随之垮台。但是，中国经济不仅没有崩溃，反而在国际金融危机中有效应对，成为国际经济摆脱低迷困境的“引擎”。

 

　　2013年至2014年，中国致力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调整经济结构，提升经济质量和效益，有意识地降低了经济增速，将经济增速控制在合理可控区间。但是，这也使“中国崩溃论”再次回潮。美国学者沈大伟在2015年3月6日的《华尔街日报》刊发名为“中国即将崩溃”的文章，认为富人移民国外、压制异见政治人士、官员腐败、官员木讷和经济陷入系统性陷阱，将导致中国“崩溃”。前些年，沈大伟曾对中国发展持乐观肯定态度，多次应邀到中国访问，在中国思想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他提出“中国崩溃论”，一反其此前对中国的认知和肯定，出乎国人意料，在国际上也引起了较大反响。

 

　　“中国崩溃论”罔顾中国的发展实绩，向国际社会绘制了一幅中国行将“崩溃”的虚幻图景。而这种虚假“镜像”又以数据为支撑基点，以章家敦的华裔身份为亲历性佐证，以名家学者的学术之名，极具欺骗性。一是妖魔化中国的国际形象，弱化中国的国际吸引力，有可能动摇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信心。二是对西方国家政府决策产生负面影响，有可能形成对华不利的政策，进而恶化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增加中国发展的国际成本。三是降低外商投资中国的意愿，特别是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强的当下，外资的减少将阻滞中国的经济发展。四是误导西方民众对中国的认知，不利于中西方民众交往交流，增进互信和友谊。对此，我们应该保持高度警惕，切不可掉以轻心。

 

　　二、“中国崩溃论”缘何被西方屡屡抛出

 

　　2001年以来，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政治博弈中，每当国际国内形势出现一些不利于中国发展的症候，西方就会抛出“中国崩溃论”，预言中国即将“崩溃”。 因此，“中国崩溃论”，可谓既是老话题，又是新言说，虽然屡被证伪，但总是会被西方不断利用。西方热衷于讨论和宣扬“中国崩溃论”，主要有以下原因：

 

　　1、西方对中国实力上升和自身实力下降的焦虑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以罕见的速度保持了高速增长，综合国力显著提升，国际地位明显增强，成为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国。2007年，中国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中国积极应对严峻挑战，成为世界经济摆脱衰退的“牵引机”，令世界各国瞩目。2009年，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即使目前中国主动调低经济增速，7%的增速在世界上也是很高的。反观西方发达国家，30多年来，经济增速一直较低，特别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普遍陷入经济低迷，至今未有显著起色。

 

　　面对中国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中国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议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得到诸多国家的积极响应，纷纷加入，彰显了中国不断增强的国际影响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尚未做好接受中国崛起的心理准备。他们不愿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出现了自我“身份焦虑症”。“我还是原来的我吗？”“我还是世界的主导者吗？”这些疑问，冲击着西方国家所谓的自尊。他们不愿看到一个曾被其视为“东亚病夫”的国家向当今世界的中心地带位移，焦虑自身国际影响力的下降，忧惧自身中心地位和既得利益受到来自中国的所谓“威胁和挑战”。但是，中国和平崛起的事实又迫使他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大国身份。这使西方国家陷入对待中国的矛盾心态。因此，他们屡屡抛出“中国威胁论”，正是为了掩盖其因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和对自身的发展缺乏自信而陷入的迷茫和惶惑。

 

　　2、西方意识形态偏见

 

　　由于人类社会工业化、现代化发端于西方，并在西方取得领先地位，西方国家习惯以现代文明的“发源地”和“中心”自居，“西方中心论”应运而生。“西方中心论”将其现代化进程普泛化为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唯一路径，将西方政治模式视为全球普世性的唯一范式，凡是不符合其发展道路的另一种选择，都被指涉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另类；凡是不实行西方式民主的国家，都被定格成专制政体和所谓世界民主化潮流的逆子。“维护‘民主优势’论的正确性，即西式民主是繁荣的前提，发达国家都是西式民主国家”的狭隘心理，使西方国家惯于以西方的视角审视外部世界，总是以西方的立场和价值观为坐标，评判非西方文明实践。这使西方的判断难免囿于视野的狭窄而出现偏见。这种偏见已固化为西方意识形态的“基因”，影响着西方国家“自我”对“他者”的认知。

 

　　西方对中国引入并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给予肯定，但对中国不照搬其政治模式，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开创出迥异于西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道路，横加指责。目前，中国更加注重推进渐进式民主即增量民主和协商民主，并未对西方民主进行激进式“横的移植”，使西方寄予中国政治改革“休克疗法”的愿望更难以实现。基于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西方将中国的政治体制贬损为专制政体，不认可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道路，自然会妖魔化中国。

 

　　3、西方意识形态霸权

 

　　相对于其他国家综合国力和物质生活的比较优势，西方自恃其自身较高的文明发展程度，认为其文明为世界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主要贡献，代表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方向；西方的价值观念、政治制度、生活方式是唯一具有全球普适性的文明模式；东方发展受益于西方文明惠泽，是对西方文明学习模仿的结果。这种思想经过五百余年的培育和积淀，在西方人的潜意识里，早已固化为心理优越和思维定式，进而发展成极端的霸权思维。西方习惯于以世界霸主的身份和人类救世主的姿态俯视全球，主导并制定国际体系规制。但凡不符合其价值观、社会制度的另一种发展路径，都被其视为异端而沦为对立面。

 

　　作为新兴国家，中国的和平发展之路相异于西方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强国必霸之途。中国关于和平发展与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表明了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繁荣的积极力量。遗憾的是，中国采取的有益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行为，并没有得到西方一些国家友善的回应，反而将中国假想为现实和未来的“敌人”。中国愿意与世界上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合作、发展、共赢，构建和谐世界，但是，快速发展的中国被西方意识形态幻想为其追逐全球霸权的“障碍物”。在西方视域中，中国既然是其意识形态霸权的阻碍者，就应该被涂抹上“污蔑性釉彩”。在西方意识形态霸权的持续外溢下，只要西方将中国视为其拓展霸权的对手，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和声誉就可能遭受来自西方意识形态的损毁。

 

　　4、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冷战思维

 

　　西方意识形态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典型范式，自从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和发展以来，就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尤其是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或明或暗地采取敌视、演变和消灭战略，试图将人类社会制度架构转型为资本主义单轨制，在全球建立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霸权地位。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标志着冷战格局的结束。然而，西方并没有摒弃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冷战思维，仍将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臆想为对立物，意欲进一步削弱社会主义的现实力量。

 

　　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出现，彰显着社会主义的生命与活力，却是西方国家不愿看到的景象。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社会主义国家，只要中国仍然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美国等西方国家就不会放弃冷战思维，一定会继续污损社会主义中国的国际形象，压制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空间。

 

　　三、如何看待和应对“中国崩溃论”

 

　　当前，西方国家的话语霸权使妖魔化异质国家的行为成为其习惯性偏好，以至中国常常沦为他们的丑化对象。对此，中国如果不能有效应对，将对自身造成严重影响。因此，必须采取措施，有效应对“中国崩溃论”。

 

　　1、保持定力，将“中国崩溃论”视为“成长的必然烦恼”

 

　　人类社会的政治实践一再表明，后发国家在由弱转强的进程中，一般都会遭遇既成大国的遏制。任何在国际社会权力结构中的席次靠近既成大国的新兴国家，都将被既成大国假想成对立物。新兴大国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也会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表现出一定的活跃性，这将被既成大国视为威胁，即使新兴大国不断表明其无意挑战既成大国的地位，既成大国出于巩固既有地位和利益的需要，仍然会将新兴大国视为潜在或现实的对手与敌人，采取政治、经济、军事特别是意识形态等多维手段，丑化新兴大国的国际形象，制约新兴大国的崛起。

 

　　20世纪上半叶，美国在崛起的过程中，也曾经遭受英国、法国等既成大国的恶意排挤。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起飞之后，大量收购美国等既成大国的知名企业，引来美国的应激性反应，即使日本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追随美国，且被美国视为其在亚洲的战略盟友，仍然遭到美国的强力挤压。日元被美国逼迫升值，致使日本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近年来，俄罗斯凭借其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等资源快速崛起，国际地位不断上升并逐渐展现昔日的“大国风骨”，同样遭遇了美国和欧盟的打压。中国当前遭受美国和日本的遏制排挤，恰是当年美国和日本崛起进程中遭遇压制的现实翻版。因此，对“中国崩溃论”，应该保持从容淡定的心态，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把“中国崩溃论”当作发展过程中难以规避的“成长的必然烦恼”和“发展成本”。

 

　　2、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进一步增强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提升国民的生活水平，是破解“中国崩溃论”的利器。中国经济发展中不是不存在问题，但存在一些问题并不意味着就会崩溃。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政府对经济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具有清醒认识，并进行了有效治理。近年来，中国政府有意调整经济发展方式，实行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措施，主动将经济增速从高速降为中高速，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经济质量和效益都在提高，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鉴于中国经济总量的巨大，即使经济增速稍稍下降，其规模在世界上仍然十分可观，每年增量相当于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经济规模。所以，对中国经济的调速换挡，一定要保持定力和信心。

 

　　中国当前正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内驱动力，以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为保障，致力于政府简政放权，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营造良好的环境，并针对经济下行压力，采取诸如以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主轴，增加公共支出等一系列措施，确保经济稳定增长。只有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发展，才是对“中国崩溃论”的有力回击，使其不攻自破。

 

　　3、建立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话语传播媒体

 

　　当今时代，谁拥有强大辐射力、影响力的传播媒体，谁的传播能力就强，谁就掌握了国际话语权。目前，具有重大辐射力和影响力的国际性传媒几乎都是西方媒体，如美联社、路透社、BBC和《纽约时报》等。西方话语在国际话语场域占据主导地位，与西方发达国家拥有强大的国际性传媒密切相关。中国主流媒体，与西方主流媒体相比，无论从拥有的受众还是在国际上的影响力，都存在明显的差距，跻身国际一流媒体行列尚需努力。建立中国的国际性传媒，建构中国国际话语的生成和传播介质，将使中国拥有自己的国际话语平台，这既是中国及时应对负面国际舆论的前提，也是中国引导国际舆论具有长远性、根本性的物质基础。

 

　　4、 提升设置国际性议题的能力

 

　　西方主流媒体主导并在持续强化国际话语权，不会轻易放弃对国际议题设置的垄断地位。这就需要中国主流媒体主动作为，积极设置与中国相关、对中国有促进作用的国际性议题，掌控话语导向并大力宣传，使话语异向服务于塑造中国良好形象、扩大中国国际影响。设置国际性议题要将全球治理中的重大议题与中国的道路、制度与贡献相结合，需要精心谋划，先声夺人，大造声势，从而营造于我有利的浓厚国际舆论氛围。

 

　　（作者是新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新疆项目“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同研究”[项目编号：13XJJA710001]阶段性成果；来源：《红旗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