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劲松 闫丽娟：苏联解体前放弃意识形态主导权的惨痛教训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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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劲松 闫丽娟：苏联解体前放弃意识形态主导权的惨痛教训
2021-08-31
【摘 要】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是党的理论能力的具体体现，理论能力是重要的执政能力。必须坚持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话语权就是领导权。意识形态浓缩的是党的基本主张，是党的思想理论旗帜，旗帜是党带领大众前进的指引和方向，理论是党说服大众的思想工具。所以，意识形态既是党自身本质的说明，又是党执政的重要理论武器。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不断地自我批评和反省对一个政党是重要和必要的，但思想跟上时代、理论必须创新却是党的生命线，是党的意识形态的主阵地。
一个列宁亲手缔造的有着88年历史和曾经有过将近2000万党员的苏联共产党、一个拥有全球陆地面积六分之一国土和2亿多人口的世界第二大国苏联，在1991年8月和12月相隔四个月的时间里，相继消亡消失。世人错愕，这是为什么？即便是尼克松在1988年做出的最乐观估计，也是《1999：不战而胜》，而不是1991年！无疑，丧失党的领导、放弃意识形态主导权是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也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的经验教训。苏共亡党、苏联亡国带给向往社会主义的人们巨大的失望，也给西方留下了嘲讽的谈资和“历史终结”的断言。毫无疑问，尽管有美国的打压，但能把这样一个大党大国打倒的，只有它自己。原因千万条，党和国家意识形态建设被严重弱化是一条！苏共意识形态建设在74年党领导国家发展的实践中，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列宁斯大林时期。这个时期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处于初创、建设和硕果累累的时期。列宁是一位具有深厚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的天才型领袖。在革命和国家建设初期，列宁创立了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从理论上解决了党对俄国社会性质的基本判断（《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党的建设（《怎么办》《进一步，退两步》）、党对资本主义国家性质的认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党在革命和建设中的纲领及各项策略、民族自觉理论、党纲党章等重大理论问题，特别是在与德国工人运动中的著名理论家考茨基关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争论中，列宁提出了对社会主义道路进一步探索和尝试包括新经济政策的思想。列宁思想的内容非常丰富，为社会主义实践做出了很多有益的理论探索，特别是在晚年思想中，深入思考了俄国革命和建设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可以说，列宁为苏共意识形态建设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斯大林高举起了列宁主义的大旗。斯大林虽然没有受过系统的院校教育，但是，他大量读书、勤于思考的特点是为世人所公认的。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很快发表了《论列宁主义基础》一文，提出了：“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这些提法确立了列宁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地位。斯大林还陆续发表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等一些重要著作。对于加强苏共党的意识形态建设来讲，斯大林主持编写出版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这两本书在观点和分析方法中，存在很多显而易见的问题，但是，对苏共党史的正面积极评价、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首次官方理论描述，都对苏共和苏联国家的意识形态建设起了积极的重大的引导作用，也成为苏联模式的理论说明。尽管，苏联人民经历了革命后艰苦的国内战争、大清洗、残酷的反法西斯战争，但无疑，这个时期是苏联人民精神面貌最昂扬向上、取得成就最大、最具有自豪感的时期。这个阶段，党在思想理论上解决了革命和建设的方向、道路、方法、战略策略、党的建设等一系列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框架内，建立起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标志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体系和范式，创立了与之相适应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引下，在苏联实践榜样的影响下，社会主义开始走出欧洲，走向世界。第二阶段是赫鲁晓夫时期。这个时期苏共在意识形态建设方面的工作开始弱化，主要表现为只破不立。赫鲁晓夫上台后，以农民式的大老粗形象示人，虽然在思想理论方面没有建树，但也没有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任何学说，多次在国际舞台上与西方政要舌枪唇剑，留下不少政治段子。但是，赫鲁晓夫的两个做法，却严重损害了苏共意识形态的基础。一是赫鲁晓夫在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对斯大林进行了猛烈的揭批。毋庸讳言，斯大林的有些做法是错误的，甚至是非常严重的错误。但由于苏共长期在宣传中，都是把斯大林等同于社会主义的化身，所以，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毫无底线地批判，几乎彻底颠覆了人们以往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严重动摇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和信念，并被许多历史学家看作是苏联垮台的起源。戈尔巴乔夫就把自己称作是“苏共二十大的孩子”，指其深受苏共二十大的影响。二是赫鲁晓夫在解决意识形态建设领域中存在问题的过程中，没有在领导权上下功夫，而只是在管理手段的“严一些”或“松一些”上做文章。比如，赫鲁晓夫为解决斯大林时期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严格管控，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了“解冻”的政策。“解冻”的结果，只是让各种不满和负面情绪可以公开宣泄，而没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对思想文化有任何引导和建树，形成了“严管”就是禁声，“解冻”就是放开的局面，因而也就逐步丧失了苏共的话语权和主导权。这直接动摇了苏联国家意识形态的基础。第三阶段是勃列日涅夫时期。这个时期苏联意识形态建设的特点是没有大起大落，但其在波澜不惊的表面下，固化了早已存在其中的严重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勃列日涅夫更加依靠体制内的学者做大量的阐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说明工作。其表现是，党的思想理论工作不能反映时代的主题问题，不能解决人们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大量实际问题，只是日复一日地、照本宣科地重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某些观点，比如社会主义本质、苏联社会主义进入发达阶段、社会主义大家庭范畴下的有限主权论、工人阶级地位、民族自决等问题。其结果是，党的思想理论工作逐步官僚化，形成理论官僚主义、思想教条主义、宣传形式主义的僵化状态，脱离人民群众，远离现实生活，严重虚化了苏共在意识形态建设中的引领地位和主导地位。勃列日涅夫在位18年，其中在1978年他病重后，苏共对意识形态建设的疲惫病态更加明显。接替勃列日涅夫担任苏共总书记的安德罗波夫，也是身患重病，担任苏共总书记只有15个月，即于1984年2月去世。73岁的契尔年科继任苏共总书记，他也同样被病痛所折磨，在位13个月后去世。研究者普遍把1978年勃列日涅夫病重到戈尔巴乔夫上台这个时期的苏联称为病夫治国和老人政治。在这个时期，苏共意识形态建设的弱化程度可想而知。真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第四阶段是戈尔巴乔夫时期。如果说，赫鲁晓夫大力鞭笞斯大林的做法损害了苏共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理论基础，勃列日涅夫时期则是意识形态建设愈发官僚化、教条化、形式化、空心化，失去了意识形态的引领作用，那么，戈尔巴乔夫就是最后摧毁了苏联意识形态的那个人。如果说，赫鲁晓夫毕竟还是一个坚信共产主义的领导人的话，那么，戈尔巴乔夫就是一个精致的个人主义者。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总书记时只有54岁，对连续三年在红场听苏共总书记葬礼上哀乐的苏联民众来讲，戈尔巴乔夫象征着活力和希望。但是，历史的距离让我们今天能比较清楚地看出，当年戈尔巴乔夫在意识形态领域犯下了四个致命错误，或者说，是先于在实体上，而是在精神上一步步地埋葬了苏共和苏联。第一个错误：用西欧的民主社会主义替换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就着手出书，急于阐明他对社会主义的看法。1985年担任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应美国出版商的请求，在1987年就出版了《改革与新思维》的几万字的小册子。他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主张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就是按照西方社会的模板，设定苏联改革的目标。这种改革的指导思想只剩下苏共意识形态的外壳，而实质内容已经换成了西方政治思想，从而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否定了十月革命后建立起来的苏联意识形态，最终走上了按照西方的要求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改变苏联的不归路，替西方完成了瓦解苏共苏联的任务。第二个错误：歪曲否定苏共党史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我国著名民主人士、学者、作家、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章士钊先生曾说过，灭人之国先去其史。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在“公开性”“民主化”的口号下，鼓励人们进行所谓的“重评历史”。就在戈尔巴乔夫发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后，各种攻击、造谣和篡改苏共党史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的文章很快就铺天盖地而来，什么十月革命是“少数暴徒发动的政变”，“苏联的历史是靠使用武力和暴力写成的”。甚至《消息报》也刊登文章，称“苏联过去的中小学历史教材，每一个字都充满了谎言。”苏联教育主管部门迅速做出决定，要求销毁全国所有学校的苏联历史课本。一时间，连西方国家都不敢小瞧的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支援世界亚非拉人民反抗殖民主义侵略的伟大斗争、消灭法西斯战争赢得的辉煌胜利和全世界人民的尊重，统统被扔进了垃圾堆。反对苏联的一切成为政治正确的唯一标识是歪曲否定苏共党史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的直接后果。于是，戈尔巴乔夫顺势重新推出了违反当时苏联现行宪法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剥夺了苏共对国家的领导权。为了树立自己的改革形象，戈尔巴乔夫就任苏共总书记之后，就开始了对此之前苏共所做一切的批评。尤其是其推行的经济领域的“加速战略”和“反酗酒运动”都失败之后，更是把所有责任和困难都推到了历届前任身上，造成今天苏联社会所遇到的一切问题，都是苏共的错的社会舆论。在戈尔巴乔夫的语境下，特别是在“公开性”的鼓动下，斯大林残暴、赫鲁晓夫粗俗、勃列日涅夫平庸，已经成为苏共领导苏联人民进行6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性标签。这样一种虚无主义的历史观，挖掉了苏共意识形态的根基。在这样的社会舆论下，曾经的世界共产党的领袖党、领导人民取得了反法西斯伟大胜利、创造过辉煌的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的苏共，却宛如一个历史的罪人。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同志斩钉截铁地说，“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这个论断不仅是历史事实，还展现了极高的政治智慧。第三个错误：全面放开新闻和思想文化的监管。在歪曲否定苏共苏联历史的同时，戈尔巴乔夫为显示其改革的决心，大力提倡所谓的“公开性”，并美其名曰“给人民以言论自由”。在“公开性”的号召下，一些人对苏共的不满情绪，在歪曲否定苏联历史的思想宣传的推波助澜下，如大坝决堤后的洪水，迅速占领了各种媒体报刊。不仅如此，戈尔巴乔夫于1990年6月还推动并签署了苏联新闻法（全称为《苏联报刊及其他大众新闻媒介法》）。这部法律的颁布，宣布了苏共在意识形态建设领域的彻底沦陷。第四个错误：重用自由化代表人物雅科夫列夫主管苏共意识形态工作。这如同把羊交给狼来管理。1985年戈尔巴乔夫就任苏共总书记，立即任命雅科夫列夫为苏共中宣部部长。作为苏共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雅科夫列夫不加掩饰地赞扬西方国家，肆意诋毁苏共历史，以“公开性”和反对独裁的“多元化”为幌子，动摇和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地位，鼓吹多党制，以提倡揭露“过去的全部的真实情况”达到“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同时，在雅科夫列夫主持下，1988年12月，苏联停止对西方电台的干扰，美国之音、自由欧洲、自由电台、BBC、德国之声、日本HNK、德意志电波电台等各种电台和电视台蜂涌而入苏联，苏联历史上的英雄比如卓娅被批倒，并且向苏联人民讲述欧美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雅科夫列夫另拨款400万外汇卢布，进口了20种西方国家的报刊杂志供大家阅读。很多人甚至认为，雅科夫列夫是瓦解苏共的关键人物之一。回顾苏共领导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出，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弱化的结果，就是党的领导地位的丧失。就苏联的国体政体而言，只有党才能统领各加盟共和国，党丧失领导地位的逻辑结果，就是国家解体。苏联解体，裂变成了15个国家。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操作下，仅用了6年的时间就葬送了苏共和苏联。
三、在中苏改革的比较中看中国改革开放方向和道路的正确选择
苏联解体后，一些严肃的西方学者经常把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进行比较研究。近几年，又有西方左翼学者将俄国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相比较。比如，英国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在2010年发表了他的长文《两场革命》，从四个方面对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进行了很有启发性的比较研究。其实，中国改革和苏联改革的比较，也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课题。因为中俄两国的改革，在时间、性质、条件和目标等方面，也就是在起点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但结果却大相径庭。归纳起来，有几点是我们做得对的，让我们更加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第一，必须坚持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话语权就是领导权。意识形态浓缩的是党的基本主张，是党的思想理论旗帜，旗帜是党带领大众前进的指引和方向，理论是党说服大众的思想工具。所以，意识形态既是党自身本质的说明，又是党执政的重要理论武器这就是理直才能气壮。赫鲁晓夫当年看到了斯大林模式的弊端，察觉到了苏共在意识形态建设存在的问题，但是，他采取对斯大林进行激烈批判态度和对思想认识多元现象采取放松管理方式的同时，并没有解决苏共在意识形态领域遇到的问题。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不断地自我批评和反省对一个政党是重要和必要的，但思想跟上时代、理论必须创新却是党的生命线，是党的意识形态的主阵地。戈尔巴乔夫在启动苏联改革的初期，对党的意识形态阵地更具破坏性。他一方面用西方民主社会主义对党的意识形态领域进行填充和替换，另一方面又借口“公开性”、“多元化”，把党的意识形态阵地拱手让给了西方国家和西方国家在国内的代言人。如果说，赫鲁晓夫是削弱了苏共意识形态建设根基的话，戈尔巴乔夫就是假借改革之名，放弃了苏共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并拱手交给了西方。苏共丧失意识形态阵地成为苏联解体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在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同样遇到意识形态领域来自西方的挑战。但是，中国共产党在前进方向的大是大非面前，没有丝毫动摇，明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始终紧跟时代的步伐，代表人民的利益，站在历史的潮头，牢牢把握着意识形态建设的领导权。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是党的理论能力的具体体现，理论能力是重要的执政能力。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顶住了改革开放初期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全盘西化的冲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当中国进入社会基本矛盾发生重大变化的新时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际环境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应运而生。这就是不忘初心的中国共产党，在近百年的历程里，以人民为中心的目标始终如一，具备把握时代主题的理论能力，领导人民前进的组织能力和行动能力。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阵地的领导权，中国共产党才能充分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才能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斗争的胜利。这是我们的经验之一。第二，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有些人总以为，我们总讲坚持党的领导，不过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执政党地位，不过是一个政治宣传口号而已。戈尔巴乔夫却用一个活生生的苏联例子，告诉我们：不坚持党的领导，其结果就是另一个苏联的下场。1917年苏共在只有20万党员的时候，在列宁的领导下，取得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1945年苏共有400万党员，在斯大林的指挥下，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的伟大胜利；可是，在1991年已经拥有将近2000万党员的时候，苏共不仅自身走向了死亡，还葬送了苏联社会主义国家。这种类比虽然有些简单，但却是一个基本事实。同时，必须认清的是，缺少自我革命精神的苏共，在长期执政的和平环境下，已经蜕变为一个官僚机构，形成一个官僚集团，不仅脱离了人民，也脱离了广大党员，自身有很多积弊。所以，从历史的大线索来看，是戈尔巴乔夫抛弃党的错误做法，将苏共迅速推向失败。在中国改革初期，中共就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就有“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条。到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并将党的领导写进党章，载入宪法。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建立起世界独一无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了近现代中华民族的历史目标——工业化，即将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跨越了站起来、富起来的重要历史阶段，正在强起来的道路上奋勇向前。中国改革的成就说明，党是中国人民的主心骨、带头人，是改革成功的强大组织保障。十八大以来，中共进行了世界政党史上从未有过的全面从严治党，坚持自我革命，以壮士断腕、刀刃向内的决心和勇气，打造一支特别能战斗的、有历史担当的、有理论能力的、始终以人民为中心的有9千多万党员、460万个基层党组织的强大队伍。对比苏共和中共在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中苏改革的不同命运难道不是可想而知的吗？第三，必须维护党的领导核心。如何才能坚持党的领导呢？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强调：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核心就是权威，就是向内的凝聚力。如果人心散了，社会分化、国家分裂就成为必然。没有了苏共领导的整个苏联像被瓜分了的土地一样。事实上，解体前的苏联，已经没有全国统一的政治力量和权力核心了。中国改革完全是另外一种图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牢牢把握着中国改革的方向、节奏、路径，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所以，无论改革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动乱、西方国家封锁、探索前进道路的无比艰辛、各种困难，我们都挺了过来，并不断发展壮大，完成了中华民族富起来的历史任务。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改革进入深水区，我们又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按照“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以“四个自信”的昂扬气概，向着“两个百年”的宏伟目标迈进。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无不证明，党的领袖就是全党的核心，党的领袖和党中央是全党的主心骨、凝聚力。正如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指出的：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全党令行禁止，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所系，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也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目的。全党必须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党的各级组织、全体党员特别是高级干部都要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向党中央决策部署看齐，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形象地说：要知道，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哪儿看齐呢？就像我军的阅兵式一样，向排头兵看齐，全党向中央看齐，中央向核心看齐。这就是中国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政治密码！第四，不能简单照搬西方模式。亡党亡国是苏联改革照搬西方模式的最生动地诠释。改革初期的经济“加速运动”和“反酗酒运动”失败后，戈尔巴乔夫把改革转向政治体制的同时，更加亦步亦趋地追随西方。他在思想上提倡多元化、自由化，政治上主张多党制，经济上取消国有制。向西方卖萌之彻底，连西方国家都没想到。反观中国改革，中国共产党人抱定“为民族谋富强，为人民谋幸福，为世界谋大同”的理念，不走老路，更不走邪路，即便是“摸着石头过河”，也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是建立在中国基本国情和中国改革实践基础上的一条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利益的康庄大道。繁荣幸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干出来的，不是什么人赐予的，更不是简单地照办哪些国家的做法就能成功的。中国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说明中国道路的正确，也给了我们坚持“四个自信”的充分理由。苏共放弃意识形态建设的教训警示我们，无论我们在经济上取得多大的成绩，都不能忽视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实现要靠党在思想理论阵地的主导地位。主导地位来自党对思想理论的创新驾驭和对广大人民群众的说服力，来自党对中华文化的继承发展。
（作者：孙劲松，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闫丽娟，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来源：昆仑策网，原刊于《科学社会主义》2020/05，修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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