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华 | 遵义会议是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从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看，遵义会议不仅集中解决了军事和组织问题，重塑了党中央的权威，更为重要的是，它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

在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中共中央为了纠正“左”倾错误领导，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于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具有非比寻常的深远意义。

回归正确革命路线

 

对于中国革命来说，正确的路线是决定一切的。经过大革命血与火的洗礼，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正确路线的指导有了更为深切的体认。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成功开创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正确方向，无论从国际共产主义理论还是从中国革命实践来看，这都是史无前例的伟大创造。

但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书记米夫的直接干预下，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开始了统治，白区党的工作遭到严重破坏；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到中央苏区，“左”倾路线的影响也随之而至。在“左”倾教条主义的支配下，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被取消，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自以为是，采用堡垒对堡垒的错误战术，以弱击强，致使红军节节失利、损失惨重，一步步丧失扭转局势的机会。

面对不断恶化的严峻形势，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未能及时撤离苏区，拖延数月后才开始“大搬家”式的突围，不仅没有发挥红军的机动性，而且错过了稍纵即逝的渡江时机，红军在国民党军重围下强渡湘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损失，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此时，蒋介石已命令国民党军队在红军去往湘西的沿线构筑多道封锁线，布置好“口袋”，等候中央红军“入瓮”。在这种形势下，掌握红军军事指挥权的李德仍顽固坚持北上湘西，并得到中央负总责的博古的支持。这无疑是拿数万红军战士的生命做赌注，拿中国革命的前途做赌注。

革命到了最危急的关头。隐忍许久的毛泽东坚决反对继续执行错误军事路线，极力主张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军事战略问题。形势的急剧变化，使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人充分认识到问题的严重，他们支持毛泽东的提议，立即召开通道会议，决定转道国民党兵力薄弱的贵州。但危险局面仍未扭转。随后，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接受了北渡乌江、向黔北发展的主张，否定了“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转变。

1935年1月15—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问题。会议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路线错误。毛泽东分析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失利的原因，将李德的军事路线概括为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这些错误给红军造成严重损失，中断了革命根据地不断向好的发展进程。正是认识到“左”倾路线给革命带来的深重危害，与会代表对毛泽东提出的正确军事路线有了更为深切的认同，充分认识到只有实行灵活的战略战术，才能突破敌人的重重包围，走出困局，扭转危局。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指挥下，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灵活变换作战方向，在变化中寻找战机，在机动中歼敌，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声东击西、忽南忽北、即打即离，不断穿插于敌军之间，完全打乱了国民党军的作战部署，终于跳出了几十万大军的重重包围，扭转了被动局面，实现了生死转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遵义会议是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这次会议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召开，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遵义会议前后形势的对比，让中央领导及红军指战员充分认识到正确路线的重要性，更为深切地体会到，只有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才能挽救党、挽救红军、挽救中国革命。

 

 

重塑党中央权威

 

正确路线维系着党的生存与发展，能否有效执行正确路线同样关乎党的生死存亡。在危急关头，全党全军更需团结一致，以大局为重，解决军事指挥的组织问题，重塑党中央权威。

遵义会议前，中央为加强对红军的正确领导做了准备工作。黎平会议后，拥有最高指挥权的李德仍几次干扰军事方针的调整。为此，中央在猴场会议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一规定将“处理一切”的军事指挥和领导权收归政治局，扭转了一度被破坏的军事领导原则，恢复了军委的集体领导权。这不仅为战略转移提供了组织保证，也为解决组织路线问题准备了条件。

正确与坚强的组织领导在危急关头更能体现其宝贵价值。遭遇湘江失利后，王稼祥、张闻天等开始酝酿请毛泽东回归军事指挥岗位；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等军事将领大多见证过毛泽东代表的正确路线使革命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的显著成果，对比“左”倾错误路线给红军和革命造成的重大损失，他们更为深刻地认识到毛泽东在党内和军队的核心地位；各级指战员也迫切要求恢复党中央对军队的正确领导，希望毛泽东能够重新指挥红军。

 

图为《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原存于莫斯科中共国际代表团档案中，1957年移交中国。据陈云回忆，这份手稿是他在遵义会议后为传达会议情况撰写的提纲，记述了会议的酝酿过程、主要内容和组织变动等，忠实反映了遵义会议精神 遵义会议纪念馆/ 供图

 

遵义会议上，与会代表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对比，充分意识到在错误军事指挥的背后，实际上是“左”倾路线在中央占据领导地位，要改变错误的军事路线，就需要改变军事指挥的组织问题。会议决定增补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为贯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做了组织准备。

在遵义会议作出组织变动的基础上，党中央进一步完善军委领导方式，提高贯彻正确军事路线的执行力。扎西会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以毛泽东同志为周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在苟坝会议上，中央根据战争需要，成立了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代表中央全权指挥红军，建立了高度集中的军事指挥体制，使党和红军正确的军事路线有了真正的着力点。

此后，党中央对局面的把控愈发主动。在第五次反“围剿”前后，“左”倾路线执行者为推行其军事路线，就采取降职、开除党籍等手段，打压刘伯承、萧劲光等将领，严重影响了红军的军事指挥体制。遵义会议后，中央为这些遭受错误批判的将领平反正名，使他们重新回到指挥岗位，投入到扭转战略危局的军事斗争中，为红军不断开辟前进道路增添了力量。中央通过调整组织路线，重塑了权威，带领中央红军走出生死之地，经过后来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进一步维护了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巩固了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开始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

 

从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看，遵义会议的意义不仅在于集中解决了军事和组织问题，重塑了党中央的权威，更为重要的是，它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缺乏斗争经验，在借用苏联经验、接受共产国际指导的过程中，出现了照抄照搬、机械执行的教条主义倾向。教条主义者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将书本上的个别词句搬用到中国，致使理论与实际严重脱离；他们罔顾前四次反革命“围剿”取得胜利的客观事实和成功经验，不了解毛泽东代表的正确路线对中国的意义，妄称毛泽东是“狭隘经验主义者”；他们除了在军事上执行教条主义外，还在政治上执行关门主义，拒绝了发动福建事变并寻求与红军合作的十九路军，成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重要因素之一。

“左”倾路线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思想根源上说，是“由于当时‘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领导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重要起点。会议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联系中断的情况下作出的。党独立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实际解决自身问题，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与政策。毛泽东称中国共产党“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在正确革命方针的指导下，独立自主地决定革命的落脚点。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确定的战略方向是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遵义会议将战略目标调整为到川滇黔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但在遭到川军顽强抵抗、滇军集中主力在川滇边境的情况下，中央果断决定西渡赤水河，进而作出“回兵黔北”的决策。随着形势的变化，中央又几次调整落脚点，最后决定前往陕北，保卫和扩大根据地。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因此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中心，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伟大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遵义会议所打开的革命新局面，逐渐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遵义会议后到共产国际汇报工作的陈云指出：“党内对于军事领导上错误的纠正，不是党内的分歧，相反的更加团结，使军事领导走上正确的道路，使党与军委的威信更加提高。”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遵义会议后，红军和党中央能够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不断开创革命的新局面。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敢于正视自己的错误并从中汲取教训，将革命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这是一个政党日益成熟的重要标志。

邓小平曾指出：“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在中央红军和中国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力挽狂澜，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的鲜明特点，就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确立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创造性地制定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策略，从而实现党的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长征，党和红军不是弱了，而是更强了，因为我们党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找到了指引这条道路的正确理论。”而这就起始于遵义会议。

 

（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微信公号；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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