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水周：由发生在姚贾、韩非间的一桩历史公案引起的覃思

 

 一

 

公元前240年前后，秦王嬴政即位不久，太后赵姬淫乱，仲父吕不韦专权，长期以来由复杂的政治土壤培植起来的各庞大政治派系斗争激烈。刚入弱冠的秦王年轻气盛，他以武力剪除长期与太后通奸的长信侯嫪毐势力，削除吕不韦宰相职位，并将其贬黜至巴蜀荒凉之地。经过一番血雨腥风的政治强敌的大清洗，政局甫定的秦国元气大伤，亟须平稳安定的社会环境休养生息。但就在这节骨眼上，谍报传来：荆、齐、燕、代四国正在秘密酝酿联合起来攻打秦国的计划。

 

秦王心急如焚，赶忙召集群臣商议对策，他说：“荆、齐、燕、代四国决定联手攻秦，而秦国始戡内乱，政局动荡，民心未安，一旦强敌入侵，我们尽锐竭力迎战，势必导致国力衰弱，民生凋敝，政局混乱，如此一来，内外交困，秦国危矣。你们有什么解救危局的妙计良策?”

 

满廷六十多位臣僚面对秦王焦渴的眼光，面面相觑，竟没有一个答得上来的。

 

就在一片难堪的死寂之中，静立一旁的客卿——受秦王礼遇、去魏投秦的魏人姚贾站出来打破沉默，他口气坚定地朗声回答秦王：“我愿为君王效犬马之劳，出使四国，瓦解他们联手图秦战略，为君王分忧，为秦国解难。”秦王大喜，对姚贾主动请缨甚感快慰。

 

为使姚贾完成这项事关秦国安危的意义重大的历史使命，秦王配给姚贾随行马车百辆，黄金千斤，并让他穿上自己的衣服，戴上自己的头冠，佩上自己于平时宴饮时即兴起舞所持的宝剑，在给予姚贾特殊恩宠同时，也向荆、齐、燕、代四国明确发出尊崇他们的信号，表明和他们缔结友好关系的虔诚心愿。

 

姚贾出使四国历时三年，竭尽才智，凭借如簧巧舌，在四国间闪转腾挪，纵横捭阖，不负秦王重托，毁掉了四国联合攻秦的原定计划，扑灭了烧向秦国的战火，非但如此，姚贾还利用这三年时间，代表秦国同四国建立了深厚友情，促使四国化干戈为玉帛，纷纷向秦国示好。

 

秦王对姚贾以卓越的外交才能取得的非凡成就十分赞赏，为彰其功勋，特授予他上卿之位，封赏食邑千户。

 

二

 

没想到姚贾出使四国为秦解危立下大功，及其凯旋归来受到秦王特别恩宠和奖赏，遭到一个特殊人物的嫉恨。此人就是以饱读诗书、著书立说闻名天下的法家学派的杰出代表韩非。

 

韩非面见秦王，攻击姚贾：“姚贾携君王赐予的黄金珠宝出使荆、齐、燕、代四国，历时三年，其结果是，虽然四国在联合攻秦这一原定战略目标上出现了意见分歧，但他把带去的黄金珠宝都用光了，这是他盗用您的王权和秦国财宝，为了个人利益而私自结交四方诸侯，内藏不轨之心，愿君王慎思明察。况且君王也知道，姚贾本是魏国都城大梁的一个看守城门的小卒的儿子，曾经为害魏国，后潜逃至赵国，为赵国联合楚、韩，魏三国攻打秦国，却又因居心险恶而被赵国驱逐出境。君王将国家大事托付给出身卑贱的看门人的儿子，魏国强梁，赵国逐臣，这不是为秦国群臣树立可以效法励志的榜样啊。”

 

秦王听了韩非谏言后，不暇多想，招来姚贾质问他：“我听说你用我给你的财宝私下结交诸侯，有这样的事吗?”

 

姚贾坦然回答：“有的。”

 

秦王见姚贾神情自若，毫无愧疚之意，不由得心头蹿起怒火，厉声质问：“你既然欺君卖国，还有什么脸面回到秦国见我?”

 

面对秦王雷霆之怒，姚贾仍然镇定自若地回答：“鲁人曾参事亲至孝，父亲去世，七天不进饮食；慈母催归，啮指而感其心，天下凡做父母的，都祈盼拥有像他这样的儿子。伍子胥事君至忠，屡次泣血诤谏吴王夫差惨遭杀身之祸，天下君王都希望拥有这样的贤臣；一个女子如果既贤惠又心灵手巧，那么天下男子都愿意娶其为妻。眼下，我披肝沥胆效忠君王，君王却不识我一片忠心。请您认真想想，如果我不拿您给我的黄金珠宝去结交四国，攻破他们执掌决策大权者联合构筑的堡垒，我怎么能取得破坏四国联合攻秦图谋的成果？假使我对君王和秦国怀有贰心，四国君王凭什么信任我、亲近我？我的一切，包括取得的全部功劳和所拥有的全部荣耀都是您赐予的啊。没有我托付忠诚的君王和国家，无君王、国家可赖，作为一介使臣的我，在诸侯的眼中就一文不值。骄奢淫逸，草菅人命的夏桀听信谗言杀害忠良关龙逄，国灭身戮，被成汤放逐于南巢；荒淫无道、拒谏饰非的纣王近谗远贤，挖取忠臣比干之心，导致商朝覆灭，自己被武王枭首，悬于旗竿之上以儆天下。今天，如果君王您偏听谗言，加罪于我，只怕今后就没有忠臣敢立于朝堂。”

 

秦王听了姚贾引经据典的一篇大道理，愠怒地反唇相讥：“你不过是魏国大梁城里看门小卒的儿子，魏国的盗贼，赵国的逐臣，有什么资格和我谈论这些大道理？”

 

姚贾一腔血气冲上心头，依旧引经据典、慷慨激昂抗词力辩：“被周武王尊为‘师尚父’的周朝开国元勋——姜太公吕望，早年因家境贫寒，在市井做过鼓刀卖肉的屠夫，开过酒肆当垆卖酒，聊以糊口度日；曾入赘女方家中却因不擅生计而被赶出家门，做子良的家臣遭到驱逐；年过五旬，在黄河津渡出卖劳力乞食而遭人嫌弃；年近八旬，垂钓渭水之滨，才被慧眼识珠的周文王拜为太师，辅佐国政，成就霸业。圣人之师管仲早年因家道中落，为了求取温饱，干起地位卑贱的小商贩营生，但屡屡蚀本，身处南阳，穷困潦倒，后因卷入齐国政治斗争，避难鲁国，身陷囹圄，险遭杀身之祸，幸被胸襟豁达的齐桓公救拔于危难之中，委以相国重任。管仲辅佐齐桓公四十余年，使其位尊春秋五霸之首。春秋虞人百里奚，自幼家境赤贫，游学齐国因饥寒交迫，乞食于市井，被蹇叔收留，满腹才学却因致仕无门，不能在齐国施展鸿鹄之志，转而返回虞国，被虞君拜为大夫，后因鼠目寸光的虞君不听其强国富民良言，终为强晋所灭，百里奚成为晋人阶下囚，几经蹭蹬，沦为为楚人放牛的奴仆，后被雄才大略、隼目如电的秦穆公以五张羊皮赎身拜相，主政秦国，使秦国称霸西戎。狐偃本是土著贱民，白狄中山强徒，被文韬武略、知人善任的贤达君王晋文公擢为上将军，取得奠定晋国春秋霸主地位的晋、楚对决的城濮之战的胜利，开创了晋国绵延百年的霸业，晋文公盛赞狐偃为晋国立“万世之功”…… 我这里列举的四个人，其出身和人生轨迹都有被世人以势利心态鄙弃的污秽地方，饱受天下正人君子垢病、责难，但都被开明君主赏识、重用。因为这些目光如炬、明察秋毫的明君，深知他们的天纵雄才可以辅弼自己成就盖世功业。假若这四位贤臣效法卞随、务光、申屠狄之流，不屑与流俗为伍，自废满腹才学而超脱名缰利锁，偏执高洁，强自取柱，世间明君又能到哪里去发现、任用他们呢？而国家、百姓又能仰赖何人振兴、安抚呢？所以历代开明君主善用具有真才实学、忠君报国的人，他们只相信自己洞幽烛微的眼光和基于实事的理性判断，不受诽谤、诬陷他们的世人口舌蛊惑。因此凡是有利于社稷、百姓的谋略、行动，虽有攻讦、中伤的流言蜚语而充耳不闻；反之，对于名噪天下，却没有为国家建立半点实际功业的摇唇鼓舌、华而不实之徒弃如敝屣。如此一来，做臣子的就不敢用纸上谈兵、虚妄宏愿邀赏于上，举国上下形成实干兴邦的良好风气，国富民强指日可待。”

 

秦王被姚贾的这番辩词深深打动了，称赞道：“你讲得真好啊，就是这个道理。”充斥心头的疑云、怒气一扫而空，韩非和姚贾在他心中的地位来了个乾坤颠倒，他对以“实干”说话的姚贾更加器重了，而曾经的偶像韩非以其冷峻、犀利的法家学说在他心头形成的绚丽光环消褪。

 

三

 

在历史的浩繁卷帙中，在历代人们，尤其是文人、士大夫的口口相传中，韩非与姚贾的历史地位和份量不可同日而语。在各类史书中，对韩非的人生历程和思想学说的记述、渲染都是不惜浓墨重彩，而对姚贾人生轨迹及其建立的功勋的记述却是简明扼要，且在所费不多的笔墨中，占据主要篇幅的是与韩非之死相关联的对秦王陈述的辩词，——这从侧面表现为出现在史书中的姚贾这片绿叶对韩非这朵红花的烘托作用，而姚贾自告奋勇出使荆、齐、燕、代四国，凭借过人胆略散四国攻秦之“合纵”，为秦国消除外患，赢得宝贵的治乱和喘息时间的传奇过程以及建立的巨大功勋寥寥数语，一笔带过，更遑论论及姚贾“破纵”成功对秦灭六国、统一天下的深远意义。史家于著述中对韩、姚着墨两相对比，不难看出囿于中华传统文化定向思维的文人潜意识里“厚贵陋贱，厚文薄质”的痼疾。

 

韩非乃韩国宗嗣，出生于韩国贵族之家，自少年开始便披览钻研商鞅、管仲、孙武、吴起等代表法家、兵家最高水平且应用于实践取得辉煌成就的系列著作，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唯物哲学思想和法家治国思想。公元前262年，秦将白起率兵攻打韩国，一口气攻取五十座城池，惊恐万状的韩国统治集团开始分崩离析。此间，年轻气盛、目光如炬的韩非屡次上书韩桓惠王，抨击凝滞固化的朝纲、政弊，厉言疾呼改革官吏擢拔、任用机制，摒弃投机钻营、浮夸不实、贪财蠹禄之徒，起用品行端方、具有经世韬略和家国情怀的志士、贤才，但都未引起平庸颟顸的韩桓惠王的重视。当权者的冥顽不化令韩非心灰意冷，他转而将满腔激愤、宏大抱负付诸笔墨，自我幽囚一方书斋，埋头著书立说。公元前253年，“后圣”荀子来到楚国收徒授业，韩非投其门下，学治国理政、兼济天下之道。韩非潜心治学，呕心沥血著《孤愤》《五蠹》《说难》《说林》《内储》等书，文以载道，洋洋十万余言，其思想学说融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于一炉，形成自己“法治、术治、势治”三者合一的法家治国思想体系。其学说一经推出，名动天下。秦王披阅其著述后，对书中俯捡皆是的关于治国理政的真知灼见由衷折服，将还未曾谋面的韩非视为和自己志同道合的神交挚友，进而发出“如果我此生能够与此人义结金兰，相互学习、切磋，死而无憾”的兴叹。

 

反观姚贾，他的“世监门子”（由其父亲上溯到祖辈，世代都是从事看门的营生）的卑贱出身与韩非在人生的起点上有着天壤之别，姚贾自幼年开始，接受的教育程度及游学经历一片空白，更无著作传世，其人生经历更是饱受世人非议：在魏国干过偷鸡摸狗的勾当，后逃至赵国，又被赵国驱逐出境。他人生、事业的辉煌巅峰是在秦国铸就的，他载入史书的唯一业绩便是奉命出使荆、齐、燕、代四国，为秦国“散纵”解危，而这一谋略的成败对秦国“灭诸侯、一天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今天知晓的姚贾这一唯一“高光”功绩足以让他名垂青史。

 

如果说姚贾的人生是成功的，那么他与韩非走向成功的途径和表现方式是截然不同的，韩非是通过向前人著述和当代贤哲不断学习，结合自己对统治者推行的政治制度和战乱频仍、血雨腥风的现实社会的深刻洞察和切身体会，通过笔墨抒发自己的忧患、激愤，阐述自己经天纬地治国韬略，而铸就让统治者膜拜效法的理论高峰；姚贾则始终在走一条身体力行的实践的道路，他遭世人诟病的出身及复杂坎坷的人生经历，恰恰说明他不能像出身名门、生活优裕的韩非那样走以学致仕、成功的道路，他生于乱世和贫贱寒门，或许自小就要为维持家人的基本生计而努力打拼。俗话说：礼义生于富足，盗贼出于贫穷。他在社会最底层卑污环境中，和三流九教各色人物打交道，在正、邪并存的严酷现实中磨砺自己的辨识能力和坚韧品性，在血与火的生活淬砺中提升自己的学问，增长自己的才干。姚贾作为一个毫无家庭背景的贫民子弟，能够凭借自身发愤努力，跻身官场，且一度成为群雄逐鹿的战国乱世风云人物，成就一番骄人事业，在历史的天空占据闪亮一角，是多么不易。历代史家及社会上人们对他的指责、詈骂尽管出于正统的道义激愤，但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他的一切有损道义的行为的根源，乃是他不可更改的贫苦出身，这是封建社会森严的阶级制度和传统文化意识为他铸就的悲剧宿命。

 

四

 

姚贾的非凡才能能够在人才济济的战国乱世脱颖而出，得益于那个特殊时代。当时，大中国版图被各诸侯国分割为数十块碎片，为侵夺土地，掠夺财产、人口，赢得霸主地位，各诸侯国间相互攻伐、杀戮，一派血雨腥风的末日惨象。为了内强国力、外拓疆土，各国求才若渴。共同的先祖、共同的象形汉字语系，为腹蕴锦绣的天下才俊提供了自由流动和施展才能的广阔舞台，“英雄不问出身”的豪言壮语，在战国时代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在国家时刻面临生死存亡的非常时期，不务空谈、讲求实效的实用主义和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还有为了达到目的，不惜采用一切卑劣手段的谋略，成为国家用人、施政和对外战争遵循的圭臬。而这一切，在姚贾身上得到了很好地体现。

 

秦王嬴政便是战国时期不屑虚饰、只求实效的求真务实者的典型代表。

 

魏人姚贾一介布衣，毫无资历可言，且声名狼藉，由魏国流窜至赵国，凭借雄辩的口才和过人的见识得到赵王垂青，进入赵国决策中枢。非常时期，被赵王委以联合楚、韩、魏三国攻打秦国的重任，却被洞若观火的秦国暗中使用反间计，摧毁了赵国图谋，不仅使姚贾功败垂成，而且还被赵王以“里通外国、图谋不轨”的罪名驱逐出境。具有博大胸怀的秦王并不因姚贾背负恶名而嫌弃他，而是透过表象，洞悉他胸中非凡丘壑，煞费苦心地将他揽至麾下，拜为上卿。而姚贾终不负秦王厚望，在国家危难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挑起出使荆、齐、燕、代四国“散纵联横”重任。临行前，秦王以罕见的“资车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冠，舞以其剑”的顶级规格、待遇为他壮行。姚贾于四国间奔波三年，凭借如簧巧舌和过人的才智、胆略，出色地完成使命，使拆散的四国纷纷倒戈，争相向秦国示好，同秦国结盟。

 

一些史书，以及一些历史学家将韩非入狱被秦相李斯用鸩酒毒死，归咎于李斯、姚贾的合谋和秦王对韩非非秦人的猜忌，这一结论虽然乍看起来合乎情理，但从战国时代诸侯混战的大背景及大量史实分析，这种观点也客观存在主观思想先入导致的谬误。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极为特殊的时期，一统大周被分割成无数大小诸侯国，极像是同祖同根大家庭中的兄弟阋墙，各兄弟（各诸侯国）的用人机制都是“五湖四海”，腹蕴宏谟的各国才俊可以自由流动，虽然作为韩国人的韩非对于秦王来说，不能排除“间谍”的嫌疑，但依秦王的雄才大略及吞吐日月的胸襟，韩非不过是其牢牢掌控权力的巨掌中的一介文儒，他不大可能忌惮韩非是韩国“间谍”的捕风捉影的传言；而另一个有力证明是，当时秦国无论疆土面积、人口数量、国家财力、军事力量对比邻的韩国都呈压倒性态势，韩国君臣伴秦如伴虎，随时面临被强秦“探囊取物”的灭国危险，他们巴结秦国都来不及，秦王怎么会对一个来自韩国的客卿耿耿于怀呢？韩非的取祸固然离不开李斯对其才学的忌恨，但与姚贾并无多少私人恩怨因素，倒是韩非因嫉恨姚贾散纵归来受到秦王进爵封赏，以“莫须有”的说词在秦王跟前构陷姚贾，姚贾向秦王引经据典予以反驳，自证清白，暴露出韩、姚二人的真实品行。通过这一情节，我们清楚看到，不是姚贾诬陷韩非，而是韩非率先向秦王构陷姚贾，而恰恰是韩非无事生非地寻衅姚贾自取其祸，致使秦王通过对韩非攻击和姚贾自辩之词的理性甄别，以事实为判断标准，作出弃韩保姚的决定。由此不难得出，韩非之死实属咎由自取。

 

从韩非对姚贾的攻击和姚贾的自辩两篇说辞中，稍具理性思维的人，便可看出韩非诬陷之辞的干瘪、苍白和以精英者自居、对出身卑微的姚贾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以及姚贾自证之言的势雄力沉、切中肯綮。韩非诬蔑姚贾出使四国多年，是盗用秦国的资财私结诸侯，藏匿卖国祸心，但他却拿不出丝毫实事证据，纯属信口雌黄，空口白说。而姚贾成功拆散四国联盟、破坏四国联合攻秦的原定计划，为秦国消除外患却是不争的事实，而这一成果的取得自然要破费疏通人情关节的一定财物，这些通往成功的因果链本身以其客观自在，给予韩非非议姚贾说辞的有力回击。姚贾只须在向秦王申辩中，原原本本地复述一遍，便可唤醒秦王的理性思维。至于韩非极力贬斥姚贾的贫贱出身和诸多劣迹，并将它上升到为群臣树立完人楷模的政治高度，则是与“本案”无关的书生意气之论，属于多余的赘述。

 

而与韩非苍白的说辞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姚贾的激愤辩驳可谓字字如拳，拳拳到肉，他列举一连串彪炳史册、出身卑贱、赤胆忠心辅佐君王成就霸业的名臣贤相，表明自己报效秦王和秦国的赤胆忠心，且于称颂明君们的知人善用中，间接表达出自己对他们的景仰；通过列举自己钦敬的一干历史贤臣在历史的每个阶段建立的不朽功绩，自然得出“英雄不论出身”“明君不求人小过”“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朴素用人、治国道理。而姚贾以史实和自己取得的实绩为砥石，磨砺的话锋锋芒直指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名播天下，毕生务“书”，但在现实中对国家无论是政治、外交还是对外攻伐上并无什么建树的韩非，其在秦王心里对韩非的杀伤力无疑是巨大的。

 

在战火纷飞、尔虞我诈的残酷环境中长大的秦王嬴政，练就了看人辨物直抵本质的识别能力，不因韩非博学高才、名重天下而轻易听信他对姚贾的中伤、诋毁，不因韩非在治国思想上与自己志同道合、曾经是自己崇拜的偶像而在政治斗争中对他网开一面，作为雄心勃勃的大政治家、大战略家，他对人、事的论断多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功效为标准，所以他的抉择多建立在乏有私情干扰的冷峻的理性基础上。即便偶尔惑于人言，但事后通过兼听良言和自我反思，顺着理性思维的轨道矫偏纠错。如以“韩奸说”蓄意加害韩非的李斯，逼韩非在狱中饮鸩自尽后，幡然醒悟的秦王对自己当初默许李斯将韩非下狱追悔不已。

 

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出身寒门的姚贾在命贱如土、朝不保夕的混沌乱世，不甘沉沦，逆风奋翮，冲破传统礼教和封建社会阶层的樊篱，以毫无门阀背景、学术资历的一介贱民，逆袭精英权贵，以卓著的功勋在战国历史舞台上绽放异彩。姚贾非“自古华山一条道”——仅靠读书致仕、致功的成功，放在今天，仍然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五

 

值得玩味的是，姚贾为自证清白向秦王激愤陈词中列举的史上贤才巨擘——商末周初的大政治家姜太公吕望、春秋时期的“圣人之师”管仲和一代名相百里奚，都是出身贫寒、命运多舛的“下里巴人”，它说明了距今二千多年的春秋战国时期用人制度的自由、开放，那时的学子学习没有后来儒风兴起的科举时代许多限制性条条框框。春秋战国时期以不受围墙限制的天地、社会大学堂，给学子思想注入了激情奔放的活力，给学子的精神注入了桀傲不羁的血性。没有森严制度樊篱的教育模式，自王公贵族到蓬门筚户，锻造出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知行合一、思想新锐、志存高远的俊乂之士，加上各国统治者均采用不问出身学历、唯才重效的用人方式，激活了人才自由流通的一池活水，使广大才俊才学得到充分发挥、理想抱负得以实现，而他们的学习能力、对书本知识与现实世界互联共融的颖悟力，以及将知识与现实世界、与自己的独立思想熔于一炉，应用于现实的实战能力都达到后世难以企及的高度。

 

六

 

由春秋战国时期自由开放的教育模式联想到后来的封建社会实行的科举制致仕模式，以及今天实行的应试教育模式。今天应试教育模式下的用人制度，将学历、文凭作为首要硬性条件，迫使每个人的人生从幼年开始便身不由己地套上了为“美好前程”奋斗的“紧箍咒”，在自幼年走向青年的人生最美好的十多年中，和全国的同龄人在通往社会“金字塔”顶端的唯一狭窄道路上竞逐，许多孩子的自由活泼天性就在这似乎望不到尽头的不堪重负的道路上扭曲变形，甚至有些花一样的生命尚未开放就过早地凋谢了。“千人一面”无差异化应试教育制度和唯文凭学历的“铁板一块”的录用机制，使得社会运行轨道越来越逼仄、畸变。阻碍人的全面发展，唯单一书本知识学习的脱实向虚的教育痼疾，唯市场功利塑造出学子病态“三观”，教育的病态症候由走出校门的学子传导至他们工作的社会运行链条，而病态教育模式倒模出来的“接班人”流水线式递代输往社会，将导致社会活力渐行衰弱，最终累积钙化为国家的致命症结。

 

今天的应试教育体制和唯学历文凭用人制度，实则脱胎于自汉以降封建社会千百年来科举致仕制度的母腹，虽然它能在一定的特殊历史时期取到进步作用，但时间一久，必将因走入教条的死胡同而散发僵化腐朽的气息，就像一条嗜血的水蛭，在适宜自己成长的腐臭泥淖里，以与生俱来的天性和后天养成的惯性，贪婪地附着在社会的肌体上，直至吸干最后一滴鲜活的血液。

 

吕望、管仲、百里奚、韩非、姚贾所处的春秋战国时代的教育，尚未套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枷锁，各诸侯国统治者的用人观，没有后来源于儒学的繁文缛节的阶层礼教束缚，没有科举制下的“文凭、学历”的阻碍，它使得那个时代成为中国封建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为辉煌灿烂的时代，各种思想、学术流派争奇斗妍，整个社会充满激流勇进、恣肆跌宕的活力，若如后来统治者出于维护自身统治和阶级利益需要，加诸“科举”桎梏，编织重重制度樊篱，扼杀人们自由天性和独立思想能力，那么出身卑微、没有文凭学历，甚至背负诸多劣迹的 “社会闲散人员”“盲流”姚贾、姜子牙、百里奚们都将寂寂无闻地湮没于历史尘埃之中。

 

作者：彭水周   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来稿】（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