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之间有着“看不见的纽带”，近代早期欧洲国家普遍存在的战争压力与竞争态势，促使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兴起；资本主义的扩张天性又使之频繁地诉诸战争，用暴力手段在全球范围内夺取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将战争扩展到全球规模。
战争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之间有着“看不见的纽带”，近代早期欧洲国家普遍存在的战争压力与竞争态势，促使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兴起；资本主义的扩张天性又使之频繁地诉诸战争，用暴力手段在全球范围内夺取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将战争扩展到全球规模。作为深刻塑造现代世界无所不在的力量，资本主义通过推进世界市场的形成，促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从而推动着世界自16 世纪以来由分散走向整体、由孤立走向联系。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非暴力形式，二是暴力形式，而即便是非暴力的商品贸易也以军事征服为基础。可以说，战争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之间有着“看不见的纽带”（invisible threads）：一方面，近代早期欧洲国家普遍存在的战争压力与竞争态势，促使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兴起，这构成了西方崛起的一个秘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扩张天性使之频繁地诉诸战争，用暴力手段在全球范围内夺取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将战争扩展到全球规模。从某种程度上说，资本主义近五百年的全球扩张历史充分表明，战争制造了资本主义；反过来，资本主义又制造了战争。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形态，萌芽于14、15世纪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城市国家，但一般来说，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它发端于英格兰和尼德兰地区，随后扩展至西欧其他地区，然后跨越大西洋进入北美，西欧和北美成为资本主义兴盛的核心区域。究竟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资本主义的兴起？对此人们众说纷纭，现今主要有“商业说”、“人口说”、“城市说”、“文化说”，还有“资源说”、“生态说”、“奇迹说”、“产权说”等。除了上述视角以外，近代早期欧洲国家围绕“竞逐富强”展开的竞争和冲突，很大程度上也是促成资本主义兴起的重要因素。众所周知，大国较量的直接体现是军事力量对比，而深层基础是经济实力的比拼。在大国霸权争夺战中最终胜出的，往往是资本主义发展程度更高的国家。在近代早期的欧洲，战争极其频繁，从1500年至1700年，95%的年份中都发生过战争。在持续战争的压力下，作为最有效动员战争资源的载体—民族国家在西欧正式形成。正如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所说：“战争编织起欧洲民族国家之网，而准备战争创造出国家内部的结构。1500年前后是至关重要的。”同一时期，欧洲出现了所谓“军事革命”，具体包括三个方面：军事技术革新（重型火炮、防御工事、海战技术），战略战术革新（重新引入战斗线、密集火力进攻），军队组织革新（集中化、职业化）。在这场“军事革命”下，刀剑和长矛被枪支和火药取代，新式大炮的巨大威力使中世纪的城堡不堪一击。为了适应这些新变化，军队规模迅速扩大，例如，英国在1475年仅有2.5万名士兵，到1760年已有近20万人的规模。这一系列的军事变革，为西方的全球扩张奠定了武力基础。正如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认为：“西方人在1500年至1750年成功地建立起第一批真正的全球帝国，关键取决于战争能力的改进，而这些改进被称为‘军事革命’。”军队规模的快速扩大和职业军人的出现，使欧洲国家的军费开支急速增长，欧洲国家绝大部分财政收入被用于战争，正如马丁·科内尔（Martin Körner）总结的，近代早期“公共支出的最大祸根是不断增加的战争开支比例”。为了满足军需，与军事相关的工业发展起来，例如重金属、造船业等，这些都是“战争的产儿”。马克思强调，“一般说来，军队在经济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薪金最初就完全是在古代的军队中发展起来的。……大规模运用机器也是在军队里首先开始的。……部门内部的分工也是在军队里首先实行的。此外，市民社会的全部历史非常明显地概括在军队之中”。战争以及准备战争为近代早期国家资源集中和财政系统重组提供了最强有力的刺激，军事需求极大地推动了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花费巨大且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如何筹集更多的钱财成为军事胜利的关键。这种需求成为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财政革命”的内在动力。为了支付巨额的战争费用，西欧国家从16世纪开始引入现代税收和信贷制度。战争需求促使欧洲从“领地国家”（domain state）向“税收国家”（tax state）转型，而常备军和海军建设则导致临时税过渡到常设税。所以说，战争是“财政革命”最主要和最持久的动力。在近代早期国家间的战争中，胜利一方通常属于更有能力保持信用、持续获得供给的国家。约翰·布鲁尔（John Brewer）的《权力之源：战争、金钱与英国国家，1688—1783》（The Sinews of Power: War,Money and the English State, 1688-1783），对英国如何在霸权争夺中获胜作出了颇有说服力的解释。他认为，1688年光荣革命后英国议会采取新税制和发行战争债券，不仅支撑了一支规模不断膨胀的军队尤其是强大的海军，还使得英国在18世纪初成为近代典型的“财政—军事国家”（fiscal-military state）。通过有效的财政和军事资源动员，英国确立了关键性优势，得以维持更为强大的军事力量，从而赢得战争并最终夺取世界霸权。荷兰对西班牙的胜出也大致如此。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柯尔贝尔曾说道：“贸易是财政的源泉，而财政是战争的神经。”从16世纪开始，“军事革命”带动了欧洲国家的“财政革命”，封建经济体系由于无法承担战争带来的巨大财政压力，而逐步让位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信贷和财政领域的变革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提供了强大动力。有学者认为，欧洲“成功实现了增长，不是由于享受了和平，而是借助了战争”。
马克思对近代资本主义兴起的内在动力机制进行了深刻揭示：资本主义对利润的无限追求，推动着资本家不断地进行企业内部和市场的分工，不断发现新的生产方式，发明及使用新技术和机器，不断拓展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为了最大限度获取利润，资本主义不惜以武力夺取市场、开辟道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评论家季刊》所写：“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本性是战争不可遏制的动力，战争由此成为资本和利润无限增殖的工具。“资本主义意味着战争。”在超额利润的诱惑下，资本主义成为战争的永动机。借助于资本加枪炮的暴力组合，资本主义横行无阻地在全球范围内夺取资源和占领市场。一方面，资本主义使欧洲的生产力获得了质的飞跃，使之在战场上获得更大优势，凭借着坚船利炮，资本主义征服世界的速度不断加快。另一方面，军事征服的成果（原料、市场）又为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动力，为下一场征服行动创造了重要的物质和技术条件。从近五百年历史发展态势看，资本主义发动的战争是多元化、全方位、持久性的，它不可遏制的战争冲动带来了系统性的人类和生态灾难。首先，资本主义的崛起和成功建立在对殖民地和落后地区的军事征服之上。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之路充满了战争和暴力，散发着浓浓的血腥味。在自由竞争时代，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在世界范围内开拓殖民地、贩卖奴隶、走私鸦片，依靠殖民战争和殖民地贸易进行资本积累和扩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接踵而来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通过审视近代以来大国崛起的历史轨迹，从葡萄牙、西班牙，到荷兰、英国、法国，再到后起的美国、德国、日本，无不如此。资本主义的征服手段不仅有枪炮和军舰，还有病菌和微生物，天花、白喉、麻疹等病菌成为资本主义军事征服的帮凶。其次，资本主义发展内在的不均衡性，使得列强之间为争夺霸权不惜大打出手。贸易和战争组成了“令人不安的共同体”，成为追求无限利润和霸权地位的无敌组合。而资本家对无限利润的追求具有独占性和排他性，这是近代以来国际矛盾和冲突的主要根源。尤其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垄断资本主义为了瓜分世界而引发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巨大浩劫。近代以来西方大国的兴衰，无不经过战争的血腥较量决出胜负，荷兰取代西班牙、葡萄牙被称为“海上马车夫”，英国战胜法国建立“日不落帝国”，美国在20世纪确立所谓“美利坚和平”，这些资本主义大国的崛起无不是从战争血路中杀出来的。即使一些失败的挑战者（例如德国、日本），也是通过战争的失败宣告争夺霸权的失利。最后，资本主义不仅在人类之间制造战争与冲突，而且将战争矛头指向自然界。资本主义只关心无限获利，片面追求无限增长，借助强大的军事技术和无限的野蛮扩张，造成了一场场生态灾难和物种浩劫。正如有人说的那样，哥伦布并不是发现了美洲，而只是侵略和奴役了美洲。资本主义在近代取得的巨大物质和技术成就，很大程度上是以掠夺非西方国家、无限索取自然资源为代价的，把非欧洲地区以及整个自然界变成了欧洲资本主义的附属品。正如生态学家约翰·福斯特（John B. Foster）等人在《生态裂痕：资本主义对地球发动的战争》（The Ecological Rift: Capitalism’s War on the Earth）一书中强调的，资本主义的无限扩张和对廉价原材料的贪婪掠夺，几乎把地球引向毁灭的方向，对生态环境造成无可挽回的破坏，最终导致不可修补的“生态裂痕”。更为关键的是，利用破坏生态环境率先抢得发展先机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想方设法把环境破坏带来的后果转嫁给欠发达国家。虽然生态环境问题自古以来就存在，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是近代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产物。在资本主义体制下，扩大生产和提高生产力本身就意味着消耗更多资源，资本无限积累的特征使之为了获利而不顾一切地消耗地球资源，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导致了一系列无可挽回的生态灾难。
英国学者约翰·霍布森（John A. Hobson）曾说，资本主义以及西方崛起靠的是民主制度、自由贸易、先进文化等。这种说法显然是西方学者编造的神话。近五百年的历史事实表明，资本主义崛起靠的是暴力掠夺、剥削奴役、殖民统治。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一部资本主义发展史，就是资本剥削劳动、列强霸凌弱国的历史。资本主义不顾一切地追求利润和经济增长，而战争则被当作获取利润和刺激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当经济强制和政治欺骗无法奏效时，就立刻挥动大棒进行武力威胁和战争讹诈。因此，战争不是偶然的，而是内在于资本主义体制之中。通过征服战争，欧洲国家在1500年控制了世界7%的土地，到1800年控制了35%的土地，到1914年控制了84%的土地。从卷入战争的大国数量看，从16世纪平均9.4个国家到18世纪的17.6个国家，虽然20世纪回落到6.5个国家，但其影响范围有过之而无不及。从每场战争的阵亡人数看，从16世纪平均每年不高于9400人飙升到20世纪每年超过29万人，这些数据还不包括战争造成的平民伤亡。而且，资本主义发动的战争，比以往任何时代的战争都更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以“自由、民主、平等”之名，行征服、掠夺、奴役之实。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因战争而受益，它与战争结成了独特的复合体。由于信奉无限增长的理念，经济衰退对资本主义意味着灾难。在经济低迷时期，为了保证经济增长，资本主义国家不惜以战争来刺激经济发展。当代西方国家的一些资本家、政客、经济学家极力鼓吹战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密切关系，这种“军事凯恩斯主义”（Military Keynesianism）强调，资本主义经济倾向于需求不足，而这种不足可以通过扩大军费开支来满足。在准备战争和战争过程中，军费开支剧增、军事订货增多，资本主义国家为解决生产过剩和消费不畅而形成“军事—工业复合体”，从而拉动总需求、带动经济增长。这种“战争繁荣经济”的主张在美国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了验证，至今在西方国家仍大有市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不断进行自我扩张的系统，其贪欲和扩张是无限度的，这必然导致对经济垄断和政治霸权的无限追求，从而无视人类和自然界的平衡法则。因此，必须读懂资本主义的强盗逻辑，时刻警惕资本主义的战争冲动，不能对其存有丝毫幻想。作为资本主义战争的主要受害者，近代百年屈辱史带给中国的最大教训就是落后就要挨打。面对资本主义的战争威胁，必须坚持自强和斗争，“不惹事也不怕事”，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微信公号
；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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