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是让人感到新奇的边疆。大漠落日、雪山冰川、森林草甸、麦田花海，雄浑开阔的自然景观摄人心魄。比自然景观壮观的是人文景观，位处古丝绸之路要道，几千年前，人类文明在此交汇；从古至今，文化交流从未停止。多姿多彩的文化让汤因比、季羡林这样的中外学术大师心向往之。
新疆是让人感到困惑的地方。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新疆各族人民的辛勤努力和全国人民的积极支援下，新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库尔班大叔骑着毛驴上北京的故事生动地反映了翻身的新疆农民对党、对国家、对领袖的爱戴之情。可是，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新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不像建国初期那么融洽了，2009年7月5日，更是在乌鲁木齐爆发了众多无辜民众被杀害的严重暴力犯罪事件。新疆打击“三股势力”、维护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这是客观形势的要求，是中国的内政，却招致一些外部势力说三道四。近来，新疆的社会安宁、和谐的社会生活又被别有用心的西方社会恶意抹黑、热炒。
新疆社会发展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什么？怎么能更好地实现新疆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怎么能让新疆各族人民亲密无间地交往交流交融？这些问题，官员、学者和普通民众都在思考。新疆作家鞠利用讲故事的方式道出了自己的思考。
鞠利生在南疆，他以新疆为写作对象，以表现新疆美好现实生活为使命，被誉称为“南疆歌者”。最近七年，他连续出版了包括《同心兄弟》《援疆兄弟》《在新疆长大》《我和胡杨的约定》《驻村兄弟》《有些时光》在内的6部长篇小说和2部电视剧本，平均一年一部。2021年1月，他的长篇小说《序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序曲》把男主人公都大转安排在1978年出生。这一年，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伟大复兴的转折点，称得上是伟大转折。透过都大转之口，小说讲述了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一个人，一个人的爱和一个人的成长的故事，特别是都大转与一位维吾尔姑娘沉重的恋爱故事。反映了新疆、特别是南疆深刻的社会变化，折射出新疆人精神世界的困惑和成长，再现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下一个真实的美好的新疆，表现出新疆人独特乐观风趣、幽默豁达的交流方式和永不低头、拼搏向上的顽强精神，是一部以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真实感人的现实主义作品。
一、都大转的故事
小说的主体是都大转讲他自己的故事。先是借都大转之口，讲了他爸爸的故事，包括他爸爸如何与一位回族姑娘恋爱、结婚的，然后讲述了他自己的故事，特别是他的几段恋爱故事，及其他以后的成长经历。
都大转的爸爸叫都笑魁，由于家里穷，吃不饱饭，随亲戚到了南疆塔里木县，在都是维吾尔族兄弟的一个村庄住下了。因为都笑魁初中毕业，有文化，所以入了党，当了小队长。
对都笑魁的这一段经历，着墨不多，但具有典型性。新疆是多民族聚居区，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一批批人支援和建设边疆来到新疆，这些人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他们的到来，有力地促进了新疆的建设和发展。
三十多岁的都笑魁爱上了回族孤儿马翠花，马翠花也喜欢都笑魁，但是马翠花的老师古丽却出来阻挠，理由是：“我们和他们不一样，说不一样的话，吃不一样的饭，有着不一样的信仰，你们不能在一个屋檐下，上苍会生气的”。马翠花受到压力，感到绝望。大队长玉山江支持这门亲事，他鼓励都笑魁：“喜鹊一样漂亮的姑娘，抱回家当老婆吧”，要他“把那个傻丫头抢回家”。他听到古丽说“都笑魁和马翠花不是一样的人，信仰都不一样，吃不到一个锅里”，生气地批评道，“五湖四海一家人，一个革命目标的一路人，你念歪经呢，回头开批判会批斗你”，古丽被吓住了。在玉山江的热心张罗下，都笑魁把马翠花娶进了家门。这就是这块土地的独特之处，有时候，宗教观念和风俗习惯相伴而行，落后和进步此消彼长。
都笑魁的上述经历是新中国成立后、新疆各民族亲密无间的友好关系的具体体现。解放前的新疆，巴依老爷拥有许多特权，广大农奴饱受剥削压迫，社会落后，。1952年，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在南疆13个乡村进行了为时八个多月的调查，结果发现，少数地主拥有大量土地、以各种形式剥削贫苦农民的情况非常严重（《南疆农村调查》，民族出版社，2009年）。随后进行的土地改革让各族穷苦农民拥有了自己的土地，不再受剥削压迫，他们感受到了社会进步带来的好处。
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新疆的民族团结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早在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主席就明确指出：“解决新疆问题的关键是我党和维吾尔族的紧密合作”（毛泽东：“解决新疆问题的关键是我党和维吾尔族的紧密合作”，1949）。解放军进疆后，自己种地养活自己，朱德还特意给王震写信，叮嘱“不与人民争土地”（朱德：“关于新疆发展生产问题给王震的信”，1949）。不仅如此，党和政府“鼓励民族间的互让互助”，“力求促进少数民族区的卫生事业、教育事业和经济事业”（周恩来：“认真实行党的民族政策”。1950，；在思想作风上也有要求：“一切简单急躁、强迫命令、包办代替、单纯任务观点等错误的思想作风，都是要不得的”（“中共中央对新疆开展减租反霸运动的指示”，1951）。
在这一时期，新疆的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形成了互让互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亲密无间的关系。
到了都大转生活的年代，情况变了。都大转和玉山江的女儿莱丽是同一天出生的。事先，玉山江说，如果生的是一儿一女，长大了就让他们结婚，都笑魁怀疑地问：“我的是汉族，你的是维吾尔族，成一家？不怕有人反对？不怕邻居笑”。玉山江撇着嘴，点着都笑魁的额头，“落后得很”，“我们是一家人，维吾尔人和汉族人是一家人，一家人就要过一家的日子”。这时的玉山江不担心孩子间的交往被别人笑话。两家既是朋友，又是邻居，两家孩子自然地相互喜欢上了。
过了几年，玉山江要到县里当乡镇企业局局长了。吃告别饭时，都笑魁提到指腹为婚这件事，玉山江躲闪了，称他们为兄妹。但对孩子之间的交往却开始有顾虑了。吃饭时，玉山江真诚地提出，要帮助都笑魁办企业，可见，玉山江还是珍惜两家的情谊的。都大转和莱丽在这时候还是亲密无间，天天手牵手上学。
都大转和莱丽在一个班级上了一年学后，学校重新整合了，由民汉合校改为民汉分校，两个孩子不得不分开了。
民汉混校有利于各民族学生的交往，国家通用语言的学习有利于少数民族同胞未来的发展，有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可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新疆社会发生了向相反方向的变化，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刻意以差异化拉开了彼此的心理距离。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出现上述现象与政策的失误有关。文革结束后，平反了众多冤假错案，纠正了以往的极左错误。一些分裂分子借机兴风作浪。比如，曾参与分裂活动的阿不力克木·买合苏木于1977年被释放后，竟然堂而皇之地创办了经文学校，其门下的“八百弟子”把他的分裂思想散布到全疆各地。玉山江在孩子亲事上的犹豫与社会大环境的变化有关。
又过了些年，总设计师南方谈话后，人们都想办法脱贫致富，都笑魁也辞了小队长，开了家酒厂，生意很红火。玉山江黑着脸找上门来，对都大转说，“别再打我女儿的主意了......我们不一样，吃的、喝的、唱的、想的都不一样”，这话多熟悉啊，当年玉山江不是批评过说这种话的古丽吗？从当时定娃娃亲到后来的躲闪，再到现在直截了当的反对，他已经不是当年的玉山江了。
后来，玉山江又来吃饭，临走时却说：“我在你家吃饭，出去别乱说呀”，他已经扛不住外在压力了。都大转母亲的一句牢骚话道出了当事人的感觉：“怎么好好的一顿饭都吃变味了？” 变了的还不止这些。做企业的都笑魁开始给管企业的玉山江送礼了，老朋友的交往方式也变了。
社会心态的悄悄变化，小说以不着痕迹的人物形象白描徐徐展现，这是小说以艺术表现多彩社会变迁画卷的成功之处，水深无声。
人是社会性的存在。社会环境好了，像古丽那样的人也不得不有所收敛，社会环境恶劣，像玉山江这样明白事理的人也不得不屈服于外部压力，也会生出私心。
通过上面的故事的讲述，作者试图找回曾经丢弃的当年那种质朴的情感和不同民族血脉交融的认同感，重塑灵魂家园。顺着作者娓娓道来的故事，读者在不知不觉中走进了四十多年前的新疆，感受到新疆悄然发生的变化，也更容易理解为什么要打击三股势力、推进去极端化、促进民族团结，更深刻理解做好新疆工作，要“多谋长远之策，多行固本之举”的深刻涵义。
都大转追着莱丽上了新疆大学，可是在大学校园的莱丽，经常由一个维吾尔族男生陪着。后来，这个当了乡长的男生告诉大转，他当时并没和莱丽谈恋爱，只是要保护莱丽，也是保护大转。因为当时社会环境不利于他们那样交往，他们那么做有“危险”。乡长告诉大转，莱丽是喜欢他的。她在德国嫁了一个高高大大的、帅气的汉族人，乡长说，这个人和大转一个模样。莱丽对都大转的爱恋竟然只能以在异国他乡嫁给和都大转一个模样的人变相实现，可见不良的社会氛围对人的压抑有多厉害。
带着心里的伤痛和对故乡的失望，都大转去美国留学。在美国，都大转感受到了美国的强权，领会到美国对不同文明间冲突起到的坏作用，尝到了白人至上的滋味，体验了美国灯红酒绿的生活，终于意识到，这不是自己久居之地，回了国；回国后的都大转去俄罗斯做生意，当地海关官员和警察的腐败和客户的欺骗，让大转感到“来到了一个野蛮而不知羞耻的地方”，历经波折，苦苦寻觅，都大转终于明白只有回家“一心一意和祖国同行”才能找到他追梦的地方。
回国后的经历也不是一帆风顺的。都大转当过教师，在机关工作过，后来驻村扶贫，在帮助农民脱贫中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这是新疆社会稳定向好的时期，也是都大转与时代同行，精神涅槃的转变，他不再躲避什么，而是要投身于建设家乡的时代大潮，投身于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使命之中，“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二、“我们和他们不一样”
长篇小说《序曲》用了不小的篇幅讲了都大转的恋爱故事，透过书中讲述的故事，读者能更清楚地了解“我们和他们不一样”这种想法是如何形成的，它又是如何破坏新疆各民族团结的。
新疆位处祖国的西北边疆，是文明的十字路口，分裂与反分裂斗争由来已久。在清代，虽然实现了故土新归，但是，清王朝禁止内地人进入天山南部的维吾尔社会，甚至对内地商人前往贸易也实行审批制度。在民国时代，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等地方实权派在新疆实行封建割据式统治，这些历史，都与滋生“我们和他们不一样”的意识有关。
19世纪60年代，来自中亚地区浩罕汗国的阿古柏伯克打着伊斯兰教的旗号入侵新疆，英俄两大帝国主义势力借机渗透，都想把新疆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外部势力的干预，也是导致“我们和他们不一样”这种意识的重要。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是各民族民众通过交往交流交融从不一样走向一样、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中华文明从黄河流域兴起，将四周的地方文化吸纳于内，并不断向外推展。许倬云形象地指出，“中国五六千年的内外变化，犹如各种不同的豆类被倒在一个锅内，不断地搅和成腊八粥，假如把它们磨成浆，则出现的将是混合的豆浆”。多民族民众所以能实现这样的融合，是因为当时人们是以文化而不是血缘区分彼此，认同中国文化的就是中国人。周边民族认同华夏文明比他们自身原有文化更卓越，愿意也能够从周边走向中心。
各地区各民族民众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形成了费孝通所说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形成了中华民族血脉相连的大家庭，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民众都受益于此，包括新疆。
“我们和他们不一样”这种意识的滋生、蔓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宗教极端思想向新疆渗透的结果。冷战时期，在美苏两极格局支配下，民族和宗教问题被掩盖了。冷战结束后，民族、宗教问题再度浮现。美国学者亨廷顿就断言，21世纪是文明冲突的世纪，并认为，文明的冲突主要体现在伊斯兰文明、基督教文明和儒家文明三者之间。在一定意义上讲，亨廷顿强调文明间的冲突的理论助长了文明的冲突，使它成了自我实现的预言。
伊斯兰极端思想与伊斯兰世界现代化转型历程有关。由于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严重的腐败和贫富悬殊等社会问题，比如伊朗，有人便因此怀疑和否定世俗化、现代化，提出回归传统伊斯兰教义，甚至不惜采取极端行动，制造暴力恐怖事件。这种宗教极端思想后来传入我国，特别是在新疆。通过宣扬宗教极端，突出“我们和他们不一样”，成了民族分裂分子的惯用手法。
谁在极力宣扬“我们和他们不一样”？是那些有野心的人。东欧剧变后，加拿大学者叶礼庭曾到前南斯拉夫地区实地走访，他发现，当地军阀利用国家解体形成的权力真空，极力宣扬民族间的不同与仇恨，借此满足自己的野心，追求自己的利益。有野心的精英蒙骗、挑动民众，企图借分裂活动实现自己更大的利益，这是导致民族间不和的重要原因。所以，消除“我们与他们不一样”的思想，不仅要打击“来自内部的敌人”，还要在广大民众中消除这种错误思想的不良影响，这需要做长期细致的思想工作，要发挥先进文化的引领作用，实现文化润疆。其中，包括小说在内的文艺作品的创作在文化润疆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小说《序曲》巧妙地通过两代人的恋爱故事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主题，不仅讲述了社会变化的来龙去脉，而且在如何改变上给人以启发。比如：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教育，让各民族间能顺畅地交流；鼓励民族间的深度交流交往交融，消除心理认同的社会障碍；玉山江这个人物的刻画给人启示：有威望的少数民族干部在促进民族团结中能发挥特别大的作用，所以要抓住关键少数；古丽对都笑魁妻子的影响表明，要重视提高老师和家长的思想觉悟、认识水平......
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是心中的爱。这爱包括像都大转和莱丽之间的男女之爱、包括玉山江和都笑魁两家之间的“像石榴籽一样抱在一起”的各民族兄弟姐妹的团结友爱、还包括都大转经历人生百转千折之后升华出的对祖国之爱、以及建立在命运与共基础上的对世界各国人民、不同文明理解、尊重、包容、尊重、互鉴的博大的爱。
宗教极端搞乱了人们的思想、破坏了民族团结，对它的回击，光靠物质的力量是不够的，还要有锐利的思想武器。美国心理学家大卫·艾尔金斯在《超越宗教-在传统宗教之外构建个人精神生活》一书中指出，在鬼斧神工的自然景观中、在两情相悦的男女情爱中、在美轮美奂的文艺作品中、在温馨和谐社会环境中、在屡受磨难的个人经历中，人们都可以走向通往神圣之路。要用思想领域的良币驱逐劣币。
这部小说也留下了几点遗憾。作为一部反映新疆重大社会变化的长篇小说，首先，《序曲》没涉及对新疆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暴力恐怖事件。其次，宗教极端主义在新疆一度盛行，比如故意扩大清真范围、婚姻不笑、葬礼不哭、妇女穿“吉里巴甫”、损坏政府发放的身份证、结婚证等，严重地破坏了民族团结，小说也没有类似的情节。第三，对都大转这一人物的塑造背景介绍不够丰满，特别是他的思想发展历程。跨民族恋爱失败会增强他维护民族团结的意识，在美国和俄国的经历会增强他的爱国情怀和为祖国奉献的责任心，可是，新疆的极端势力的影响和暴恐活动肯定也会对他思想产生强烈冲击，促他成长。小说在这方面的篇幅不多，对他在驻村期间的感悟及其影响叙述也较少，这也许是作者是为了追求小说的可读性和文学的唯美，但这就削减了写实的表现力度，否则，小说会给人带来更强的震憾。作者著有另一部专门以驻村干部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驻村兄弟》，可以弥补这方面的缺憾。
三、追求理想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
《序曲》在理想主义光照下的现实主义作品。在中国革命中，现实主义文学曾起过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包括柳青的《创业史》在内的优秀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反映了波澜壮阔的社会变化，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然而，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也存在严重的简单化、概念化、脸谱化，损害了文学作品自身魅力。改革开放后，众多文学创作流派风起云涌、各领风骚，现实主义创作似乎不那么吃香了。
然而，人们对现实主义文学的需求是强烈的。上世纪八十年代，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引起强烈的轰动效应，就证明了这一点。“现实主义”文学所以受冷遇，是因为“许多标榜‘现实主义’的文学，实际上对现实生活作了根本性的歪曲”（路遥语），是因为现实主义文学还不成熟。
成熟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首先要真实，真实才能感人。这要求创作者有足够的生活阅历。在当下，以知识分子和都市生活为主题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比较兴盛，写边疆、写农村的在质和量都差很多，有哪些作家能长时间在基层、在农村、在边疆体验生活呢？没有这样的体验，怎么能把写作对象的生活、想法和经历吃透呢？
鞠利在新疆出生、学习、工作、生活了几十年，担任过南疆县级领导、地委领导、也曾在全疆访惠聚领导小组工作过，去过100多个驻村点采访驻村干部，所以能得心应手地展现新疆最真实的民族融合的生存状态、社会风情。全身心融入了写作对象的世界，写起来便得心应手，正如他所说的：“你的眼界就是你的世界，你的生活就是你的艺术，你的记忆就是你的生命！”。
追求真实，要在人物塑造上下功夫。《序曲》重点塑造了两个人物，一个是玉山江，一个是都大转。对玉山江的塑造主要是通过语言。《序曲》中的语言没有大话空话套话，没有说教味道，自然流畅，简洁生动。大量人物对话使浓郁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玉山江是维吾尔族，讲汉语难免发音不准，他把都笑魁说成都说亏，把马翠花说成马水花，把媒人说成红人，都笑魁这三个字不好理解，也就不好记，都说亏就好懂多了，人们在记英文单词时有时不也标上谐音汉字吗？错得合情合理。玉山江说话直来直去，完全没有文绉绉的味道，符合农村基层干部的特点。在鼓励都笑魁追求马翠花时，他说“都说亏，马水花天上百灵一样的姑娘，落在谁家的枝头幸福就水一样来了，你还不喜欢吗？脑子有毛病还是男人的家伙不行？！”
在塑造都大转这个人物时，作者巧妙地插入许多歌词，用歌词推动都大转这个人物的成长。都大转喜欢音乐。从小放羊时，“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歌声唤起了都大转对身边世界美的感受；在大学，追求莱丽而不得，“今天里，寒夜里看雪飘过”，路边小店喇叭里飘出的BEYOND乐队的演奏，击打在他沉重的心门，让都大转迷上了摇滚；经历了风风雨雨，都大转结婚了，他一度工作失意，陷于做饭带娃的家务中，找不到目标，“男人站直别趴下，有泪不经意地擦”，“鸿雁向苍天 天空有多遥远 酒喝干再斟满 今夜不醉不还”，迷茫与不甘，随着歌声飘出。后来，都大转到南疆驻村，身上陡然增加了豪气，“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在为基层民众服务中，都大转找到并实现了自己的价值。
新疆是歌舞之乡。少数民族能歌善舞的传统、壮美山川的滋养、中外交通要道的便利，让新疆的音乐在中国音乐中占有重要位置。唢呐、二胡等民族乐器就都是经由西域传入中国的。一提到新疆，人们耳边就会回响起动人的音乐。小说中的文字没有声响，但借助插入的歌词，能让静止的文字动起来，响起来，增添了音乐感，画面感，丰富了小说的情节，又让故事多了新疆味。
比比皆是的比喻也增加了小说的真实、生动感。比喻是常见的修饰方式。比喻能使语言更加生动、形象、直观，并折射出不同的文化背景、生活习俗、思维方式等。维吾尔同胞说话惯用精妙的比喻，动物、植物、食物等都拿来作比。小说中的比喻大多出自玉山江之口。比如：“小羊羔子沙漠狼喜欢，漂亮丫头子男子汉喜欢”，“都说亏，羊娃子找母羊吃奶呢，姑娘马水花想着你呢”，“沙漠狼逮兔子动作要快，快快地喜酒让我喝一哈撒”，“你和都说亏把心好好拿出来，石榴一样一起过红红的日子”。都笑魁说话也染上这一特点：“牛不喝水，还撬嘴？门不开，还硬闯？孩子觉得上学难受，说明他有自己的活法”。
追求真实，就要能超越自我局限，对社会有更全面的了解和描述。新疆是多民族混居的地方，维吾尔族同胞有上千万。维吾尔同胞不仅乐观、幽默，也不乏人生智者。《序曲》的自序中，转述了一位临终维吾尔老人对晚辈说的话，“我们是能找到生存方法的动物，所以人类主宰世界，我们从睁开眼看到大阳升起，到闭上眼回到万古黑暗，我们像动物一样一点不多一分皮毛，也一点不多一块筋骨，一切外在的东西对生命都是多余的”，“一个人就是一滴水，只有找到源头，并与之连接，人类的生命才会生生不息、具有永恒的价值。人是行走的、精神的动物，其背后的意义是爱，无私而无我的爱。”这种超越外在的东西、追求无私而无我的爱，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坚强基础，它同样存在于维吾尔同胞中。
追求真实，就不能回避生活的复杂、甚至荒诞。都大转追求莱丽不得，后来喜欢上了李小雪，后者甚至怀上了他的孩子。后来，已经成为知名播音主持人的李小雪嫁给了包工头刘大海，刘大海对李小雪施家暴、找小三。都大转气不过，到工地和刘大海打起来。正好有人看刘大海不顺眼，要告他，又赶上反腐，结果，刘大海被抓了。李小雪气愤地指责都大转，“你搞得我身败名裂，家破人亡”，“我只要一个老公和一个家”，你做的事并没实现想要的结果，这让人想起电影《秋菊打官司》。后来，都大转也受刘大海牵连，被双规了，这期间，母亲去世，出来后，世人以异样眼神观之。生活充满了意外，看似偶然，却也必然。
小说中对刘大海的塑造也不是简单地用非白即黑的手法。服刑中的刘大海对都大转讲了这样一番话：“我不能改变这个社会， 我只有适应它，谁愿意花自己的血汗钱，低三下四送别人，搞腐败？我不那样整，一个工程拿不上。社会烂了，我有错，谁来为社会忏悔？虽然我进来了，但我看到了希望，看到了老百姓的希望，看到了国家的希望。我是一个牺牲者，社会进步的牺牲者。你要做个好官，心里有公平正义呀。我认罪，值！”这说明，刘大海也没完全失去良知。这些看似普通的情节里，展现的是党的十八大以后新疆社会的变迁，让人物命运和时代紧紧相连。
追求真实，就不能回避社会上的冲突和矛盾，现实生活中人们经历的无奈和不幸。大概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中国的文艺创作，大多以皆大欢喜结尾。这样的创作范式虽能让底层民众对生活多些期盼，对抚慰心灵和维持社会道德规模范有好处，但是，它并非对现实社会的真实再现，不利于人们正确地认识、勇敢地面对现实中的并非十全十美的社会。“七·五”事件严重地破坏了新疆各民族的团结，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这样一个重大题材，需要有人书写，但不容易，艺术创作上有难度，为时代发声上要有高度，更需要直面生活的勇气。鞠利能知难而进，拿捏有度，他的作品，既有时代的气息，又不失正义的呼唤和价值的取舍。
鞠利在创作中对真实的追求，有时近于冷酷。比如在他在《序曲》快结尾时，让李小雪死了。在他的另一部小说《在新疆长大》的结尾处，也有一名不得志的老师被倒塌的高墙砸死。生活中总有人会遇到倒楣事，有的甚至事关生死。小说用这种方式暗含着告别一个旧时代迎接一个新时代的文学寓意，残酷而真实。
鞠利对真实的追求并没流于偏狭、表面。作为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者，在涉及重大社会题材的创作时，要有社会责任，要对社会矛盾、冲突的普遍性有全面、深刻的理解，对所描述的历史或社会事件有宏观把握和哲学反思，这样才不会陷于对个别的伤痕、痛苦与挫折的咀嚼不能自拔，不会热衷于揭露、批判、哀怨，才会给读者传递温暖、力量和希望，使读者在更高层面、更广视野审视和理解当下发生的事。
鞠利的现实主义写作是在理想主义、乐观主义精神引领、光照下进行的。他认为，“文学的力量在于给一个民族生存感、认同感和成就感，在于给每一个读者希望、美好和光明”，他要讴歌这个辉煌的时代，讴歌这个时代的光明面，讴歌共产党人真心为老百姓奉献的牺牲精神和家国情怀，希望自己的创作“能够支撑起这个伟大的新时代的精神追求”。叙写时代的崇高，描绘一个时代的向上的精神世界和真实的人间生活，这是鞠利理想主义光照下的现实主义创作追求的目标。
只有真实、深刻不能算是优秀的文学作品，还要有好的故事。要设计一个能吸引人、能容纳众多蔓生情节的故事框架。《序曲》在这方面也很成功。小说一开始就设置了一个悬念，两小无猜的都大转和莱丽能不能如愿以偿地走到一起，在这种环境成长起来的都大转后来命运如何。玉山江后来的态度会发生什么变化，他和都笑魁一家的友情会延续下去吗？
小说的主线索是都大转自我叙述的故事，同时在故事的开头、结尾和中间插入转述者革禾与其女儿的对话，旁白式的对话拓宽了表达的空间。作者虽以都大转与莱丽的恋爱故事为主轴，同时也讲述了都大转与于小禾、李小雪的恋爱故事，既以南疆为故事的主要发生地，也顺着主人公在北京上中学、在美国留学和在俄罗斯经商的脚步，编织出一个立体庞大的叙述时空，把读者带到域外，通过讲那里发生的故事，丰富小说的主题。时代节奏太快，震撼心灵；时空变化不断，目不暇接；思考深远，情感赤诚。阅读的愉悦，能引起不同年龄段读者情感的共鸣。
文似看山不喜平。《序曲》的叙事一波三折。都笑魁生意做得好好的，可是他的兄弟却偏要帮他做大事，失手亏本后一去不回，若干年回来后却把钱还上了，原来他到美国打工挣钱还了债。在美国求学后的都大转心高气盛，在尝到经商的好处后要扩大规模，结果也被骗了。这种写法，既增强了故事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可信度，也丰富了小说的内涵。
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主要是反映作者对现实社会旁观式观察和思考，鞠利在创作《序曲》中，却有意识地刀刃向内，把自己摆进去了。为此，他特意以革禾（可以看作是作者本人的直接出场）与女儿的对话作为小说的楔子，并在小说的中间和结尾中几次插入父女的对话。在楔子中，女儿针对父亲关于命运的大道理，反驳道：“所有的命运都和一个时代相连着，命运是一个人在时代里对自己的选择”，作者用这句话警示自己：任何思想都可能受时代局限，自己的作品和思想也不例外。创作是要花时间、精力的。既忙于工作，又醉心于创作，会不会影响家庭？在小说的结尾处，作者借父女对话：表达出歉疚之情。他自我反省道：情感在现实和虚拟的世界里穿梭，却几乎忘却了家人，忽视了他们的存在。
作者所以执着于创作，是因为他把创作当作生命的意义来追求 ，他讲到写作给他本人带来的神奇变化：“每写一部书，我的人生境界就上了一个台阶，与人打交道我也变得越来越豁达，越来越照顾别人的感受，身上利他的东西多了，动物性本能的东西少了。我觉得艺术催生了我新的精神层次，让我成为一个高尚的人，具备了一种洞若观火的超然，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他要通过写作，追求生命的永恒价值，要“高贵地走在灵魂独行的路上”。因为这种有意识的追求，所以，写作成了他的自我救赎。
鞠利描写新疆故事的几部长篇小说，是了解和谐、团结、稳定和进步的新疆的窗口，它填补了新疆当代文学重大题材的空白。作为有较强感染力的作品，鞠利的小说有助于人们了解真实的新疆，有助于反击西方恶意污蔑、造谣和中伤美好；形象大于思想，读鞠利的小说，也能启发人们全方位地深刻思考新疆问题，寻找破解社会难题的解决方案。
小说名为《序曲》，这一书名意味深长。了解了新疆的昨天可以更好地理解今天，昨天是今天的序曲；今天的努力在造就美好的明天，今天是明天的序曲；作者鞠利紧随时代前进的步伐，记录下时代之变，自我之思，并在写作中不断升华自己，他的每一部作品也是下一部的序曲。
上世纪六十年代，新疆作家周非创作了长篇小说《多浪河边》，生动地再现了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南疆巨变，六十年后，“南疆歌者”鞠利再续新篇，并在小说的可读性、情节的合理性和当地语言的使用上，都有新的突破。可喜可贺。感谢作者创作出《序曲》这样的佳作。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作品，作家鞠利在有意识地向这个方向努力。新疆多彩的文化、丰富的历史、火热的现实生活，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不绝的源头活水，正如鞠利所言：“新疆是文学的高地”。期待不久的将来，作家们能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新疆题材的力作，不负这个时代。
作者：钱镇 来源：光明日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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